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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舉國上下，蹙蹙然患貧。叩其所以求貧者，則皆曰振興實業。夫今日中國之不可以不振興實業，固也。然全國人心營目注囂囂然言振興實業者，亦既有年矣。上之則政府設立農工商部，設立勸業道，紛紛派員奔走各國考查實業，日不暇給，乃至懸重爵崇銜，以獎厲創辦實業之人，即所派游學及學生試驗，亦無不特重實業，其所以鼓舞而助長之者，可謂至极。下之則舉辦勸業會、共進會，各城鎮乃至海外僑民悉立商會，各報館亦极力鼓吹，而以抵制外貨挽回利權之目的創立公司者，所在多有，其呈部注冊者，亦不下千家。宜若舉國實業界之气象，必有以昭蘇于前。乃夷考其實，則不惟未興者不能興，而已舉者且盡廢，國家破產之禍，且迫于眉睫。先民有言：“困于心，衡于慮，然后作。”又曰：“知困然后能自強。”夫人于其所欲為之事而不能遂，則必窮思其所以不能遂之故，排其阻力而辟其坦途，其庶有能遂之一日。今我國人前此既瞢然無所覺，及今几經敗績失据，猶复漠然無所動于中。不惟當局施政，不思改轍；既有言論之責者，亦未聞探本窮源以正告國人而共謀挽救，吾實痛之，乃述所怀以為此文。所宜陳者万端，此不過其一二耳。
我國自昔非無實業也。士農工商，國之石民，數千年來，既有之矣。然則易為于今日而始昌言實業？得毋以我國固有之實業，不足与外國競，今殆堙塞以盡，情見勢絀，不得不思所以振其敝也。是故今國中人士所奔走呼號以言振興實業者，質而言之，則振興新式之企業而已。（企業二字，乃生計學上一術語，譯德文之Unternehmung，法文之Entreprise。英人雖最長于企業，然學問上此觀念不甚明了，故無确當之語。）新式企業，所以异于舊式者不一端，舉其最顯著者，則規模大小之懸殊是也。舊式企業，率以一人或一家族經營之，或雇用少數人而已；新式企業，則所用人少者以百數，至多乃至數十万也。舊式企業，資本雖至觳薄，猶有辦法；新式企業，則資本恒自數万以迄數千万也。夫新式企業所以日趨于大規模者，何也？蓋自机器驟興，工業革命，交通大開，競爭日劇，凡中小企業，勢不能以圖存，故淘汰殆盡，而僅余此大企業之一途也。企業規模既大，則一人之力，勢不能以獨任。故其組織當取机關合議之体，乃能周密，与舊式之專由一二人獨裁者有异。其資本必廣募于公眾，乃能厚集，而与舊式之一人獨任或少數人醵出者有异。
質而言之，則所謂新式企業者，以股份有限公司為其中堅者也。今日欲振興實業，非先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發達不可。
此舉國稍有識者所能見及，無俟余喋喋也。然中國今日之政治現象、社會現象，則与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。
苟非取此不相容者排而去之，則中國實業永無能興之期。請言其理：
第一，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強有力之法治國之下乃能生存，中國則不知法治為何物也。
尋常一私人之營業，皆負無限責任，苟其業有虧衄，則馨其所有財產之全部以償逋負，（我國習慣，則親屬及子孫之財產，且往往波及矣。）故稍知自愛之企業家，恒謹慎將事，鮮有弊竇，即不幸而失敗，則債權者亦不至大受其累。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質則不然。股東除交納股銀外，無复責任；其各職員等亦不過為公司之机關，并非以其身代公司全負債務上之責任。質言之，其在尋常私人營業，則企業人与所企業之合為一体者也；其在股份有限公司，則公司自為一人格，自為一權利義務之主体，而立夫股東与各職員之外者也。惟以公司之財產，處理公司之債務，而外此一無所問。此其為道本甚險，故國家須有嚴重之法律以防閒之。今各國所以監督此种公司者，有法律以規定其內部各种机關，使之互相箝制；有法律以強逼之，使將其業務之狀態，明白宣示于大眾，無得隱匿；有法律以防其資本之抽蝕暗銷，毋使得為債權者之累。其博深切明有如此也。中國近日亦有所謂公司律者矣，其律文鹵莽滅裂毫無价值且勿論，借曰律文盡善，而在今日政治現象之下，法果足以為民保障乎？中國法律，頒布自頒布，違反自違反，上下恬然，不以為怪。西哲有恒言：“國之治亂，亦于其國民安于法律狀態与否判之而已。”中國國民則無一日能安于法律狀態者也。夫有法而不行，則等于無法。今中國者，無法之國也。尋常私人營業，有數千年習慣以維持之，雖無法猶粗足自存。此种新式企業，專恃法律之監督、保障以為性命，紀綱頹紊如中國者，彼在勢固無道以發榮也。
第二，股份有限公司必責任心強固之國民，始能行之而寡弊，中國人則不知有對于公眾之責任者也。
股份公司之辦理成效，所以視私人營業為較難者：私人營業，其贏也則自享其利，其衄也則自蒙其害，故營之者恒忠于厥職。股份公司不然，其職員不過占有公司股份之一小部分耳，而營業贏虧，皆公司所受，其贏也利非我全享，其衄也害非我獨蒙，故為公司謀，恒不如其自為謀之忠，人之情矣。其尤不肖者，則借公司之職務以自營其私。雖在歐美諸國，法律至嚴明，而狡者尚能有術以与法相遁，而況于絕無綱紀之中國乎？此公司職員克盡責任者，所以難其人也。抑糾問職員責任者，實惟股東。而公司之股份，其每股金額恒甚少。為股東者，恒非舉其財產之全部，投諸股份；即多投矣，而未必悉投諸一公司。且股份之為物，隨時可以轉賣。其在東西諸國，購買股份者，其本意大率非在將來收回股本，但冀股价幸漲，則售去以獲利耳。此公司股東之克盡責任者，所以尤不易也。然非有此种責任心，則股份公司之為物，決不能向榮而勿坏。彼英人所以以商戰雄于天下者，以其責任心最強也。而今世各國之教育，所以提倡商業道德者不遺余力，亦以苟不務此，則一切實業將無与立也。中國人心風俗之敗坏，至今日而已极，人人皆先私而后公，其与此种新式企業之性質，實不能相容。故小辦則小敗，大辦則大敗，即至优之業，幸而不敗者，亦終不能以發達。近數十年來，以辦股份公司之故，而耗散國民資本者，其公司蓋不下數千百，其金錢蓋不下數万万，今固無從縷舉。其最顯著者，則有若招商局，有若粵漢、川漢各鐵路，有若大清、交通、公益、信義各銀行，皆其前車也。就股東一方面觀之，以法律狀態不定，不能行确實之監督權，固也；而股東之怠于責任亦太甚，乃至并其所得行之權限而悉放棄之，以致職員作弊益肆無忌憚。阻公司之發達者，則職員与股東實分任其咎也。大抵股份公司之為物，与立憲政体之國家最相類：公司律剛譬猶憲法也，職員則譬猶政府官吏也，股東則譬猶全体國民也。政府官吏而不自省其身為受國民之委任，不以公眾責任置胸臆，而惟私是謀，國未有能立者；而國民怠于監督政府，則雖有憲法，亦成殭石。是故新式企業，非立憲國則不能滋長。蓋人民必生活于立憲政体之下，然后公共觀念与責任心乃日盛，而此兩者即股份公司之營魂故也。
[附言]中國之股份公司，其股東所以不能舉監督之實而坐令職員專橫者，尚有特別之原因數端：其一，每股所收股銀太少。如近年所辦諸鐵路，以資本千万元以上之公司，而每股率皆收五元。此雖有廣募普及之利，然使大多數之股東，既視股為不足輕重于己，复視己為不足輕重于公司，則易導其放棄權利之心。夫放棄權利，即放棄義務也。蓋冥冥之中，其損害實業界之風紀者莫甚焉。其二，公司之成立，往往不以企業觀念為其動机。如近年各鐵路公司、礦業公司等。大率以挽回國權之思想而發起之。其附股者以是為對于國家之義務，而將來能獲利与否，暫且勿問。此其純洁之理想，宁不可敬？雖然，生計行為不可不率循生計原則，其事固明明為一种企業，而等資本于租稅，義有所不可也。以故職員亦自托于為國家盡義務，股東且以見義勇為獎之，不忍苛加督責，及其營私敗露，然后從而掊擊之，則所損已不可复矣。此等公私雜糅、暖昧不明之理想，似愛國而實以病國也。其三，凡公司必有官利，此實我國公司特有之習慣，他國所未嘗聞也。夫營業盈虧，歲歲不同，勢難預定。若雖遇營業狀況不佳之時，亦必須照派定額之官利，則公司事業安能擴充，基礎安能穩固？故我國公司之股份，其性質与外國之所謂股份者异，而反与基所謂社債者同，夫持有社債券者，惟務本息有著，而于公司事非所問，此通例也。我國各公司之股東，乃大類是，但求官利之無缺而已。職員因利用此心理，或高其官利以誘人，其竟由資本內割出分派者，什而八九。（最著者如奧漢、川漢、江西等鐵路公司，集成股本數年，路未筑成一里，而年年將股本派息。
中外古今豈聞有此种企業法耶？）股東初以其官利有著也，則習而安之，不知不數年而資本盡矣。此數者，皆足以阻股公司之發達。后之君子，宜以為戒也。
公共觀念与責任心之缺乏，其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，而官辦之業則尤甚。今世各國，或以匡民力所不逮，或以防自由競爭之弊，往往將特种事業提歸官辦，而于全國國民生計所補滋多，而股份公司之缺點，時或緣官辦而多所矯正。何也？官吏責任分明，懲戒嚴重，其營私作弊，不如公司職員之易，而人民監督政治之机關至完密，益不容其得自恣也。我國則异是。官吏以舞文肥己為專業，而人民曾莫敢抗，雖抗亦無效，故官辦事業，其穢德更什佰于公司。近年來，全國資本蕩然無复存者，豈非官辦實業蝕其什八九耶？故我國民誠不愿現政府之代我振興實業，更振興者，舉國為溝中瘠矣！
第三，股份有限公司必賴有种种机關与之相輔，中國則此种机關全缺也。
股份有限公司之利便于現今生計社會者不一端，然其最大特色，則在其股票成為一种之流通有价證券，循環轉運于市面，使金融活潑而無滯也。蓋尋常企業，必須俟其企業完了之后，始能將老本收回。（例如以千金開一舖店，無論每年所得溢利几何，要之皆此千金之子息。若欲將原來之千金收回，則必在店舖收盤以后也。）股份公司之股票則不然。吾今日買得之，若明日需用現錢，或見為有利，可以立刻轉賣之；即不轉賣，而以抵押于銀行，亦可以得現錢。股票之轉賣抵押，雖一日千變，而公司營業之資本，絲毫不受其影響。其為物至靈活而富于伸縮力，既便于公司，复便于股東，而尤便于全社會之金融。故其直接間接以發達實業，效至博也。而所以能收此效者，則賴有二大机關焉以夾輔之：一曰股份懋遷公司，二曰銀行。股份懋遷公司為轉買轉賣之樞紐，銀行為抵押之尾閭。不宁惟是，即當招股伊始，其股票之所以得散布于市面者，亦恒借股份懋遷公司及銀行以為之媒介。今中國既缺此兩种机關，于是凡欲創立公司者，其招股之法，則惟有托親友展轉運動而已。更進則在報上登一告白，令欲入股者來与公司直接交涉而已。以此而欲吸集多數之資本，其難可想也。而股東之持有股票者，則惟藏諸笥底，除每年領些少利息外，直至公司停辦時，始收回老本耳。若欲轉賣抵押，則又須展轉托親友以求人与我直接，非惟不便，且將因此受損失焉。夫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能為現今生產界之一利器者，在于以股票作為一种商品，使全社會之資本，流通如轉輪。（公司所產之物既為商品矣，而公司之資本，复以證券之形式而變為商品。是故公司之土地、房屋、机器等，本已將資本變為固定性，宜若除公司外，同時更無人能利用之矣。然寄其价值于股票中，則忽能复變為流動性，得以展轉買賣抵押，是同時有多數人得利用本公司固定資本之一部分以為新資本也。故社會資本之效力可以陡增什百倍。凡有价證券，皆以增加資本效力為作用者也。豈惟股票，彼國債、地方債、社債等，皆同此作用者也。又銀行之兌換券、期票、匯票、支票、撥數賬薄等，皆同此作用者也。歐美各國有此种种利器，常能以一資本而當什百資本之用，其所以致富皆在此。我國人最當知其故而師其意也。）我國股份公司，全不能有此作用，是股份公司之特色，失其強半矣。是故人之持有資本者，宁以之自營小企業，或貸之于人以取息，而不甚樂以之附公司之股，此亦股份公司不能發達之一大原因也。
[附言]股份懋遷公司及銀行，今世諸國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創立之者居多數。是故苟非股份有限之觀念稍為普及，則此兩种机關殆難發生。且股份懋遷公司，本以有价證券之買賣媒介為業，公司不發達，則股票之上于市場者少，安所得懋遷之目的物？即銀行業，苟非得各种有价證券以為保管抵押之用，則運用之妙，亦無所得施。而股份公司不發達，則商業無自繁榮，銀行業務亦坐是不能擴充。故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兩种机關者，迭相為因，迭相為果。（實則此兩种机關，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組織之，不過股份有限公司中之一种。此特就有特有之作用分別言之耳。）談實業者，宜同時思所以建設之也。
第四，股份有限公司必賴有健全之企業能力，乃能辦理有效，中國則太乏人也。
凡實業之須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形式而舉辦之者，必其為大規模之企業，而一二人之力不能舉者也。而既已為大規模之企業，則非夫人而能任者也。蓋其公司之內部机關复雜，規模愈大，則事務之繁重愈甚。蓋為一小國之宰相易，為一大公司之總理難，非過言也。言夫對外，則以今世生計界之競爭，其劇烈殆甚于軍事，非具有生計學之常識，富于實際閱歷，而复佐之以明敏應變之天才，以之當經營之沖，鮮不敗矣。白圭有言：“吾治生產，猶伊尹、呂尚之謀，孫吳用兵，商鞅行法。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，勇不足以決斷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強不能有所守，雖欲學吾術，終不告之矣。”夫白圭之時代且有然，況今日生計界之現象，其繁賾詭變，千百倍于古昔而未有已耶？故古代之英雄，多出于政治家与軍人；今日之英雄，強半在實業界。今各國之巍然為工商界重鎮者，皆其國中第一流人物也。我國自昔賤商，商人除株守故業、計較錙銖外，無他思想。士大夫更鄙夷茲業不道。蓋舉國人士，能稍解生計學之概略，明近企業之性質者，已屈指可數；若夫學識与經驗兼備，能施諸實用者，殆無其人。每當設立一公司，則所恃以當經營之大任者，其人約有四种：最下者，則發起人本無企業之誠心，苟以欺人而自營私利，公司成則自當總理据以舞弊者也。稍進者，則任舉一大紳，不問其性行才具如何，惟借其名以資鎮壓者也（近年各省鐵路公司皆如此。）更進者，則舉一素在商界朴愿有守之人充之，而其才識能任此事業与否，不及問也。最上者，則舉一人焉于此事業之技術上頗有學識經驗者充之，而其經營上之才器何如及平素性行何如，不及問也。（如辦鐵路則舉一鐵路工程師為總理，辦礦則舉一礦師為總理，辦工業公司則舉一工學博士為總理。此其人以當公司中技術一部分之業務，誠為得當，以當總理，安見其可？譬猶一國之宰相，不必其通兵刑錢穀，而通兵刑錢穀之人，雖可以任一官一職，未敢遂許為宰相才也。）彼非不欲求相當之人才，奈遍國中而不可得也。質而言之，則國民企業能力缺乏而已。夫以無企業能力之國民而侈談實業，是猶蹩者言競走，聾者言審音也。以故近年以來所設立之公司，其資本微薄、范圍狹隘者容或有成，資本稍大、范圍稍廣者則罕不敗。營中國固有舊事業者容或有成，營世界新事業者則罕不敗。其事業為外人所不能競爭者容或有成，競爭稍劇烈者則罕不敗。苟國民企業能力而長此不進，吾敢斷言曰：愈提倡實業，則愈以耗一國之資本，而陷全國人于餓莩而已矣。
以上四端，為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發達之直接原因。若其間接原因，則更仆難數。而尤有一原因焉，為股份有限公司与私人營業之總障者，則全國資本涸竭是已。凡人一歲之所人，必以之供一身之衣食住費及仰事俯畜所需而尚有贏余，乃得儲之以為資本。而所儲之多寡，即一國貧富所攸分也。今日中國千人之中，其能有此項贏余者，蓋不得一。即有之者，其數量亦至觳薄。而有資本者，未必為欲企業之人。有資本而欲企業者，又未必為能企業之人。而复無一金融机關以為資本家与企業家之媒介，故并此至觳薄之資本，亦不能以資生計社會之用。以故無論何种形式之企業，皆不能興舉。舉國之人，惟束手以待槁餓之至而已。此則中國今日生計界之實狀也。
或曰：借外債則可以蘇資本涸竭之病。此實現今號稱識時務之俊杰所最樂道也。外債之影響于政治者，吾既別為論痛陳之（參觀《外債平議》篇），若其影響于國民生計者，為事尤极复雜，更非可以執一義而輕作武斷也。大抵在政治修明、教育發達之國，其于國民生計上一切直接間接之机關略已具備，國民企業能力略已充實，其所缺者僅在資本一端，于此而灌溉以外債，常能以收奇效（美國、日本是也。）。而不然者，則外債惟益其害，不睹其利也。蓋金融机關不備，則雖廣輸入外資，而此資固無道以入企業家之手以資其利用，則徒以供少數人之消費，而直接間接以釀成一國奢侈之風，益陷國家于貧困已耳。苟人民無公共責任心，重以企業能力缺乏，則所營之業將無一而不失敗，擲資本于不可复之地，亦以陷國家于貧困已耳。故謂外債可以為振興實業之導線者，猶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未可云知言也。
然則中國欲振興實業，其道何由？曰：首須确定立憲政体，舉法治國之實，使國民咸安習于法律狀態；次則立教育方針，養成國民公德，使責任心日以發達；次則將企業必需之机關，——整備之無使缺；次則用种种方法，隨時掖進國民企業能力。四者有一不舉，而嘵嘵然言振興實業，皆夢囈之言也。然養公德、整机關、獎能力之三事，皆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為功，故前一事又為后三事之母也。昔有人問拿破侖以戰胜之術，拿破侖答之：一則曰金，再則曰金，三則亦曰金。試有人問我以中國振興實業之第一義從何下手？吾必答曰：改良政治組織。然則第二義從何下手？吾亦答曰：改良政治組織。然則第三義從何下手？吾亦惟答曰：改良政治組織。蓋政治組織誠能改良，則一切應舉者自相次畢舉；政治組織不能改良，則多舉一事即多叢一弊，与其舉之也，不如其廢之也。然則所謂改良政治組織者奈何？曰：國會而已矣，責任內閣而已矣。
今之中國，苟實業更不振興，則不出三年，全國必破產，四万万人必餓死過半。吾既已屢言之，國中人亦多見及之。顧現在競談實業，而于阻礙實業之痼疾，不深探其源而思所以抉除之，則所謂振興實業者，适以為速國家破產之一手段。吾國民苟非于此中消息參之至透，辨之至晰，憂之至深，救之至勇，則吾見我父老兄弟甥舅，不及五稔，皆轉死于溝壑而已。嗚呼！吾口已瘏，吾淚已竭，我父老兄弟甥舅，其亦有聞而動振于厥心者否耶？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29年逝世，在
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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