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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有以拂乎吾心，則吾言忿然而不平，有以順適乎吾意，則吾言優柔而不怒。天下之人，其喜怒哀樂之情，可以一言而知也。喜之言，豈可以為怒之言耶？此天下之人，皆能辨之。而至於聖人，其言丁寧反覆，布於方冊者甚多，而其喜怒哀樂之所在者，又甚明而易知也。
然天下之人，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，此其故何也？天下之人，以為聖人之文章，非復天下之言也，而求之太過。是以聖人之言，更為深遠而不可曉。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？將以喜夫其人，而加之以怒之之言，則天下且以為病狂，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？不知其好惡之情，而不求其言之喜怒，是所謂大惑也。
昔者仲尼刪《詩》於衰周之末，上自商、周之盛王，至於幽、厲失道之際，而下訖於陳靈。自詩人以來，至於仲尼之世，蓋已數百餘年矣。愚嘗怪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詩，當幽、厲之時，而稱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德，及其終篇，又不見幽、厲之暴虐，此誰知其為幽、厲之詩而非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詩者！蓋察其辭氣，有幽憂不樂之意，是以係之幽、厲而無疑也。
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天下之是非，雜然而觸乎其心，見惡而怒，見善而喜，則求其是非之際，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。今夫人之於事，有喜而言之者，有怒而言之者，有怨而言之者。喜而言之，則其言和而無傷。怒而言之，則其言厲而不溫。怨而言之，則其言深而不泄。此其大凡也。《春秋》之於仲孫湫之來，曰「齊仲孫來」。於季友之歸，曰「季子來歸」。此所謂喜之之言也。於魯、鄭之易田，曰「鄭伯以璧假許田」。於晉文之召王，曰「天王狩於河陽」。此所謂怒之之言也。於叔牙之殺，曰「公子牙卒」。於慶父之奔，曰「公子慶父如齊」。此所謂怨之之言也。夫喜之而和，怒之而厲，怨之而深。此三者，無以加矣。
至於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之傳則不然，日月土地，皆所以為訓也。夫日月之不知，土地之不詳，何足以為喜，而何足以為怒，此喜怒之所不在也。《春秋》書曰「戎伐凡伯於楚丘」，而以為「衛伐凡伯」，《春秋》書曰「齊仲孫來」，而以為「吳仲孫」，甚而至於變人之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