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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輔之屯
《禹貢》：五百里甸服。
蔡沈曰：「甸服，畿內之地也。五百里者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。」臣按：傳謂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，則是方千里矣。
《漢志》：周因井田而製軍賦，地方一里為井，井十為通，通十為成，成十為終，終十為同，同十為封，封十為畿。天子之畿方千里，提封百萬井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，戎馬四萬匹、兵車萬乘。
章氏
〈（失其名）〉
曰：「王畿千里，近郊五十里、遠郊百里，郊為鄉，六鄉百里，通十為同，同為百里者十，提封九萬井、九十萬夫之地，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，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，又以一易、再易、三易通之三分去一，為三十五萬四百夫，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，積六鄉為千乘，而餘率七家賦一兵，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，此六軍之制也。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，畿方千里，為千里者十，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，賦車千乘、卒七十五萬人。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，大司徒遞而征之，十年而役一遍，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，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，蓋先王忠厚之志，更勞均逸，不欲窮民之力也。古者畿內之兵不出，所以重內也，卒有四方之役，即用諸侯入耳，或遣上公帥王賦，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。」臣按：古者兵出於農，天子之兵出於六軍，六軍之兵出於六鄉，其出而為士、卒、旅、軍、師者即其居而為比、閭、黨、旅、州、鄉者也。甸服千里之間，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，無勞遠餫，內足以衛王室，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、四夷之遠，非若後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，列軍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。後世有志於三代之盛者，壯根本、安國家以為千萬世不拔之基者，尚有考於斯。
漢《百官表》：中尉，秦官，掌徼巡京師，武帝更名執金吾。
易祓曰：「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，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三輔，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？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，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，故以之衛宮城；三輔距京師為甚邇，民情有閭裏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，故以之護京城，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。」臣按：史謂北軍中尉主之，掌京城門內之兵，軍而謂之北，對南言也。南軍衛宮取之郡國，北軍衛京取之三輔，說者有防微杜漸之意，臣竊以為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是，臣於「軍旅之制」條已節約漢唐遺意，妄為朝廷處置矣。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，恐未為得策，夫以疏外之兵、無鄉土親屬之顧戀，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，無事則已，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？我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，其慮深而遠矣。
漢《百官表》：左右京輔都尉、尉丞兵卒皆屬中尉。
易祓曰：「北軍番上與南軍等，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，夫中尉乃天子北軍之統帥，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，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，何也？左即扶風，右即馮翊，京即京兆，謂之三輔，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，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。蓋漢太守謂之郡將，兼領武事，都尉掌佐守典武職，在王國則相比郡守、中尉比都尉，皆掌兵之任，若三輔則異是矣，夾輔京國，錯列畿甸，其勢為甚逼則兵權為甚重，故都尉、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，其番上亦然，何以明之？黃霸尹京兆，發騎士詣北軍，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，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也。」臣按：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，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。
唐初，始置軍府，以驃騎、車騎兩將軍府領之，析關中為十二道，皆置府。三年，更以道為軍，置將、副各一人，以督耕戰，以車騎府統之。六年，廢十二軍，改驃騎曰統軍、車騎曰別將。居歲餘，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，軍有坊置主一人，以檢察戶口，勸課農桑。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、別將為果毅都尉，總曰折衝府。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，皆有名號，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，皆以隸諸衛，凡府三等，兵千二百人為上、千人為中、八百人為下。府置折衝都尉一人，左、右果毅都尉各一人，長史、兵曹、別將各一人，校尉六人。士以三百人為團，團有校尉，五十人為隊，隊有正，十人為火，火有長。火備六馱馬，凡火具、烏布幕、鐵馬盂、布槽、鍤、、鑿、碓、筐、斧、鉗、鋸皆一，甲床二、鐮二；隊具火鑽一、胸馬繩一、首羈足絆皆三；人具弓一、矢三十，胡祿、橫刀、礪石、大、氈帽、氈裝、行縢皆一，麥飯九斗、米二斗，皆自備，並其介胄、戎具藏於庫。有所征行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，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、橫刀而已。凡民年二十為兵，六十而免，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，其餘為步兵。其隸於衛也，左右衛皆領六十府，諸衛領五十至四十，其餘以隸東宮六率。凡發府兵，皆下符契，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，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，不盡則果毅行，少則別將行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。
林駉曰：「漢之畿兵始為番上，至其後也番上變為長屯，長屯變而遠征，而畿兵之制壞矣。唐之畿兵始為府衛，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，長從變為禁軍，而畿兵之制壞矣。此漢、唐內兵三變之由也。」臣按：三代以下之兵製，惟唐府兵最為近古，臣既略仿其制一、製二具於「軍伍之制」條下，而此復詳其制如此，以見京畿之屯莫良於府兵也。然一代有一代之制，祖宗所行者子孫不可輕改，要必不違時王之制，不拂斯民之情，而又不失古人之意，然後議之者無罪，而行之者可久而無弊也。仰惟國家建國於燕兵強馬健之地，誠不以臣卑而愚而棄其言，則杜牧所謂天下之大命者端在於此矣，況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變，而吾之為此乃於百年之後始創行之，而凡其平日軍衛之屯守、有司之管領一切如舊，而於其間減去徭役、征科，乃民心之所願欲者也。伏惟聖明留神審察，所以為聖子神孫立萬年不拔之基者，未必不在茲焉。
宋徽宗熙寧四年，於京畿四面置輔郡，以穎昌為南輔，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，鄭州為西輔，澶州為北輔。詔四輔屏翰京師，兵力不可偏重，可各以二萬人為額。
臣按：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，所以為京師屏翰也。漢以京兆、左馮翊、右扶風為三輔，唐亦以華州、同州、鳳翔為輔，而宋初未遑建立，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，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。我朝建國江南，於鳳陽屯重兵，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、滁和等處為屯田，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蕃屏之意。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，遂建都於此，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，其後遍立五府六部、大小衙門如舊制，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，並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，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，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，蓋有待也。臣按，漢、唐、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，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固，蓋漢、唐都長安，宋都汴梁，皆去邊地遼遠，非若我朝都燕，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，北最近而東次之、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。請如漢、唐、宋故事立為輔郡，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蕃守之軍，俾守國之北門；其東也以永平為輔，以守鬆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在要害；其西也以易州為輔，或真定，以守紫荊一帶關隘；其南則以臨清為輔，坐鎮閘河而總扼河南、山東之衝；又自此而南，屯兵於徐州，以通兩京之咽喉。每處屯重兵一二萬，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，罷兩直隸、河南、山東上京操備班軍，因近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，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。夫自古為國者必固外以蔽內，居重以馭輕，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、牆壁，然後堂室堅固，內呼而外應，若設關捩然，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，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。近年以來，起調兩直隸、河南、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，半年一替，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，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，幸而無事則已，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為亂，將何以支持之？倘立為輔郡，因近屯守，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，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，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，如此，則都城鞏固、宗社尊安矣。萬一臣言可采，見之施行，其於國計不為無補。
以上京輔之屯
郡國之守周制，大國三軍、次國二軍、小國一軍。
臣按：封建以前之國，即秦漢以來之郡，名製雖異而其實則同。
一同百里，提封萬井，除山川沈斥
〈（水田濕鹵也）〉、城池邑居、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，戎馬四百匹、兵車百乘，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，是謂百乘之家；一封三百一十六里，提封十萬井，定出賦六萬四千井，戎馬四千匹、兵車千乘，此諸侯之大者也，是謂千乘之國。
臣按：周制，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，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。
五國為屬，屬有長；十國為連，連有帥；三十國為卒，卒有正；二百一十國為州，州有牧。
臣按：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，蓋以小大相維，階級相承，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。漢、唐、宋郡國雖皆有兵，然散而無統，惟本朝制兵府州，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，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為都指揮使司以統之焉，蓋有得於周人連帥、州牧之遺意。
秦始皇既並天下為三十六郡，郡置材官。漢興踵秦，置材官於郡國。
易祓曰：「漢不特置材官而已，《漢官儀》曰：『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、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、材官、樓船，常以秋後講肄課試，各有員數，平地用車騎，山阻用材官，水泉用樓船。』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。」列郡、王國、侯國三等其兵不殊，郡有都尉，佐本守典武職甲兵，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、北都尉，侯國亦有相秩氏，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，必有虎符而後可發。
臣按：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，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，不可擅用，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。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，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，遇國家有事亦起焉，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同符漢世。
唐制，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，析關中為十二道，以驃騎、車騎兩將軍領之。太宗貞觀十年，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、別將為果毅校尉，諸府總曰折衝府。凡天下十道，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，河南道置府六十二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，河北道置府十四，山東道置府十，隴右道置府二十九，淮南道置府六，江南道置府二，劍南道置府十，嶺南道置府三十，凡置府五百六十四，皆有名號。
臣按：此唐朝府兵之制，非但京畿有之，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。
高宗永徽以後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，而謂其兵為方鎮。
臣按：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，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，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，大者連十餘州，小者兼三四州，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，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、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，豈有是哉？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，土地、民賦非天子有，既其盛也，號令、征伐非其有，又其甚也，至無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、宗族，以至亡滅。噫，後之有天下國家者，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，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。
宋制，軍有禁軍、有廂軍、有鄉軍。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，餘留本城廂軍者，諸州之鎮兵也，各隸其州之本城，專以給役，內總於侍衛司；鄉軍者選自戶籍，或土民應募，在所團結訓練，以為防守之兵。
臣按：宋朝州郡之兵，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，兵雖以禁名，其實皆非禁旅也。
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、副都指揮使、都虞侯，馬軍、步軍亦如之。馬步軍諸指揮各有使、副，每都有軍使、副兵馬使、都頭、副都頭、廂軍頭、十將、將、虞侯、承局、押官，置都監監押以領之，歲時簡練焉。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，則軍校之職隨宜裁製。
陳傅良曰：「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，或更戍他郡，不但以逸民戶也，所以勞苦其身、違離其妻子，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，而不得坐食於本營，蓋勞之則易使、散之則易養，此藝祖神謀也。三司禁旅就糧州郡，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。自列郡各置禁軍，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〈（元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）〉作院，各置指揮，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，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，不復戍役矣。養兵之費偏天下，虜人犯闕無能發一矢者，以不守祖宗舊章也。」開寶八年，發渭州平原、藩源二縣民治城壕，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，能自置馬者免役，逃死以親屬代。
陳傅良曰：「此所謂義兵也。藝祖有志於民兵矣，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，其後浸有點差之令，韓琦為相，刺陝西義勇，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，已而新法行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，海內騷然，要之皆以刺配為軍，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。」臣按：前代州兵皆無定制，或以土民自守，或以禁兵出屯，或選自戶籍，或出自召募，或因有警而民團結，皆是因其土地之宜、隨其民俗之便，或多或少，或廢或置，不惟無常制，亦無常數。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為衛所，以護衛州縣，衛必五所，所必千軍，而又分藩列閫以總製之而有都衛之設，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，文武並用，軍民相安百有餘年，其視漢、唐、宋之制可謂大備矣。然承平日久，兵備不能無弛，軍伍不能無缺，舊例遇有缺伍，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句補，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於所遺之人，得不償失，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句，然亦徒有其名，無益於事，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數以為黜陟，然亦徒害平民，無益軍政。臣嘗考歷代之制，皆是草創之初，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，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，何也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製置，惟我聖祖則斟酌古今，立為一代之制，使子孫百世遵守焉。方其初制為軍伍也，內地多是抽丁垛集，邊方多是有罪謫戍，歲月既久，奸弊日滋，或改換姓名，或變亂版籍，或潛行析戶，或自私分居，彼此相隱，上下相蒙，遂至簿卷難清，挨究無跡，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，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。為今之計，乞敕兵部通行清理，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，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、見今實在若干、缺伍若干，不問存亡，備細開造，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，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，若府州縣亦要造冊，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、見在充當者若干、挨無名籍者若干，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，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、缺伍不補者若干，兵部類以奏聞，會文武大臣集議，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，必須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，不為民害而激其生變，講明根究，至再至三，然後見之施行。如此，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，不徒然也，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，有新必有舊，而壞者又為之新製，則其用不窮矣，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，失今而不為之制，吾恐日甚一日，積而至於無餘，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，倉卒之際，其將噬臍無及矣。國家大事莫大於戎，國步之安危所係，運祚之修短所關，誠不可不加之意也。彼為具臣者不為遠慮，其意隻欲苟具目前，以貽其責於後人，蓋以官非世有故也，若夫聖明之主承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聖子神孫，烏可不為之遠慮哉？唐人有言，凡此蔡功惟斷，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，固不可無斷，矧此丕丕之基、萬方之廣、億萬年之久，其所以軫當寧之深念，法乾造之雄斷者，又當何如哉？臣不勝惓惓。
仁宗慶曆元年，張方平言：「民之所以懼籍為兵者，不唯鋒刃矢石之難，且重去其鄉土，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絕也。今若番休遞戍，終是不離本鄉，冀望邊事漸寧，即息肩安業。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，子孫識者亦悼其失業，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，壯者入籍，衰者出役，不衣庫帛、不食廩粟，邊不缺戍，民不去農，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？」又曰：「強壯弓手各在郡縣，未去農業，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，因唐防秋之法，入耕出戰，遞為防戍，則是農不去業、兵不乏備，不因帑廩之積，常得丁壯之人，今既籍為正兵，處之連營，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。」臣按：民之不願為兵，誠有如方平所言者，而今世北方之人猶有樂為之者，而南方之人解以補伍有如棄市，然今天下衛所兵伍已失大半，必欲如立國之初簽民為軍，必致生變，苟因循不已則日甚一日，則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。比年以來，遇有儆急，簽點民丁貼助官軍，守備其鄉邑，已有成規，民之耳目既已慣熟，是亦備禦一良法也。今後無事之時不須點集，倘遇荒歉災變，必不得已然後起集，必須依舊以民壯為名，名之以民則民心不疑，不許巧立名稱，另外差役遠方調發，稍覺無事即便休息，決不可失信於民，敢有因而科斂差占事已不休者，坐以風憲犯贓之罪，合於上司及分巡官不為覺察者，罪亦如之。
真宗景德三年，鎮戎軍曹璋言：「有邊民應募為弓弩手者，請給以閑田，蠲其徭役，有儆參以為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。」詔人給田一頃，出甲士一人，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。
臣按：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，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，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，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，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絕戶之田，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，又行戶部通行天下，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，不分有無承佃，盡數刷出，照宋朝之例給民為軍，是亦足兵之一策也。
仁宗慶曆二年，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，盡鈔民丁增廣其數，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。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，以時講習，無待儲廩，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，惜其束於列郡，遺其大用，止以為城守之備，誠令守臣分領，以時閱習，寇至則翔集赴援。朝下其議，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：「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，農隙則分曹角射，歲終都試以示賞罰，三年皆善射，舉部下得勁卒二萬，既無廩食府庫益實，乃繕甲兵為戰具，遂雄視山東，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。此則近代之顯效，而或者為民兵秪可城守，難備戰陳，誠非通論，姑令在所點集訓練，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，遇有警得將如抱真者統馭，制其陳隊，示以賞罰，何戰敵不可哉？」臣按：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。
皇祐中，京東安撫使富弼言：「臣頃因河北水災，農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，臣既憫其濱死，又防其為盜，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，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，教以武技，已類禁軍，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，可使效死戰鬥而無驕橫難製之患，此當世大利也。」詔分置青、萊、菑、徐、沂、密、淮陽七州。
臣按：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，臣謹載其事宜於「固邦本恤民之患」條下。
哲宗元祐八年，知定州蘇軾言：「河朔無事，軍政少弛，將驕卒隋，緩急恐不可用，即目邊防事勢，三五年間必無警急，然居安慮危，有國之常備，事不素講，難以應變。臣已戒飭本路將吏，申嚴賞罰，加意拊循，輒復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，稍加增損，別立條目，欲乞朝廷立法，少賜優異，明設賞罰，以示勸懲。」陳傅良曰：「條約弓箭社如龐籍、蘇軾，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，此今日所當講也。」臣按：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，前此知定州滕甫言「河北州縣近山谷處，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，習慣便利，與夷人無異」，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而為之法也。竊惟司馬光於英宗時言太宗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，則是國初兵一而今十也，今日去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、開寶也，而我之內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四。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於冗，而儲蓄不足以供，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於弱，警急無以為用；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，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，如我之所以少者，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，而逃亡死絕之無已。況今承平日久，百事廢弛，譬則人之身，中年以後血氣漸衰，肢體困憊，病雖未至於革而其勢則駸駸將至矣，此正居安思危之日，思患豫防之時也，因事之勢、察民之情、隨時之宜以綿我國家靈長之祚，端有待於今日也。先儒有言，水未至也而虛為之防，水雖不至亦無所害，謂水不足憂，而不為之防，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。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為難，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，故於「郡國之守」之下，既略序漢、唐、宋之事而備載曹瑋以下數事，以為明時告，其中或有宜於今者，斟酌而用之，庶幾有所補云。
胡安國言於欽宗曰：「自古及今，內外之勢適平則安、偏重則危。昔東漢季年，王室多故，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，宜改置州牧，及焉求益郡、劉表出襄陽、袁紹得冀、曹操取兗，爭相割據，自此不復有王室矣。夫五大在邊，古人所戒，以身使臂於理乃宜，欲乞於所置帥司，選擇重臣，付以都總管之權，專治軍旅之事，每歲終按察其部內，或有警急，京城戒嚴，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，如此，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，又無尾大不掉之虞。」臣按：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，以統屬郡，以輔王室，其策良是。
宋孝宗時，陳俊卿為相，奏請：「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民，授之弓弩，教以戰陳，農隙之日聚而教之，沿江諸郡亦用其法，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，待敵至而決戰，所有民兵各守其城，相為掎角，以壯聲勢。」又言曰：「國家養兵甚費，募兵甚難，惟有此策可守邊麵、可壯軍勢，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辭，天下之事欲成其大，安能無小擾？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者，自不至大擾矣。」臣按：既有列屯坐食之兵，而又起民丁，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，而又不免其身，謂之不擾不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