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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序非詩人所作，亦非一人作之。蓋自國史明變，太師達雅。其所作之意，必相授於作詩之時，況聖人刪定之後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，類能言之。而鄒魯之士，縉紳先生多能明之。漢興，得遺文於戰國之餘，諸儒相與傳授講說，而作為之序，其義必有所授之也。於是訓詁傳注起焉，相與祖述而為之說，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而不得，即以序為證。殊不知序之作亦未得詩之旨，此不可不辨。
夫魯之有頌，詞過於實。《宮》之詩有曰：「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。」以《春秋》考之，許即魯朝宿之邑也。自桓元年，鄭伯以璧假許田，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。常地無所經見，而先儒以為常即魯薛地。若難考據，而詩稱居常與許，為能復周公之宇。何也？蓋此詩之作，自「俾爾昌而熾，俾爾壽而臧」，以下至「天錫公純嘏，眉壽保魯。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」皆國人祝之之辭，望其君之能如此也。序詩者徒得其言，而未得其意，乃為之言曰：「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。」以為僖公果復常、許，若未可信也。《魚藻》言：「魚在在藻？有頒其首。王在在鎬？豈樂飲酒！魚大大藻？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鎬？飲酒樂豈！樂魚在在藻？依於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！」言魚何在！在藻爾。或頒首，或莘尾，或依蒲，自以為得所也，然特在藻在蒲而已，焉足恃以為得所，猶之幽王何在，在鎬爾。或豈樂而後飲酒，或飲酒而後樂豈，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樂者。然徒在鎬飲酒，湛於耽樂？而不恤危亡之至，亦焉足恃以為至樂？此詩人所刺也。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，故於此亦曰：「萬物失其性。」以鎬為武王所都，故於此曰：「思武王。」恐非詩之旨也。《清廟》之序曰：「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。」昔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位塚宰，正百官而已，未嘗居攝也。漢儒惑於荀卿與夫《禮記》之說，遂以謂周公實居攝。然荀卿之言好妄，而《禮》所記，雜出於二戴之論。於此附會其說曰：「周公即成洛邑，朝諸侯，以祀文王。」然則成洛邑者，周公也；至於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，使周公為之，不幾乎僭乎？《將仲子》之序曰：「小不忍以至大亂。」以《春秋左傳》考之，祭仲之諫莊公以「不如早為之所。」莊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」又曰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又曰：「不義不匿，厚將崩，終至於伐諸鄢。莊公之志，不早為之所，而待其自斃，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。故《春秋》譏之，而左氏謂之鄭志，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。《將仲子》之刺，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。序詩者曰：「小不忍以致大亂，」蓋不知此觀莊公誓母薑氏於城潁，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？《召旻》所刺，「刺幽王大壞也。」始曰：「旻天疾威」，又卒章曰：「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。日辟國百里。」思召公之辟國，特其一事耳。而序詩者遂以旻為「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。」焉足以盡一詩之意？《淇奧》所美，「美武公之德也。」武公之德如詩所賦，無施不可。序詩者徒見詩言曰：「有匪君子」，即稱其「有文章」，武公所以為君子，非止文章而已；見詩言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即稱其「又能聽其規諫」。武公所以切磋琢磨，非止聽規諫而已。是言也，又似非能文者所為，即此觀之，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譔者歟？不然，何其誤詩人之旨尚如此！至如《載馳》、《抑》詩，稱作詩者諡；《絲衣》引高子及靈星以證其說。若此之類，序非詩人作明矣。如《江有汜》言：「美媵也，勤而無怨，嫡能悔過也。」辭意並足矣，又曰：「文王之時，江汜之間，有嫡不以其媵備數；媵遇勞而無怨，嫡能自悔也。」如《式微》言：「稱侯寓於衛，其臣勸以歸」，而《旌丘》曰：「責衛伯。」因前篇以見意足矣，又曰：「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於衛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」云云，何其辭意重復如此！若此之類，序非一人作明矣。
或者謂如《江有汜》之為美媵，《齎》之為錫予，《那》之祀成湯，《商武》之祀高宗，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。曰：不然，自詩作以來，必相授於作之之時，況聖人刪定之後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