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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論威武之道（下）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，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一灑之，如之何則可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〈（治也）〉耨〈（耘也）〉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製梃〈（杖也）〉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仁者無敵，王請勿疑。」朱熹曰：「百里，小國也，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。省刑罰、薄稅斂，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。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，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，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，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，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，則誰與我為敵哉？仁者無敵，蓋古語也。百里可王，以此而已，恐王疑其迂闊，故勉使勿疑也。」孔文子曰：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，孟子之論在於救民，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，蓋孟子之本意。」臣按：惠王之問孟子，意欲強兵以報怨，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於民，以為天下莫敵之策。徐觀其策，不過使民深耕易耨、孝弟忠信則可以製梃而撻秦楚之兵，夫車徒之眾、兵刃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，乃欲製梃以撻之，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？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，其後皆亡於秦，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，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，當是時也，天下一家、萬國一君，豈無堅甲利兵哉？然而無救於秦之亡，由是觀之，堅甲利兵雖可以張國威於一時，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，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？
齊宣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，夫撫劍疾視〈（怒目而視）〉曰彼惡敢當我哉？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，王請大之。《詩》云：『王赫〈（怒貌）〉斯怒，爰〈（於也）〉整其旅〈（眾也）〉，以遏〈（止也）〉徂〈（往也）〉莒〈（密人侵阮，徂共之眾）〉，以篤〈（厚也）〉周祜〈（福也）〉，以對〈（答也）〉於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《書》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，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誌？』一人衡行〈（謂作亂也）〉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此武王之勇也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朱熹曰：「小勇血氣所為，大勇義理所發。《詩》，《大雅皇矣》篇，此文王之大勇也；《書》，《周書泰誓》之篇也，言武王亦大勇也。王若能如文、武之為，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，惟恐王之不好勇耳。」又曰：「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，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，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。」張栻曰：「小勇者血氣之怒也，大勇者禮義之怒也。血氣之怒不可有，禮義之怒不可無，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、人欲之分矣。」臣按：怒者七情之一也，怒與喜對，聖人之情發皆中節，其喜也則為慶賞，天下莫不仰其澤，其怒也則為刑戮，天下莫不畏其威。密人侵阮徂共，二國之人塗炭極矣，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；商辛橫行於天下，天下之人荼毒甚矣，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，是則當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。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，隋煬帝之渡海征遼，元世祖之興師日本，斯民生於元狩、太初之間，大業至元之世者，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。籲，文武之怒，上怒而下喜；三君之怒，上怒而下怨，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！
齊人伐燕勝之，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，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五旬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，不取必有天殃，取之何如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；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。」朱熹曰：「按《史記》，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，齊因伐之，燕士卒不戰、城門不閉，遂大勝燕。運，轉也。言齊若更為暴虐，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。」趙岐曰：「征伐之道當順民心，民心悅則天意得矣。」齊人伐燕取之，諸侯將救燕，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，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書》〈（《商書仲虺之誥》，下同）〉曰『湯一征，自葛始』，天下信之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曰：『奚為後〈（言何為不先來伐我）〉我。』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〈（虹也）〉也，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〈（動也）〉，誅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，《書》曰：『徯〈（待也）〉我後〈（君也）〉，後來其蘇〈（復生也）〉。』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為將拯〈（救也）〉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，若殺其父兄、係累〈（縶縛也）〉其子弟、毀其宗廟、遷其重器〈（寶玉之器）〉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，今又倍地〈（並燕而增一倍之地）〉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〈（老人）〉倪〈（小兒）〉，止其重器，謀於燕眾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則猶〈（尚也）〉可及止〈（及其未發而止之也）〉也。」朱熹曰：「千里畏人，指齊王也。一征，初征也。天下信之，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。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，齊之取燕，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，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。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，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，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。」齊人伐燕，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沈同問燕可伐與，吾應之曰『可』，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『孰可以伐之』，則將應之曰『為天吏則可以伐之』。」呂大臨曰：「奉行天命謂之天吏。廢興存亡惟天所命，不敢不從，若湯武是也。」臣按：燕、齊皆列國也，燕雖不道，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，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，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。況燕之與齊，地醜德齊，無甚相遠，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，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，是時周室微弱，不能執九伐之權，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為之救正，亦不為過。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為亂者在子噲、子之，齊人既勝燕之後，即當如孟子所言，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，置其國之寶器，誅其君臣之作亂者，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耆舊，別立君而去，其於燕之土地、人民無所利之，如此，則是為鄰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。齊王雖非天吏，然存興滅繼絕之心、誅亂安人之意，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。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，則是蹊田而奪之牛，齊王殺其父兄、係累其子弟、毀其宗廟、遷其重器，則是滅絕其國矣，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？此孟子為齊人畫為區處取燕之策，可以為後世用兵定亂之法。
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、七里之郭〈（外城）〉，環而攻之而不勝，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，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；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〈（甲也）〉」非不堅利也，米粟
〈（穀也）〉
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寡助之至親戚畔之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朱熹曰：「天時，謂時日支干、孤虛旺相之屬也。地利，險阻城池之固也。人和，得民心之和也。三里、七里，城郭之小者。郭，外城；環，圍也。言四面攻圍，曠日持久，必有值天時之善者。委，棄也。言不得民心，民不為守也。域，界限也。言不戰則已，戰則必勝。」張栻曰：「得道者順乎理而已，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，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。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，其王也孰能禦之？失道則違拂人心，心之所暌，雖親亦疏也，不亦孤且殆哉？雖有高城深池，誰與為守？」臣按：孟子言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言者，萬世用兵之要也，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，則天不如地、地不如人，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，雖得天時、地利，猶無得也。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，得人心在得道，本乎道以得人心，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為之守，天時之善有人以為之乘，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，本末具舉，如此，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，而亦不廢天時、地利之末也。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，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，又非臨時可致者也，則又在乎平日省刑罰、薄稅斂，教之以孝弟忠信，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，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而為天吏矣，則雖地利不固而天時未順，亦足以自守矣，況兼得天時、地利也哉？
孟子曰：「《春秋》無義戰，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征者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」朱熹曰：「《春秋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，以著其擅興之罪，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，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，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。征所以正人也，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無義戰也。」孟子曰：「仁人無敵於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〈（舂杵）〉也。」朱熹曰：「《武成》言武王伐紂，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，血流漂杵。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，然《書》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，非謂武王殺之也。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，且長不仁之心耳。」孟子曰：「有人曰我善為陳、我善為戰，大罪也。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東面而征西夷怨，曰『奚為後我』。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、虎賁三千人，王曰『無畏，寧爾也』，非敵百姓也，若崩厥角稽首。征之為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？」朱熹曰：「製行伍曰陳，交兵曰戰。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。」張栻曰：「不誌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，則天下孰非吾敵？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行耳。」許謙曰：「孟子之時，皆尚攻戰，能者為賢臣，而孟子乃以為大罪。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，使之飽暖安佚，則下民親戴其上矣，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，人既樂歸於我，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，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？」臣按：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，一章言春秋之時無義戰之兵，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，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。
《老子》曰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，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強焉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林希逸曰：「兵，凶器也。我以害人，人亦將以害我，故曰其事好還。用師之地，農不得耕，則荊棘生焉；用兵之後，傷天地之和氣，則必有凶年之災。」臣按：人臣之佐君，當以道勝天下，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，若不能以道勝而惟以兵強焉，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。所以然者，好勝者必遇其敵，吾以兵加人，而人亦以兵加我，一往一返，必然之理也。矧兵戈一興，農業必廢，殺戮既盛，天和必傷，在地則生荊棘，在天則召水旱，在人則致疾疫，兵雖不可用，亦不能不用，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。果者何？果決其所行也。所以除殘暴、戡禍亂，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，如是用兵，斯之謂善，非用以之取強於天下也，用之取強則非善矣。然所謂果者，若矜伐自驕，得已而不已，恃強以陵人，則不可也。必勿矜、勿伐、勿驕、勿強，不得已焉，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，如是，則吾之兵不至於過壯而老矣。蓋兵直為壯，曲為老，凡物皆然，故曰物壯則老。苟用兵而矜伐驕強，可以已而不已，則必過壯而老矣，如此，則是不能以道佐主，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，故曰非道早已。
又曰：夫佳兵者不祥之器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，故不美也。若美必樂之，樂之者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
臣按：佳之為言美也，兵者凶事而以之為佳美，是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，惟其為不祥之器，是以其用也，在物無不惡之，乃人亦或有以為佳美不惡之者，無乃反以兵為佳乎哉？有道之士心恬淡而誌無為，惟以道德為樂，不以兵戎為佳，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為樂哉？後世人主如以用兵為佳、殺人為樂，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，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，老氏之言所宜深戒。
又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臣按：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、以無事取天下，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。以奇用兵，說者謂奇為詐術，臣竊以為不然，蓋所謂奇者，若所謂攻其無備、出其不意、避實擊虛、乘機設覆，非所謂偏邪不正也。
又曰：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。
臣按：為士者必以文事，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。戰所以行天討，非以泄己怒也，以怒為戰，非善戰矣。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，不與敵戰而敵服，斯乃為善勝矣。用人而為之下，不以己長勝物，不以己有陵物，則於用人之道善矣。若是者，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。
又曰：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是謂行無行、攘無臂、仍無敵、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，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臣按：老氏所謂用兵有言，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。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，是為不敢為主而為客；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先，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。行然後能行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；攘者必以臂，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；遇敵必因仍之，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；執持必以兵，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，若是者蓋以不爭為德也。然爭固不可，而輕敵亦不可，是故行兵之禍，輕敵為最大，輕敵而忽之，不以為哀而反以為喜，則吾所以為國之寶，幾何而不為所喪乎？故兩敵之國，抗兵以相加，其一自哀者常勝，哀者不以用兵為喜，恒戚戚然悲念也。惟其不喜於用兵，其志恒有哀矜之意，惟恐或至失誤以喪吾所恃之寶也，則寶常為我所有矣。寶者何？國寶於民也，用兵而能哀，其亦異乎以兵為佳者矣。不以兵為佳而以為哀，非不得已不用焉，則必不至於敗衄而喪吾之所寶者矣。
《荀子》曰：觀國之強弱，貧富有征驗，上不隆禮則兵弱，下不愛民則兵弱，己諾不信則兵弱，慶賞不漸則兵弱，將率
〈（與帥同）〉
不能則兵弱。
臣按：國之強弱在乎兵，就《荀子》之言而反觀之，是故上隆禮則兵強矣，下愛民則兵強矣，己諾而能信則兵強矣，慶賞以其漸則兵強矣，將率能其任則兵強矣。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伍，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，則其強弱可知也已。
臨武君
〈（蓋楚將，不知其姓名）〉
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，王曰：「請問兵要。」對曰：「上得天時，下得地利，觀敵之變動，後之發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術也。」孫卿曰：「不然。臣所聞古之道，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，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微，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，士民不親附則湯、武不能以必勝也。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，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」臨武君曰：「不然。兵之所貴者勢力也，所行者變詐也，善用兵者感忽〈（恍忽也）〉悠闇〈（遠視）〉莫之所從出，孫、吳用之無敵於天下，豈必待附民哉？」孫卿曰：「不然。臣之所道，仁人之兵，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貴，權謀勢力也；所行，攻奪變詐者，諸侯之事也。仁人之兵不可詐也，彼可詐者，怠慢者也、路〈（暴露）〉亶〈（讀為袒，露袒謂上下不相覆）〉者也、君臣之間滑〈（亂也）〉然有離德也，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，以桀詐堯，譬之以卵投石、以指撓〈（攪也）〉沸〈（湯也）〉，若赴水火，入焉焦沒耳。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，臣之於君也、下之於上也，若子之事父、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，詐而襲之於先驚而後擊之一也。」臣按：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。所謂兵要在附民，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，若權謀勢力以行詐，施之於其敵猶有工拙，若遇仁義之主，民親附而將用命，何所用哉？
陳囂問孫卿子曰：「先王議兵，常以仁義為本，仁者愛人，義者循理，然則又何以兵為？凡所為有兵者，為爭奪也。」孫卿曰：「仁者愛人，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；義者循理，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。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爭奪也，故仁人之兵，所存者神，所過者化，若時雨之降，莫不說喜。」臣按：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，所以為仁義之師，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，所過者化融而無跡，此其所以為王道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可比，又豈非因小忿、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？
《三略》曰：務廣地者荒，務廣德者強；能有其有者安，貪人之有者殘。殘滅之政，累世受患。造作過製，雖成必敗。舍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順。逆者亂之招，順者治之要。又曰：聖王之用兵，非樂之也，將以誅暴討亂也。夫以義誅不義，若決江河而溉爝火，臨不測而擠欲墜，其克必矣。所以優遊恬淡而不進者，重傷人物也。夫兵者不祥之器，天道惡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，若魚之在水，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，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。
臣按：《三略》之書，或謂為太公之書，然其中所引《軍讖》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，皆非三代以前之言，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為詔，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。其中可取者鮮，然此數言者庶幾不悖於聖賢之旨，故錄之，不以人而廢言也。
《司馬法》曰：殺人安人，殺之可也；攻其國愛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戰止戰，雖戰可也。故仁見親，義見說，智見恃，勇見方，信見信。內得愛焉，所以守也；外得威焉，所以戰也。戰道，不違時、不曆民病，所以愛吾民也；不加喪、不因凶，所以愛夫其民也；冬夏不興師，所以兼愛民也。故國雖大，好戰必忘；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
先王之治，正名治物，立國辨職，以爵分祿，諸侯說懷，海外來服，獄弭而兵寢，聖德之治也。其次，賢王制禮樂法度，乃作五刑，興甲兵以討不義。禮與法，表裏也；文與武，左右也。
陳師道曰：「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《司馬兵法》，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，號曰《司馬穰苴兵法》。夫所謂古者《司馬兵法》，國之政典也；所謂《穰苴兵法》，太史遷之所論，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。昔周公作政典，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、正百官、均萬民，故征伐出於天子，及上廢其典、下失其職而周衰矣，故征伐出於諸侯，典之用舍興壞係焉。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，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，可謂不學矣。謹按傳記所載《司馬法》之文今書皆無之，則亦非齊之全書也，然其書曰『禮與法表裏，文與武左右』，又曰『殺人以安人，殺之可也；攻其國愛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戰去戰，雖戰可也』，又曰『冬夏不興師，所以兼愛民』，此先王之政何所難哉？」臣按：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為七書，而《司馬法》比諸家為優，其言多可取者，而此數言其尤也。
《尉繚子》曰：凡兵不攻無過之城，不殺無罪之人。夫殺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貨財，臣妾人之子女，此皆盜也。故兵者所以誅暴亂、禁不義也。兵之所加者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賈不離其肆宅，士夫不離其官府，由其武議，在於一人，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。又曰：欲生於無度，邪生於無禁。太上神化，其次因物，其下在於無奪民時、無損民財。夫禁必以武而成，賞以文而成。又曰：兵者凶器也，爭者逆德也。事必有本，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。戰國以立威、抗敵、相圖而不能廢兵也。兵者以武為植，以文為種，武為表，文為裏。能審此二者，知勝敗矣。文所以視利害、辨安危，武所以犯強弱、力攻守也。
臣按：先儒謂《尉繚子》雖未能純王政，亦可謂窺本統矣，而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，至其他篇以殺垂教，棄而不用可也。
《
史記
》：兵者，聖人所以討強暴、平亂世、夷險阻、救危殆，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，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，喜則愛心生，怒則毒螫加，情性之理也。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，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，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，遞興遞廢，勝者用事，所受於天也。自是之後，名士迭興，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
〈（子成父）〉，吳用孫武，申明軍約，賞罰必信，卒伯諸侯，兼列邦土，雖不及三代之誥誓，然身寵君尊，當世顯揚，可不謂榮焉？豈與世儒闇於大較
〈（法也）〉，不權輕重，猥雲德化，不當用兵，大至窘辱失守，小乃侵犯削弱，遂執不移等哉！故教笞不可廢於家，刑罰不可捐於國，誅伐不可偃於天下，用之有巧拙、行之有逆順耳。夏桀、殷紂手搏豺狼、足追駟馬，勇非微也；百戰克勝，諸侯攝伏，權非輕也；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，連兵於邊陲，力非弱也；結怨匈奴，絓禍於越，勢非寡也。及其威盡勢極，閭巷之人為敵國，咎生窮武之不知足，甘得之心不息也。
臣按：司馬遷載此於《律書》，言律而先言兵，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，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、戰國善戰之士，次及桀、紂二世之失，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。蓋欲世主偃兵息民、綏和通使，使民氣歡洽，陰陽協和，以為造律之本，其意善矣。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，身寵君尊以為榮，則猶戰國之氣習也。夫帝王用兵，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，豈所以為身榮哉？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，不權輕重，權之一字，誠用兵可否之決也。臣以為權於輕重以事言之，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。
漢高祖時，陸賈時時前說《詩》《書》，帝罵之曰：「乃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詩》《書》？」賈曰：「居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？文武並用，長久之道也。」臣按：文武並用，長久之道也，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，其言僅八字，古今為治，所以立國本、成國治、延國祚誠莫外焉。承天命以安民生者，其可用一而遺一乎？
陸賈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，天下雖有變，權不分。」臣按：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，然而國家有變，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，此則百世之所同也。
漢宣帝時，魏相上書曰：「臣聞之，救亂誅暴謂之義兵，兵義者王；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，兵應者勝；爭恨小故、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，兵忿者敗；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，兵貪者破；恃國家之大、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，兵驕者滅。此五者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」臣按：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，首以臣聞之為言，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。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，恒必以其所遇之敵、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，於茲五者果何當歟？必合於義而王、應而勝，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眾，苟或有類於所謂忿、貪、驕者則亟止之，而不使其淪於敗破滅之地，則所行者下順人心、上合天道而無敵於天下矣。
宋歐陽修言於仁宗曰：「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，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。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，不過曰無兵也、無將也、無財用也、無禦戎之策也、無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陛下憂其末，而臣謂今皆有之，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，何哉？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，何謂三大弊？一曰不謹號令，二曰不明賞罰，三曰不責功實，三弊因循於上，則萬事廢壞於下。」臣按：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，其言雖為宋而發，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、治道所以不立者，政坐此三者而已。誠能謹號令之頒、明賞罰之施、責功實之效，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，任用有其臣、禦戎有其策矣，內修外攘，百事具舉，威武豈有不振也哉？
韓琦言於仁宗曰：「今獻策陳邊事者，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、訓習士卒、修利戈甲、營葺城隍、廣畜資糧，以待黠羌之可勝，此為安邊捍寇之切務，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。臣竊以謂此特外憂而已，雖漢唐全盛之時，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？若乃綱紀不立、忠佞不分、賞罰不明、號令不信、浮費靡節、橫賜無常、務宴安之逸遊、縱宮庭之奢靡、受女謁之幹請，容近昵之僥幸，此臣所謂內患也。且四夷內窺中國，必觀釁而後動，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。臣今為陛下計，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，內患既平外憂自息，譬若木之有本末，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。」臣按：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，文事修而武事不備，猶天之有陽而無陰、地之有柔而無剛、人之有仁而無義也。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，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，未嘗不資於武事焉。然武之為用，不以用之為功而以不用為大故，武之為文以止戈為義也，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，先事而為之備，無事而為之防，所以遏禍亂於將萌、衛治安於長久，不待乎臨事而始為之、有事而後備之也，不然，則無及矣。臣故曆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，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。昔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，琦謂自治之策，立紀綱、分忠佞、明賞罰、慎號令、節浮費、罷橫賜、省逸遊、禁奢靡、絕幹請、抑僥幸，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