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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回已經把文化的概念和內容說過。文化史是敘述文化的，懂得文化是什么，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，似乎不用再詞費。但我覺得前人對于歷史的觀念有許多錯誤，對于文化史的范圍尤其不正确，所以還要提出几個問題來討論一番。
第一，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。現代所謂科學，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法產生出來。我們要建設新史學，自然也离不了走這條路，所以我舊著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极力提倡這一點，最近所講演《歷史統計學》等篇，也是這一路精神。但我們須知道，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。簡單說，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，自然毫無疑義。若說用歸納法就能知道“歷史其物”，這卻太不成問題了。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“共相”，把許多事物相异的屬性剔去，相同的屬性抽出，各歸各類，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及行歷何如。這种方法應用到史學，卻是絕對不可能。為什么呢？因為歷史現象只是“一躺過”，自古及今，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跡。這又為什么呢？因為史跡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，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，絕對不會從同。所以史家的工作，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，專務求“不共相”。倘若把許多史跡相异的屬性剔去，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，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剝奪淨盡了。因此，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，不能更進一步。然則把許多“不共相”堆疊起來，怎么能成為一种有組織的學問？我們常說歷史是整個的，又作何解呢？你根問到這一點嗎？依我看，什有九要從直覺得來，不是什么歸納演繹的問題。這是歷史哲學里頭的最大關鍵，我現在還沒有研究成熟，等將來再發表意見罷。
第二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這條和前條，只是一個問題，應該一貫的解決。原來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，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為科學，所以治科學离不開因果律，几成為天經地義。談學問者，往往以“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”為“該門學問能否成為科學”之標准。史學向來并沒有被認為科學，于是治史學的人因為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，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。我就是這里頭的一個人。我去年著的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內中所下歷史定義，便有“求得其因果關系”一語。我近來細讀立卡儿特著作，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，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。我前回說過：“宇宙事物，可中分為自然、文化兩系，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，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土。”（看《什么是文化》）兩系現象，各有所依，正如鱗潛羽藏，不能相易，亦不必相羡。歷史為文化現象复寫品，何必把自然科學所用的工具扯來裝自己門面？非惟不必，抑且不可，因為如此便是自亂法相，必至進退失据。當我著《歷史研究法》時，為這個問題，著實惱亂我的頭腦。我對于史的因果很怀疑，我又不敢撥棄他，所以那書里頭有一段說道：
“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适用于歷史，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，亦未可知。何則？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，而人類心力之動，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。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，則其所產生之歷史，自亦与之同一性質。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，其道將有時而窮，故曰不可能。
不可能而強應用之，將反失歷史之真相，故曰有害也。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？曰，斷斷不可。……（原著一七六葉。）
我現在回看這篇舊著，覺得有點可笑。既說“以因果律馭歷史，不可能而且有害”，何以又說“不談因果斷斷不可”？
我那時候的病根，因為認定因果律是科學万不容缺的屬性，不敢碰他，所以有這种矛盾不徹底的見解。當時又因為調和這种見解，所以另外舉出歷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學因果律不同的三點（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葉）。其實照那三點說來，是否還可以名之為因果律，已成疑問了。我現在要把前說修正，發表目前所見如下：
因果是什么？“有甲必有乙，必有甲才能有乙，于是命甲為乙之因，命乙為甲之果”。所以因果律也叫做“必然的法則”。（科學上還有所謂“蓋然的法則”，不過“必然性”稍弱耳，本質仍相同。）
“必然”与“自由”，是兩极端，既必然便沒有自由，既自由便沒有必然。我們既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，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，其理甚明。
再檢查一檢查事實，更易證明。距今二千五百年前，我們人類里頭產出一位最偉大的人物，名曰佛陀。為什么那個時候會產生佛陀？試拿這問題考試一切史家，限他說出那“必然”的原因，恐怕無論什么人都要交白卷！這還罷了，佛陀本是一位太子，物質上快樂盡夠享用，原可以不出家，為什么他要出家？出家成道后，本來可以立刻“般涅槃”，享他的精神快樂，為什么他不肯如彼，偏要說四十九年的法？須知，倘使佛陀不出家，或者成道后不肯說法，那么，世界上便沒有佛教，我們文化史上便缺短了這一件大遺產。試問：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則支配佛陀，令其必出家、必說法？一點儿也沒有，只是赤裸裸的憑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創造！須知，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現象，沒有一件不是如此。欲應用自然科學上因果律求出他“必然的因”，可是白費心了。
“果”的方面，也是如此。該撒之北征雅里亞（今法蘭西一帶地），本來為對付內部繃標一派的陰謀，結果倒成了羅馬統一歐洲之大業的發軔。明成祖派鄭和入海。，他正目的不過想訪拿建文，最多也不過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沖動，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殖民南洋的事業。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如此，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准那“必然之果”。為什么呢？因為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，他正從這方向創造，說不定一會又移到那方向創造去；而且一個創造又常常引起（或不引起）
第二、第三……個創造。你想拿玻璃管里加減原素那种頑意來測量歷史上必然之果，豈不是痴人說夢嗎！
所以歷史現象，最多只能說是“互緣”，不能說是因果。
互緣怎么解呢？謂互相為緣。佛典上常說的譬喻，“相待如交蘆”，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系，你靠我、我靠你才能成立。就在這种關系狀態之下，前波后波，銜接動蕩，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。我們做史學的人，只要專從這方面看出歷史的“動相”和“不共相”。倘若拿“靜”的“共”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，那可糟了。
然則全部歷史里頭，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？是又不然。我前回說過，文化總量中，含有文化种、文化果兩大部門。文化种是創造活力，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，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，換句話說，是過去的“心能”，現在變為“環境化”。成了環境化之后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，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。這部分史料，我們盡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。
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于這個問題，本來毫無疑義，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。
現在也并不曾肯拋棄這种主張，但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。
孟子說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”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的觀念。我向來最不喜歡听這句話，（記得二十年前在《新民叢報》里頭有几篇文章很駁他。）因為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。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。我們平心一看，几千年中國歷史，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里循環？何止中國，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。埃及呢，能說現在比“三十王朝”的時候進化嗎？印度呢，能說現在比优波尼沙曇成書、釋迦牟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？說孟子、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，董仲舒、鄭康成一定比孟、荀進化，朱熹、陸九淵一定比董、鄭進化，顧炎武、戴震一定比朱、陸進化，無論如何，恐說不去。說陶潛比屈原進化，杜甫比陶潛進化；但丁比荷馬進化，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，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；說黑格儿比康德進化，倭鏗、柏格森、羅素比黑格儿進化；這些話都從那里說起？又如漢、唐、宋、明、清各朝政治比較，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？亞歷山大、該撒、拿破侖等輩人物比較，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？所以從這方面找進化的論据，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。
從物質文明方面說嗎，從漁獵到游牧，從游牧到耕稼，從耕稼到工商，乃至如現代所有之几十層高的洋樓，几万里長的鐵道，還有什么無線電、飛行机、潛水艇……等等。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。許多人得意极了，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。
雖然，細按下去，對嗎？第一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，于我們有什么好處？依我看，現在點電燈、坐火船的人類，所過的日子，比起從前點油燈、坐帆船的人類，實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別舒服處來。第二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，是否得著了過后再不會失掉？中國“千門万戶”的未央宮，三個月燒不盡的咸陽城，推想起來，雖然不必象現代的紐約、巴黎，恐怕也有他的特別体面處，如今那里去了呢？羅馬帝國的繁華，雖然我們不能看見，看發掘出來的建筑遺址，只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，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？遠的且不必說，維也納、圣彼得堡戰前的勢派，不過隔五六年，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？
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，根柢脆薄得很，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，在歷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錢。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据，我用佛典上一句話批評他：“說為可怜愍者。”
現在講學社請來的杜里舒，前個月在杭州講演，也曾談到這個問題。他大概說：“凡物的文明，都是堆積的非進化的；
只有心的文明，是創造的進化的。”又說：“夠得上說進化的只有一條‘知識線’。”他的話把文化內容說得太狹了，我不能完全贊成。雖然，我很認他含有几分真理。我現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的進化的主張，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，重新修正進化的范圍。我以為歷史現象可以确認為進化者有二：
一、人類平等及人類一体的觀念，的确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，而且事實上确也著著向上進行。
二、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“文化共業”，永遠不會失掉，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，的确一天比一天擴大。
只有從這兩點觀察，我們說歷史是進化，其余只好編在“一治一亂”的循環圈內了。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，那么，歷史進化說也盡夠成立哩。
以上三件事，本來同條共貫，可以通用一把鑰匙來解決他。總結一句，歷史為人類活動所造成，而人類活動有兩种：
一种是屬于自然系者，一种是屬于文化系者。分配到這三個問題，得表如下：
（自然系的活動）（文化系的活動）
第一題 歸納法研究得出歸納法研究不出
第二題 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
第三題 非進化的性質進化的性質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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