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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十二日，興化軍布衣鄭樵，以衰老之病，不任道途，再行遺書獻于相公鈞座：樵生爲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，以一介之士，見盡天下之圖書，識盡先儒之閫奧，山林三十年，著書千卷。以彼易此，所得良已多，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，其說有三。
故人曾入京華，載書詣相府。其一爲樵暮齡餘齒，形單影隻，鉛槧之業甫就，汗簡之功已成。既無子弟可傳，又無名山石室可藏，每誦白樂天「恐君百歲後，滅泯人不聞。賴藏中秘書，百代無湮淪」之句，未嘗不嗚咽流涕。會茲天理，不負夙心，仰荷鈞慈，果得就秘書省投納。蓬山高迥，自隔塵埃；芸草芬香，永離蠹朽。百代之下，復何憂焉！其二爲兵火之後，文物蕩然。恭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，障橫流而主吾道，使周孔之業不墜于地。士生此時，寧無奮發！樵也願討理圖書以自效，使東南之圖書已盡，今古之圖譜無遺，金石之文，鼎彝之志，莫不陳于前。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納，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晨，特與嘉歎。既歲終，會計指揮，收入校讎之籍，與先儒之書等。嗟乎！伯牙之琴，爲審音而鼓；馮驩之鋏，爲知己而彈。此某所以甘心焉。其三爲修書自是一家，作文自是一家。修書之人必能文，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，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！天文之賦萬物也，皆不同形，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。凡賦物不同形，然後爲造化之妙；修書不同體，然後爲自得之工。仲尼取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晉之書爲一書，每書之篇語言既殊，體制亦異；及乎《春秋》，則又異于《書》矣。襲《書》、《春秋》之作者，司馬遷也，又與二書不同體。以其自成一家言，始爲自得之書。後之史家，初無所得，自同于馬遷。馬遷之書，遷之面也，假遷之面而爲己之面，可乎？使遷不作，則班、范以來，皆無作矣。按馬遷之法，得處在《表》，用處在《紀》、《傳》。以其至要者，條而爲綱；以其滋蔓者，釐而爲目。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作《表》之意，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。且天下之理，不可以不會；古今之道，不可以不通。會通之義大矣哉！仲尼之爲書也，凡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書，散在天下，仲尼會其書而爲一。舉而推之，上通于堯舜，旁通于秦魯，使天下無逸書，世代無絶緒，然後爲成書。史家據一代之史，不能通前代之史；本一書而修，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，故後代與前代之事，不相因依。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，靡所底定，安得爲成書乎？樵前年所獻之書，以爲水不會于海則爲濫水，途不通于夏則爲窮途，論會通之義，以爲宋中興之後，不可無修書之文，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、司馬遷會通之法。萬一使樵有所際會，得援國朝陳烈、徐積與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學教授，
庶沾寸禄，乃克修濟。或以布衣入直，得援唐蔣義、李例，與集賢小職，亦可以較讎，亦可以博極羣書，稍有變化之階，不負甄陶之力。噫！自昔聖賢，猶不奈命，樵獨何者，敢有怨尤！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，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。以窮達而廢著述，可乎？此樵之志，所以益堅益勵者也。去年到家，今日料理文字，明年修書。若無病不死，筆札不乏，遠則五年，近則三載，可以成書。其書上自羲皇，下逮五代，集天下之書爲一書。惟虛言之書，不在所用。雖曰繼馬遷之作，凡例殊途，經緯異制，自有成法，不蹈前修。觀《春秋地名》，則樵之《地理志》異乎諸史之《地理》；觀《羣書會記》，則知樵之《藝文志》異乎諸史之《藝文》；觀樵《分野記》、《大象略》之類，則《天文志》可知；觀樵《謚法》、《運祀議》、《鄉飲禮》、《系聲樂府》之類，則《禮樂志》可知；觀樵之《象類書》、《論梵書》之類，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；觀樵之《分音》、《類韻》、《字始連環》之類，則知樵所作韻書，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；觀《本草成書》、《爾雅註》、《詩名物志》之類，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，于陸璣、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；觀《圖書志》、《集古系時録》、《校讎備論》，則知樵校讎之集，于劉向、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。以此觀之，則知樵之修書，斷不用諸史舊例。明驗在前，小人豈敢厚誣君子！然樵雖林下野人，而言句散落人間，往往家藏而戶有。雖鷄林無貿易之價，而鄉校有諷誦之童。凡有文字屬思之間，已爲人所知；未終篇之間，已爲人所傳。況三十年著書，十年搜訪圖書，竹頭木屑之積，亦云多矣，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。嗚呼！術業難成，風波易起，深恐傳者之誤，謂擅修國史，將無容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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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夾漈遺稿》卷三。又見《莆陽文獻》卷八，乾隆《仙游縣志》卷四八，光緒《莆陽文輯》卷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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