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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詩
《漢藝文志》：古者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孔子純取周詩，上採殷，下取魯，凡三百五篇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諷誦，不獨在竹帛故也。孔氏曰：《史記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古者《詩》本三千餘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。」按《書》、《傳》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，則夫子所錄者，不容十分去九，馬遷之言，未可信也。據今者及亡詩六篇，凡三百一十一篇。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云三百五篇，缺其亡者，以見在為數。
歐陽氏曰：遷說然也。今《書》、《傳》所載逸詩，何可數也？以鄭康成《譜圖》推之，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，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，由此言之，何啻三千
又曰：刪云者，非止全篇刪去也，或篇刪其章，或章刪其句、刪其字。如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。此《小雅唐棣》之詩也，夫子謂其以室為遠，害於兄弟之義，故篇刪其章也。衣錦尚絅，文之著也。」此《鄘風君子偕老》之詩也，夫子惡其盡飾之過，恐其流而不返，故章刪其句也。「誰能秉國成，不自為政，卒勞百姓。」此《小雅節南山》之詩也，夫子以「能」之一字為意之害，故句刪其字也
。
《隋經籍志》曰：漢初，有魯人申公受《詩》於浮邱伯，作詁訓，是為《魯詩》。齊人轅固生亦傳《詩》，是為《齊詩》。燕人韓嬰亦傳《詩》，是為《韓詩》。齊轅固、燕韓生皆為之傳，或取《春秋》，採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。與不得已，魯最為近之
《漢書》師古注曰：「與不得已者，言皆不得也。三家皆不得其真，而魯最近之」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又有趙人毛萇善《詩》，自云子夏所傳，作《詁訓傳》，是為《毛詩》，河閒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後漢有九江謝曼卿，善《毛詩》，又為之訓。東海衛敬仲，受學於曼卿。先儒相承，謂之《毛詩》。《序》，子夏所創，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。鄭眾、賈逵、馬融並作《毛詩傳》，鄭元作《毛詩箋》。《齊詩》魏代已亡；《魯詩》亡於西晉；《韓詩》雖存，無傳之者。唯《毛詩鄭箋》，至今獨立。又有《業詩》，宋奉朝請業遵所注，立義多異，世所不行。
石林葉氏曰：《詩》有四家，《毛詩》最後出而獨傳，何也？曰：豈惟《毛詩》。始，漢世之《春秋》，公穀為盛，至後漢而左氏始立，而後之盛行者，獨左氏焉。《禮》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，蓋小戴最為後出，而今之言《禮》者，惟小戴為眾所宗。此無他，《六經》始出，諸儒講習未精，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，故雜偽之說可入，趙賓之《易》，張霸之《書》是也。歷時既久，諸儒議論既精，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閒，可以為證，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，而長短精粗見矣。長者出而短者廢，自然之理也。《六經》自秦火後，獨《詩》以諷誦相傳，《韓詩》既出於人之諷詠，而《齊》、《魯》與《燕》語音不同，訓詁亦異，故其學往往多乖。獨《毛》之出也，自以源流得於子夏，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，其釋《鴟鴞》也，與《金縢》合；釋《北山》、《烝民》也，與《孟子》合；釋《昊天有成命》，與《國語》合；釋《碩人》、《清人》、《黃鳥》、《皇矣》，與《左傳》合，而序《由庚》等六章，與《儀禮》合，蓋當毛氏時，左氏未出，《孟子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儀禮》未甚行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。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，深知其精。迨至晉、宋，諸書盛行，肄業者眾，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。且《左氏》等書，漢初諸儒皆未見，而毛說先與之合，不謂之源流子夏，可乎？唐人有云：「《齊詩》亡於魏，《魯詩》亡於晉，《韓詩》雖存，無傳之者。」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，而《齊詩》猶有見者，然唐人既謂之亡，則書之真偽，未可知也。
東萊呂氏曰：《魯》、《齊》、《韓》、《毛詩》，讀異，義亦不同。以《魯》、《齊》、《韓》之義尚可見者較之，獨《毛詩》率與經傳合。《關雎》，正風之首，三家者乃以為刺，餘可知矣。是則《毛詩》之義，最得其真也。
《詩序》
《釋文》：舊說云「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」至「用之邦國焉」，名《關雎序》，謂之小序；此以下則大序也。大序是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、毛公合作，卜商意有未盡，毛更足成之。
《後漢儒林傳》：衛宏從謝曼卿受學，作《毛詩序》，善得《風》、《雅》之旨，至今傳於世。
《隋志》：先儒相承，謂《毛詩》。序，子夏所創，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。
石林葉氏曰：世人疑《詩》序非衛宏所為，此殊不然。使宏鑿空為之乎，雖孔子亦不能。使宏誦師說為之，則雖宏有餘矣。且誦宏序，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，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衣復互見者，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，不可不論也。「《詩》有六義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」，頌其文全出於《周官》；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」，其文全出於《禮記》；「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為詩以遺王」，其文全出於《金縢》；「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，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，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，久而不召，眾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」，其文全出於《左傳》；「微子至於戴公，其閒禮樂廢壞」，其文全出於《國語》：「古者長民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」，其文全出於《公孫尼子》。則《詩序》之作，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。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。《載馳》之詩，「許穆夫人作也，閔其宗國顛覆」矣，又曰「衛懿公為狄人所滅」。《絲衣》之詩，既曰「繹，賓尸」矣，又曰「靈星之尸」。此蓋眾說並傳。衛氏得善辭美意，並錄而不忍棄之，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，而重衣復互見也。《騶虞》之詩，先言「人倫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。」而復繼之以「蒐田以時，仁如騶虞，則王道成。」《行葦》之詩，先言「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。」然後繼之以「內睦九族，外尊事黃耇，養老乞言」。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，附經而成其義也。即三者而觀之，序果非宏之所作乎。漢氏文章未有引《詩序》者，惟
黃初四年，「有共公遠君子，近小人」之說，蓋魏後於漢，宏之《詩序》，至此始行也。
又曰：世以《詩序》為孔子作，初無據，口耳之傳也。惟《隋經籍志》以為子夏作，先儒相承雲，毛公及衛宏潤益之。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，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，是亦嘗經孔子所取，亦何傷乎。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，皆繫之於篇末，蓋以總其凡也。今《書》有序，孔安國以為孔子作，自安國始，遷之逐篇之首。《易》有《序》、《卦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爻》辭，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。至太史公《自序》、揚子雲《法言》，皆其遺法。況《詩》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，非見其序，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。孔子雖聖人，人事之實，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，猶之《春秋》，必約魯《史》而後可為，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、鄭，不以告，魯《史》所不得書，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，而謂衛宏能之，可乎？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，範曄之言爾。據史，毛公，趙人，與河閒王同時，三傳而為徐敖。初無謝曼卿者，獨《東漢賈逵傳》言「父徽，學《毛詩》於謝曼卿」，「至顯宗，令撰《齊》、《魯》、《韓詩》與《毛氏》同異」。蓋漢自中興後，《毛詩》始見，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，豈有不知，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？此理尤甚明。吾謂古者凡有是詩，則有是序，如今之題目者，故太師陳之，則可以觀風俗，遒人採之，則可以知訓戒，學者誦之，則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其藏在有司，孔子刪《詩》，既取其辭，因以其序，命子夏之徒為之，則於理為近矣。
朱子曰：《詩序》之作，說者不同。或以為孔子，或以為子夏，或以為國史，皆無明文可考。惟《後漢儒林傳》以為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今傳於世，則《序》乃宏作明矣。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，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，則是毛公之前，其傳已久，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。故近世諸儒，多以序之首句為《毛公》所分，而其下推說云云者，為後人所益，理或有之。但今考其首句，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，而肆為妄說者矣，況沿襲云云之誤哉。然計其初，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，非經本文，故且自為一編，別附經後。又以尚有齊、魯、韓氏之說，並傳於世，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，不盡信也。及至毛公引以入經，乃不綴篇後，而超冠篇端，不為注而直作經字，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，其後三家之傳又絕，而毛說孤行，則其抵牾之跡，無復可見。故此序者，遂若詩人先所命題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，於是讀者轉相尊信，無敢擬議，至於有所不通，則必為之委曲遷就，穿鑿而附合之。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，不成文理，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。愚之病此久矣，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，其閒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，故既頗採以附傳中，而復並為一編，以還其舊，因以論其得失云。
又論《邶柏舟序》曰：《詩》之文意事類，可以思而得，其時世名氏，則不可以強而推。故凡小序，唯詩文明白，直指其事，如《甘棠》、《定中》、《南山》、《株林》之屬；若證驗的切，見於書史，如《載馳》、《碩人》、《清人》、《黃鳥》之類，決為可無疑者。其次，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，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，尚多有之。若為小序者，姑以其意推尋探索，依約而言，則雖有所不知，亦不害其為不自欺，雖有未當，人亦當恕其所不及。今乃不然。不知其時者，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；不知其人者，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。於是傅會書史，依託名諡，鑿空妄語，以誑後人。其所以然者，特以恥其有所不知，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。且如《柏舟》，不知其出於婦人，而以為男子；不知其不得於夫，而以為不遇於君，此則失矣。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，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。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，則其故為欺罔，以誤後人之罪，不可掩矣。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，是以求之《春秋》之前，而《史記》所書莊、桓以上，衛之諸君，事皆無可考者，諡亦無甚惡者，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，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，如漢諸侯王，必其嘗以罪謫，然後加以此諡。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，而遂以此詩予之。若將以衒其多知，而必於取信，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，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，而啟其深不信也。凡小序之失，以此推之，什得八九矣。又其為說，必使《詩》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，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，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，其或書傳所載，當此一時，偶無賢君美謚，則雖有辭之美者，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。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「善則稱君，過則稱已」之意，而一不得志，則扼腕切齒，嘻笑冷語，以懟其上者，所在而成群，是其輕躁險薄，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，故予不可以不辯。又論《桑中序》曰：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。序之首句，以為刺奔，誤矣。其下云云者，乃復得之《樂記》之說，已略見本篇矣。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，固有鋪陳其事，不加一辭，而閔惜懲創之意，自見於言外者，此類是也。豈必譙讓質責，然後為刺也哉。此說不然。夫詩之為刺，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，《清人》、《猗嗟》之屬是也。然嘗試玩之，則其賦之之人，猶在所賦之外，而詞意之閒，猶有賓主之分也。豈有將欲刺人之惡，乃反自為彼人之言，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，而不自知之哉。其必不然也明矣。又況此等之人，安於為惡，其於此等之詩，計其平日，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，又何待吾之鋪陳，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。亦豈畏吾之閔惜，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！以是為刺，不唯無益，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，而反以勸其惡也。或者又曰：《詩》三百篇，皆雅樂也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桑閒、濮上之音，鄭、衛之樂也，世俗之所用也，《雅》、《鄭》不同部，其來尚矣。且夫子答顏淵之問，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，豈其刪《詩》乃錄淫奔者之辭，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？亦不然也。雅者，二《雅》是也。《鄭》者，《緇衣》以下二十一篇是也。《衛》者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三十九篇是也。《桑閒》，《衛》之一篇，《桑中》之詩是也。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《鄭》、《衛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，里巷狎邪之所歌也。夫子之於鄭、衛，蓋深絕其聲於樂，以為法，而嚴立其詞於詩，以為戒。如聖人固不語亂，而《春秋》所記，無非亂臣賊子之事，蓋不如是，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，而垂鑒戒於後世，故不得已而存之，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。今不察此，乃欲為之諱其《鄭》、《衛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之實，而文之以雅樂之名，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，朝廷之上，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，用之何等之賓客，而於聖人為邦之法，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！其亦誤矣。曰：然則大序所謂「止乎禮義」，夫子所謂「思無邪」者，又何謂邪？曰：大序指《柏舟》、《綠衣》、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之屬而言，以為多出於此耳，非謂篇篇皆然。而《桑中》之類，亦止乎禮義也。夫子之言，正為人有邪正美惡之雜，故特言此，以明皆可懲惡勸善，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，非以《桑中》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。曰：荀卿所謂「詩者，中聲之所止」，太史公亦謂「三百篇者，夫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於《韶》、《武》之音，」何邪？曰：荀卿之言，固為正經而發，若史遷之說，則恐亦未足為據也。豈有哇淫之曲，而可以強合於《韶》、《武》之音也邪？
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序，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，而先儒多疑之。至朱文公之解經，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，而備論其得失，而於《詩國風》諸篇之序，詆斥尤多。以愚觀之，《書》序可廢，而《詩》序不可廢；就《詩》而論之，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序可廢，而《十五國風》之序不可廢。何也？《書》直陳其事而已，序者後人之作，藉令其深得經意，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，不作可也。《詩》則異於《書》矣，然《雅》、《頌》之作，其辭易知，其意易明，故讀《文王》者，深味「文王在上」以下之七章，則「文王受命作周」之語贅矣。讀《清廟》者，深味「於穆清廟」之一章，則「祀文王」之語贅矣。蓋作者之意已明，則序者之辭可略。而敷衍附會之閒，一語稍煩，則祗見其贅疣而已。至於讀《國風》諸篇，而後知《詩》之不可無序，而序之有功於詩也。蓋風之為體，比、興之辭，多於敘述；風諭之意，浮於指斥。蓋有反覆詠嘆，聯章累句，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。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，曰「為某事也」，茍非其傳授之有源，探索之無舛，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，以示千載乎。而文公深詆之，且於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之篇，辨析尤至，以為安有刺人之惡，而自為彼人之辭，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！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，而序之說如此，則以詩求詩可也，烏有舍明白可見之詩辭，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？其說固善矣。然愚以為必若此，則《詩》之難讀者多矣，豈直《鄭》、《衛》諸篇哉。夫《芣苢》之序，以「婦人樂有子」為「后妃之美也」，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。《黍離》之序，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，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。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，而賴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則其所以採掇者為何事，而慨嘆者為何說乎？《叔於田》之二詩，序以為「刺鄭莊公也」，而其詩語，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。《揚之水》、《椒聊》二詩，序以為「刺晉昭公也」，而其詩語，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。此詩之序其事以諷，初不言刺之之意，而賴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則知四詩也，非子雲《美新》之賦，則袁宏九錫之文耳，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？《鴇羽》、《陟岵》之詩，見於變風，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。《四牡》、《採薇》之詩，見於正雅，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。而深味四詩之旨，則嘆行役之勞苦，敘饑渴之情狀，憂孝養之不遂，悼歸休之無期，其辭語一耳。此詩之辭同意異，而賴序以明者也。若舍序以求之，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，而《四牡》、《採薇》為正雅矣。即是數端而觀之，則知序之不可廢；序不可廢，則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何嫌其為刺奔乎？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，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，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。則為變風也。均一淫泆之詞也，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，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。均一愛戴之辭也，出於愛叔段、桓叔者之口則可刪，而出於刺鄭莊、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。夫《芣苢》、《黍離》之不言所謂，《叔於田》、《揚之水》之反辭以諷，《四牡》、《採薇》之辭同變風，文公胡不玩索詩辭，別自為說，而卒如序者之舊說，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？何獨於《鄭》、《衛》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，而使正經為錄淫辭之具乎？且夫子嘗刪《詩》矣，其所取於《關雎》者，謂其樂而不淫耳，則夫《詩》之可刪，孰有大於淫者。今以文公《詩傳》考之，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，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，凡二十有四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東門之墠》、《溱洧》、《東方之日》、《東門之池》、《東門之楊》、《月出》，則序以為刺淫，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；如《靜女》、《木瓜》、《採葛》、《丘中有麻》、《將仲子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有女同車》、《山有扶蘇》、《蘀兮》、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、《豐》、《風雨》、《子衿》、《揚之水》、《出其東門》、《野有蔓草》，則序本別指他事，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。夫以淫昏不檢之人，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，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，夫子猶存之，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
文公謂：序者之於《詩》不得其說，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。愚亦謂文公之於《詩》不得其說，則一舉而歸之淫謔。如《靜女》、《木瓜》以下諸篇是也。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，必以為《詩》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，輕浮險薄，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。愚謂古者庶人謗，商旅議，亦王政之所許，況變風、變雅之世，實無可美者，而禮義消亡，淫風大行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。縱使譏訕之辭太過，如《狡童》諸篇之刺忽，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，不能自已之意，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，而自處於淫謔之地，則夫身為淫亂，而復自作詩以贊之，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，不可以人類目之，其罪浮於訕上矣，反得為溫柔敦厚乎
。或曰：文公之說，謂《春秋》所記，無非亂臣賊子之事，蓋不如是，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，而垂鑒於後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，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。愚以為未然。夫《春秋》，史也；《詩》，文詞也。史所以紀事，世之有治，不能無亂，則固不容存禹、湯而廢桀、紂，錄文、武而棄幽、厲也。至於文辭，則其淫哇不經者，直為削之而已，而夫子猶存之，則必其意不出於此，而序者之說是也。夫後之詞人墨客，跌蕩於禮法之外，如秦少游、晏叔源輩，作為樂府，備狹邪妖冶之趣，其詞採非不艷麗可喜也，而醇儒莊士深斥之，口不道其詞，家不蓄其書，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。而《詩》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，夫子錄之於經，又煩儒先為之訓釋，使後學誦其文，推其義，則《通書》、《西銘》必與《小山詞選》之屬兼看並讀，而後可以為學也。或又曰：文公又嘗云：「此等之人，安於為惡，其於此等之詩，計其平日，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，又何待吾之鋪陳，而後始知其如此。亦復畏吾之閔惜，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？」愚又以為不然。夫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況淫泆之行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。市井小人，至不才也，今有與之語者，能道其宣淫之狀，指其行淫之地，則未有不面頸發赤，且慚且諱者。未聞其揚言於人曰「我能奸，我善淫」也。且夫人之為惡也，禁之使不得為，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，此鋪張揄揚之中，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。夫子謂宰我曰：「汝安則為之」，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。萬石君謂子慶曰：「內史貴人，坐車中自如，固當。」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。而二人既聞是言也，卒為之羞愧，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。蓋以非為是，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，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，此《詩》之訓也。或曰：序者之序《詩》，與文公之釋《詩》，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。序求《詩》意於辭之外，文公求《詩》意於辭之中，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？曰：愚非敢茍同序說，而妄議先儒也。蓋嘗以孔子、孟子之所以說《詩》者讀《詩》，而後知序說之不繆，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。孔子之說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孟子之說曰：「說《詩》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為得之。」夫經，非所以誨邪也，而戒其無邪；辭，所以達意也，而戒其害意。何也？噫！聖賢之慮遠矣！夫詩，發乎情者也，而情之所發，其辭不能無過，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閒，多憂思感傷之意；而君臣上下之際，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。《十五國風》，為《詩》百五十有七篇，而其為婦人而作者，男女相悅之辭，幾及其半。雖以二《南》之詩，如《關雎》、《桃夭》諸篇，為正風之首，然其所反覆詠嘆者，不過情欲燕私之事耳。漢儒嘗以《關雎》為刺詩矣，此皆昧於無邪之訓，而以辭害意之過也，而況《邶》、《鄘》之末流乎故。其怨曠之悲，遇合之喜，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；而其志切，其辭哀，習其讀而不知其旨，易以動蕩人之邪情泆志，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，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。然詩人之意，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。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、孟，慮學者讀《詩》而不得其意者，亦莫如孔、孟，是以有無邪之訓焉，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。使篇篇如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，則奚邪之可閑乎！是以有害意之戒焉，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。使章章如《清廟》、《臣工》，則奚意之難明乎！以是觀之，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，而夫子所不刪者，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
夫子曰：「思無邪。」如序者之說，則雖詩辭之邪者，亦必以正視之。如《桑中》之刺奔，《溱洧》之刺亂之類是也。如文公之說，則雖詩辭之正者，亦必以邪視之，如不以《木瓜》為美齊桓公，不以《採葛》為懼讒，不以《遵大路》、《風雨》為思君子，不以《褰裳》為思見正，不以《子衿》為刺學校廢，不以《揚之水》為閔無臣，而俱指為淫奔謔浪，要約贈答之辭是也。且此諸篇者，雖疑其辭之欠莊重，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，而謂之淫邪者乎
。或又曰：文公嘗言：「雅者，二《雅》是也；《鄭》者，《緇衣》以下二十一篇是也；《衛》者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三十九篇是也。《桑閒》，《衛》之一篇《桑中》是也。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；《鄭》、《衛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，里巷狹邪之所作也。夫子於《鄭》、《衛》，蓋深絕其聲於樂，以為法，而嚴立其詞於《詩》，以為戒。今乃欲為之諱其《鄭》、《衛》、《桑》、《濮》之實，而文以雅樂之名，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，朝廷之上，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，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？」愚又以為未然。夫《左傳》言季札來聘，請觀周樂，而所歌者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、《鄭》皆在焉，則諸詩固雅樂矣。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，則周樂安得有之？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？然愚之所論，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，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。至於被之弦歌，合之音樂，則《儀禮》、《左傳》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，蓋有不可曉者。夫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，閨門之事，后妃夫人之詩也，而鄉飲酒、燕禮歌之；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夫人、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，而射禮歌之；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宗廟配天之詩也，而天子享元侯歌之；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。文王興周之詩也，而兩君相見歌之。以是觀之，其歌詩之用，與詩人作詩之本意，蓋有判然不相合者，不可強通也，則烏知《鄭》、《衛》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！《左傳》載列國聘享賦詩，固多斷章取義，然其太不倫者，亦以來譏誚，如鄭伯有賦「鶉之奔奔」，楚令尹子圍賦《大明》，及穆叔不拜《肆夏》，甯武子不拜《彤弓》之類是也。然鄭伯如晉，子展賦《將仲子》；鄭伯享趙孟，子太叔賦《野有蔓草》；鄭六卿餞韓宣子，子齹賦《野有蔓草》，子太叔賦《褰裳》，子游賦《風雨》，子旗賦《有女同車》，子柳賦《籜兮》。此六詩，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，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、趙武、韓起，不聞被譏。乃知《鄭》、《衛》之詩，未嘗不施之於燕享，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，當如序者之說，不當如文公之說也。或曰：序者之辭，固有鄙淺附會，居然可見者，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，而子信之，何邪？曰：愚之所謂不可廢者，謂《詩》之所不言，而賴序以明者耳。至詩之所已言，則序語雖工，不讀可也，況其鄙淺附會者乎。蓋作序之人，或以為孔子，或以為子夏，或以為國史，皆無明文可考。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，則自漢以前，經師傳授，其去作詩之時，蓋未甚遠也。千載而下，學者所當遵守體認，以求詩人之意，而得其庶幾，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，片辭之淺陋，而欲一切廢之，鑿空探索，而為之訓釋也。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。如所謂「皇帝二載初，閏八月初吉」。如所謂「吾聞京城南，茲惟群山囿」。則辭意明白，無俟序說者。也放翁之詩曰：「城上危樓畫角哀，沈園非復舊池臺。傷心池下春波綠，曾逐孤鴻照影來。」「夢斷香銷四十年，沈園老柳不吹綿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猶弔遺蹤一悵然。」其題曰：「沈園」而已。誠齋之詩曰：「飽喜饑嗔笑殺儂，鳳凰未必勝狙公。雖逃暮四朝三外，猶在桐花竹實中。」其題曰「無題」而已。是三詩者，不言所謂，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。劉後村《詩話》釋之曰：「放翁幼婚某氏，頗倦於學，嚴君督過之，竟至仳離，某氏別適某官。一日，通家於沈園，目成而已。晚年游園，感而賦之。」「誠齋既里居，累章乞休致，不得。命再予祠，有感而賦，以為雖脫吏責，尚縻閑廩，不若相忘於物外也。」然後三詩之意始明。夫後村之說，即三詩之序也。後村之於楊、陸二公，相去不百年，得於長老之所誦說，口耳之所習聞，筆之簡冊，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。倘後乎此千百載，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，則雖其體認之精，辯析之巧，亦終於臆說而已。有引文公之於《詩》序，於其見於經傳，信而有證者則從之，如《碩人》、《載馳》、《清人》、《鴟鴞》之類是也；其可疑者，則未嘗盡斷以臆說，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。曰：是則然矣。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，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，而所引援指摘，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。夫《關雎》，《韓詩》以為衰周之刺詩；《賓之初筵》，《韓詩》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，皆與《毛序》反者也。而《韓詩》說《關雎》，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，是決不可從者也。《初筵》之詩，夫子未有論說也，則詆毛而從韓。夫一《韓詩》也，《初筵》之序可信，而《關雎》之序獨不可信乎？《邶》、《柏舟》，《毛序》以為仁人不遇而作，文公以為婦人之作，而引《列女傳》為證，非臆說矣。然《列女傳》出於劉向，向上封事論恭、顯傾陷正人，引是詩「憂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」之語；而繼之曰：「小人成群，亦足慍也」，則正《毛序》之意矣。夫一劉向也，《列女傳》之說可信，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？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，而引援指摘，似為未當，此類是也。夫本之以孔、孟說《詩》之旨，參之以《詩》中諸序之例，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，則《詩》序之不可廢也審矣。愚豈好為異論哉。
或曰：夫子何以刪《詩》？昔太史公曰：古詩本三千餘篇，孔子去其重衣復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。孔氏曰：「案《書傳》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。則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，馬遷所言，未可信也。」朱文公曰：「三百五篇，其閒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，但存其實，以為鑒戒耳。」之三說者，何所折衷？愚曰：若如文公之說，則《詩》元未嘗刪矣。今何以有諸逸詩乎？蓋文公每舍序以言《詩》，則變風諸篇，祗見其理短而詞哇，愚於前篇已論之矣。但以經傳所引逸《詩》考之，則其辭明而理正，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，而何以刪之？三百五篇之中，如詆其君以碩鼠、狡童，如欲刺人之惡，而自為彼人之辭，以陷於所刺之地，殆幾不可訓矣，而何以錄之？蓋嘗深味聖人之言，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。昔夫子之言曰「述而不作」，又曰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」，又曰「多聞闕疑」，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，而嘆世道之不古，存夏五郭公之書，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，然則聖人之意，蓋可見矣。蓋詩之見錄者，必其序說之明白，而旨意之可考者也。其軼而不錄者，必其序說之無傳，旨意之難考，而不欲臆說者也。或曰：今三百五篇之序，世以為衛宏、毛公所作耳，如子所言，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？曰：其說雖自毛、衛諸公而傳，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。《鴟鴞》之序，見於《尚書》；《碩人》、《載馳》、《清人》之序，見於《左傳》，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，非後人之臆說也。若序說之意，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，則《鴟鴞》諸章，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，《清人》終篇，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跡，後人讀之，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。蓋嘗妄為之說，曰作詩之人可考，其意可尋，則夫子錄之，殆「述而不作」之意也。其人不可考，其意不可尋，則夫子刪之，殆「多聞闕疑」之意也。是以於其可知者，雖比興深遠，詞旨迂晦者，亦所不廢，如《芣苢》、《鶴鳴》、《蒹葭》之類是也。於其所不可知者，雖直陳其事，文義明白者，亦不果錄，如「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。豈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」之類是也。於其可知者，雖詞意流泆，不能不類於狹邪者，亦所不刪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、《野有蔓草》、《出其東門》之類是也。於其所不可知者，雖詞意莊重，一出於義理者，亦不果錄，如「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」，「禮義不愆，何恤於人言」之類是也。然則其所可知者何？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；其所不可知者何？則諸逸《詩》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。歐陽公《詩譜補亡》後序曰：「後之學者，因跡前世之所傳，而較其得失，或有之矣。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，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，不見先儒中閒之說，而欲特立一家之論，果有能哉？」此說得之。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、毛公輩之口，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，於是以特立之已見，與之較短量長，於辭語工拙之閒，則祗見其齟齬而不合，疏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，果不出於作詩之初，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，則比興諷詠之詞，其所為微婉幽深者，殆類東方朔「聲謷尻高」之隱語，蔡邕「黃絹幼婦」之水廋詞，使後人各出其智，以為猜料之工拙，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。或曰：諸小序之說，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，盡信之可乎？愚曰：序非一人之言也。或出於國史之採錄，或出於講師之傳授，如《渭陽》之首尾異說，《絲衣》之兩義並存，則其舛馳固有之，擇善而從之可矣。至如其辭語之鄙淺，則序所以釋經，非作文也。祖其意足矣，辭不必翫也。夫以夫子之聖，猶不肯雜取諸逸《詩》之可傳者，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《詩》，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。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，以明孔子刪《詩》之意，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