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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邊固圉之略（下）武帝元朔二年，衛青出雲中，西至高闕，遂至隴西，捕首虜數千，走白羊樓煩王，取河南地為朔方郡。主父偃言：「河南地肥饒，外阻河，蒙恬城之以逐匈奴，省轉戍漕，廣中國，滅胡之本也。」公卿皆不便，上竟用偃計，立朔方郡，募民徒者十萬口，築城繕寨，因河為固，轉漕甚遠，自山東咸被其勞，費數十百巨萬，府庫並虛。
臣按：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幹阿利蒸土築城之處，所謂夏州是也。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，鎮朔方，勃勃僭稱天王，建國曰夏，命其臣叱幹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永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，號為統萬，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，曰：「營啟都城，開建京邑，背名山而麵洪流，左河津而右重塞。」蓋此地在漢已有城，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。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，唐開元中置朔方郡大總管，兼安北都護，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，唐賜姓李，五代李仁福、彝超繼領節鎮，號定難軍。宋太平興國八年，李繼捧來朝，願納土，其弟繼遷不樂內附，亡命嘯聚擾邊。淳化中，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，奸雄因之以竊據，欲墮其城，呂蒙正曰：「自赫連築城以來，頗與關右為患，若廢之，萬世利也。」遂詔廢之，遷其民於銀、綏，分官地給之，其州兵不徙，相聚置營，仍曰夏州。真宗咸平末，繼遷死。景德中，其子德明款寨內附，朝廷假以本道節制，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，即今寧夏衛是也。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，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，河南之州九曰靈、曰洪、曰宥、曰銀、曰夏、曰石、曰鹽、曰南威、曰會，河西之州九曰興、曰定、曰懷、曰永、曰涼、曰甘、曰肅、曰瓜、曰沙，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、曰樂、曰廓、曰積石，其地饒五穀，尤宜稻麥。即今州郡考之，所謂興即今寧夏也，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，其河南九州，雖其一二可考，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，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。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，漢因秦，唐因隋，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跡，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。蓋自唐天寶以後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，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、吐蕃、南詔而已，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，宋人以內地為邊境，金、元又無所謂邊者。我聖祖得天下，遍於西北邊城立為藩府，統重兵，據要害，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。洪武之初，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、曰大同、曰甘肅、曰遼東、曰大寧，永樂初革去大寧，惟存四鎮，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，榆林控製始於正統之世，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要害之處，朝廷處置固已嚴密，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，何也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，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，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，秋高馬肥，風寒河凍，彼或長驅而入，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，幸其素無深謀，未用華人之計，不為據地之爭，是以亟來亟往，有獲即去，似若無足為意者，然謀事貴乎先，防患貴乎豫，往者彼固嘗深入矣，議者慮其為吾內地害，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，未得其便，幸其自去矣，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，萬一再來，何以處之乎？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，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擘畫，臣愚過為之慮，今日西北諸邊，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，惟此一處偶未之及，非遺之也，芽蘖未萌也，今則已暴著矣，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，茲其時乎。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人於外，茲地則彼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，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物，皆一一推求其故，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，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，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，而必為後日之遠圖，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，將至於漢人之勞費，盍思赫連之建國、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，何從得食乎？《宋史》明言其地饒五穀，尤宜稻麥，漢人於境外輪台之地尚為之屯營，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？臣請下合朝議，當此無事之秋，北敵遠遁之際，遣通古今識事體大臣躬蒞其地，詳察可否，以聞儻以為可行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，或於河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，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，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，不然，較其利害足以相當，姑仍其舊可也。愚儒未履邊地，姑以意言，可否惟上之命。
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，與杜茂治飛狐道，堆石布土，築起亭障，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。
李賢曰：「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，通媯州懷戎縣，即古之蜚狐口也。」臣按：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。
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：「北部所長者野戰，所短者攻城，若以彼之所短奪其所長，則雖眾不能成患，雖來不能深入，又彼散居野澤，隨逐水草，戰則與家業並至，奔則與畜牧俱逃，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，是以歷代能為邊患，六鎮勢分，倍眾不鬥，互相圍逼，難以製之。請依秦漢故事，於六鎮之北築長城，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，造小城於其側，置兵捍守，彼既不攻城，野掠無獲，草盡則走，終必懲艾，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疆弱相兼，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。雖有暫勞，可以永逸。凡長城有五利，罷遊防之苦，一也；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，二也；登城觀敵，以逸待勞，三也；息無時之備，四也；歲常遊運，永得不匱，五也。」臣按：我朝建都於燕，切臨邊境，所以設險以捍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，太行西來，逶迤而北，曆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閭，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；又東起舊大寧界，越宣府、大同、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，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；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，重岡疊嶂，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，《易》所謂地險者也；若夫外之藩籬，固有天然之地險，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，因而補其缺、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，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。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台以守候也，有大邊有小邊，大邊以謹斥候，小邊以嚴守備，今誠於大邊墩台之間、空缺之處，因其崖險，隨其地勢，築為城牆以相連綴，實為守邊長久之計。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，強弱相兼，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。臣竊以為今山後緣邊之地，東起永寧之四海冶，西底保德之河壖，自東而西，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，其間墩台相望，遠者十數里、近者數里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，延引以相連接，亦無甚勞費者。昔人謂一月可就，臣請以三年為期，遇夫邊方無警之秋、米穀豐登之歲，孟夏、仲秋天氣溫涼之候，量撥騎兵以為防護，借十萬人之工力，費十數萬之貲糧，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，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，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，國家藩籬益厚。高閭所謂五利者，彼徒托之空言，而我今日真實享其利矣。
唐高祖時，突厥歲盜邊，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，將作大匠於筠請於五原、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，中書侍郎溫彥博曰：「魏為長塹遏匈奴，今可用。」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，召江南船工，大發卒治戰艦。
臣按：據於筠所請，於五原、靈武置舟師於河扼敵之入，彥博亦言魏為長塹，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，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。
始，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，非厓有拂雲祠，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，然後料兵度而南。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馳施，張仁願請乘虛取漠南地，於河北築三受降城，絕其南寇路。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，今築城彼腹中，終為所有。仁願固請，中宗從之，表留歲滿兵以助功，咸陽兵五百人逃歸，仁願擒之，盡斬城下，軍中股栗，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，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靈武，東城南直榆林，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，其北皆大磧也，斥地三百里而遠，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馬，朔方益無寇，歲損費億計，減鎮兵數萬。
王禹偁曰：「兵勢患在不合，將臣患在無權，今固未能專委一人，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，若有唐受降城之類，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，使互相救援，責其成功。」臣按：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，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，則是固常守河矣，而張仁願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、大漠之南。史謂中城南直朔方，意今河套之地；西城南直靈武，意今寧夏之地；東城南直榆林，意今在綏雲之間。今其故址無復可考，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，其地今有斷頭山，地最肥腴且宜焉，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。國朝設東勝衛於此，其後移於內地，宣德、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，然而卒不果焉。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，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，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，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，唐人禦突厥也，始以河為界，其後張仁願乃建三城於河之外焉，是即守江之意，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，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，歲省費億計，減鎮兵數萬，此其明驗也。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，固無可更革之理，然事有暫勞而久安、費少而效大者，古人亦不憚改作，在乎行之有其漸、處之有其道焉耳。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，以候後之經國遠圖者云。
五代晉高祖割幽
〈（今順天地）〉、薊
〈（今薊州）〉、瀛
〈（今河間地）〉、莫
〈（今任丘地）〉、涿
〈（今涿州）〉、檀
〈（今密雲縣）〉、順
〈（今順義縣）〉、新
〈（今保安州）〉、媯
〈（今隆慶州）〉、儒
〈（今永寧縣）〉、武
〈（在今朔州西境）〉、雲
〈（今大同地）〉、應
〈（今應州）〉、寰
〈（今馬邑縣）〉、朔
〈（今朔州）〉、蔚
〈（今蔚州）〉
十六州與契丹。
胡三省曰：「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，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，予謂雁門以北諸州，棄之猶有關隘可守，若燕、順、薊等州則失地險矣。然盧龍之險在營〈（今昌黎等縣地）〉、平〈（今永平地）〉二州界，自劉守光僭竊，周德威攻取，契丹乘間遂據營、平，自同光以來，契丹南來直抵朔易，其失險也久矣。其後天福八年，契丹主乃集山後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，使趙延壽將之，經界中國。所謂山後即雲、應諸州，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。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、人民，契丹用中國之將，將中國之兵，以攻中國，籍寇兵而齎盜糧，自此中國胥為患矣。」臣按：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，幽、薊、瀛、莫、涿、檀、順七州在山前，新、媯、儒、武、雲、應、寰、朔、蔚九州在山後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、平二州通計之，蓋十有八州也。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、人民，乃並其關隘而失之，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，既無以自守其國，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，遂以白溝河為界，故二國所受禍略同。夫自晉天福元年以其地賂契丹，首尾四百五十餘年，我太祖始援之於泥塗之中，又於此建都，則隮之天日之上矣。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，重城萬雉，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，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。今山前、山後皆吾中國之地，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，太行西來，連岡壘嶂，環而繞之，東極於醫巫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，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，曆雲、代之境，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，苟委任得人、守禦有法，可保其無外患也。惟昌平以東遵化、永平一帶，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，其後移入內地，以此之故，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，異時卒有外患，未必不出於此，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，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，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跡矣。請下大臣議，居庸以東曆黃花鎮、古北口，直抵山海關山之後，皆荒漠無人之境，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，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，必有奇謀宏略出於其間，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，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，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，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，相為聲勢，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、因其形便築為墩台，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，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，屯軍守備，以為烏梁海入貢之道，一以衛都城，一以護陵寢，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。不然，國家養銳儲材，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，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，俾與宣府、大同列為三鎮，直達遼東之境，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，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，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。伏惟聖明，當此太平無事之時，思患豫防，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，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。
宋仁宗時，范仲淹攻守二議，其議攻曰：「竊見延州之西、慶州之東，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，可攻之地其在外。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，生降者賞，殺降者斬，得精強者賞，害老幼婦人者斬，拒者並力以戮之，服者厚利以安之，逃遁者勿追，疑有質也，居者勿遷，俾安土也，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。俟城寨堅牢，當留土兵以守之，方諸舊寨必倍其數，使使臣以安撫之，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，召援兵，堅壁清野以困之外，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，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。如此，則分彼賊勢，振此兵威，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，可用策應者居其次，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，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。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、步萬人、車三千兩、錢五十四億，三冬三夏，大破諸羌。如此，取下一處城寨，平定則更圖一處，為據守之策。」其議守曰：「西戎居絕漠之外、長河之北，倚遠恃險，未易可取，建官置兵不用祿食，每舉眾犯邊，一毫之物皆出其下，風集雲散，未嘗聚養。中國則不可，遠戍之兵久而不代，負星霜之苦，懷鄉國之望，又日給廩食，月給庫緡，春冬之衣鞋、饋輸滿道不絕，國用、民力日以屈乏，軍情愁怨，須務姑息，此中原積兵之憂也。臣謂塞垣鎮守當務經遠，臣觀趙充國興屯田，大獲地利，遂破先零；魏武於征伐之中，令帶甲之士隨宜墾辟，故不甚勞大功克舉，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，廩皆滿。唐置屯由天寶八年，河西收二十六萬石、隴西收四十四萬石，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，使其食地之毛，實役其人民之力，故賦稅無轉徙之勞，徭役無怨曠之歎。」臣按：仲淹上攻、守二議，終之曰：「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，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，可謂得攻守之宜矣。」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，其守策曰：「久守之計須用土兵，各諳山川習戰鬥，比之東兵戰守功倍，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，分守不足，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，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，即遷其家團集之，何則？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，或得代歸營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，豈徒星霜之苦極，傷骨肉之思，征夫不保其家，嫠婦頗多犯法，人情不免，久則怨起，如得並遷其家於緣邊住營，更免出軍，父母妻子樂於團聚，戰則相救，守則相安。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，各使聚居險要，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，以全其家，與城寨相應，彼或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，彼或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，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，以待敵之進退。緣邊山阪重復，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，先求疾速，俟其得勝，使我師沮而不出，方敢散兵慮掠，過越險阻更無顧慮。我若持重不戰，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、牛羊無所獲，不數日人馬困斃，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，又未能決勝，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，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，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，可擊可逐，使散無所掠，聚不得戰，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，此守策之要也。」其攻策曰：「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，非不多也，然各分守城寨，故每歲點兵不過二萬餘人，坐食芻糧，不敢舉動，歲歲設備常如寇至，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。賊界則不然，種落散居，衣食自給，忽爾點集並攻一路，故動號十餘萬，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，眾寡不敵，遂及於敗，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，我為主當逸而反勞。我若復用此計，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。請於鄜延、環慶、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、使臣一二十人、步兵二萬、騎兵三千以為三軍，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，候其精勇，然後觀賊之隙，使三軍互掠於橫山，降者厚賞，各令安土，拒者並兵急擊，必破其族。假若鄜延一軍先出，賊必大舉來應，我則退守邊寨，或據險要，不與大戰，不越旬日彼自困弊，勢將潰歸，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，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，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，彼則奔命不暇，部落攜怨，則我兵勢自振，三五年間，山界可以盡取，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。」臣按：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，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，勢不同而理同，擇而行之，舉而措之，未必不可用也。
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，其三曰：「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，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，其涇原、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，雖令互相策應，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，直路亦不下十驛，涇原至秦州又遠於此，若一處有事，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、人馬已困，欲責其功，何可得也？」臣按：兵勢貴乎相接，苟相去懸絕，則首尾不能相應，必致緩不及事之失。
亢又言曰：「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，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，每路欲更增十萬人，亦未見成功之效。且兵無節制，一弊也；無奇正，二弊也；無應援，三弊也；主將不一，四弊也；兵分勢弱，五弊也。有此五弊，如驅市人而戰，雖有百萬，亦無益於事。」臣按：張亢所言五弊，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。
歐陽修上英宗曰：「禦邊之備，東起麟府，西盡秦隴，地長二千餘里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，而軍州分為寨、為堡、為城者又幾二百，皆須列兵以守之，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，所分既多不得不寡，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為一而來，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，彼眾雖寡聚之為多，以彼之多擊吾之寡，不得不敗也。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，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，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，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，退不能自守，所以用兵累年，終不能一出者，以此也。」又曰：「夫兵分備寡，兵家之大害也，其害常在我；以逸待勞，兵家之大利也，其利常在彼。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，奪敵所利者在我，如此，則動而有成功也。」臣按：今日備邊之地，東起遼東、西極隴蜀，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，洪武、永樂之盛，所守不過數處，然皆據其總會、扼其要害，人聚而力全，而彼之來有以待之，得以全力而制勝也。正統以後，分為堡寨日多，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，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，彼眾雖寡聚而為多者也。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，乞敕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，審視寨堡之設，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，革其稍緩者而並歸於最要害之地，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