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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十一 選舉考四
舉士
仁宗天聖二年，賜舉人宋郊、葉清臣、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、出身有差。先是，上封事者言，經學未究經旨，乞於本科問策一道。對者多紕繆，上以執經肄業不善為文，特命取其所長，用廣仕路，並不黜落。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。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，時奏祁第一，太后不欲弟先兄，乃擢郊第一，祁第十。
時天下登第者，不數年輒赫然顯貴，取士之路可謂盛矣。雖耄鈍之士，數詘於試，後多收入仕版，謂之特奏名。至或因循不學，欲積舉以應令，乃詔曰：學猶殖也，不殖將落，遜志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，既已臨軒較得失，而憂其屢不中科，則衰邁而無所成，退不能返其里閭，而進不得預於祿仕，故常數之外，特為之甄采。而狃於寬恩，遂隳素業，頹弛苟簡，浸以成風，甚可恥也。自今宜篤進厥學，無習僥倖焉。
景祐初，詔曰：鄉學之士益蕃，而取人路狹，使孤寒棲遲，或老而不得進，朕甚閔之。其令南省就試進士、諸科十取其二。進士五舉年五十、諸科六舉年六十，嘗經殿試，進士三舉、諸科五舉，及嘗預先朝禦試，雖試文不合格，毋輒黜，皆以名聞。自此率以為常。
石林葉氏曰：唐禮部試，詩賦題不皆有所出，或自以意為之，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，謂之上請。本朝既增殿試，天子親御殿，進士猶循禮部故事。景祐中，稍厭其煩瀆，始詔禦藥院具試題，書經史所出，模印給之，遂罷上請之制。
王氏《揮麈錄》曰：韓忠獻
億
景祐中參仁宗政事，天下稱為長者。四子仲文
綜、子華
絳、持國
維、玉汝
縝
俱禮部奏名，忠獻啟上曰：臣子叨陛下科第，雖非有司觀望，然臣既備位政府，豈當受而有之？天下將以為由臣致此，臣雖不足道，使聖明之政，人或議之，非臣所安也。臣教子既已有成，又何必昭示四方，以為榮觀哉！乞盡免殿試唱第，幸甚！誠懇再三，上嘉歎而允所請。忠獻既薨，仲文、子華、玉汝相繼再中甲科，獨持國曰：吾前已奏名矣，當遵家君之言，何必布之遠方邪？不復更就有司之求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：曾預南宮高薦，自後不出仕宦。其後仲文知制誥，子華、玉汝皆登宰席，持國賜出身，至門下侍郎，為本朝之甲族雲。
按：嘉祐二年禦，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，知以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，故韓忠獻諸子仲文、子華、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。若嘉祐二年以後，則凡預禮部正奏名，皆為有出身之人矣。
四年，賈昌朝言：有親戚事本州，及或為發解官，及侍父祖遠宦距本州二千里，宜敕轉運司選官類試，以十率之，取二人。詔近臣議，而丁度等謂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，若二千里而赴試，或有不及，願寬其期一月，聽如昌朝說。由是諸路始有別頭試。其年，詔開封府、國子監及別頭試，封彌、謄錄如禮部。
寶元中，李淑侍經筵，帝訪以進士詩、賦、策、論先後，俾以故事對。淑退而上奏曰：唐調露二年，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，以進士止試策，滅裂不盡其學，請帖經以觀其學，試雜文以觀其才。自此沿以為常。至永隆二年，進士試雜文二篇，通文律者始試策。天寶十一載，進士試一大經，能通者試文、賦，又通而後試策，五條皆通中第。建中二年，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，箴、論、表、贊各一篇，以代詩、賦。太和三年，試帖經，略問大義，取精通者次試論、議各一篇。八年，禮部試以帖經、口義，次試策五篇，問經義者三、問時務者二。厥後變易，遂以詩、賦為第一場，論第二場，策第三場，帖經第四場。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為貴，得取士之實矣。然考官以所試分考，不能通加評校，而每場輒退落，士之中否特系於幸不幸。願約舊制，先策，次論，次賦及詩，次帖經、墨義，而敕有司並試四場，通較工拙，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。詔有司議，稍施行焉。
慶曆四年，臣僚上言，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、賦、策、論先後，詔下兩制詳議。知諫院歐陽脩言：凡貢舉舊法，若二千人就試，常額不過選五百人
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，大約不過此
。是於詩賦、策、論六千卷中
每一人三卷
選五百人，而日限又迫，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，疲心竭慮，因勞致昏，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，此舊法之弊也。今臣所請者，寬其日限，而先試以策而考之，擇其文辭鄙惡者，文意顛倒重雜者，不識題者，不知故實，略而不對所問者
限以事件若干以上，誤引事蹟者
亦限件數，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，雜犯舊格不考式者，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，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。以其留者次試以論，又如前法而考之，又可去其二三百。其留而試詩賦者，不過千人矣。於千人而選五百，則少而易考，不至勞昏。考而精當則盡善矣，縱使考之不精，亦選者不至大濫，蓋其節鈔剽盜之人，皆以先經策、論去之矣
策、論逐場旋考，則卷子不多，考官不至勞昏，去留必不誤
。比及詩賦，皆是已經策、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，縱使詩賦不工，亦可以中選矣。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，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，然後可革舊弊者也。其外州解送到，且當博采
只可盡令試策，要在南省精選。若省榜奏人至精，則殿試易為考矣。故臣但言南省之法，此其大概也。其高下之等，仍乞細加詳定，大概當以策、論為先。
按：詩、賦不過工浮詞，論、策可以驗實學，此正理也。今觀歐公所陳，欲先考論、策，後考詩、賦，蓋欲以論、策驗其能否，而以詩、賦定其優劣，是以粗淺視論、策，而以精深視詩、賦矣。蓋場屋之文，論、策則蹈襲套括，故汗漫難憑；詩、賦則拘以聲病對偶，故工拙易見。其有奧學雄文，能以論、策自見者，十無一二，而紛紛鵠袍之士，固有頭場號為精工，而論、策一無可采者。蓋自慶曆以來，場屋之弊已如此，不特後來為然也。故歐公之言，欲先試論、策，擇其十分亂道者先澄汰之，不特使之稍務實學，且使司衡鑒者所考少則易精；又既工論、策，則不患其不長於詩、賦，縱詩、賦不工，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經之士矣。
又按：祖宗以來，試進士皆以詩、賦、論各一首，除制科外，未嘗試策。天聖間，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。寶元中，李淑請並詩、賦、策、論四場通考，詔有司施行。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。當考。
知制誥富弼言：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，自咸平、景德以來，為法尤密，逾於前代，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。夫省試有三長，殿試有三短：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臣，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，以助考較，復有監守巡察、糊名、謄錄，上下相警，不容毫釐之私，一長也。引試凡三日，詩、賦可以見詞藝，論、策可以觀才識，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，二長也。貢院凡兩月餘，研究差次，可以窮功悉力，三長也。殿試考官濫取而不擇，一短也。一日試詩、賦、論三篇，不能盡人之才，二短也。考校不過十日，不暇研究差次，三短也。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，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，則是忘取士之本，而務收恩之末也。且歷代取士，悉委有司，獨後漢文吏課箋奏，副之端門，亦未聞天子親試也。至唐武后載初之年，始有殿試，此何足法哉！必慮恩歸有司，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，而引諸殿庭，唱名賜第，則與殿試無所異矣。遂詔罷殿試，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，隳故事，旋復殿試如舊。
上命侍臣條奏急務，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，其三請精貢舉，欲復古，興學校，取士本行實。詔近臣議，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：今教不本於學校，士不察於鄉里，則不能覈名實；有司束以聲病，學者專於記誦，則不足盡人材。臣等參考眾說，擇其便於今者，莫若使士皆土著，而教之於學校，則學者修飾矣；先策、論，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；簡程式，則宏博者得以馳騁矣；問大義，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。乃詔：州縣立學，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，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。士須在學三百日，乃聽預秋賦；舊嘗充賦者，百日而止；試於州者，令相保任，有匿服、犯刑、虧行、冒名等禁。三場：先策，次論，次詩賦，通考為去取，而罷帖經、墨義。士通經術，願對大義者，試十道，可為永式。初，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，科條纖悉備具，諸生信愛，如其子弟。至是，下湖州取其法，著為學令。是冬，詔罷日限。以餘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，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，或者謂仲淹既去，而執政意皆異，故有是詔。
時言初令不便者甚眾，以為詩、賦聲病易考，而策、論汗漫難知，祖宗以來，莫之有改，得人嘗多。乃詔一依舊條。
嘉祐二年，親試舉人，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。
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，鉤章棘句，浸失渾淳，歐陽脩知貢舉，尤以為患，痛裁抑之，仍嚴禁挾書者。既而試榜出，時所推譽皆不在選，澆薄之士候修晨朝，群聚詆斥之，街司邏卒不能止，至為《祭歐陽修文》投其家，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。然自是文體亦少變。
時上書者言：四年一貢舉，四方士子，客京師以待試者恒六七千人，一有喧噪，其徒眾多，勢莫之禁。且中下之士，往往廢學數年；才學之士，不幸有故，一不應詔，沈淪十數年，或累舉滯留，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眾，以此毀行冒法幹進者不可勝數。宜間歲一貢舉，中分舊數而薦之。王洙侍邇英閣講《周禮》至三年大比，大考州裏，以贊鄉大夫廢興，帝曰：古者選士如此，今率四五歲一下詔，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。為今之計，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？下有司議，而議者乃合奏曰：臣等謂易以間歲之法，無害而有利，不足疑也。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，不致久沈，且程文偶不中選，旋亦遇貢舉，則無滯才之歎，而天下所薦舉數既減半，禮部主司易以詳較，得士必精矣。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，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。蓋由人眾，有司無繇察，若人少，則諸偽濫勢自不容，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。於是下詔間歲貢舉，進士、諸科悉解舊額之半，增設明經，試法：凡明兩經或三經、五經，各問大義十條，兩經通八、三經通六、五經通五為合格，兼以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策時務三條，出身與進士等，而罷說書舉。其不還鄉里而寓戶他州以應選者，嚴其法：每秋賦，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，上於州，州長貳復審察得實，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。已保任而後有缺行，則州縣皆坐罪；若省試而文理紕繆，坐元考官。
時以科舉既數，則高第之人倍眾，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，乃詔曰：朕惟國之取士，與士之待舉，不可曠而冗也，故立間歲之期，以勵其勤；約貢舉之數，以精其選。著為定式，申敕有司。而高第之人，日嘗不次而用，若循舊比，終至濫官，甚無謂也。自今制科入第三等，與進士第一，除大理評事，簽書兩使幕職官；代還，升通判；再任滿，試館職
前此前三名皆為通判
。其餘以次減降。自是驟顯者鮮，而所得人材及其風浸比舊亦浸衰。
容齋洪氏《隨筆》曰：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，以科舉羅天下士，士之策名前列者，或不十年而至公輔，呂文穆公蒙正、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。及嘉祐以前，亦指日在清顯，東坡《送張子平序》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，數其上之三人，凡三十有九，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。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，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，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，故相與愛惜成就，以待其用。至嘉祐四年之制，前三名始不為通判，第一人才得評事、簽判，代還升通判，又任滿始除館職。王安石為政，又殺其法，恩數既削，得人衰矣。觀天聖初榜，宋鄭公郊、葉清臣、鄭文肅公戩，高文莊公若訥、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，二宰相，二執政，一三司使。第二榜，王文忠公堯臣、韓魏公琦、趙康靖公絳連名。第三榜，王宣徽拱辰、劉相沆、孫文懿公抃連名。楊寘榜，寘不幸即死，王岐公珪、韓康公絳、王荊公安石連名。劉煇榜，煇不顯，胡右丞宗愈、安門下燾、劉忠肅公摯、章申公惇連名，其盛如此。治平以後，第一人作侍從，蓋可數矣。
沈氏《筆談》曰：舊制，天下貢舉人到闕，悉皆入對，數不下三千人，謂之群見。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，班列分錯，有司不能繩。覲見之日，先設禁闈於著位之前，舉人皆拜於禁闈之外，蓋欲限其前列也，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，有司患之，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，然尚不減數百人。嘉祐中，予忝在解頭，別為一班，最在前列，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，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，每為閣門之累。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，謂舉人、蕃人、駱駝。
又曰：禮部貢院試進士，設香案於階前，主司與舉人對拜，此唐故事也。所坐設位供張甚盛，有司具茶湯飲漿。至試學究，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，亦無茶湯，渴取飲硯水，人人皆黔其吻。非故欲困之，乃防氈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，蓋嘗有敗者，故事為之防。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，徹幕待經生，以為禮數重輕如此，其實自有謂也。
按：沈公所記典故，皆源於唐時，宋朝因之，至嘉祐時猶然。後來天下所解進士，非中選禮部，待對親策之日，不得覲清光。而禮部試士之時，雖無所謂五經學究，然其所以待進士者，禮亦殺於祖宗之時矣。
英宗治平三年，詔曰：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，而豪傑者不時舉，故下間歲之令。而自更法以來，其弊浸長。裏選之牒仍故，而郡國之取減半；計偕之籍屢上，而道塗之勞良苦，朕甚閔焉。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，天下解額，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，四分取三為率，明經、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。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，士得休息，官以不煩矣。
知諫院司馬光上言，請貢院逐路取人，其略曰：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，率皆兩制、三館之人，其所好尚，即成風俗。在京舉人追趨時好，易知體面，淵源漸染，文采自工，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，混同封彌，考較長短，勢不侔矣。孔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言雖微陋之處，必有賢才，不可誣也。是以古之取士，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，或以德行，或以才能，隨其所長，各有所取，近自族姻，遠及夷狄，無小無大，不可遺也。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，則所遺多矣。國家用人之法，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，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，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。以此之故，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，違去二親，老於京師，不復更歸。其間亦有身負過惡，或隱憂匿服，不敢於鄉里取解者，往往和買監牒，妄冒戶貫，於京師取解。自間歲開場以來，遠方舉人憚於往還，只於京師寄應者，比舊尤多。國家雖重為科禁，至於不用蔭贖，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。所以然者，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，大率皆是國子監、開封府解送之人，則人之常情，誰肯去此而就彼哉！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，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，其勢必不行矣。
參知政事歐陽修上言：竊以國家取士之制，比於前世，最號至公。蓋累聖留心，講求曲盡，以謂王者無外，天下一家，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，盡聚諸路貢士，混合為一，而惟才是擇；又糊名、謄錄而考之，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、誰氏之子，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。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，雖未復古法，而便於今世，其無情如造化，至公如權衡，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。《傳》曰：無作聰明亂舊章。又曰：利不百者不變法。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，即議更改，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。臣所謂偶見一端者，蓋言事之人，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，而西北進士得少，故欲改法，使多取西北進士爾。殊不知天下至廣，四方風俗異宜，而人性各有利鈍。東南之俗好文，故進士多而經學少；西北之人尚質，故進士少而經學多。所以科場取士，東南多取進士，西北多取經學者，各因其材性所長，而各隨其多少取之。今以進士、經學合而較之，則其數均；若必論進士，則多少不等，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，其不可者一也。國家方以官濫為患，取士數必難增，若欲多取西北之人，則卻須多減東南之數。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，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，是百人取一人，蓋已痛裁抑之矣。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，而所解至十餘人，是十人取一人，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。若至南省，又減東南而增西北，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，已假借者又假借之，此其不可者二也。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，其初選已精矣，故至南省，所試合格者多；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，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，蓋其初選已濫矣，故至南省，所試合格者多；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，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，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。至於他路，理不可齊，偶有一路合格人多，亦限以十一落之，偶有一路合格人少，亦須充足十一之數，使合落者得，合得者落，取捨顛倒，能否混淆，其不可者三也。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，而使有藝者屈落，無藝者濫得，不問繆濫，只要諸路數停，此其不可者四也。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，若此法一行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，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。此所謂法出而奸生，其不可者五也。今廣南東、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，諸州但據數解發，其人亦自知無藝，只來一就省試而歸，冀作攝官爾。朝廷以嶺外煙瘴，北人不便，須藉攝官，亦許其如此。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，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，此其不可者六也。凡此六者乃大概爾，若舊法一壞，新議必行，則弊濫隨生，何可勝數！故臣謂且遵舊制，但務擇人，推朝廷至公，待四方如一，惟能是選，人自無言，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。若謂上習浮華，當先考行，就如新議，亦須只考程試，安能必取行實之人？議者又謂西北近虜，士要牢籠，此甚不然之論也。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，苟可為患，則何方無之？前世賊亂之臣，起於東南者甚眾，其大者如項羽、蕭銑之徒是已；至如黃巢、王仙芝之輩，又皆起亂中州者爾，不逞之人，豈專西北？矧貢舉所設，本待材賢，牢籠不逞，當別有術，不在科場也。惟事久不能無弊，有當留意者，然不須更改法制，止在振舉綱條爾。近年以來，舉人盛行懷挾，排門大噪，免冠突入，虧損士風，傷敗善類，此由舉人既多，而君子小人雜聚，所司力不能制，雖朝廷素有禁約，條制甚嚴，而上下因循，不復申舉。惟此一事，為科場大患，而言事者獨不及之。願下有司議革其弊，此當今科場之患也。
按：分路取人之說，司馬、歐陽二公之論不同。司馬公之意，主於均額，以息奔競之風；歐陽公之意，主於核實，以免繆濫之弊。要之，朝廷既以文藝取人，則歐公之說為是。蓋士既求以用世，則奔名逐利，所不能免，不必深訾，至於棄親匿服、身負過惡者，皆素無行檢之人，此曹雖使之生長都城，早遊館學，超取名第，亦未必能為君子。若以為遠方舉人，文詞不能如遊學京師者之工，易以見遺，則如歐、曾、二蘇公以文章名世，詔今傳後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，未嘗漸染館閣，習為時尚科舉之文也，而皆占高第。然則必須遊京師而後工文藝者，皆剽竊蹈襲之人，非穎異挺特之士也。
神宗熙寧二年，議更貢舉法，罷詩賦、明經、諸科，以經義、論、策試進士。初，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，請興建學校以復古，其明經、諸科欲行廢罷，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額。詔兩制、兩省、待制以上，御史、三司、三館議之。韓維請罷詩賦，各習大經，問大義十道，以文解釋，不必全記注疏，通七以上為合格；諸科以大義為先，黜其不通者。蘇頌欲先士行而後文藝，去封彌、謄錄之法。直史館蘇軾上議，略曰：得人之道在於知人，知人之法在於責實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責實之政，則胥吏、皂隸未嘗無人，而況於學校貢舉乎！雖用今之法，臣以為有餘。使君相無知人之明，朝廷無責實之政，則公卿、侍從常患無人，而況學校貢舉乎！雖復古之制，臣以為不足矣。夫時有可否，物有興廢，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，其選舉亦必有道，何必由學乎！且慶曆間嘗立學矣，天下以為太平可待，至於今惟空名僅存。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，責九年大成之業，則將變今之禮，易今之俗，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，斂民財以養遊士，置官立師，而又時簡不帥教者，屏之遠方，徒為紛紛，其與慶曆之際何異？至於貢舉，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；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；或欲舉唐故事，兼采譽望而罷封彌；或欲變經生樸學，不用帖墨而考大義。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。夫欲興德行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，審好惡以表俗。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，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。上以孝取人，則勇者割股，怯者廬墓；上以廉取人，則敝車羸馬，惡衣菲食，凡可以中上意者，無所不至。德行之弊，一至於此！自文章言之，則策論為有用，詩賦為無益；自政事言之，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。雖知其無用，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，以為設法取士，不過如此也。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，使億尚在，則忠清鯁亮之士也；通經學古無如孫復、石介，使復、介尚在，則迂闊誕謾之士也。矧自唐至今，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，何負於天下，而必欲廢之？
上讀軾疏曰：吾固疑此，今得軾議，釋然矣。他日以問王安石，安石曰：不然。今人材乏少，且其學術不一，一人一義，十人十義，朝廷欲有所為，異論紛然，莫肯承聽，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。故一道德則修學校，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。趙抃是軾言，安石曰：若謂此科嘗多得人，自緣仕進別無他路，其間不容無賢；若謂科法已善，則未也。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，乃閉門學作詩賦，及其入官，世事皆所不習，此乃科法敗壞人才，致不如古。於是卒如安石議，罷明經及諸科，進士罷詩賦，各占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一經，兼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。每試四場，初大經，次兼經，大義凡十道，次論一首，次策三道，禮部試即增二道。中書撰大義式頒行。試義者須通經，有文采乃為中格，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。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，諸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。其京東西、陝西、河北、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，及府、監、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，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，皆別為一號考取，蓋欲優其業，使不至外侵，則常向慕改業也。
按：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，然自隋唐以來，入官者皆以是為進身之階，及其人之賢否，則初不緣此。柳子厚《送崔符序》言：今世尚進士，故天下舉歸之，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？無也。惟其所尚，又舉而從之。尚之以孝弟，孝弟猶是人也；尚之以經術，經術猶是人也。姚康撰《科第錄序》言：以顏、孔為心者，雖日視淫靡，莫能遷其操；以桀、蹠為行者，雖日聞仁義，莫能治其性。若膺鄉舉裏選，亦此流也；若搜茂材異行，亦此流也。則何必目秀才為樸，名進士為薄邪。蓋唐人已有此論，即坡公之意也，但變聲律為議論，變墨義為大義，則於學者不為無補。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，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，以取科第。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，然使學者以幹利之故，皓首專門，雷同蹈襲，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功，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，則其拘牽淺陋，去墨義無幾矣，況所著未必盡善乎？至所謂學術不一，十人十義，朝廷欲有所為，異論紛然，莫肯承聽，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，是何言歟！
既罷明經、諸科，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，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者。試以律令、刑統大義、斷案，中格即取，惟嘗應明經、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，非此類，有司不受。既得官，又得預刑法官試，中者推恩有加。
三年，親試舉人，初用策。舊制，進士一日而兼試詩、賦、論，謂之三題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。至是，進士就席，有司猶循故事給《禮部韻》及題，出乃策問也。
葉祖洽對策言，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，陛下即位，革而新之。初考為三等，覆考為五等。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，以祖洽為第一。考官蘇軾疾其阿諛，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。
是年，南郊赦書，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士，諸路監司以劉蒙等二十一人應詔，送舍人院試，而命以官。
熙寧初，詔：進士、諸科經仁宗朝殿試，或進士、明經三舉，殿試五舉，省試下，諸科五舉，殿試七舉，省試下，並免解。因應舉授諸州司士、長史、文學、助教、參軍，不理選限。年未六十，注權入官。三年，又詔：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，進士一舉、諸科二舉，年六十五，若遞加一舉，則不限年，州縣以名聞，特與推恩。府、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。進士七舉、諸科八舉、年四十、禮部嘗奏名者，並特赴殿試，惟河北、河東、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。舊止試論，至是，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。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為九等，上等注官，次守選，次遇郊注官，及不理選限各有差。
詔：諸州舉送、發解、考試、監試官，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，類其名上之轉運司，使與廳者同試，率七人特立一額以解，不用其所避州解額。
五年，詔宗室非袒免親，許應舉補官。
十年，始立宗子試法：凡祖宗袒免親已命者，附鎖廳試；非袒免以外，例許應舉，國子監、禮部皆別試、別取，十人取五，試者雖多，解毋過五十人。廷試策問與進士同，而別考累舉不中，年及四十以聞，而錄用之。
六年，詔進士、諸科及選人、任子並令試斷案、律令大義或時議，始出官。其後又詔進士第一人以下並試。初，詔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，中書習學練亨甫言：高科任簽判及職官，預一州之事，其於習法豈所宜緩？前此試刑法者，世皆指為俗吏。今朝廷推恩既厚，而應者尚少，若高科不試，則人不以為榮矣。乃詔悉試。
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，吳充曰：漢儒陳寵以法律講受，徒眾常數百人。有律學在六學之一，後來縉紳，多恥此學。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，罕通其意。近歲將補官者，必聚而試之，此有以見恤刑之意。
舊制，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，貧者或稱貸。是年，始賜錢三千緡為期集費。
舊制，新進士入謝，進謝恩銀百兩。至是，罷之。
八年，頒王安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義於學官，謂之《三經新義》。
先是，安石奏學官試文，且言黎侁、張諤文勝而違經旨，帝曰：今談經者人人殊，何以一道德？卿有所著，其以頒行，使學者歸一。安石曰：已令陸佃、沈季長訓釋《詩義》矣。帝曰：佃輩信能發明奧旨乎？安石曰：雖命之訓，而臣實商度也。
舊制，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，國子監額不及其半。至是，合試而通取之。
九年，殿試進士。初，覆考官陳澤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，贖金有差。詔自今唱名盡四甲，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，未與者奏聽裁決。
元豐元年，詔開封府、國子監舉人並試，通取解額。其諸州不滿百人者，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，就一州考取。御史黃廉言：別試所解試業《詩》者十人而取至四五，《書》之一經止取一人，等之業文，不應能否相絕如此。願分經立額，均收其長。詔自今《詩》、《易》悉占三分，《書》二分，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通二分。又言：朝廷多用講官考試，諸生在學，熟知其平時議論趨向，則試文易投其好，而遠士往往見黜。考官毋用監學講授人。詔差官日取裁。知諫院黃履言：諸科舊試記誦，故口授為傳義，重其法禁。今大義須文，豈容口授？而重法如故，仍釀立告賞，證左又皆其徒，慮有誣枉，請改立法。從之。
五年，先是，帝見黃裳所為文，愛之。至是，禮部奏進士，有裳名。及進讀試策，在前列者皆不稱旨。命求裳名，至未甲始見，乃擢為第一。考官以高下失實贖金。
八年，濟、博、棣三州諸科舉人訴於禮部，言：諸科舊額多歸進士，僅有存者，又有以盡解新科明法。今試而中，無額可解。於是常留諸科舊額十分之一，以待不能改業者。
知徐州蘇軾上言，乞為京東西、河北、河東、陝西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。
事見《胥吏門》
哲宗元祐二年，更科場法。進士分四場：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，《語》、《孟》義各一道，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，第三場論一道，四場子史、時務策二道。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，詩賦人兼一經。以《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為大經，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、《儀禮》為中經，願習二大經者聽，不得偏占兩中經。
尚書省言：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，辭格卑弱，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，不識諸儒傳記之說，為文者唯知解釋，不通聲律體要之學，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。兼一經之內，可以為題者無幾，有司所試，多其平日已嘗宿為，若非議而更之，必且大弊。而禮部請置《春秋》博士，進士專為一經。又侍御史劉摯奏：國朝取士，試賦、論、策，更百餘年，號為得人。熙寧初，以章句破碎大道，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，可謂知本。然今之治經，大與古異。專誦熙寧所頒新經、《字說》，佐以莊、列、釋氏之書，試者累輩百千，概用一律，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，該通先儒舊說，與時尚不合，一切捐棄。且詩賦、經義，均之以言取人，賢否邪正，未可遽判。第從有司去取較之，詩賦有聲律法度，故工拙易見，所從命題者廣，故寡重復；經義命題不出此書，既可夙具，稍更數試，題多重出，既格律不嚴，難以一見判其高下，或時得竊他人之文以為已作。此於取棄難易之間，科第當否，由之以分。願復詩賦，與經義兼行，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自已之說，禁用字解、釋典，以救文弊，亦使學者兼通他書，稍至博洽。又言：近制，明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，謂之新科明法，中其選者，吏部即注司法，敘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。古者治本禮義，而刑法僅以助之。舊制，刑法最為下科，然必責之兼經，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。今新科罷兼經，專試刑書，又所取比舊猥多，調擬之法失其次序。欲加試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大義，仍裁半額，注官並依科目次序。詔近臣集議以聞。
左僕射司馬光言：取士之道，當先德行，後文學；就文學言之，經術又當先於詞采。神宗罷賦、詩及諸科，專用經義、論、策，此乃復先王令典，百世不易之法。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，欲蓋掩先儒，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，同已者取，異已者黜，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，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。若已論果是，先儒果非，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，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？至於律令敕式，皆當官者所須，何必置明法一科，使為士者豫習之？夫禮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為士者果能知道義，自與法律冥合；若其不知，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，習鍛煉文致之事，為士已成刻薄，從政豈有循良，非所以長育人材、敦厚風俗也。
四年，知杭州蘇軾狀奏：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：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，詩、賦、經義各五分取人。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，一旦添改詩賦，習者尚少，遂以五分立法，是欲優待詩賦，勉進詞學之人。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，率皆成就，雖降平分取人之法，緣業已習就，不願再有改更；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，以詞學為優，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。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，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多從詩賦，他郡亦然。若平分解名，委是有虧詩賦進士，難使捐已習之詩賦，抑令就經義之科。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，乞據狀敷奏者。臣曩者備員侍從，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，蓋謂經義取人以來，學者爭尚浮虛，文字止用一律，程試之日，工拙無辨。既去取高下，不厭外論，而已得之後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，以故更用祖宗故事，兼取詩賦。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，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，朝廷重失士心，故為改法，各取五分。然臣在都下，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；臣本蜀人，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；及出守東南，親歷十郡，及多見江、湖、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，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。專習經義，士以為恥。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。惟河北、河東進士，初改聲律，恐未甚工，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，非獨詩賦也。朝廷於五路進士，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，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。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，不敢不奏，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，欲乞朝廷參詳眾意，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、經義人數多少，各紐分數發解。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，許併入詩賦額中。仍除將來一舉外，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，所貴學者不至疑惑，專一從學。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貼黃：詩賦進士亦自兼經，非廢經義也。
又詔舉經明行修科，分路立額，共六十一人。州縣保任，上之監司，監司考察以聞。各用其州解額，無其人則缺之。
司馬光奏：乞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，應經明行修科，與進士並置。程試一如進士，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，以勸勉天下舉人，使敦士行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。竊料此法初行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，若朝廷於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，必坐舉主，毋有所赦，行遣三五人後，自皆謹擇其人，不敢妄舉。如此，則士之居鄉居家，獨處闇室，立身行已，不敢不謹，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。所謂不言之教，不肅而成，不待學官日訓月察、立賞告訐，而士行自美矣。
王覿言：人情進取相妨則相擠，若經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額，雖名實孚應，眾必合意詆之。此科本以厚風俗，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。乞創額以消爭進。
權知貢舉蘇軾言：今名器爵祿出之太易，每一試，進士、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。祖宗舊制，禮部已奏名，至禦試而黜者甚多。至嘉祐中年，始盡賜出身，近歲雜犯亦免黜落，皆非祖宗本意。又進士升甲，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，方特升之，皆出一時聖斷。今禮部十人以上，別試、國子、開封解試、武舉第一人，經明行修進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者，皆定著於令，遞升一甲，則是法在有司，恩不歸於人主，甚無謂也。軾又言：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，約已及四百五十人，今又許例外遞減一舉，則當復增數百人。此曹垂老，無他進望，布在州縣，惟務黷貨，以為歸計。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，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？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，以此知其無益有損。議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，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，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，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，謂之恩澤，非臣所識也。願斷自聖意，止用前命，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，誠有學問，即許出官，其餘皆補文學、長史之類，不理選限，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。
八年，中書言：禦試請復用祖宗法，試詩、賦、論三題。且言：士子多已改習詩賦，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，而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，可見習賦者多。於是詔：來年禦試，習詩賦人復試三題，專經人且令試策，自後概試三題。
紹聖元年，禮部已定禦試三題條約，至三月，詔仍試策。又詔進士罷詩賦，專習經義，仍除去《字說》之禁。又詔禮部，取凡內外試題，悉集以為籍，遇試，頒付考官，以防復出。罷《春秋》科，凡試，優取二禮、兩經，許占全額之半，而以其半及他經。既而復立《春秋》博士，崇寧又罷之。
時有建言請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三經義中出題以試舉人者。朝廷下其議，有司承意，謂為可行。既而右正言鄒浩言：三經義者，所以訓經，而其書非經也。以經造士，而以非經之題試之，甚非先帝專用經術之義。後出題訖依舊法。
徽宗崇寧三年，詔曰：神考議以三舍取士，而罷州郡科舉，其法行於畿甸，而未及郡國。肆朕纂圖，制詔有司講議其方，成書來上，悉推行之，設辟廱於國郊，以待士之升貢者，又與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，朕勸勵學者至矣。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，不專於學校。其詔天下，將來科場取士悉由學校升貢，其州郡發解，及試禮部法並罷，庶幾復古。自此歲試上舍，悉差知舉如禮部試。
四年，詔：將來大比，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，辟廱太學其亟以此意諭達遠士，使即聞之。時州縣悉行三舍法，當官者子弟得免試入學，而士之在學者積歲月累試乃得應格，其不能輟身試補者，僅可從狹額應科舉，不得如在籍者三舍、解試兼與而兩得，其貧且老者尤甚病之。時人議其法曰：利貴不利賤，利少不利老，利富不利貧。故詔書及此而加以審訂，未遽廢科舉也。
大觀元年，詔舉八行。
自元祐仿古，創立經明行修科，主德行而略藝文，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寘恩科，其時御史既已咎其無所甄別矣。及八行科立，專以八行全偏為三舍高下，不間內外，皆不試而補，則往往設為形跡，以求入於八行，固已可厭，至於請託徇私，尤難防禁。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，乃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，與名格相應者。而八行又有甚弊。士子跅弛，公私交患苦之，不能誰何，乃借八行名稱，納之學校，使其冀望無罰應貢，則稍且自戢，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，故寧使之占額不貢。以是知略實藝而追古制，其難蓋如此也。
政和二年，親試舉人，始罷賜詩，改賜箴。先時，御史李章言作詩害於經術，自陶潛至李、杜皆遭譏詆。詔送敕局立法，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習詩賦。又詔士毋得習史學。
吳氏《能改齋漫錄》曰：先是，崇寧以來，專意王氏之學，士非三經、《字說》不用。至政和之初，公議不以為是，蔡嶷為翰林學士，慕容彥逢為吏部侍郎，宇文粹中為給事中，張琮為起居舍人，列奏：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。奉御筆：經以載道，史以紀事，本末該貫，乃稱通儒。可依所奏。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，庶得博習之士，不負賓興之選。未幾，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：夫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，三代之故，而史載秦、漢、隋、唐之事。學乎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者，先王之學也；習秦、漢、隋、唐之史者，流俗之學也。今近臣進思之論，不陳堯舜之道，而建漢唐之陋，不使士專經，而使習流俗之學，可乎？伏望罷前日之詔，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，而不流於世俗之習，天下幸甚！奉御筆：經以載道，史以紀事，本末該貫，乃為通儒。今再思之，紀事之史，士所當學，非上之所以教也。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，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，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，流於俗好，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。可依前奏，前降指揮更不施行。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。
按：尊經書，抑史學，廢詩賦，此崇、觀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，其論似正矣。然經之所以獲尊者，以有荊舒之三經也；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，以有涑水之《通鑒》、蘇黃之酬唱也。群憸借正論以成其奸，其意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遷、固、李、杜也哉？
宣和三年，詔罷天下三舍法，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，惟太學仍存三舍，以甄序課試，遇科舉仍自發解。
六年，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。詔特增百人額，差知舉官五人。
是年，賜第八百餘人，因上書獻頌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。有儲宏等隸大閹梁師成為使臣或小史，皆賜之第。
先是，大觀三年，宦者梁師成中甲科。政和四年，以鄧洵武之子、鴻臚寺丞雍進頒文可采，特令直赴廷試。自後此類頗多。
政和八年，嘉王揩考在第一，不欲令魁多士，升次名王昴為首。
按：太宗時，李昉、呂蒙正之子禦試入等，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，黜之，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，上惜科第不與，特授近蕃掌書記，蓋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畯也，今親王得以為狀元。又按：端拱二年，有中書堂後官及第，上奪所授敕牒，勒歸本局，詔今後吏人無得應舉，蓋惟恐雜流取名第，以玷選舉也。今閹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，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蕩然矣。
王氏《揮麈錄》曰：國初每歲放榜，取士極少，如安德裕作魁日，九人而已，蓋天下未混一也。至太宗朝浸多，所得率江南之秀。其後又別立分數，考校五路舉子，以北人拙於詞令，故優取。熙寧三年廷試，罷三題，專以策取士，非雜犯不復黜。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，黃道夫榜，傳臚至第四甲黨鎛卷子，神宗笑曰：此人何由過省？知舉舒通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，上命降作第五甲末。自後人益以廣。宣和七年沈元用榜，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，蓋燕雲免省者既眾，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，前後無逾此歲之盛。
欽宗靖康元年，復置《春秋》博士，用以取士。
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舉若三舍，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，其所從得不一路：遺逸、文學、吏能、言事，或奏對稱旨，或試法而經律入優，或材武，或童幼而能文，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，其得之雖有當否，總其大較，要有可考。熙寧四年，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八等，有司以安度所試《綠竹詩》背王芻古說，而直以為竹，遂黜不取。富弼言：《
史記
》敘載淇園之竹，正衛產也，安度語有據。遂賜進士出身。五年，祝康、李舉之試經書、律令大義，而有司考之入優，遂以令賜明經出身。其後梁子野、黃葆光賜出身，遂同進士。七年，王韶破木征，使其子淳來獻捷，帝喜甚，遂以賜之。其後趙邇在政和間擒蠻卜漏，編次用兵首末，授其子永裔來奏，永裔亦得賜。八年，章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，又得賜。九年，中丞鄧綰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，己而綰敗，正符亦坐附會追奪。元符元年，承務郎李景夏召對；三年，上舍生何太正應詔言事，皆特賜。崇寧二年，又賜右司郎官林攄、蘇州進士俞燾等。明年，蔡京子攸亦與焉。四年，宋喬年察訪熙河稱旨；大觀四年，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。政和中，小學生曹芬、駱庭芝以能文賜。自此達官貴胄既多得賜，又上書獻頌得之者多至百數，不勝紀矣。靖康新政，懲奸臣蔽塞，凡行義有聞、議論忠讜，悉加賜以示好惡。張炳、雷觀、陳東、尹焞、鄧肅相望得賜，而天下知所鄉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