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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自司馬遷《
史記
》，下至《五代史》，其間數千百年，正統偏霸與夫僭竊亂賊，甚微至弱之國，外至蠻夷戎狄之邦，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，而《
三國志
》獨不然。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，始終號漢，未嘗一稱蜀；其稱蜀，俗流之語耳。陳壽黜其正號，從其俗稱，循魏晉之私意，廢史家之公法。用意如此，則其所書善惡褒貶予奪，尚可信乎！魏晉之世，稱備為蜀，猶五代稱李璟為吳，稱劉崇為晉矣。今《五代史》作南唐、東漢世家，未嘗以吳、晉稱之，獨陳壽如此，初無義例，直徇好惡耳。往時歐陽文忠公作《
五代史
》，王荊公曰：『五代之事無足采者，此何足煩公；三國可喜事甚多，悉為陳壽所壞，可更為之。』公然其言，竟不暇作也，惜哉！
諸葛丞相為後主寫《申》、《
韓
》、《
管子
》、《
六韜
》各一道。
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，乃用《六韜》、《管子》、《申》、《韓》之書。吾謂不然。人君不論撥亂守文，要以知略為先。後主寬厚仁義，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調是其所短，當時識者咸以為憂。《六韜》述兵權奇計，《管子》貴輕重權衡，《
申子
》核名實，《韓子》引繩墨，切事情施之，後主正中其病矣。藥無善惡，要以對病為妙，萬金良藥與病不相值，亦復何有補哉！
法正為蜀郡太守、揚武將軍，一飯之德、睚眥之怨，無不報復。或言其太橫，亮曰：『主公之在公安也，進退狼跋，賴孝直為輔翼。今翻然翱翔，不可復制，如何禁止，使不得行其意耶！』孫盛評曰：『威福自下，亡國之道，安可以功臣而極其淩肆。諸葛氏之言於是失政刑矣。』秦昭王以範雎之故至質平原君，移書趙王，以購魏齊之首。李廣誅霸陵尉，上書自劾，武帝詔曰：『報恩復仇，朕之所望於將軍也。復何疑哉！』國初，郭進為山西巡檢，民訴進掠奪其女，太祖怒曰：『汝小民也，配女當得小民。今得吾貴臣，顧不可耶！』驅出之。而三人者，卒皆有以報國。古之英主，所以役使豪傑，彼自有意義，孫盛所見者少矣。
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、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。荀彧稱曹公興師，本為朝廷君子，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曹公由是不平，彧以憂卒。論者曰：『彧葉規曹氏，以傾漢祚，晚節立異，無救運移。』管仲相桓公伐山戎、伐陳蔡、伐楚、伐晉，其意欲尊周爾，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。文若依曹公，平青徐、平許洛、平河朔、平漢南，其志欲尊漢耳，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。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，故設詞以拒之；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，故遜詞以卻之。管仲幸，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；文若不幸，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。究其終始，幸不幸異耳，用心豈不同耶！論者何得非之！
華歆、邴原、管寧相善，時人號為一龍，歆為首，原為腹，寧為尾。
《
魏略
》云：『邴原、管寧皆盛德之士，而歆為之首，則歆之為人可知矣。』然《
漢書
》稱伏后之廢，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，后閉戶匿壁中，歆破戶發壁而入，此豈盛德之士哉！操雖奸雄，然用人各當其理。方是之時，魏氏群臣如董昭、夏侯惇、賈詡、鄭昱、郭嘉之流為不少，足以辦此，何獨使歆為之？歆果賢耶，操決不敢以此使之。以此事操，則歆不得為賢者。陳壽作原傳，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，初不及歆，至作寧傳，壽又稱與原、歆相友，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？朋友出處不齊，理宜有之，操尚不同，則非所以為友矣。此予之所未解也夫。
建興五年，丞相亮出屯漢中。
是歲丁未，魏之
太和元年，吳之
黃武六年
也。魏明帝即位，既已逾年，君臣無間。前此吳入攻夏口，圍石陽，不克。是歲保境不動。初，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荊益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交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遣上將向宛洛，而將軍身出秦川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孔明始議如此。至是天下寧有變耶，而遽有此舉，何哉？
曹公征烏丸，遣使辟田疇，疇戒門下趣嚴州。人問曰：『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，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，何也？』疇笑曰：『此非爾所知也。』即隨使者到軍。
或曰：『田疇辭聘於袁氏，從辟於曹公，門人怪之，疇笑而不答。何也？』曰：『難言也。』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：『先帝召卿不至，反從驃騎遊耶！』良曰：『先帝以禮待下，故臣得以禮進退。驃騎以法檢下，故臣為法屈爾。』疇之用意，蓋亦如此。是時袁氏政寬，故疇可得不至；曹氏刻急，故疇不敢不來。來非慕義，故終身不受封爵。疇雖不言，言在其中矣。
曹公定鄴，祠袁紹墓，哭之流涕。孫盛評曰：『先王誅賞，將以懲勸。而盡哀於逆臣之家，為政之道躓矣。匿怨友人，前哲所恥，說驂舊館，義無虛涕。道乖好絕，何哭之有！漢祖失之於項氏，曹公遵謬於此舉，百慮之一失也。』禹見刑人於市，下車而哭之，況劉、項受命懷王，約為兄弟，而紹與操少相友善，同起事，而紹又盟主乎！雖道乖好絕，至於相傾，然吾以公義討之，以私恩哭之，不以恩掩義，亦不以義廢恩，是古之道也，何名為失哉！孫氏之論，非但僻學也，蓋亦可謂小人矣。
章武三年
四月，先主崩於永安宮。五月，後主襲位於成都，改元建興。
人君繼體，逾年改元。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建興，此陳壽所以短孔明也。以吾觀之，似不為過。古者人君雖立，尚未即位也。明年正月，行即位之禮，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。後世承襲之。初固已即位矣，稱元不亦可乎！故曰不為過也。古者人君襲位，未逾年不稱君，故子猛不書王，子般子赤不書公，後世承襲之。初固已稱君矣，稱元不亦可乎！故曰不為過也。春秋之時，未有一年而二名者，如隱公之末年，既名之為十一年矣，不可復名為桓公元。自紀元以來，有一歲而再易者矣，有一歲而三四易者也，豈復以二名為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為過也。非特此也，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。古之所謂元年者，某君之一年也，故必逾年而後稱之，如前所云。後世所謂元年者，某號之一年耳，嗣位而稱之可也，逾年而後稱之亦可也。
建安十三年，曹公自江陵征備。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，退保南郡。
世之為將者，務多其兵，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哉！前代以六十萬勝楚，以四十萬勝秦，惟王翦、項籍二人，而多多益辨者，獨韓信能之。其眾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。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，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，以三十萬困於白登，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，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，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，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，隨以九十萬敗於遼東。其眾愈多，其敗愈毒，然猶有可委者曰「將不善」。若曹公，可謂善將矣，猽以水軍六十萬，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。是歲戰艦相接，故為敵人所燒，大眾屯聚，故疫死者幾半。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。以高祖之才，不過能將十萬眾，則水軍六十萬，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。高祖豈易得哉，其敗也固宜！
曹公征下邳，擒關羽以歸，禮之甚厚，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，使張遼以情問之，羽歎曰：『極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劉將軍恩，終不可留。要當立效報曹公而去。』及羽破顏良，曹公知其必去，厚加賞賜，羽悉封還，拜書告辭，歸先主於袁軍。左右請追之，公曰：『彼各為其主，勿追也。』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，可謂賢矣。然戰國之士亦能之。曹公得羽不殺，厚待而用其力，可謂賢矣，然戰國之君亦能之。至羽必欲立效以報公，然後封還所賜，拜書告辭而去，進退去就，雍容可觀，殆非戰國之士矣。曹公知羽必去，重賞以贐其歸，戒左右勿追，曰彼各為其主也，內能平其氣，不以彼我為心；外能成羽之忠，不私其力於己，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。吾嘗論曹公曰：『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，能為善，是以能享國；不能不為惡，是以不能取天下。』黃初三年
八月，魏遣太常邢正持節策權為吳王、加九錫，權受之。
是歲吳蜀相攻，大戰於夷陵，吳人卑詞事魏，受其封爵，恐魏之議其後耳。而《
魏略
》以為權有僭意，而自顧位輕，故先卑而後倨之。先卑者，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；後倨者，冀見討伐以激怒其眾。且吳至權三世矣，其勢足以自立，尚何以封爵為哉！受封爵則君臣矣，供職貢矣，除邊關矣，國有警急以事聞，無得擅興兵攻擊矣。羽書至，則悉甲士從征矣，非身入朝則遣子入宿衛矣。彼藩國固然無足怪者，一不從命，則王師致討有詞矣，然後發兵拒戰，是抗上矣，尚安能激怒其眾也哉。既而魏責侍子，權不能堪，卒叛之，為天下笑。方其危急之時，群臣無魯仲連之識，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，而陳壽以句踐奇之。句踐事吳，則嘗聞之矣，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。
魏明帝問黃權曰：『三國鼎立，何者為正？』權對曰：『當以天文為正。往歲熒惑守心，文皇帝崩，吳蜀平安，此其證也。』權推魏為正統，未必不然。然權初無他說，一以天文決之，此非予之所敢知也。
黃初四年
三月癸卯，月犯心大星，占曰心為天王位，王者惡之。四月癸巳，蜀先主殂於永安宮，而二國皆自如天道，豈易言哉！晉《
天文志
》稱二石雖僭號，其強弱常占昂宿，不關太微紫宮，然以記載考之，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，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，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，故知推理正統，固自有理也。晉庾翼與兄冰書曰：『歲星犯天關，江東無故，而季龍頻年閉關，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。噫，人之責天亦太詳矣，為天者不亦難哉！先主攻劉璋，所至輒克，置酒大會於涪，謂龐統曰：『今日之會樂矣。』統曰：『伐人之國以為歡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』先主曰：『武王勝商，前歌後舞，非仁者耶！』涪之役，陋矣，何足論哉！至於樂與不樂之義，則有可得而言者。《傳》曰：『師有功則奏凱歌。』又曰：『戰勝以喪禮居之。』二義孰是？吾聞聖人無心，以百姓為心。其戰也，本所以憂民之憂；其勝也，不得不樂民之樂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，此無足怪者。然道失而後德，德失而後仁，仁失而後義，義失而後禮。道至於禮，其去本遠矣，而況於兵乎！故戰勝以喪禮居之，亦無足怪者。言樂與不樂，皆未之盡也。古之處此者，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。
黃初四年，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、尚書令陳群、太史許芝、謁者左僕射諸葛誕，各有書與諸葛亮，陳天命人事，欲使舉國稱藩。不服。
魏之群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於識慮矣！使於學術識慮如漢蕭望之者，當不為此舉動也。漢宣帝時，呼韓款塞稱藩，望之議以客禮待之，使佗日遁去，於漢不為叛臣。宣帝從之。蓋方是時，匈奴雖衰，然素號敵國，非東甌南粵比也。名分一正，遂不可易，他日叛去，何以處之？發兵誅之，則勢有所未能，置之不問，則無以令天下，故方其柔順之時，待以不臣之禮，非獨示以謙德，蓋將為後日久遠之慮也。魏之自視，何如宣帝，吳蜀雖弱，不至如呼韓之時。彼來稱藩，猶當待以弗臣，況未服而強之耶！前此加權封爵，而為權所戲侮，今復喻蜀稱藩，為亮所不答。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者，不如是之勞也。
興平二年，袁術僭號於九江，置南北郊。是時荊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，漢不能制。
惟天子祀天地於郊，惟魯得用郊。郊祀之禮，聖人之所甚重，而後之亂人，欲為大盜於天下，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，此莊老之徒所以有『聖人不死、大盜不止』之說也。至楊子之論，則又不然。秦人祠西畤，周不即禁，卒舉天下而與之，名分所在，不得不重。夫莊老之說，儒者固已非之，而楊子之論，亦復有所未盡。楊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，而不知能保天下者，然後能守名分。秦人之祀西畤，周非不欲禁之，力有所不能也。然則欲守名分者，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。
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荊益，保其岩阻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以荊州之軍向宛雒，而身率益州之眾以攻秦川。先主稱善。
高祖既破陳豨，還至雒陽，歎曰：『代居常山北，而趙從山南有之。』遠乃立子，常為代王，以代郡雁門屬焉。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。荊州在山前，距蜀五千餘里，而蜀從山後有之，其勢實難。非獨不能有荊州也，雖得秦川，亦不能守。何者梁益險絕，蓋自守之國，而不可以兼並。凡物之在山外者，尺寸不能有，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。
權欲令太子登讀書，習知近代之事。以張昭有法，重煩勞之，乃令張休從昭受讀，還以授登。
劉備教禪以《
漢書
》，而權亦令張昭以《
漢書
》授其子登，世以權、備之智，不足以知二帝三王，故其所以貽謀者，止於如此。是大不然。伊尹之訓太甲也，稱有夏先後而不及唐虞，周公之戒成王也，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，豈伊尹周公之智，不足以知堯舜禹哉？亦取其近於時，切於事者而已。權、備之知識，不足擬伊尹、周公，至其教子，不忽近而慕遠，不貴名而賤實，此亦伊尹、周公之遺法也。
《
晉陽秋
》曰：孫皓聞羊陸和交以詰於抗，抗曰：『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於祜無傷也。』或以祜、抗為失臣節，兩譏之。親仁善鄰者，國家之事；出奇克敵者，將帥之職。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，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禦也。竊謂不然。兵固多術矣，有以力相傾者，有以智相傾者，有以德相傾者。秦漢以來，惟知詐力，一有為德，則是非為之紛然，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，是亦出奇而已矣。何名為失節哉。然《
晉陽秋
》以為羊陸推僑劄之好，茲又過矣。兵家詭道，何僑劄之有？就如所云，乃不足貴，何則？非吳鄭之使而敦僑劄之分，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，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。
權征柳城，備勸表襲許，表不能用。
挾天子令諸侯，其事始於齊桓、晉文，而齊桓、晉文未嘗遷惠王、襄王子齊、晉也。除難定亂，興滅繼絕，功效既著，諸侯自服矣。董卓以獻帝居長安，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，發號施令，動以制詔為名，然而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，何也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，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，則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，固其理也。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，雖不襲許，何害其為令諸侯哉！如其不然，雖襲許，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，董卓、李茂貞是也。
亮出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響應。會馬謖敗，三郡不守，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。
漢全盛時，日月所照，橫日之民，皆漢赤子。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，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，割渭以北而捐之魏，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。亮出祁山，三郡望風響應，而亮不能守，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。方是之時，固當集其所獲之眾，痛自引咎而謝遣之，使崤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，則後日之舉，不患其不至。如其不然，在彼猶在此也。而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遷之漢中，既不足以傷敵，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，違其宗族，去其墳墓，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！此雖邊鄙之常，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。此吾所以為之惜也。
孫亮
太平二年，宗室孫基盜乘御馬，付獄。侍中刁元奏曰：『基，法應死。然魯王早終，惟陛下哀原之。』亮曰：『法者，天下所共，奈何以情相迫耶！當思可以釋此者。』元曰：『赦有大小，或天下，或千里，或五百里，隨意所及。』及赦宮中，基得以免。
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。漢世諸侯王有罪當誅，丞相、御史、典客、宗正、廷尉奏請論如法，制曰：『朕不忍致法，其與列侯、二千石議之。』於是丞相、御史等又奏：『臣等謹與列侯、二千石議，皆曰：「宜論如法」。』制曰：『朕不忍致法，其廢勿王，或削地若干。』夫請論如法者，有司以法守；不忍致法者，人主以道揆。今，亮，人主也，而論法；元有司也，而論情，故以吳之君臣上下，可謂皆失其分矣。
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，周瑜言備梟雄，不宜以土地資業之。
漢時荊州之地為郡者七，劉表之歿，南陽入於中原，而荊州獨有南郡、江夏、武陵、長沙、桂陽、零陵。備之南奔，劉琦以江夏從之，其後四郡相繼歸附，於是備有武陵、長沙、桂陽、零陵之地。曹仁既退，關羽、周瑜錯處南郡，而備領荊州牧，居公安，則六郡之地，備已悉據之矣。其所以云借者，猶韓信之言假也，雖欲不與，得乎魯肅之議，正合良、平躡足之幾，而周瑜獨以為不然。屢勝之家，果不可與料敵哉。
建安二十年，先主居公安，使關羽爭荊州。會曹公征漢中，先主恐失益州，與吳連和，分荊州引軍還蜀。
曹公征漢中，先主聞之，與吳連和，分荊州是矣，引軍還蜀，非也。是時蜀有南郡之地，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，若進據襄陽，而羽師五萬之眾以襲許，卷甲疾趨，五日而可至，事成則天下未可量，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。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。初曹公征柳城，備勸表以襲許，及備據荊州，亦不能辨此，信天命有在焉。
孫權尊稱，議者以為交之無益，而名禮弗順，宜遂絕之，孔明以為未可。
或曰：『孔明之不絕吳，權耶？正耶？』曰：『正也，非權也。』六國之時，諸侯皆僭矣，孟子以為有王者作，不皆比而誅之，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。然則未教之罪，王者有所不誅。孔明之勢既未能有以教吳，則吳之僭擬，未可以遽責，此王者之法也，非權也。
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伷，權問潘濬，濬言五千兵足以擒伷，因論伷可破狀。權奇其言，遣將五千，斬平之。
權克荊州，將吏悉降，而濬獨堅臥不屈。權輿致之，濬伏慶而泣悲不自勝，其於所事，何其厚也！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歸蜀，濬為權畫策，自將討平之，其於所厚又何薄也！意者在君為君，有不得不然者乎！吾聞樂毅去燕適趙，趙欲與之伐燕，毅泣曰：昔之事燕，猶今之事趙也。毅若獲戾，放在他國，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，況其國乎。便樂毅愚人也則可，樂毅少知則濬不得為無罪矣。
晉侍中荀勖、中書令和嶠奏，使著作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，為二十四篇，號《諸葛氏集》，上之。
魏文帝即位，求孔融之文，以為不減班、楊。晉武帝踐祚、詔定諸葛故事，而比之周誥。融既魏文之仇恨，而亮亦晉宣之仇敵，二人之言，宜非當時之所欲聞，而並見收錄，惟恐其墜失，蕩然無忌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。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。
魏明帝即位，撫軍大將軍司馬懿、鎮軍大將軍陳群、征東大將軍曹休、中軍大將軍曹真並開府。
漢初置丞相、御史府，後置三公府，將帥出征，置幕府，軍罷即廢，不常置也。今魏既置三公，而懿等並為大將軍，開府京師，此何理耶？公室之卑，蓋自此始矣。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，孔明鄙之，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，今長文亦為此，餘無足道矣。
建安十八年，漢帝詔並十四州，復為九州。
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，其意乃欲卑公室而奪之。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，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。夫引經術稱古誼者，固未必皆奸人，而奸人之欲濟其邪謀者，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。既不可以盡信，亦不可以皆疑。要在乎察之而已。
龐統說先主取益州，先主曰：『今與吾為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。每事相反，乃可成爾。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，吾不為也。』寬勝急，仁勝暴，忠勝譎。然操強而備弱，宜勝而反不如者，何也？操稊稗也，備五穀之不熟者也。五穀之熟，固不如稊稗，非謂寬仁、忠信不能勝急暴、譎詐也。備不能勝操耳，故曰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
青龍三年，張掖出石圖，廣一丈六尺，高一丈七尺一寸，圍五丈八尺。蒼質而白理，有若麟者、鳳者，有若虎者，有若牛者，有若人馬者，有若八卦、列宿、孛彗者，其字可讀而不可曉。時人以為魏晉之符。
河圖、洛書之說，歐陽永叔攻之甚力。今觀此圖，與河圖、洛書亦何以異！惜乎時無伏羲神禹，故莫能通其義，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。彼魏晉何足道，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！造化之所為，猶有幸不幸焉，而況於人乎。可勝歎哉。
蘇則為金成守，聞魏氏代漢，發服悲吳。孫盛評曰：『士不非其所事，不事其所非。既已策名新朝，復懷貳志，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。』魏氏受禪，漢帝尚存，縞素舉哀，誠為輕脫。然盛謂貳志，茲又過矣。箕子過故商墟，感宮室毀壞傷，之欲哭，以方朝而不敢。季劄哭王僚而事闔閭，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。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，此人臣之分也，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！孫盛梟音，使人聞而惡之。
諸葛亮聞張溫敗，未知其故，思之數日，曰：『吾得之矣。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。』善惡太明，誠取敗之道。然人之禍敗，有以其道得之者，有不以其道得之者。若張溫之敗，可謂不以其道者矣，尚可以推求其故哉。
魏文帝賜群臣沒入生口，惟歆出而嫁之，帝歎息。孫盛評曰：『子路私饋仲尼，毀其食器；田氏盜施春秋，著以為譏；𧡴戮之家國，刑所肅縱在哀矜，理無偏宥。歆居股肱之任，當公言於朝，而默受嘉賜，獨為君子，可謂匹夫之仁，蹈道則未也。』孫盛以刻薄之資，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，性習皆惡，故其論議類皆如此。夫見牛未見羊，孟子所謂仁術也，何名為偏宥哉！使盛為廷尉，於魏文之時，則歆當以私饋盜施誅矣，東晉之不用盛，不為過也。
陳壽曰：『蜀不置史，注記無官，以故行事多遺，災異靡書。諸葛亮雖達於為政，若此之數，猶未周焉。』《
禮記
》人君言則左史書之，動則右史書之。《
周禮
》建官備矣，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。雖有太史，然不以注記為職。是時諸侯皆有史，豈天子獨闕乎？春秋之時，卜田宅者、占雲日者，皆稱太史，則太史殆陰陽家流。然書趙盾者、書崔杼者，亦稱太史，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。蓋方是時，學者通知天卜，而卜興廢者亦不甚用蓍龜。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，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。其論議證據有絕人者，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。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，以論著為己任，而又掌天官，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。魏晉之際，始署著作郎，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。孔明之時未也。按後主
景耀元年，史官奏景星見，於是大赦改元，而曰蜀不置史，妄矣。
景初元年，有司奏魏得地統，宜以建丑為正，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四月。
世言夏得人統，以建寅為正；商得地統，以建丑為正；周得天統，以建子為正。其說非也。以堯典羲和，舜典巡狩觀之，唐虞之世，固以建寅為正矣。至夏后之時，其法尤備，其書傳於後世，謂之夏小正。孔子得之於己，以為可用，非謂建寅之正，自夏後氏始也。至成周時，始用建子為正，然猶不廢夏時，謂之正歲。後之學者，以為夏以建寅為正，周以建子為正，商居其間，不應無所變更，因以意推之，曰商以建丑為正。而三統之說興焉。夫夏後氏以建寅為正，吾於《
論語
》見之矣，《論語》曰：行夏之時。周以建子為正，吾於《
春秋
》見之矣，《春秋》書十月霜降殺菽，三月無冰。商人以建丑為正，於經既無所見，於理亦復不通。夫以建子為正者，取二十四氣之首也，以建寅為正者，取四時之首也，以建丑為正，其取義安在哉？是以知其不然。
建安十八年，先主進軍圖雒縣，龐統為流矢所中，卒。先主言則流涕。
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，以士元為鳳雛，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。孔明卒時年五十四，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，則士元物故，尚未三十也，豈不惜哉！
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始王漢中，是歲關羽卒，明年黃忠、法正卒，又明年張飛卒，又明年馬超、馬良卒。基業未就，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，如有物奪之者。明年，後主踐祚，而舊人獨有孔明、趙雲。後七年，雲卒，又五年，孔明卒，而勳舊於是乎盡。正卒時四十五，超四十七，良三十五，自餘不著其年。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，羽年長數歲，飛兄事之，則飛卒年才五十許。霍峻年四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