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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華至陝凡三關河南府永寧縣西至京兆府二百里。三崤山在縣北二十八里。
河南府新安縣西至府界七十里。漢函谷關在縣東一里。虢州閿鄉桃原在縣東南十里。陝府靈寶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。秦函谷關在縣南十里。華州在長安東一百八十里，治鄭縣。少華山在縣東南十里。
華陰縣在華州東六十五里。太華山在縣南八十里。渭口在縣東北三十五里。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。
自華而虢，自虢而陝，自陝而河南，中間千來裏地，古嘗立關塞者凡三所。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，則唐潼關也。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，則秦函谷關也。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，則漢函谷關也（諸家皆云八百里，舉成數言之）。凡雲關者，明有門扉，晨夜啟閉，禁束道路，而於關之間別有古來嘗為扼塞者二：桃林之塞，一也；崤山，二也。世遠事重復，難以一見遽曉，今枚別其地，貴於可考。
秦函谷關
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。靈寶縣者，漢弘農縣也。路在穀中，深險如函，故以為名。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，絕岸壁立，岩上柏林陰蔭，穀中常不見日。關去長安四百里，日入則閉，雞鳴則開。東自崤山，西至潼津，通名函谷，實為天險。
漢函谷關
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，蓋漢世楊仆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。以比秦舊，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。楊仆者，宜陽縣人也。漢武帝時數立大功。以其家居宜陽，宜陽者，靈寶縣東，其地即在秦函關之外矣。仆恥其家不在關內，乞移秦關而東之，使關反在外。武帝允焉。仆自以其家僮築立關隘，是為漢世函關。自此關移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，廢矣。縣東有南北塞垣，即仆所築。郭緣生云：至今為之新關。
唐潼關
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而太華山之北也。太華在縣南八里。《通典》曰：「本名衝關。」言河自龍門向南而流，衝激華山之東，故以為名。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，因以名關（《元和志》）。哥舒翰軍敗，引騎絕河還營，至潼津，收散卒，即關西之潼水也。《元和志》謂因潼水名關者是也。曹大家《賦》亦曰：「涉黃巷以濟潼」，則潼名古故有之，至唐始於其地立關耳。
桃林（華陽）春秋時，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。杜預曰：「桃林塞，潼關是也。」《三秦記》曰：「塞在長安東四百里。」按《元和志》：漢關在長安東正三百里。若更增百里，即為虢之閿鄉矣，不得雲在潼關也。《志》於閿鄉縣曰：東南十里有桃原焉。古之桃林，周武王放牛之地也。以此言之，桃原為桃林，雖去長安不啻四百里，而方向為順，可雲應古矣。而《元和志》於陝州靈寶縣，則又有所謂桃林塞者焉，蓋《元和》一書，其於桃林之名自始至此，凡三變其地也。一以為潼關，一以為閿鄉，一以為靈寶，則三者竟孰是也？《志》於靈寶又該為之說曰：「靈寶縣西至潼皆是桃林塞。」此其為說，雖若泛漫，而實有理也。《書》著武王之事曰： 「歸馬於華山之陽，放牛於桃林之野。」蓋桃林者，武王嘗著放牛之跡。後人展轉攀慕，故一名而該地如此其多也。既有此名，後人因而傳疑，不敢改定。故三地同分一名者，不雲羨溢也。若夫華山之陽，則在華州華陰縣南為甚明矣。其於潼關不甚相遠。然嘗思而求之：塞以陽阨塞為義，野以平曠為義，函關之間凡數百里，其中行路皆阨束河山，狀皆數函，故名之為塞。如《元和志》所著桃原之地則在閿鄉縣南，正在河山阨束之內，則安得夷曠之地而名之為野也？孔穎達引杜預語亦以桃林塞為在關矣，且曰：華山之旁尤乏水草，非長養牛馬之地，欲使自生自死，以示戰時牛馬不復服乘耳。孔之此言深得事情之衷，則雖桃林無野，理亦長也。
崤
三崤山，又名嵌山。春秋時，秦將襲鄭，蹇叔哭送其子曰：「晉人禦師必於崤。崤有二陵，其南陵夏後阜之墓也，北陵，文王之所避風雨也。必死是。」 《元和志》曰：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。東崤長阪數里，峻阜絕澗，車不得方軌。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，險不異東崤。此之二崤皆在秦關之東，漢關之西。駱穀關在周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，有路可通梁州。漢世名為駱穀道。魏少帝正始二年，曹爽伐蜀，自此道入。甘露三年，蜀將薑維圍長城，由此路出。武德四年，高祖於此立關通梁州，名駱穀關，西抵興元府（即梁州）一百二十里。德宗在奉天，將幸梁州，若由褒斜最為近便。緣李楚琳方殺張鎰於鳳翔，不敢由風翔入，故東自駱穀入而轉西，以達梁州也。及還京，即於褒斜取徑而出，是駱穀路迂也。大震關在隴州西。漢武至此遇雷震，因以為名。代宗時，吐蕃自此入寇。帝遂倉卒幸陝，以其迫近也。蕭關在原州高平縣東南三十里。漢文帝時，匈奴入蕭關即此也。神龍三年，於隋它樓縣置蕭關縣，特取古關名之，非漢蕭關地也。瓦亭關在原州高平縣，南即隴山北垂。隗囂使牛邯守瓦亭，即此也。青泥嶺（蟯關蟯柳城）藍田縣即嶢柳城也。嶢山在前又名嶢關，亦名藍田關也。杜甫《渼陂》詩曰：「水面月出藍田關」也。《水經》曰：「嶢柳城，俗謂之青泥城。」馬嵬
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，雍都西九十里。城本是馬鬼築。以避難。馬嵬者，姓名也，有驛。楊妃死於驛。白居易詩曰：「西出都城百里餘。」崆峒山
崆峒山在原州高於縣，即笄頭山，涇水之所發源也。肅宗自靈武起兵。而杜詩曰「常思仙仗過崆峒」者，冀其自靈武西回也。西回即徑此山矣。按《元和志》：隴山，在隴州。州之北即靈州。靈州即靈武也。肅宗以天寶十五載七月即位靈武，改元為至德元年。九月南回，自原州入，即崆峒在回鑾之地矣。世間山名崆峒者多。黃帝訪崆峒問道，漢武帝腧隴登崆峒，今贛州亦有崆峒，皆同名也。
水
漢唐都要水說
漢長安都城，北據龍首山，故子午穀正在南，麵迦午則背子矣（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）。樊川、禦宿川、沉水、交水、濡水也者，原皆出子午穀。子午穀正在都南，則諸水遂宜徑北以入都城矣，而皆向西以行，直至昆明池，正在城西，乃始得折而之北者，其避礙之地可考也。以《呂圖》求之，少陵原、鳳棲原橫據城南，此即水皆礙高，不得貫都之由矣。雖龍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礙高之一也。至隋文帝開皇三年，開永安渠後，則交水、坑水皆入城、入苑，始不與漢世流派相應，蓋皆有堰壩之類壓而入之。《孟子》所謂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」者是也。《王商傳》：商嘗穿城引灃水入，第至貞觀間又堰灃、鎬以入昆明，而二水於是乎斷流（《括地志》）。韋堅堰渭為渠以漕，而灞、滻皆為廣運潭之所並淹。若無記載，則灃、鎬、滻、灞存亡尚不可考，況於他哉。
唐都城導水
唐以渠導水入城者三。一日龍首渠，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釃為二渠，其一北流入苑，其一經通化門、興慶宮，自皇城入太極宮。二日永安渠，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，北流入苑注渭。三曰清明渠，導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，由皇城入太極宮，及至大明宮，則在龍首山上，水不可導矣。大明宮之東有東苑，即在龍首山盡處。地既低下，故東苑中有龍首池，言其資龍首渠水以實池也。
雍地四漆水（沮水在內）雍境漆、沮其在後世地書名凡四出，而實三派。雍州富平縣石川河，一也；邠州新平縣漆水，二也；風翔府普潤縣漆水，三也；鄭白渠亦名沮漆，四也。四水之中，惟石川河當為《禹貢》沮漆，而《綿》詩之謂「自土沮漆」者，蓋在岐，不在邠也。若鄭白亦分沮漆之名則誤矣。今分三派而枚辨之，貴其不雜也。
周漆沮（漢漆縣漆水唐普潤縣漆水新子縣漆水）《綿》之詩「序」曰：「文王之興，本由太王」，言太王遷岐，肇基王跡，而文王有所承藉也。其詩曰：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」言有沮有漆之地，太王荒之，而民命由之以生也。生，如玄鳥之能生商，後稷之能生民也。凡《綿》詩所指，截自古今（即大王）遷岐為始，曾無一語上及公劉在豳之初（古邯、豳同。《詩》及《孟子》可考。唐明皇嫌「豳」字與「幽」字相亂，直改「豳」為「邠」也）。其文曰：綿綿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，古公亶父，陶復陶穴。」言民命所生。自遷岐之後，有「瓜瓞之綿綿不絕也」，下文亟及太王亶父，即不與公劉居豳之事一語相關也。而惟鄭氏自出其意而曰：「公劉遷豳，居沮漆之地，其世綿綿也。」學者不從詩之本文歸沮漆於亶父，而從鄭氏之臆歸漆沮於公劉，所謂「寧道孔聖誤，不言伏鄭非」者，非此類也耶？自鄭注既行之後，凡談《詩》而及漆沮者，悉皆主本其說。其實全無古據也。按《水經》：渭水自雍縣東下，至岐山與岐水、漆渠水會（《漢，志》：扶風漆縣有漆水。《元和志》曰：普潤縣城西有漆水。唐普潤縣即漢漆縣也。《志》於「邠州」又曰：漆水在麟遊縣。麟遊縣，漢杜陽縣也。《水經》亦曰：漆渠水在杜陽縣。按漆、杜地相並皆在風翔府北東，水必通行，見者有疑，故詳載使有考）。三水大小相敵，故渭力不能獨擅其名。是以猶得名漆也。此三水者，東及周原之北、岐山之南，是為太王之邑。故《詩》曰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」。而《孟子》亦曰「邑乎岐山之下而居焉」 者也。然則太王作邑之地，山固名岐矣，而其山南有水焉，亦自名岐也。《水經》岐、漆、渭三水同流而共一名，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。故《周頌》曰：「猗歟漆沮，潛有多魚。」毛氏釋之曰：「漆、沮，岐周之二水。」其說確也（《詩》兼漆、沮言之，而諸書止言漆，不言沮，不敢強通）。且夫潛之致頌，為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魚可薦，春而有鮪可獻也。是為土地所生，自能備物，故以薦先也。則毛氏指漆、沮以為岐周之水者，兼有物產可證也。若夫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，籍使有水亦名漆、沮，而漆、沮有魚可以致之宗廟。然地之相去如此其遠，其在冬薦，猶或可用，若當春獻，則矗皆為薨，豈可用也。以此理而測其遠近，則知獻魚之漆、沮當屬岐周而不屬邠土，亦已明矣。世人之於鄭說，既不能本經以正其誤，乃反屈經以信其語，而《元和志》又從而傅會之，則其說愈實也。若李吉甫之誤，則能證其所以矣。漢《志》：「扶風漆縣嘗有漆水。」此之漆縣，其疆境甚闊。唐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，其地本皆屬漆。今從唐郡縣以求古地，則公劉之邠自在邡州新平，而太王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，故岐之與邠固皆同隸漢世漆縣矣。然而漢《志》漆水特嘗一出，無兩漆也。《元和志》務合鄭說，故遂分漢《志》一漆而著諸兩縣，故普潤、新平皆有漆水，仍於新平明立之說曰：漆水在縣西九里，西流注乎涇。今鳳翔麟遊（即普潤上流）亦有漆水，與此異也。據《志》此言，則不獨一漆分為兩漆，而意指所向正謂邠州漆水應《經》，而岐下漆水不與綿應也。夫漢《志》但著一漆，而吉甫直以邠漆為漆，不以岐漆為漆，則酷信鄭玄之過也。予詳考《經》、《志》而知其誤之所起，乃敢明言也。
《禹貢》漆沮（石川河）《禹貢》漆沮，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，它皆非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《禹貢》敘載渭水首末，有敘可考也。曰：「導渭自鳥鼠同穴，東彙於灃，又東彙於涇，又東過漆沮，入於河。」則自渭原以至入河，所謂沮漆者，僅嘗一見，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、涇之下，則自灃、涇而上，凡後世名為沮漆者，皆非禹世之所嘗名也。今以漢唐郡言之，灃之入渭在周至縣境，縣蓋咸陽西南也。涇之人渭在陽陵，則又在咸陽之東矣。漆沮入渭（即石川河）在漢馮翊之懷德縣，即唐同州之朝邑縣也。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。故予謂石川之沮漆可應《禹貢》者，為其派序入渭在灃、烴之東，全與《經》應也。《禹貢》於雍嘗曰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，則漆沮之文嘗在灃振之上，其水疑於在岐矣。然可以知其不然者，有類可驗也。《經》曰：「引水既西，涇屬渭油。若以既之一語謂為記、已然而啟未然，則弱水未西，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？故漆沮既從者下流既已附從，則上流不壅灃水亦遂東行也。謂《禹貢》無兩漆沮。予言有本也。洛漆沮《禹貢》止有漆沮。秦漢以後始有洛水。諸家皆言洛即漆沮。今先分派以言，貴於有辨。所謂洛水者，《地理志》曰：「源出北歸縣戎夷中。」今按其水自入塞後，逕鄠、坊、同之三州，乃始入渭。孔安國輩謂「自馮翊懷德縣入渭」者是也。漢懷德，唐同州衙縣也（亦朝邑縣）。所謂沮水者，《長安志》曰：「自邠邡州東北來」（新平縣在邠州。邠有涇水，向陽陵入渭者，在邠之南面。而此沮水之名石川河者，亦在邠州境內，乃在東北面，不與涇水同派也），至華原縣南流，乃合漆水，入富幹縣石川河。石川河者，沮水正派也。所謂漆水者，《長安志》曰：「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，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。」是為合漆之地也。此三水分合之詳也。若概三水而命其方，則漆在沮東，至華原而西，乃始合沮。沮在漆西，既已受漆，則遂南東而合乎洛。洛又在漆沮之東，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，以入於渭。三水雖分三名，及其至白水縣則遂混為一流。故自孔安國、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，皆指懷德入渭之水以為洛水，而曰「洛即漆沮」者，言其本同也。洛之創名，不知起自何世。秦用鄭國鑿穀口渠，《
史記
》已曰「鑿涇注洛」矣。漢武帝用嚴熊言穿龍首渠自徵（同州澄城縣）以達商顏，亦云下「引洛」，則洛名久出秦前矣。若其立洛名而蓋掩漆沮，則難究其始也。
總說
漆沮在雍，名凡四出。予雖派別言之，今更為之圖，以奠位置而其說易明矣。《綿》詩潛頌之謂漆沮者，普潤之漆水也。太王、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，岐地故也。《禹貢》之謂漆沮者，即富平縣石川河至白水縣入洛而與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。以其派在涇下故也。若本邠州，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。邠乃公劉所都，不與《綿》詩岐地相應，又無派流與岐水相入，則決知其不為《綿》詩之沮漆矣。鄭、白二渠自雲陽穀口東入石川河。石川河既為漆沮，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為沮漆者也。而其可得而言者，禹時未有鄭、白二渠，涇派之與石川河自隔仲、峻二山，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？予故得以果決言之無疑也。
三渭橋
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。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，漢武帝造。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。秦始皇造。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。東渭橋也者，不知始於何世矣。自此三橋而外，以船渡者十一處，萬年（渭橋渡），長安三（中橋、嘉淩、段留），櫟陽七（田五、田家、周、夏、聖力、萬安、耿孟渡）。《六典》載橋之用木為柱者凡三出，而便橋、中橋、東橋柱皆用木也。不知古來三橋之外，別無跨渭之橋也耶？抑其專舉雍地而他不預也？漢都城北橫門外別有橫橋者，予初以為跨渭之數，已而詳考，則《黃圖》嘗曰：「長安城下有池周繞，廣三丈，深二丈，石橋各六丈，與街等，則此之橫橋乃其跨池為橋者也。池即城壕，不跨渭也，不在三橋之數也。予惟中橋亦名橫橋，慮其淆混本製，故具言之。便橋（通茂陵）武帝自作茂陵，在渭北興平縣（犬丘）西南十里。帝《紀》曰：「建元三年初，作便門橋。」蘇林曰：「去長安四十里。」服虔曰：「在長安西北，茂陵東。」蓋秦世已有中橋，亦自可趨興平，而迂回難達，故於城之西面南來第一門外，對門創橋，以便西往，故此門一名便門，而此橋遂名便橋，亦曰便門橋也。 「便」亦作「平」，古「平」、「便」字通。師古曰：「當讀如本字。」蓋以「徑便」為義，其理長也。元帝欲禦樓船，用薛廣德諫而舍船從橋者，正此地也。顏師古曰：「便門，長安城南西頭第一門。」呂丞相《長安圖》則謂「南面西頭第一門亦名便門」也。顏、呂二說法蓋同也。至《水經》則曰：「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，又名便門。」則與顏、呂異矣。今去古遠，二說似難意定，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，則《水經》謂為「西頭南來第一門」者是也。蓋茂陵在長安西北，而便門在長安西面，則於趨陵得以雲便也。《元和志》曰：「便門在長安西門，便門與橋相對，故號便橋，則其理尤明也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頡利入寇，進至渭水便橋之北。太宗出玄武門（苑北門，可以西趨便橋），以萬騎徑詣渭水。上隔水與頡利語，即日還宮。乙酉幸城西，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。太宗語蕭瑀曰：「當請和時可汗獨在水西」，則橋在城西，不在城南，益可驗矣。予故曰橋與長安西面章門相對者是也。若夫呂氏謂為南面之門者，或因南門亦名便門，而誤以南便門為西便門焉耳。其事為所著，則《水經》之說長也。
中渭橋
秦宮殿多在咸陽。咸陽，渭北也。至其阿房、長樂宮，則在渭南。南北正隔渭水，故長樂宮北有橋跨渭。而長安、咸陽始通。是以亦名便橋也。《三輔黃圖》曰：「渭水貫都，以象天漢；橫橋南度，以法牽牛。」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。橋之廣至及六丈，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。約其地望，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（《長安志》）。此橋舊止單名渭橋。《水經》敘渭曰：「水上有梁，謂之橋」者是也。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，和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，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，故不得不以「中」別也。然漢《張釋之傳》曰：「文帝出中渭橋」，則似武帝之前已嘗冠「中」名於此橋矣。而不然也，張晏曰：「在渭橋中路」，其說是也。言文帝行半渭橋而驚馬之人始出也，此時未有東西兩橋，不應命此為「中」也。《水經》又名此橋為便門，亦取其通渭，南北往來皆便也，非漢城西門之橋也。
東胃橋（在萬年縣北東）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，灞水合渭之地。奉天之亂，劉德信入援，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，進屯此橋（《通鑒》），李西平於此屯兵，亦以軍人就糧之故也。其後自咸陽還軍，仍駐東橋，競從此地以入長安也。德宗有碑在橋側，旌褒西平克復之功。
蘭池宮
《元和志》：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即秦之蘭池也。始皇引水為池，東西二百里，南北二十里，築為蓬萊山，刻石為鯨魚，長二百丈。始皇微行，遇盜於此。漢於池北立縣，號池陽縣。諸家但言池陽在池水之北，而不雲池水之為何池，故莫究其宿也。予按咸陽之地，別無池水能大於此，故漢之池陽即秦蘭池之陽，而秦之蘭池宮亦並此池建宮也。漢世亦有蘭池宮（《長安志》），別在周氏陂。陂在咸陽縣東南三十里，宮在陂南。漢《匈奴傳》：漢宣帝朝單于，自甘泉宿池陽宮。則恐所宿者秦宮耳。為其宮在池北，而漢宮乃在陂南也（詳見《單于朝漢》下）。武帝之鑿昆明池，刻石為鯨魚乃牽牛織女，正以秦之蘭池為則也。池東西垠際至三百里之廣，而《水經》所引漢《志》乃云「不知其處」，而今之漢《志》又無此語，不知《水經》據何而雲也？唐高祖時，秦王出豳外州禦突厥，高祖餞之蘭池，則或為周氏陂南之宮也。
皇子陂
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里，周七里。《長安志》曰：「秦葬皇子，起塚於陂之北原，故曰皇子陂。」隋文帝改為永安陵。杜甫詩曰：「天寒皇子陂。」或書「皇」為「黃」，誤也。
樊川
在長安南。杜縣之樊鄉也。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（所謂水章邯也），封邑之於此，故曰樊川，即後寬川也，又名禦宿川也。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。杜佑別墅在焉。故裔孫牧目其文為《樊川集》也。
昆明池（定昆池）昆明池，漢武帝所鑿，在長安西南。周回四十里（臣瓚及《西京雜記》、《三輔黃圖》所記皆同）。武帝欲通西域，為昆明之所閉隔。聞昆明有滇池，方三百里，鑿此池習水戰，期以伐之。中有樓船，上建樓櫓，又有戈船，上施戈矛，四角悉垂幡旄、旍葆、麾蓋，照濁涯埃。其始鑿也，固以習戰。久之，乃為遊玩之地耳。《三輔故事》曰：「池周三百二十頃。」《長安志》曰：「今為民田」（今者，唐世作圖經時也）。夫既可為民田，則元非有水之地矣。然則漢時於何取水也？《長安志》引《水經》曰：「交水西至石竭，武帝穿昆明池，所造有石闥堰，在縣西南三十二里。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，用此堰之水也（交水即福水也。《經》曰上承樊川、禦宿諸水）。昆明基高，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。於是並城疏別三派，城內外皆賴之（詳見《三派》下）。此地至唐仍在。《括地志》曰：「灃、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，無復流派。」《括地志》作於太宗之世，則唐初仍目壅堰不廢。至文宗而猶嘗加浚也。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，故水竭而為田也。中宗時，安樂公主欲請昆明為已有，帝以民資蒲魚，不可其請。公主遂別穿定昆池以勝之。定昆池在長安縣西南十五里。
滻水
滬原出藍田縣境之西，暨稍北行至白鹿原西，即趨大興城。隋世自城外馬頭堰壅之向長樂坡（即滬阪地，在滬之西），入城，西至萬年、長安兩縣，凡邑裏、宮禁、苑囿，多以此水為用。夫長樂坡基高矣，四面山巒皆見。杜甫曰「公子華筵地勢高，秦川對酒平如掌」者是也，而長水尚可以堰入城者，原高於城故也。長樂坡本名滬坡。隋文帝以「阪」、「反」音同，取其北對長樂而立為坡名以更之，世人誤呼為龍首渠者，即此渠也（詳在《龍首渠》下）。直至霸陵乃始合灞，又至新豐縣，乃始同灞入渭。其力比灞差小而與之對行，故語灞者，多舉滬而與之俱也。
長水（長門亭長門宮）漢城東二十里為霸陵。霸陵之西則滬水。滬水至霸則已合霸。霸又北流，別有長水者，《水經》所載，凡有三派。其末皆自白鹿原北入霸。後因姚萇據有長安，人為萇諱，故改此水以為荊溪水。因此失其本名。雖以顏師古之博而亦不能是正，故其注釋「長水校尉」則曰：「長水，胡名也。」《長安志》又以源長為義也。皆因舊誤不能覺也。按《史記，封禪書》曰：「霸、滬長水，灃、澇、涇、渭，皆非大川。以近咸陽，盡得比山川祠。然則長之為名，與涇渭配對，則是原有其名，非因胡騎及源長立義也。」《郊祀志》曰：「文帝出長門亭，若見五人於道，遂立五帝壇。」如淳曰：「長門，亭名也。亭以門為名，而非城門之門也。」或者古來嘗有扼塞在此，其門道尚在，如鴻門之門，其斯以為門矣（見《鴻門》下）。而夫門之以長為名也，其必取之長水也。以其地近故也。文帝顧成廟在城外，無宿館。竇太主獻長門園，武帝以為長門宮。如淳曰：「園在長安城東。陳皇后以妒廢，處此宮。司馬相如所為作賦者是也。」是皆竇主園內之宮，又皆並長門亭而立為此名也。水之因姚萇而改名荊溪也，韋述《兩京記》實嘗言之矣。宋次道《長安志》皆本圖經，既不知長水別為一水，乃曰「按長安城門無名長門」者，此乃誤認門名而求之城門也。《
史記
》之「紀」文帝曰：「帝出長安門，見五人於道。」則雖司馬遷亦誤認長門亭而為長安城門矣。故圖經誤並城門以求，而漢都原無長安門也，宋次道則知之矣。其後自出其說，乃曰：「荊溪，本名長水，後避姚萇諱，改為荊溪。」則韋述所著家既知之矣，而兩存不立明辨。故見者難遽明也。
宜春苑（與曲江通）宜春之名，漢史凡三出，其實止為兩地。有曰宜春苑者，地屬下杜；有曰宜春宮者，即下杜苑中宮也，皆秦創也；有曰宜春觀者，則在戶縣，漢武帝之所造也。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。《東方朔傳》）曰：「武帝東遊宜春。」師古曰：「宜春，宮也。在長安城東南。」《上林賦》曰：「息宜春。」師古曰：「宮名，在杜縣東，即唐曲江也。」《揚雄傳》：「武帝東遊宜春。」師古曰「宜春近下杜也。」《史記，秦紀》曰：「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。」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（在周至）還，過宜春，奏賦以哀二世。其賦曰：「臨曲江之皚洲，望南山之參差。」師古曰：「曲岸之洲，曲江也。故賦末云「吊二世持身之不謹兮，墓蕪穢而不修」也，三數者言之，則二世之所葬，相如之所賦，漢之曲洲，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（下杜即杜縣。曲江宜春去杜縣近，去下杜遠。此凡及曲江宜春宮皆云下杜，當是地屬下杜，不屬杜陵耶）。其苑若宮，皆秦創而漢唐因之也。至於宜春觀者，則在長安之西，戶縣澇、渼二水之旁、上林故地也。《水經》曰：「澇水逕漢宜春觀，合渼陂入渭。」師古曰：「觀在戶縣。」《十道志》曰：「漢武帝所造也。」又合此數語者而求之，則宜春之觀在漢城之西、秦上林苑中，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漢城東南，其別甚明也。說者誤以下杜之宮為戶縣之觀，則失之矣。故師古於《東方朔傳》明辨之曰：「在戶縣者自是宜春觀耳。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遊也？」其說極為允篤也。《貢禹傳》：元帝用禹言，罷宜春下苑，以假貧民。此則下杜之苑矣。故《揚雄傳》曰「雖頗割其三垂以贍貧民」者，即指元帝所罷之苑也。既曰 「下苑」，則必別有上苑矣。「頗割三垂」則彼之一垂尚包苑中也耶？
唐曲江
唐曲江本秦皚洲（前已著說）。至漢為宣帝樂遊廟，亦名樂遊苑，亦名樂遊原。基地最高，四望寬敞（《兩京新記》）。隋營京城，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，地高不便，故闕此地，不為居人坊巷，而鑿之為池，以厭勝之。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，可以穿城而入，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，且為芙蓉園也（《長安志》、《呂圖》同）。劉悚小說曰：「園本古曲江，文帝惡其名曲，改名芙蓉。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。」韓愈詩曰：「曲江千頃荷花淨，平鋪紅蕖蓋明鏡。」長安中，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。後賜寧、申、岐、薛王。正月晦日，三月三日，九月九日，京城士女咸即此祓禊，帟幕雲布，車馬填塞，詞人樂飲歌詩（《兩京新記》）。康駢《劇談錄》曰：「曲江池本秦時皚洲，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。南即紫雲樓、芙蓉苑；西即杏園、慈恩寺（已上四地本皆曲江地。詳在《宜春苑》下），花卉環周，煙水明媚。都人遊賞盛於中和、上巳節，即賜宴臣僚，會於山亭，賜太常教坊樂。池備彩舟，唯宰相、三使、北省官、翰林學士登馬，傾動皇州，以為勝觀。《長安志》曰：「文宗太和九年，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，修紫雲樓、彩霞亭，仍敕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，宜給與閑地，任其營造。」先是，鄭注言秦中有災，宜以土工厭之，加浚昆明、曲江二池。帝又曾讀杜甫詩曰：「江頭宮殿鎖千門」，遂思復升平事而加修創焉。予按此地在都城中固為空隙，便於遊觀，然亦緣黃渠可引，故遊觀者樂之也。於是，紫雲樓在其南，杏園、慈恩寺在其西，皆以此池之故也。漢武帝時，池周回六里餘（《黃圖》），唐周七里，占地三十頃（《長安志》），又加展拓矣。地在城東南升道坊龍華寺之南。
龍首渠
《長安志》於萬年縣既著龍首渠曰一名滬水渠矣，因引《
漢書
》曰：「穿渠得龍首，故名龍首渠。唐引滬水由都城東入長安界。」予按《志》此語凡渠勢曲折，固皆得之，而謂滬渠名龍首渠者，誤也。龍首渠者，漢武帝所穿，在同州商顏山下。因穿地得龍骨，乃立名以識而曰龍首渠也。雍州居渭南，同州居渭北，無由可合為一。而滬之一水，史、漢皆嘗誌之，但雲有渠，不雲嘗得龍骨也，則龍首名渠，果何自也？《兩京道里記》曰：「龍首渠，開皇三年開鑿，引滬北流入苑，在長樂坡上，堰近龍首，即大明宮所據龍首原也，故以名之。此其說是也。《六典》：隋大興城，西據龍首原。宇文愷營都之初，謂橫坡六條可象乾爻者，正龍首山之支脈也（詳在《龍首山》下）。若夫此渠分滬為堰，則在萬年縣龍首鄉馬頭堰，而龍首鄉者，在縣東十五里。自此引滬從長樂坡入，而分為兩支，西北以注入於苑也（見《長安志》。其渠之分滬入城，行朱雀街東永嘉坊，著之甚詳。大明宮東苑有龍首殿，皆受此水而承此名也。故予得以主《兩京道里》所記也）。海池太極宮有四海池，分東、西、南、北，皆以海名，誇其大也。太宗六月四日舉事苑中。高祖方遊海池，不知也。則宮之與苑亦已遠矣。渼陂在戶縣西五里，源出終南山。有五味陂，陂魚甚美，因加水而以為名。其周一十四里，北流入澇水，即杜甫所賦渼陂也。其曰「水面月出藍田關」者，嶢關在其東南也。
凝碧池
在苑中。祿山亂，逆徒張樂燕於此。樂工雷海清不勝憤，擲樂器慟哭。王維陷賊，被拘僧寺，聞之，為詩曰：「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葉落深宮裏，凝碧池頭奏管弦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