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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馬之政（下）保甲養馬者，自熙寧五年始。先是，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，文彥博、吳充言：「國馬宜不可闕，今法馬死者責償，恐非民願。」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，決非出於驅迫，持論益堅。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，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。六年，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，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，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，皆以監牧見馬給之，或官與其直令自市，毋或強與。府界毋過三千匹，五路毋過五千匹。襲逐道路外，乘越二百里者有禁。在府界者，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，加給以錢布；在五路者，歲免折變緣納錢。三等以上，十戶為一保；四等以下，十戶為一社，以待病斃補償者。保戶馬斃，保戶獨償之；社戶馬斃，社戶半償之。歲一閱其肥瘠，禁苛留者。凡十有四條，先從府界頒焉，五路委監司、經略司、州縣更度之，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。
馬端臨曰：「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，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，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，令其字養。戶馬則是蠲其科賦，保馬則是蠲其征役。」臣按：此宋熙寧保馬之法，大類今日兩京畿、河南、山東編戶養馬之法，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，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，今日則論丁養馬，丁及數者與之，不及數者足諸他戶，不問其願與否也，糧草、戶役、征輸如故。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，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，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，裏社之外別立群長，民以一身而當二役，既為人而差，復為馬而役，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，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，其害比宋為甚矣。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，官得其用，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，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，有之若無，驅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，況用以出塞禦戎乎？是官民胥失之也。夫養馬之令，生必報數、死必責償，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，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，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，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，民何以為生乎？今日兩京畿、河南、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，朝廷建國於北，藉此數郡以為根本，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拯恤，可乎？知治體憂深思遠者，所當為之軫念也。伏惟聖明明見萬里之外，仁同一視之中，況此根本重地，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？萬乞留神聽察，則宗社生靈不勝大幸。
哲宗嗣位，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，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，餘數發赴太仆寺，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。元祐初，議興復廢監，於是詔陝西、河東相視所當置監，又下河北、陝西按行河、渭、並、晉之間牧田以聞，時已罷保甲、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，右司諫王岩叟言：「兵所恃在馬，而能蕃息者牧監也。昔廢監之初，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，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，此甚非國之利也。乞收還戶馬，復置監如故，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。今鄆州之東平，北京之大名、元城，衛州之淇水，相州之安陽，鞁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、定之間柵塞草地疆畫具存，使臣牧卒大半猶在，稍加招集，措置可定，而人免納錢之害，國收牧馬之利，豈非計之得哉？」臣按：古今牧馬之制，在官、在民二者而已，宋人始製牧監以牧馬，是牧之於官，至其中世改以為戶馬保甲馬之法，則是牧之於民也。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，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。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戶馬之制，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，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，神宗乃歎曰：「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。」雖然，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，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，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。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，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，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。
嘉祐中，置買馬司於原渭州、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，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，又置熙河路買馬坊、六岷州通遠軍等場。熙寧七年，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，未幾罷之。元豐中，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。
林駉曰：「監牧之置，圉師以蓄之，校人以視之，秣飼以時，部轄有方，則以渥窪之種耳，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，此李覺之所以慮也。」臣按：自唐以來，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，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。宋南渡以後，失中原宜馬之地，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，蓋有不得已焉者。今世全得中原之地，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，苟製置得宜、牧養有道、典掌得人，又何患乎無馬乎？患無其人耳。
神宗元豐四年，郭茂恂言：「承詔議專以茶市馬、以物帛市穀而並茶馬為一司，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，近歲事局既分，專用銀絹錢鈔，非蕃部所欲，且茶、馬二者事實相須，請如詔。」奏可，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，至是蕃馬至者愈眾。六年，買馬司復置，兼茶事。七年，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，經制司罷乃復故。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，其後二職分合不一。
林駉曰：「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，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，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，亦濟用之良策也。」臣按：唐、宋以茶易馬，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，我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、陝西置茶馬司四，以茶易馬，設官掌之，蓋取之我羈縻之土民，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。
高宗時，廣西進出格馬，上曰：「此幾似代北所生，廣西亦有此馬，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。」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，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，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禦教吳乘車，則是雖吳亦自有馬，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，則馬政不修故也。
臣按：宋南渡以後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，然而張、韓、劉、嶽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。
建炎末，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。紹興初，隸經略司。三年，即邕州置司提舉，市羅殿、自杞、大理諸蠻。其後又廢買馬司，以帥臣領其事。然諸蕃本自無馬，蓋又市之南詔，南詔今大理國也。
洪邁曰：「國家買馬，南邊於邕管、西邊於岷黎，皆置使提督，歲所綱發者蓋逾萬匹。使臣、將校遷秩轉資，沿道數十州，驛程券食、廄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，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。因讀五代舊史，唐明宗問範延光內外馬數，對曰：『三萬六千匹。』帝歎曰：『太祖在太原，騎軍不過七千；先皇自始至終，馬才及萬。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，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。』延光對曰：『國家養馬太多，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，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，既無所施，虛耗國力。』帝曰：『誠如卿言，肥騎士而瘠吾民，民何負哉？』明宗出於蕃戎，猶能以愛民為念。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，然所畜止於此。今蓋數倍之矣，尺寸之功不建，可不惜哉。且明宗都洛陽，正臨中州，尚以騎士為無所施，今雖純用步卒，亦未為失計也。」臣按：古今馬政，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，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，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、後則蓄之於民，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。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，在內地則散之於民，即宋人戶馬之令也；在邊地則牧之於官，即唐人監牧之制也；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，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？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，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，以供乘輿之用，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，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，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。國初都金陵，設太仆寺於滁州，其後定都於北，又設太仆寺於京師，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，其順天等府暨山東、河南馬政則屬於北。其後又用言者，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，在外設行太仆寺於山西、陝西、遼東凡三處，苑馬寺亦三處，陝西、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，遼東僅一監二苑焉。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，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，又於四川、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，亦用以為邊也。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，承平百年無大征伐，遇有征行隨用隨足，雖不至於大乏絕，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焉。所謂官牧者，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、宋人之十八監之遺製也，然唐宋行之於內地，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。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，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，而害未及於民，一旦按其已然之跡而振舉其廢弛之政，則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。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、宋之典，以濟今日之所不及，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，其有舊有而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，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，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，士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，廄膰有未備者則為之修葺，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，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為之求良，遊牝去特必順其時，騰放調養各有其法，俵散關換鹹定其規，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，立為一定之法，使之永遠遵守，歲時遣官巡視，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，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，必務臻實效而不為虛文，如此，則邊圉得馬之用矣。若夫所謂民牧者，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，方宋神宗初行此法，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，其後大為民害，神宗有見愧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，而亟罷之，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，今日之弊，臣已詳之於前矣，而所以為之處置者亦已具於「製軍伍」之條之下焉。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，萬一可以通行，請下兵部及兩太仆寺查算天下馬數，某布政司若干、某府若干、某州若干、某縣若干，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並可以為草場、馬廄者，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裏、戶若干、丁若干，某縣原額馬若干匹、群長若干人，既具其數，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，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救弊之政，必不失其原額，必不拂乎民情，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，然後行之。請即一縣言之，其縣舊有裏五十、群長千人、馬千匹，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，或十村、五村為一大廄，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、七八十家為一小廄，每廄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廄長，年老者一人為廄老，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為廄卒，每廄各設馬房、倉囷及長槽、大鑊，每歲春耕之候廄長遍諭馬戶，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、料豆若干畝，履畝驗之，有不種者聞官責罰，毋使失時，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，或出錢以租耕，收獲之際，廄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囷之中，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即以為煮豆之用，按日而出之，歲終具數以聞於官，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，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，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，征其二以市馬種，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、別其毛色，使有所稽考，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，鏤板以示之，凡一歲遊牝、騰駒、去特皆有其時，越其時者有罪，凡一日齕草、飼料、飲水皆有其節，違其節者有罰，其房膰必冬暖而夏涼，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，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，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，如此，則牧養有其道，其視各家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。舊例，凡群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為一群，每年孳生駒一百匹，不及數者坐以罪，請酌為中制，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，其年逾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，今年不足明年補之，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，本廄生牝多，許他廄聞官以牡來易，每廄兼畜驢騾，以馬為準，牝馬二十畜牡驢一、牝驢四，所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，官為造車，遇有搬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倩，無事之日本廄馬戶借用者聽，按日計傭，收以為秣飼之用，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，府官則歲一行，太仆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，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，凡房宇有不如度、水草有不如法、芻豆有不及數、馳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、處置，違者治以置，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，上不失祖宗之成法，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，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。大略如此，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、補偏救弊也，若夫俵散、關換之法具有成規，官軍領馬騎操，遇有倒死責以追償，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，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並老弱羸疾者，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，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，律文死損數目並不準除，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逾數千，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，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，興言及此，可傷也。請自今以後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、毛色、體質，或肥或瘠、或有疾或無疾，明具於帳，如齒逾十二或原瘦弱並有疾者不償，惟以皮尾入官，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，先期告官及眾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
〈（詳見前卷馬質條下）〉，申明舊制，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，如居隔遠，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，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，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，其關領草料則嚴為立法，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，買者、換者罪同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，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倩與人、削減草料者，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，如此，則人人愛惜其馬，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，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，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。雖然，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，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，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敵，又不若不乘之之為愈也。蓋騎戰非中國所長，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，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敵人之所長，非計之得也，請自今給馬於軍士，非良不與，而所與者必良，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，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為廄，置長槽或十或五，隨其廣狹，不為定數，不分衛所隊伍，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，選其老弱之卒、不堪戰陳者專一喂養，置大囤以貯草，支大鑊以煮料，每日遣官點視，晡時則檢其所儲，夜半則視其所飼，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鞁騎，無事之時輪番收放，逐名調習，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，如此，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，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。或曰今邊城非一處，處處皆屯重兵，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？竊考五代時，唐明宗與範延光所言者，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，所畜不過七千，今東起自遼東、西盡岷洮，其間曆宣府、大同、延綏、興慶、甘肅之境，邊城萬里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，然牧馬之數雖多，未嘗以之臨敵出陳，往往老死皂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陪償，人不幸而生於邊界，天苦寒而地磽燥，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，天下之人莫苦焉，既資其出力以為國防寇，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，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匹，況望飽暖其妻子哉？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，而使之失所離心，蓋亦不思之甚也。昔人有言，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，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、以智不以力、以守不以戰。臣愚以為，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，扼其要害，塞其蹊徑，來則拒之，去則不追，凡其制兵卒以步兵為正，以騎兵為奇，大率步十而騎二，步軍一萬騎兵二千，馬非壯健不以給軍，軍非驍勇不以為騎，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，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，如此，則步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。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，兵非馬決不能以制勝。籲，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。所謂守者，我靜而彼動，我逸而彼勞，我大而彼小，我眾而彼寡，彼用其所長，我舍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製之焉，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，自然屈服於我矣。臣愚無知識，輒敢肆其胸臆而妄為異議，伏望天地大量，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。
以上論牧馬之政（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