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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曰：忠臣去國，不洁其名。大丈夫以身許國，不能行其志，乃至一敗涂地，漂流他鄉，則惟當緘口結舌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，嬉笑之，唾罵之，斯亦已矣；而猶复曉曉焉欲以自白，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？雖然，事有關于君父之生命，關于全國之國論者，是固不可以默默也。
論者曰：中國之當改革，不待言矣，然此次之改革，得無操之過蹙，失于急激，以自貽磋跌之憂乎？辨曰：中國之當改革，三十年于茲矣，然而不見改革之效，而徒增其弊者何也？凡改革之事，必除舊与布新，兩者之用力相等，然后可有效也。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，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，悉移而納于新政之中，而新政反增其害矣。如病者然，其積痞方橫塞于胸腹之間，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，以去其積塊，一面進以溫補之劑，以培其元气，庶几能奏功也。若不攻其病，而日餌之以參苓，則參苓即可為增病之媒，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。我中國自同治后，所謂變法者，若練兵也，開礦也，通商也，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，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，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。夫以練兵論之，將帥不由學校而出，能知兵乎？選兵無度，任意招募，半屬流丐，体之贏壯所不知，識字与否所不計，能用命乎？將俸极薄，兵餉极微，武階极賤，士人以從軍為恥，而無賴者乃承其乏，能洁已效死乎？圖學不興，阨塞不知，能制胜乎？船械不能自制，仰息他人，能如志乎？海軍不游弋他國，將帥不習風濤，一旦臨敵，能有功乎？警察不設，戶籍無稽，所練之兵，日有逃亡，能為用乎？如是，則練兵如不練。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，則授權于洋人，國家歲費巨帑，為他人養兵以自噬；
其用土將者，則如董福祥之類，藉眾鬧事，損辱國体，動招邊釁，否則騷扰閭閻而已，不能防國，但能累民；又購船置械于外國，則官商之經手者，藉以中飽自肥，費重金而得窳物，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。以開礦論之，礦務學堂不興，礦師乏絕，重金延聘西人，尚不可信，能盡地利乎？机器不備，化分不精，能無棄材乎？道路不通，從礦地運至海口，其運費視原价或至數倍，能有利乎？如是則開礦如不開。且也西人承攬，各國要挾，地利盡失，畀之他人；否則奸商胡鬧，貪官串弊，各省礦局，只為候補人員領干脩之用，徒糜國帑，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。以通商論之，計學不講，罕明商政之理，能保富乎？工藝不興，制造不講，土貨銷場，寥寥無几，能爭利乎？道路梗塞，運費笨重，能廣銷乎？厘卡滿地，抑勒逗留，朘膏削脂，有如虎狼，能勸商乎？領事不察外國商務，國家不護僑寓商民，能自立乎？如是則通商如不通。且也外品日輸入，內幣日輸出，池枯魚竭，民無□類，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。以交涉論之，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，日坐堂皇，并外國之名且不知，無論國際，并己國條約且未寓目，無論公法，各國公使領事等官，皆由奔競而得，一無學識，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，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，何取于此輩之坐食乎？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。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，或狎邪無賴，或鄙吝無恥，自執賤業，污穢難堪，貽笑外人，損辱國体，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已商，且從而陵壓之，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。以教育論之，但教方言以供翻譯，不授政治之科，不修學藝之術，能養人材乎？科舉不變，榮途不出士夫之家，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，能得高材乎？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。且也學堂之中，不事德育，不講愛國，故堂中生徒，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，不复知有本國，賢者則為洋庸以求衣食，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，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。
凡此之類，隨舉數端，其有弊無效，固已如是。自余各端，亦莫不如是。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，所謂溫和主義者，其成效固已可睹矣。夫此諸事者，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、文祥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張之洞之徒，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，然其效乃若此。然則，不變其本，不易其俗，不定其規模，不籌其全局，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，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、張之洞之才之識，又假以十年無事，听之使若李鴻章、張之洞之所為，則于中國之弱之亡，能稍有救乎？吾知其必不能也。何也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，其質甚繁，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雜，枝節之中有根干焉，根干之中又有總根干焉，互為原因，互為結果。故言變法者，將欲變甲，必先變乙；及其變乙，又當先變丙，如是相引，以至無窮，而要非全体并舉，合力齊作，則必不能有功，而徒增其弊。譬之有千歲老屋，瓦墁毀坏，榱棟崩折，將就傾圮，而室中之人，乃或酣嬉鼾臥，漠然無所聞見；或則補苴罅漏，彌縫蟻穴，以冀支持：斯二者，用心雖不同，要之風雨一至，則屋必傾，而人必同歸死亡，一也。夫酣嬉鼾臥者，則滿洲党人是也；補苴彌縫者，則李鴻章、張之洞之流是也。諺所謂室漏而補之，愈補則愈漏；衣敝而結之，愈結則愈破，其勢固非別构新廈，別紉新制，烏乎可哉？若知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，宜莫如李、張矣，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，所設之水師學堂、醫學堂乎？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、自強學堂、鐵政局、自強軍乎？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，張以十五年之所變者若此，然則再假以十五年，使如李、張者出其溫和手段，以從容布置，到光緒四十年，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。一旦有事，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，望風而潰，于國之亡，能稍有救乎？既不能救亡，則与不改革何以异乎？夫以李、張之才如彼，李、張之望如彼，李、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，李、張之遇無事之時，從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，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。況于中朝守舊，庸耄盈延，以資格任大官，以賄賂得美差，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、張之之者？而外患之迫，月异而歲不同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從容歲月者？然則，舍束手待亡之外，無他計也，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，何以待之。抑世之所謂急激者，豈不以疑懼交乘，怨謗云起，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？語曰：“非常之原，黎民懼焉。”又曰：“凡民可以樂成，難以慮始。”從古已然，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土之民，智識未開，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，其見改革而惊訝，固所當然也。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，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，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，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，而所欲改革之事，其重大又過于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？
夫不除弊則不能布新，前既言之矣，而除舊弊之一事，最易犯眾忌而触眾怒，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，每不肯為之。今且勿論他事，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，李鴻章、張之洞何嘗不知之，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。張之洞且常与余言，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，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，蓋恐触數百翰林、數千進士、數万舉人、數十万秀才、數百万童生之怒，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。今夫所謂愛國之士，苟其事有利于國者，則雖敗己之身、裂己之名，猶當為之。今既自謂愛國矣，又复愛身焉，又复愛名焉，及至三者不可得兼，則舍國而愛身名；至二者不可得兼，又將舍名而愛身；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，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！吉田松陰曰：“觀望持重，號稱正義者，比比皆然，最為最大下策，何如輕快捷速，打破局面，然后徐占地布石之為愈乎？”嗚呼！世之所謂溫和者，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。即以日本論之，幕末藩士，何一非急激之徒，松陰、南洲，尤急激之巨魁也。試問非有此急激者，而日本能維新乎？當積弊疲玩之既久，不有雷霆万鈞霹靂手段，何能喚起而振救之。日本且然，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，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，而外患內憂之亟，視日本尤劇百倍乎！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，猶欲以維新之業，望之于井伊、安藤諸閣老也。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：“守舊不可，必當變法；緩變不可，必當速變；小變不可，必當全變。”
又曰：“變事而不變法，變法而不變人，則与不變同耳。”故先生所條陳章奏，統籌全局者，凡六七上，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，開制度局以定規模，設十二局以治新政，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；其他如遷都、興學、更稅法、裁厘金、改律例、重俸祿、遣游歷、派游學、設警察、練鄉兵、選將帥、設參謀部、大營海軍、經營西藏，新疆等事，皆主齊力并舉，不能支支節節而為之。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，徒以無權不能遽行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机總署會議，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，蓋以見制西后，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。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，屢經詔責而不恤；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，一切請命而不行。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，百分末得其一焉。使不然者，則此三月之中，舊弊當已盡革，新政當已盡行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，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，律例當已改，巨餉當已籌，警察當已設，民兵當已練，南部當已遷都，參謀部當已立，端緒略舉，而天下肅然向風矣。今以無權之故，一切所行，非其本意，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，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，何其相反乎！嗟乎！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，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。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，當其初被征入都，語以皇上無權之事，猶不深信。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，設顧問官，命譚查歷朝圣訓之成案，將据以請于西后。至是譚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，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，未足以滿皇上之愿也。譚嗣同且如此，況于其他哉！夫以皇上与康先生處至難之境，而苦衷不為天下所共諒，庸何傷焉。而特恐此后我國民不審大局，徒論成敗，而曰是急激之咎也，是急激之鑒也，因相率以為戒，相率于一事不辦，束手待亡，而自以為溫和焉。其上者則相率于補漏室，結鶉衣，枝枝節節，畏首畏尾，而自以為溫和焉。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，而我四万万同胞之為奴隸，終莫可救矣。是乃所大憂也，故不可以不辯也。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29年逝世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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