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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子
太子宮（博望苑思賢苑）元帝在太子宮，生成帝於甲觀畫堂。又元後初入宮，見太子丙殿，則是太子別有一宮矣。成帝為太子而在桂宮，出龍樓門。龍樓門者，桂宮之門。太子適居於此，非本宮也。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，使通賓客。苑在漢長安城外、漕渠之北（或云在南）。至唐，則為長安縣北五里，此特招致賓客之所耳。太子之奔湖也，斫覆盎城門而出。覆盎門者，漢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。苑在門外而太子斫門以出者，則知博望非常居之地也。此苑直至成帝乃始撤去。《西京雜記》曰：文帝為太子，立思賢苑，它書皆無載者，不知苑屬何地。
龍樓馳道
秦人馳道之驪。賈山嘗刺其奢而不能發明其制。《黃圖》曰：秦「本紀」注曰：馳道，天子道也。蔡邕曰：馳道，天子所行道也。今謂之中道。漢甘泉去長安三百里，而馳道亦綿亙其間也。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，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。不如令，沒入其車馬。故江充為直指使者，自公主以及太子家使，凡行馳道者，嘗舉用此法，取其車馬而沒入之。而馳道有禁尚矣。《黃圖》云：「三途洞開」。班固《西都賦》云：「披三條之廣路」。張衡《西京賦》云：城郭之別「旁開三門，參途夷庭，方軌十二，街衢相經」。蓋衢路皆有三條，是為三途，三途正中一條為馳道，則有禁：不得橫絕。若兩旁，則皆無禁也。《漢紀》曰：成帝之為太子也，嘗處桂宮，適被急召，出龍樓門，不敢橫絕馳道，西至直城門得絕，乃度還入作室門。夫直城門者，長安城西面南來第二門也；龍樓門者，桂宮之門也；作室門者，未央宮之別門也。桂宮南面有龍樓門，未央北面有作室門。兩門相對，從龍樓門南自可對趨作室，以入未央，而中有馳道，太子不敢橫絕（即礙中間三丈，不敢自北逕南，是為不許橫絕也）。故必迂回避礙而望西趨南，以至直門，遂可自馳道外過，至此則法不應避，故曰得絕也。惟許其絕，乃始可度也。其曰「還入作室門」者，言初時可以取徑而有礙，不敢橫越，至自直門得絕，乃始可入，故曰「還入」也。直門得絕之制，今不知其詳矣。若其始而不敢橫絕，知有禁也。終而得絕乃度，則是並城之地雖礙馳道，亦得橫絕也。不如是，則馳道常為限隔。凡城中街衢相為東西者，皆不可通矣。史語俱在，有方向禁否，可以迫言也。《水經》、《追書》皆曰直門即龍樓門。子曰：非也。龍樓、直門惟其不為一門，故龍樓之前馳道不得橫絕，而直門之側馳道遂可橫絕也。若兩門本是一門，則同礙馳道，何為直門可絕而龍樓門乃不可絕也？此自可以理推也。龍樓雲者，張晏謂門樓有銅龍，其說是矣。顧不當在直門之上而當在桂宮門上耳。此又理之可推者也。作室者，未央宮西北織室、暴室之類。《黃圖》謂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。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也。《王莽傳》：莽在未央宮，朱魚等燒作室門，斧敬法闥，入殿求莽，則知作室門蓋未央之便門也。
唐東宮
唐東宮在太極宮中。自承天門而東其第三門曰重明門者，即東宮正門也（《長安志》）。其殿曰明德殿者，本顯德殿也。太宗即位於此殿。而高宗亦以貞觀二年生於麗正殿，則麗正、顯德皆在東宮也。中宗為太子，名顯，故改為明德（《長安志》）。馬周曰：大安宮在宮城之西，太子乃處城中。其謂城中者，指重明、顯德在太極宮城之內者也。太宗愛魏王泰，貞觀十六年固嘗徙處武德殿（武德殿在太極宮）。魏徵遂明其有嫌曰：武德殿在東宮之西，海陵昔嘗居之，人不以為可。太宗即令泰歸第。此唐世東宮方向也。若東宮官屬如左右春坊及左右率府則盡在安上門之西，中有街巷，它官寺間平其間，不與重明宮相綴也（此據呂《圖》雲耳，亦與它不同），《長安志》曰：太子不居東宮，但居乘輿所幸之別院。太子、元子亦分院而居，故太子事跡著宮城之內者少也。
苑囿
上林疆境（甘泉苑）秦之上林，其邊際所抵，難以詳究矣。《水經》於宜春觀曰：此秦上林故地也。《
史記
》載上林所起曰：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，先作阿房前殿。則宜春觀、阿房宮皆秦苑故地也。武帝尚以秦苑為狹，命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、周至以東、宜春以西悉除為苑，則所拓比秦益汰矣。以漢唐郡縣言之，則周至一縣不盡入苑，而戶、杜兩縣悉歸包並矣。其曰「舉籍阿城以南」，而阿城之北則不在數，是其疆境至渭水南岸而極也。至揚雄則曰：武帝廣開上林，南至宜春（師古曰：在杜縣東，即曲江池）、鼎湖（宮名，在藍田）、禦宿（川名，在樊川西）、昆吾、長楊、五柞（宮名，在周至）並南山（終南），北繞黃山（宮在渭北興平縣），瀕渭而東，則苑境不止限乎渭南矣。蓋謂逾渭而北，北又向東，皆為苑地也。此雄之誤也。渭北有苑百八十里向西而入扶鳳，周回五百餘里，此則渭北之苑也。以《舊儀》、《黃圖》考之，自名甘泉苑，不名上林苑也。當是揚雄但見夾渭南北皆有苑矣。而渭北之苑又復有宮，如黃山宮之類，故誤包言之耳。《東方朔傳》，壽王所籍截自阿城以南，原不跨渭，此最疆境要證也。張衡賦西京上林曰：「繞黃山而款牛首」。牛首可款矣，而黃山可繞，乃其據行幸言之，非上林位置也。惟其侈大如是，故世之傳言不一。在宮殿，疏則曰方百四十里；在揚雄則曰周袤數百里；《漢儀》則曰方三百里也。語之多少雖不齊等，要之拓地既廣，故說者亦遂展轉加侈也。高帝開漢之二年，命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，則上林也者宜在許田之數矣。至十二年，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地，令民得田，毋收槁為獸食。則是許人田作之地尚收槁秸。故何之丐除者，賦之出輸槁者也。《百官表》：置令、丞、嗇夫，以為定員。則上林常為禁苑，未嘗與民也。方高帝時，民口尚稀，荒萊盡辟，故苑中尚有空地可請。至武帝時，民齒蕃息，耕鑿益廣。凡壽王舉籍之地皆苑外民間熟成之業也。故帝又詔中尉、左右內史。表屬縣草田以賞戶、杜之民也。夫舉其成業而酬以草田，則與籍奪何異？東方朔尚能直言其情，然不能救也。《漢舊儀》曰：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萬，徙置苑中，人日五錢。後得七十億萬錢，以給軍，擊西域。則雖許業苑，仍使輸錢也。詳其意製，則猶今之佃作也。至元帝時，乃始捐下苑以子貧民。《揚雄傳》謂割其三垂者，始是舉以子民也。
上林賦（一）相如之賦上林也，固嘗明著其指曰：此為亡是公之言也。亡是公者，明無此人也。夫既本無此人，則凡其所賦之語何往而不為烏有也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責之，故所向駁礙也。武帝之有上林也，本秦故地。以秦苑為小，又從而開拓之，正仿秦而有加者也。始皇既並天下，誌得意廣，則遂狹隘先王之宮庭而加大創治，東既極河，西又抵沂，終南之北，九峻之陽，數百里間，宮觀二百七十。復道甬道相連，窮年忘歸，猶不能遍。乃又表南山以為闕，立石東海朐山，以為東門。其意蓋曰：闕不足為也，南山即吾之闕也；門不足立也，朐山即為吾門也。此其侈大。蓋武帝之所師也，所師在是。苟有諫者，不順其欲而逆折其為，則彼有坐睡唾擲而已，無自而入也。故相如始而置辭也「包四海而入之苑內」。其在賦體固可命為敷敘矣，而誇張飛動，正是縱臾使為。故揚雄指之為勸也。夫既先出此勸以中帝欲，帝既沂沂有意，乃始樂聽。待其樂聽，而後徐加風諭，以為苑囿之樂有極，而宇宙之大無窮，則諷或可入也。此其導之以勸者，理蓋出此也。夫諷既不為正諫，凡其所勸，不容不出於寓言，故舉一賦之語而歸之無有，此子虛、烏有、亡是之名所由以立也。
上林賦（二）「左蒼梧，右西極，日出東沼，入串西陂。」此賦語敷敘上林所抵也。上林疆境設使真有數百里廣，而此之數百里地者，其能出沒日月於左右東西也乎？又曰：「其南則隆冬生長，湧水躍波。」又曰：「北則盛夏含凍裂地，涉水揭河。」信斯言也，則是此苑之南窮冬不凍，而其北亙夏不暑也。冬而不凍，夏而不暑，極天下之大，並夷狄地而言之，則交廣朔漠氣候乃始有此，而此苑之境其能奄有交廣朔漠氣候以出此異也乎？則子虛之虛，其為亡是而又烏有，大不難見。特今古讀者偶不致思，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。至於八水分流，則長安實有此水。惟此不為寓言矣。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，下苑即曲江也。曲江僅得分滬為派，而其滬霸會合之地，已在宜春之北。則其地出上林疆境外矣，安能包該霸滬也？而賦務侈收乃曰終始霸滬，不知如何而能終始之也？然則雖其實有之水，亦復不能真確。況其紫淵丹水，雖善傅會者，亦不能通，尚可強求乎？
上林賦（三）古惟揚雄能知此意，故其校獵之賦曰：禦自汧謂，經營豐鎬。此則明命其實矣。至謂禁禦經營能「出入日月，天與地杳（禦，禁也。禁約人與獸皆不得出也），則關中縱廣不能千里，豈能辦此也，又曰：「虎路三峻，以為司馬。圍經百里，以為殿門。」此則可得而有矣。至謂「正南極海，邪界虞淵。」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也哉？雄之此意，正仿子虛、亡是公為之，而恐人之不悟，則於發首自敘其以而曰：「文王囿百里，民尚云小；齊宣王囿四十里，民遂雲大。裕民之與奪民也。」用雄此意以推想乎相如，則諷勸相參，不皆執實，其於兩賦實一意矣。若相如篇終致諷之言，則遂明於揚雄矣。曰毀牆塹以與民者，乃為知悟；而貪難免以獨樂者，則為迷復也。迷復也者，如齊楚所賦，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者也。於千里而取九百里以為之苑，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。此正相如本意：設操縱以施諷勸者也。亦揚雄所采而立為文囿、齊囿之分者也。說者不知出此，乃從地望所奠、土毛所產枚舉而較有無，是諺語謂對癡人說夢者也。班固曰：亡是公言上林廣大，山谷、水泉、萬物多過其實，非義理所止。故刪存其要，歸正道而論之。推此言也，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。予故曰：古惟揚雄能知此指也。
漸台（一滄池太液池）未央宮有漸台。文帝之夢鄧通，王莽之死於兵，皆在其處。漸者，漬也。一作讖，音義同也。言台在水央「按水央，《關中叢書》本作未央」受其漸漬也。建章宮亦有漸台。《郊祀志》曰：建章北有大池，漸台高二十丈，名曰泰液，王根治第亦有之。百姓歌曰：「土山漸台西白虎」。然則凡台之環浸於水者，皆可名為漸台。顧王根為之則僭耳。《長安志》疑王莽之在未央為漢兵所逼，倉卒出避，無由有暇得趨建章，因疑兩宮各有漸台也。此其疑之是也。《水經》：未央漸台在滄池中，建章漸台在太液池中，則正與《漢志》所載相合，最可據矣。《黃圖》曰：舊圖雲未央宮有滄池，其水蒼色，故曰滄池。此即《水經》言漸台之在滄池者也。《
漢書
》又曰：建章宮北治大池，名曰太液池。中起三山以象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之三山，即是太液漸台之詳也。至《黃圖》曰漸台在未央宮太液池中，則未央似有太液矣，而《漢志》無之。則疑《黃圖》不審也。圖之下文又曰：未央宮有滄池，池中有漸台。王莽死於此。則此地本是滄池而誤為太液池也。按《昭帝紀》：始元元年，黃鵠下建章太液池。則太液自在建章甚明。而正史之於未央，又無太液之文。故子得以議其不審也。然予於此別有疑焉。
漸台（二漕渠王渠飛渠）未央據龍首山為基。龍首之在渭濱者，本高四十丈。故未央殿皆出長安城上矣。其為地既如此之高，則安所得水而為此巨浸也？《水經》於此甚有次第。顧其文不暢白耳。凡漢城之水皆取諸昆明。而昆明之水，則自沉水以及樊、杜諸水。武帝皆嘗堰壅以入，與之為廣矣。水之既池，而又北出也。其下口釃為三渠，以並城而行。其先分一派，自西而東，橫亙城南之鼎路門，已而東折，以注青門（長安東面南來第一門）。《水經》固謂之漕渠（漢明堂、圓丘、博望苑皆在漕渠之南），而呂《圖》亦具著跡暨至清明門外（東面南來第三門），合王渠以入於渭；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，於其旁設為飛渠，東向入城，注於未央宮之西，以為大池，是名滄池（滄或作倉，《黃圖》作滄）。此池之中有漸台，則未央漸台也。已而滄池下流，循殿之北向東而往，逕石渠。天祿閣、桂宮、北宮、長樂宮皆用此水也。未央地勢甚高，而此水能自西面而轉北以行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。滄池下流有石渠者，砒石為之，以導此水。自此以往，凡水既周遍諸宮，自清明門出城，是為王渠。王渠猶禦溝也。王渠至清明門外與漕渠合而北入於渭也（即上文王渠）；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者，自南而北，徑趨建章。先為唐中池，周回十里，已而從東宮轉北，則為太液池。其中又有漸台，即建章宮漸台也。漸台下流入渭，亦名譎水。譎水本沉水，傳寫久沉誤為沆，沆又誤為潏（《長安志》）。或曰：潏水者，水聲也，非水也（右東自少陵原而暨龍首山之尾，凡水地望，悉用呂《圖》為據。至漢都所引諸水地望，悉用《水經》，參以《長安志》）。惟飛渠一語，諸家無言其制者，予以本朝架汴之事例之，尚可言也。
飛渠
本朝都汴城，內有大水二：其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，汴渠也；其一自西而東橫亙都城者，京水也（名金水河）。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，而中間有所謂汴渠者焉，實與京水交午，而京水高於汴渠。若決京注汴，則必隨汴南流，不能東出，故遂於金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，橫跨汴麵，其制如橋。而金水河之水乃自西橫絕以東注乎五丈河也，本朝名惠民河者是也，予意《水經》之謂飛渠者，如架汴橋渠而遂名之為飛也。飛者，底不附土而沿空以行，如禽之不以足履而以翼飛也。蓋未央殿址據山為高，而「按而，《關中叢書》本作為」明渠之欲入城也，必有窪下之地中斷不接，故架空為渠，使得超窪下而注滄池也。飛渠之制，恐必爾也。
露台
《
漢書
》：文帝罷露台。師古曰：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台身，極為高顯，猶有文帝所欲作台之處。《十道志》曰：漢文帝罷露台於此。然則驪山露台正文帝已有成基，而惜費不肯竟役者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露台神廟在萬年縣東北四里。《寰宇汜》曰：始皇祠也。辛氏《三秦記》又云：驪山顛有始皇祠，不齋戒而往即風雨。則是後人誤認漢址以為秦祠也。如昆明池旁有石婆廟，蓋牽牛訛為石翁，織女訛為石婆也。古事如此極多。初時大似可笑。然而靈場宜夜，人以其神而遂信之也。
唐三苑圖
南唐三苑說
唐大內有三苑：西內苑也，東內苑也，禁苑也。三者皆在兩宮之北而有分別。西內苑緊「按緊，原本及四庫本均作謹，今據《關中叢書》本改」並西內太極宮之北，而東內苑則包大明宮東、北兩面地。兩地苑北門之外，始為禁苑之南門也。禁苑也者，隋大興苑也。其西則漢之長安，四城皆在包並之內。苑東距霸而北抵渭，廣輪所及，自周一百二十里，而東西二十七里，南北三十二里（據所記如此，若以漢地約其道里當不啻此數也）。中置四監，監分領一方，凡立四官四局以監之。北軍營衛盡在三苑四監封畛之內，而大明宮基乃取禁苑中射殿地為之，則其廣可想矣。若夫禁苑西面則又繞出太極宮之南，故苑之南牆與宮城相齊，芳林等三門是禁苑南出之門也。東內苑在大明宮東，直南而出，亦與丹風門齊。其南面延政門，是東內苑南出之門也。龍首池、龍首殿皆在內苑之內，不在大明宮垣中矣。凡此三苑也者，地廣而居要。故唐世平定內外禍難，多於苑中用兵也（呂《圖》、《兩京記》）。太宗武德六月四日之變，建成、元吉皆死苑中，而高祖泛舟海池，未及知也（海池卻在太極宮內）。中宗之誅二張，玄宗之平韋氏，則皆自玄武門資禁軍為用。而玄宗幸蜀，則自苑西之延秋門以出。德宗幸奉天，則又出苑之北門也。李晟自東渭橋入禁苑之東，逐出朱泚而入屯於苑，經宿，市人遠者有不及知，即此足以見苑之闊遠也矣。
唐存古苑宮
太宗出征突厥，高祖餞之蘭池宮。宮之來已久。若非秦創，亦必漢造也。太宗幸甘泉宮，獵昆明池，則此宮此池皆漢跡矣。
望春亭
南望春亭、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。舊記多雲望春宮。其東正臨滬水也。天寶元年，韋堅因古跡堰渭水、絕滬霸為潭，東注永豐倉下（永豐倉下在渭水入黃河處，漢之船司空也），以便漕運，名廣運潭。未幾，滬、霸二水沙泥衝壅，潭不可漕，付司農掌之，為捕魚之所（《長安志》、《元和志》參定）。
梨園
梨園在光化門北。光化門者，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，在芳林、景曜門之西也。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，集於梨園，分朋拔河，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。開元二年，置教坊於蓬萊宮，上自教法曲，謂之梨園弟子。至天寶中，即東宮置宜春北苑，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。即是梨園者，按樂之地，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。凡蓬萊宮、宜春苑皆不在梨園之內也（見《唐曆》、《唐志》）。上素曉音律，時有李龜年、賀懷智皆能以伎聞。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，皆陳於梨園。自是，音響絕不類人間。此之玉簫所陳者，乃始正在梨園也。《長安志》又曰：文宗幸北軍，因幸梨園。又令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，選樂童按之，名曰雲韶樂。樂成，獻諸梨園亭。帝按之會昌殿。此之會昌殿也者，即在梨園中矣。唐末，芳林十哲即自此門入而交中官。故十人者冠戴芳林名號，如鴻都賦徒也。以史考之，開元二年正月，已置梨園弟子，上自教樂。而其年七月，焚錦繡珠玉於前殿，仍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繩帖餡索者，又廢織錦坊。若玄宗果能身先天下，如此之嚴，則奇巧遂可無用矣！然是年正月已置教坊，立梨園弟子，以教法曲，不知既有此輩帝肯服大布大帛以與樂會耶。此司馬文正公所為探微致議也。
奉誠園
在安邑坊。本馬燧宅，燧子暢以貲甲天下，貞元末獻第為奉誠園。
事物
岐陽石鼓文（一）《元和志》曰：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（周太王之都，秦雍縣，漢右扶風，唐天興縣）。石形如鼓，其數盈十。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，即史籀之跡也。貞觀中，吏部侍郎蘇勉（本字諱）記其事云：虞、褚、歐陽共稱古妙，雖歲久訛缺，遺跡尚有可觀。紀地理者不存記錄，尤為可惜。按誌此言，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。蘇勉、歐陽虞、褚四子實為之先，隋以前未也。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，謂非史籀不能為，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也？開元以後．張懷瓘、韋應物、韓退之直雲宣王之鼓也。然詳考其語，實皆臆度以言，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、傳諸何人者，宜乎歐公之不信也。若夫竇泉、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。泉之言曰：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枚，並作鼓形，上有篆文。今見打本，石尋毀失。懷瓘《書斷》曰：甄豐定六書，二曰奇字，即史籀體，與古文小異。其跡有石鼓文存焉。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。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言之耶？或其嘗有所本也？
岐陽石鼓文二（鼓文）歐文忠曰：十鼓之文，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，不可識者過半。即韓歌所謂「牧童敲火牛礪角，年深豈免有缺訛」者也。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，有曰「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」者，車攻語也。有曰「有魚維何，維鱮及鯉。何以標之，維楊及柳」，則兼記田漁也，凡此數語之可讀者。又蘇文忠所謂「眾星錯落僅名鬥」者也。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台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，且其字體又為大篆，而籀又宣王之史也，合此數者，若其可以歸諸宣王，則無怪乎說者雲然矣。然古事可參例者，五子之歌，即大禹貽後之訓，伊尹之三風十愆，又皆成湯之本語也。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耳。則鼓語偶同車攻，安得便雲宣詩也。惟其字正作籀體，似為可證。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，古載又有可考也（辨在後）。舍此二說，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。如子所見，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。
岐陽石鼓文（三宣王田洛成王搜岐）《左傳昭四年》：椒舉言於楚子曰：成有岐陽之搜。杜預曰：成王歸自奄，大搜於岐山之陽。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也。杜預之為若言也，雖不雲搜岐之有遺鼓，而謂成搜之在岐陽者，即古鼓所奠之地也。然則鼓記田漁，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，其地自屬東都，故曰：「四牡龐龐，駕言徂東。」徂東雲者，以方言之，則是自鎬出洛也。岐在豐西三百餘里，安得更雲徂東也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。鼓辭既不為車攻之辭，則何據而雲宣王之鼓也？今去古遠，事之出於傳疑者，不敢不存其舊，等之其為可疑焉，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，猶愈於泛漫臆度者也。故子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搜為成王之搜，則其不能明記此搜之有鼓，雖為不備，若較之唐語，絕無的據，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，其說差有本祖也。古田狩與後世不同，名為從田，其實閱武。其事則登獸數獲，其意則致眾而耀武。故武王初集大統，因伐獸而陳天命，以鎮撫在會之諸侯，已遂，識之於策者，所以揚威傳遠，使來今共見焉耳也。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。然則岐陽之記搜也以鼓，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。以策、以鼓，其物雖異，而詫物傳遠則一意也。
岐陽石鼓文（四古刻石漢石鼓）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，泰山、鄒嶧是其事矣。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，其群臣上議已曰：古之帝者，猶刻金石，以自為記。則刻石之與刻金，其所自來，皆在秦前矣。若夫斫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，則三代之前，無有兩聞。非誠無也，世遠故也。古之刻金者，如湯盤枸鼎即其最著者矣。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，則遂可盛可烹，皆適於用見者，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。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，既已不可考擊，而專著事辭，故人莫明其用，且驚且疑也。然而武成識政於策，策之為策，豈其可為用器也歟？蓋古人物見意，不主乎物，而主乎所勒之辭，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。今其伐石為鼓，則意又可料矣。田漁必用眾；致眾必以鼓。因其鼓之入用而斫石象之，因以記事焉。是其托物為久，正與鑄金、刻金共一意也。故秦臣之言銘刻者，遂兼舉金石也。古來說物記事，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，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。後漢橋玄（本字原諱）之廟有石鉦、石鉞以及石鼓，而蔡邕與為銘辭（見《蔡邕集》）則曰：是用鏤石作茲鉦、鉞、軍鼓，陳之東階，以勒公文武之勳焉。邕之謂勳者，蓋橋嘗克平鮮卑也。鉦、鉞、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，而三器同為一辭，則古來識事於石，豈必專為鼓形？顧岐陽田漁，其用在鼓，而因用以著辭焉耳，而他器自可類推也。漢距三代未遠，古制猶有存者。邕最知古，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為明，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。詩與典刑老成配對而言，邕其兼之，可尚也矣。
岐陽石鼓文（五籀體）世傳大篆起於史籀。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。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，而遂指之以為宣鼓，其示近似而實可疑也。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歟？蓋《藝文志》記史、蒼兩學曰：史籀十五篇，蒼頡一篇。顏師古之於《釋籀》則曰：史籀，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，於《釋蒼頡》篇則曰，上七章，李斯作；爰曆六章，趙高所作也。晉人衛恒曰：斯、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，名為小篆，則小篆固出於大篆矣。至其對鳥跡立論，則遂通指籀篆以為古文子孫矣。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。恒之說曰：宣王時，史籀始著大篆，或與古同，或與古異，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，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，非籀自創也。王莽時，甄豐考定「六書」，自不立籀書一體。其一曰古文，則孔氏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；三曰篆書，即秦篆也。秦篆即小篆也。是甄豐「六書」原無籀體，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。則謂籀體創始於籀者，未必確也。又如汲塚遺書，字體最古，而自《易經》以至魏之安厘，字體數四其變，世但見其體為數體，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，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書，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，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。此子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。
岐陽石鼓文（六）鼓之數十。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。鄭餘慶取置夫子廟中，尚亡其一。國朝皇佑四年，向傳師求諸民間，得之，而後十鼓乃足。當張懷瓘之為《書斷》也，其登載能書人姓名，至盧藏用而止。考其時則玄宗以後人也。其曰：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，則此時鼓石尚在也。至竇泉，但見墨本，而曰石尋毀失，則在鄭餘慶未嘗置廟之前矣。至韓退之則曰十鼓隻載數駱駝，則是因餘慶收徙而石得存也（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）。紹興壬子，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，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。其自跋曰：昂貢隸辟雍時，嘗徘徊鼓下，以舊本校之，字又差訛矣。虜難以來，不知何在。莆田鄭樵著《石鼓考》，其文多至數百幹言。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，皆與昂向，或得之於昂也。樵之博，固可重，而語多不審，子嘗論辨正之，文多不錄。
岐陽石鼓文（七）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曰：「張生手持石鼓文，勸我試作石鼓歌」是也。及東坡蘇氏，則親見石鼓矣。其詩曰：「冬十二月歲辛丑，我初從政在魯叟。舊聞石鼓今見之，文字鬱律龍蛇走。強尋偏旁推點畫，時得一二遺八九」是也。東坡初仕為鳳翔府推官，石鼓在焉，故得而親見之也。子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，非獨不曾見石鼓，亦復不見墨本。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，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。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，子既得版本，遂隨事而為之辨。紹熙辛亥，有以墨本見示者，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。點畫橫糊，皆不可讀。而其粗可曉解者曰：「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。」此即東坡所謂「眾星錯落僅名鬥」者也。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，比東坡又多，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？東坡自記其所覽曰：其詞雲；「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。其魚維何？維鱮鯉。何以貫之？維楊及柳。」維此六句可讀，餘多不可通。此二十四字，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。其曰「何以貫之？維楊與柳」，而鄭本乃作欄。益疑鄭本不真也。又有異者，古傳鼓有十，中失其一。皇佑間，向傳師得之，而十鼓復足。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，乃云：其第十鼓最小，其文亦不相類。尋訪得之，形半壞而書體是。遂易去小鼓而置其所得之鼓。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，而創為一鼓以補足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