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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傳》曰：「夏之政尚忠，商之政尚質，周之政尚文。」而仲尼亦云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鬱鬱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予讀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曆觀唐虞，至於夏商。以為自生民以來，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。文之為言，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。父子君臣之間、兄弟夫婦之際，此文之所由起也。
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無義，君臣無禮，兄弟不相愛，夫婦不相保，天下紛然而淆亂，忿鬥而相苦。文理不著，而人倫不明，生不相養，死不相葬，天下之人，舉皆戚然，不寧於中。然後反而求其所安，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，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。至於虞夏之世，乃益去其鄙野之制。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塯，啜土鉶，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。至於周而後大備，其粗始於父子之際，而其精布於萬物，其用甚廣而無窮。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，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。是故祭祀之禮，陳其籩豆，列其鼎俎，備其醪醴，俯伏以薦，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。於是灌用鬱鬯，藉用白茅，既沃而莫之見，以為之神縮之也。體魄降於地，魂氣升於天，恍惚誕謾，而不知其所由處，聲音氣臭之類，恐不能得當也。於是終祭於屋漏，繹祭於祊，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。薦之以滋味，重之以膾炙，恐鬼神之不屑也；薦之以血毛，重之以體薦，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於是先黍稷，而後稻粱，先大羹而後庶羞，以為不敢忘禮，亦不敢忘愛也。丁寧反復，優遊而不忍去，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，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謂文者，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。而人之所安者，事之所當然也。
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，收先王之遺文，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，至於毫厘纖悉，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。及周之亡，天下大壞，強淩弱，眾暴寡，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。夫自唐虞以至於商，漸而入於文。至周，而文極於天下。當唐虞、夏商之世，蓋將求周之文，而其勢有所未至，非有所謂質與忠也。自周而下，天下習於文，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，此其勢然也。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，墓祭而不廟，室祭而無所，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，以從唐虞、夏商之質。夫唐虞、夏商之質，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，非所以為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