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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者商周之興，始於稷、契，而至於湯、武，凡數百年之間，而後得志於天下。其成功甚難，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。然桀、紂既滅，收天下，朝諸侯，自處於天子之尊，而下無不服之志，誅一匹夫，而天下遂定，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。至於秦漢之際，其英雄豪傑之士，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，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。奮臂於大澤，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，轉戰終日，而辟地千里。其取天下，若此其無難也。然天下已定，君臣之分既明，分裂海內，以王諸將，將以傳之無窮，百世而不變。而數歲之間，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。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？
若夫五代干戈之際，其事雖不足道，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，鞭笞海內，戰勝攻取，而自梁以來，不及百年，天下五擅，遠者不過數十年，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，此亦甚可怪也。蓋嘗聞之，梁之亡，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，虐用其民，而天下叛；周之亡，適遭聖人之興，而不能以自立。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。而後唐之莊宗、明宗與晉、漢之高祖，皆以英武特異之姿，據天下太半之地，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，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，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。蓋唐、漢之亂，始於功臣，而晉之亂，始於戎狄，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。莊宗之亂，晉高祖以兵趨夷門，而後天下定於明宗；後唐之亡，匈奴破張達之兵，而後天下定於晉；匈奴之禍，周太祖發南征之議，而後天下定於漢。故唐滅於晉，晉亂於匈奴，而漢亡於周。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，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，以要天子。聽之則不可以久安，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，戮一功臣，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。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，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，漢誅楊邠、史肇而周人不服，以及於禍。彼其初，無功臣，無匈奴，則不興；而功臣、匈奴卒起而滅之。
故古之聖人，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，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，撫循其民，以待天下之自至。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，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。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，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，無所不為也。無所不為而就天下，天下既安而不之改，則非長久之計也。改之而不顧，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昔者晉獻公既沒，公子重耳在翟，裏克殺奚齊、卓子而召重耳。重耳不敢入。秦伯使公子縶往吊，且告以晉國之亂，將有所立於公子。重耳再拜而辭，亦不敢當也。至於夷吾，聞召而起，以汾陽之田百萬命裏克，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，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。及其既入，而背內外之賂，殺裏克、丕鄭而發兵以絕秦，兵敗身虜，不復其國。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，大臣援之於內，而秦、楚推之於外，既反而霸於諸侯。唯其不求入，而人入之，無賂於內外，而其勢可以自入。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。
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，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，以誅暴秦，降子嬰。當此之時，功冠諸侯，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。此皆沛公之所自為，而諸將不與也。然至追項籍於固陵，兵敗，而諸將不至，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、彭越，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