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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：「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。」聖之為名，道之極、德之至也。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此大賢者之事也。賢者之事如此，則可謂備矣，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，仰聖人之高。以聖人觀之，猶太山之於岡陵，河海之於陂澤，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。《易》曰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」，此蓋聖人之事也。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，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，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，則非所謂聖人矣。
孟子論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皆曰「聖人也」，而又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夫動、言、視、聽，苟有不合於禮者，則不足以為大賢人。而聖人之名，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，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！
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，將以為天下法也。昔者，伊尹制其行於天下，曰：「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治亦進，亂亦進。」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，由是多進而寡退，苟得而害義，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。聖人患其弊，於是伯夷出而矯之，制其行於天下，曰：「治則進，亂則退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」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，由是多退而寡進，過廉而復刻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。聖人又患其弊，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，制其行於天下，曰：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遺佚而不怨，厄窮而不憫。」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，由是多汙而寡潔，惡異而尚同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。此三人者，因時之偏而救之，非天下之中道也，故久必弊。
至孔子之時，三聖人之弊，各極於天下矣，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，曰：「可以速則速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處則處。」然後聖人之道大具，而無一偏之弊矣。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，豈孔子一人之力哉，四人者相為終始也。故伯夷不清，不足以救伊尹之弊，柳下惠不和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。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，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，如皆欲為孔子之行，而忘天下之弊，則惡在其為聖人哉？
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，則皆足以為孔子也，然其所以為之清、為之任、為之和者，時耳。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？苟在於一端而已，則不足以為賢人也，豈孟子所謂聖人哉？孟子之所謂「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」者，亦言其時爾。且夏之道，豈不美哉，而殷人以為野，殷之道，豈不美哉，而周人以為鬼。所謂隘與不恭者，何以異於是乎？
當孟子之時，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，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，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。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，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。故曰：聖人之言行，豈苟而已，將以為天下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