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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方夷落之情（上）《周禮》：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國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蠻、七閩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、九穀、六畜之數要；周知其利害。
王知禹曰：「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，非特圖也，又掌其地焉，東方曰夷其種有四，南方曰蠻其種有八，東南曰閩其種有七，西北曰貉其種有九，西方曰戎其種有五，北方曰狄其種有六，自邦國、都鄙至於夷、蠻、閩、貉、戎、狄，雖有內外之殊，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，其人民之所聚、財用之所出、九穀之所生、六畜之所產，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，其利不可不知也。」臣按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為貴，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、有處外者焉。中者混而同，其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略則同也；外者環而繞之，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，故其性稟習俗也，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，終而遠也乃至於背戾而懸絕焉。惟其勢異而情殊，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、齊其政不易其宜，隨機而應變，因事而制宜，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。彼既止其所而不為疆場之害，則吾之內地華民得其安矣。
《王制》曰：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。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；南方曰蠻，雕題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；西方曰戎，被髮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；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
鄭玄曰：「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，地氣使之然也。雕、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。不火食，地氣暖不為病也。不粒食，地氣寒少五穀也。」吳澂曰：「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。『東方曰夷』以下言四夷異俗。文身與雕題同，衣皮與衣羽毛同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。」《通典》曰：緬惟古之中華，有居處巢穴焉，有葬無封樹焉，有手團食焉，有祭立屍焉，聊陳一二，不能遍舉。其地偏、其氣梗，不生聖哲，莫革舊風，訓誥之所不可，禮義之所不及，外而不內，疏而不戚，來則禦之，去則備之。
臣按：自古馭四夷之要法，不出乎來則禦之、去則備之二言而已。
〈（以上總論四夷）〉
《舜典》：竄三苗於三危。
朱熹曰：「三苗，國名，在江南荊揚之間，恃險為亂者也。竄則驅逐禁錮之。」分北三苗。
朱熹曰：「北猶背也，其善者留，其不善者竄徙之，使分背而去也。」《益稷》：苗頑弗即工，帝其念哉。帝曰：「迪朕德，時乃功，惟敘。皋陶方祗厥敘，方施象刑，惟明。」蔡沈曰：「內而侯牧，外而蕃夷，皆蹈行有功，惟三苗頑慢不率，不肯就工，帝當憂念之也。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，惟敘之，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汝之功敘，方施象刑惟明矣。或者乃謂苗之凶頑，六師征之猶且逆命，豈皋陶象刑之所能致？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。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，然後命禹征之，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，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。」《禹貢》：三危既宅，三苗丕敘。蔡沈曰：「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。」呂祖謙曰：「三苗有罪自當竄逐，發政施仁自當及之，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，大得其敘，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，非聖人之心也。」臣按：夷者外蕃之總名，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，夷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，所謂苗民者《舜典》《禹謨》《益稷》《禹貢》《呂刑》皆具焉。帝舜授禪之初，既首竄之於三危，至禹治水時，其竄者既丕敘，其留者猶不即工，故帝命禹徂征，然猶逆命，及禹班師而後來格，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。蓋有虞之世，西北之戎狄未熾，所慮者南方之蠻耳，故舜命皋陶為士，首舉「蠻夷猾夏」為言。所謂蠻者蓋三苗也，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，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，善者則獎之而加以恩，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，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為善，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為惡，是則聖人之微權也。今自巴蜀以東，曆湖南北、桂嶺、雲貴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，有曰犵、曰狑、曰獠、曰猺、曰獞之類凡十數種，皆所謂蠻也，其間最輕捷者曰貓，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。然今之貓依山以居，性習不常，無有倫紀禮義，觀禹誓辭數苗之罪，謂其君子在野、小人在位，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、官屬，但其用舍顛倒耳，非若今世之貓若猿猱然，無定居、無常業，不相統屬也。國初於湖北、川東立宣慰司者五，曰永順、曰保靖、曰貴州、曰思州、曰播州，又有宣撫司、安撫司及招討司、長官司之設，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，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，隨其地而設其官，因其俗而為之治，善者授以職，惡者分其勢，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、《禹貢》丕敘之意也。
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蠻夷，置黔中郡。漢興，改為武陵郡，歲令大人輸布一匹、小口二尺，是謂賨布。
臣按：漢武陵郡即今常德、澧、辰、沅等州郡是也。
始皇三十三年，發諸嘗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擊南越，取其地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。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，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，姓騶氏，秦已並天下，皆廢為君長，以其地為閩中郡。
臣按：秦並百粵，嶺南有三郡，桂林今廣西地，南海今廣東地，象郡今安南地也。蓋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，故有百越之名，曰南越、曰甌越、曰閩越、曰東越、曰於越，，其地非一處，其人非一種。然自秦漢以來，所謂於越、東越、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，與齊、魯、宋、衛無異，惟所謂南越者，其地西連湖湘，直抵滇貴，牂牁、越巂之境，山深而地險，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。蓋今日湖南北、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，與蠻夷雜居，但有險易之異耳，時或竊發，難於備禦，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。
漢武帝時，欲伐閩越，淮南王安上書言：「越，方外之地，剪發文身之民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，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與受正朔，非強弗能服、威弗能製，以為不居之地、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煩中國也。南方暑濕，近夏癉熱，暴露水居，蝮蛇〈（噆也，音壑）〉生，疾癘多作，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，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。今以兵入其地，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，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，留而守之，曆歲經年則士卒罷倦，兵糧乏絕，民苦兵事，盜賊必起。兵者凶事，一方有急，四面皆聳，臣恐變故之生、奸邪之作，由此始也。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，言莫敢校也，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〈（猶言雁行，謂在前）〉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，雖得越王之首，臣猶竊為大漢羞之。」臣按：閩越今福建地，其入職方已久，非復漢時舊矣，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，兵入其地，不待兵刃先自病死，與夫兵至則潛藏，兵退則復聚，持久則士卒疲倦，民苦兵事。今日湖南、廣右、雲貴，其山箐之瘴癘，貓獠之情狀，省民之受害，實與漢時無異也。明主在上，以天地為量，以宇宙為境，遇有遠夷梗化，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、丈二之組鎮撫方外，不勞一卒、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，以一使之任代十萬之師，毋使中國之民罹蝮蛇猛獸之毒，染嘔泄霍亂之病，親老涕泣，孤子啼號，迎屍千里之外，棄骨無人之境，如安所慮者，非獨遠夷之幸，實中國之幸也。
元帝初元三年，珠厓、儋耳郡率數年一反，殺吏，漢輒發兵擊定之，至是諸縣叛，連年不定，上謀於群臣，欲大發軍，待詔賈捐之曰：「臣聞堯舜聖之盛，禹入聖域而不優，以三聖之德，地方不過數千里，西被流沙，東漸於海，朔南暨，聲教訖於四海，言欲與聲教則治之，不欲與者不強治也。殷周之地，東不過江、黃，西不過氐羌，南不過蠻荊，北不過朔方，是以頌聲並作，人樂其生，越裳氏重九譯而獻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至於秦，興兵遠攻，貪外虛內，而天下潰畔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，賦役煩重，寇賊並起，是皆廓地太大、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關東民困，流離道路，至嫁妻賣子，法不能禁，義不能正，此社稷之憂也。駱越棄之不足惜，不擊不損威，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饑饉、保元元也。且以往者羌事言之，暴師曾未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費四十餘萬萬，大司農錢盡，乃以少府禁錢續之，夫一隅為不善，費尚如此，況於勞師遠攻，亡士無功乎？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，《禹貢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可且無以為，願遂棄珠厓，專用恤關東為憂。」上以問大臣，丞相於定國以為：「前擊珠厓興兵連年，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還者二人，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，費用三萬萬餘，尚未能盡降，今關東困乏，民難搖動，捐之議是。」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，不欲勿強。
蘇軾曰：「揚雄有言，珠厓之棄，捐之力也，否則鱗介易我冠裳，此言施於當時可也，自漢末至五代，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，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矣，其可復言棄乎？」臣按：捐之謂非冠裳之國，《禹貢》所及、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勿以為。臣竊以為，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，則可用捐之之策，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，其可以與人乎？況本中國膏腴之地、要害之塞，昔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，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，不可輕言棄也。
順帝永和初，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，可比漢人增其租賦，議者皆以為可，尚書令虞詡獨奏曰：「自古聖王不臣異服，非德不能及、威不能加，其獸心貪婪，難率以禮，是故羈縻而綏撫之，附則受而不逆，叛則棄而不追。先帝舊典貢稅多少，所由來久矣，今猥增之必有怨叛，計其所得，不償其費。」臣按：帝王之馭外蕃，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，舊有者不取，則彼敢於恣肆；舊無者取之，則彼必至於怨望。吾惟循其舊而已，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，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焉，不責其備，不逆其詐。
永和中，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，歲餘不克，帝召百官問以方略，皆議遣大將發荊、揚、兗、豫四萬人赴之，李固駁曰：「荊揚盜賊盤結不散，長沙、桂陽數被征發，如復擾動，必更生患，兗、豫之人遠赴萬里，詔書迫促，必致叛亡，南州溫暑，加有瘴氣，致死亡者十有四五，遠涉萬里，士卒疲勞，比至嶺南，不復堪鬥，軍行日三十里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，三百日乃到，人廩五升，用米六十萬斛，不計將吏驢馬之食，設軍所在死亡必眾，既不足禦敵，當復更發，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。九真、日南相去千里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，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，益州諺曰『虜來尚可，尹來殺我』，後就征還，以兵付刺史張喬，喬因其將吏，旬月之間破殄寇虜，此發將無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驗也。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、太守，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，還募蠻夷，使自相攻，轉輸金帛以為其資，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，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，張喬前有破虜之功，皆可任用。」四府悉從固議，即拜良為九真太守、喬為交刺史，喬至開示慰誘，並皆降散。良到九真，單車入賊中，設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數萬人，皆為良築起府寺，嶺外復平。
臣按：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，切中事情，使後世讀史者至此，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，千古如一日也，至其所謂發將無益，州郡可任者，此皆已然之明效。然後世藩服郡守，任用不久，隨即罷去，夷獠知其去任之速，不可倚仗，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，往往疑信相半，故雖暫服而復叛也。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，兩江地方二三千里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，今設為府者四、為州者三十有七，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，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，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，而所以為州縣害者，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，錯雜州縣間者，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，然流官無權，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，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，不足以相鈐製。臣愚以為，今日製馭馴服之策，莫急於立土官，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，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，專以其地屬之一姓，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，眾建官而分其權也。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，但彼依山箐以居耳，今宜特敕內外大臣躬臨其地，召集其酋豪，諭以朝廷恩威，將授以官，如左右兩江土官例，俾其子孫世享之，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、判官、吏目等官，其官不拘名數，亦如衛所之制，既授其投詞，不須勘實，官給以冠服，遣部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，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，合眾力成之，既成具奏請印，俾推其中一人為眾所信服者掌印，則彼受朝廷爵命，必知所感慕，而其同類鹹尊敬之，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並力除之不難矣，積久成俗，彼皆慕華風、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。況眾設其官，勢分力敵，自足相制，不能為亂，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，須至申上司奏朝廷，則國家之勢益尊，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。然所慮為後日患者，地界不明，異時不能無爭耳，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，就於界上立石為識，大書深刻於上，曰某至某為有司界、至某為土官界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，即以外地無征者與民易之，隨其廣狹，不復丈量，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，定為額數，日後不得有所加增，如此處置，庶幾其永無患乎。
唐貞元中，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、橫、貴等州，屢服屢叛。長慶初，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，兵部侍郎韓愈建言：「黃賊並是夷獠，無城郭可居，依山傍險，尋常亦各營生，急則屯聚相保，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，德既不能綏懷，威又不能臨製，侵欺虜縛以致怨恨，蠻夷之性易動難安，遂致攻劫州縣，侵暴平人，或復私仇，或貪小利，或聚或散，終亦不能為事。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、楊旻，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，意在邀功求賞，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，將謂單約立可摧破，爭獻謀計，惟恐後時，朝廷信之，遂允其請。自用兵以來，已經二年，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，儻皆非虛，賊之所處又更荒僻，假如盡殺其人、盡得其地，在於國計不為有益，容貸羈縻，比之禽獸，來則捍禦，去則不追，亦未虧損朝廷事勢，請為選有材用威信、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，處理得宜，自然永無侵叛之事。」臣按：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，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，儻皆非虛，賊已尋盡，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，古今人情不大相遠，舉古可以知今，惟聖明留意，遇有遠方捷報，以此言驗之，洞見其真偽矣。至其請為選有材用威信、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，處理得宜，自然永無侵叛之事，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。大抵蠻性陰柔，倚山為勢，軍來則入山遠避，軍去則外出虜掠，如蠅蚋然，揮扇則飛散，收扇則復集，剿滅之甚難，且其地多瘴癘，中原之人憚入其地，未至固已怯畏，一入其地，氣候不齊，蒸濕特甚，往往不戰而死，既不可速戰，又不可持久，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。雖然，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，知其故而逆閉其塗，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。且今所謂猺獞者，非有強宗豪族，亦無深謀遠慮，非欲爭城邑，非欲收人心，不過欲虜掠財物而已，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，不為宮室之奉，不為妻妾之用，不為子孫之計，所得之財將何所用，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？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，則彼所得財無所用，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。為今之計，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、帥閫及守令、將領，嚴束所部軍民，不許與賊交通，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，許其赴官告知，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，官司給與印帖為照，無帖者不許，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，惟許取其生口、米穀、土物，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，違者枷號示眾，沒入其財物，親屬，鄰保知情不首罪同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，如此，則彼得物無所售，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。又聞近年以來，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，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，輒避罪不以聞，推原其故，非彼之有能，乃吾之無備也，宜令守鎮、都憲、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，行下軍衛有司，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。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，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，夜間失於覺察，城邑往往至於失陷，蓋非內無糧餉、外無救援，力屈而不能支也，今後凡有城池去處，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，責其與城相為存亡，有失陷者決不輕恕，則彼知罪責深重，不敢輕忽，則賊不能盜入矣。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，每城必為內垣，薦棘樹柵總為一門，昏夜既上城守，即不容復下，必至黎明然後開門，彼知無可生路，則寢不安席矣，又預蓄乳犬馴伏之，每五垛間用木為匱，懸一吠犬，微有風聲，犬先知儆，彼不能架梯登垣，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。
《宋史》：古者帝王之勤遠略，耀兵四裔，不過欲安內而捍外，非以求逞也。西南諸蠻夷，重山復嶺，雜廁荊楚、巴巫、黔中，四面皆王土，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，疲易使之眾而得梗化之民，誠何益哉？樹其酋長，使自鎮撫，始終蠻夷遇之，斯計之得也。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，狌鼯之性便於跳梁，或以仇隙相尋，或以饑饉所逼，長嘯而起，出則衝突州縣，入則負固山林，致煩興師討捕，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。
臣按：唐虞之世，東、西、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，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，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，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，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，與居民相雜，故其害及民尤易，非若三邊之寇，其來有時，其侵有處，其行有程，先時可以為備，臨時不至於蒼茫失措。
仁宗時，狄青請擊儂智高，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，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，樞密使高若訥言：「蕃部善射，耐艱苦，上下山如平地，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，必勝之道也。」青卒用騎兵破賊。
臣按：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，南夷聞之自然膽落，然臣以為用之於有事之時，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內附者，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，不徒今日徼南賴其用，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。
宋初言於仁宗曰：「嶺南外區瘴癘薰蒸，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，多發兵則糧乏，少則事不集，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，緩則復來擾人，是宜有以製之也。今聞發北兵逾萬人戍嶺外，下濕上蒸，病死必多，料群蠻勢不久屯，擊之必散，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，歲才留北兵五千人，分屯要害處，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，募土人為鄉軍，復其租調，視州大小、戶多少為之數，統以部伍，教以進退，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，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，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，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，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，要之食盡必出虜掠，若其來也，大大斬獲則終身創矣，威已立後可議招來，與之盟則固，許之臣則久，遠期五年、近止一年，南方無事矣。」臣按：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，蓋以其地炎燠卑濕，瘴癘特甚，中原士卒不服水土，不待戈矛之及、矢石之交，自相疾疫而死，雖有百萬之兵，亦無所施故也。臣竊以為，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，若夫為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，請命彼處守土重臣，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健者，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，詳稽備述，刻梓以頒示士卒，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，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，其所當備藥餌、器具令有司給之。
張栻知靜江府，奏：「本部備邊之郡九，而邕、管為最重，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，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，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諸國，皆其所當備者，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，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、民兵不下十萬，首領世襲，人自為戰，如古諸侯民兵之制，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，遠者近千里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，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，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，其職任可謂不輕矣，可不遴選其人，謹護其土，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。」臣按：唐分嶺南地為五管，而桂、邕、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，在於本朝，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、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。邕即今南寧府，其地控製左右兩江，實為安南咽喉之地，國初因前代之舊，設太平、田州、思明、鎮安四府，龍州等七州，正統初，又升思恩州為府，用其土人為守長，佐貳幕職則用流官，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，凡此羈縻州郡麵內歲久，首領世襲，人自為戰，如古諸侯民兵之制，遇有征發亦賴其用，但今控製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、太平一所，似乎單弱，請如張栻所言，及今無事時，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，遴選守將，謹護其土，以為久遠之計，用以銷變於未然。
安南，古交也。秦並天下，於此置象郡。秦亡，南海尉趙佗擊並之，漢置九郡，九真、日南、象三郡是為交地，後女子徵側反，遣馬援平之，立銅柱為漢界。唐始分嶺南為東、西二道，置節度，立五管官南隸焉。五代劉隱並其地以為交阯節度使，其後管內大亂，有丁部領者定之，其子璉內附，宋封為交阯郡王
〈（交人封王自此始）〉
。傳子璿，為黎桓所奪，淳化四年封桓為王，桓卒，子龍鉞立，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，龍廷欲修貢，安撫使邵曄以聞，真宗曰：「遐荒異俗，不曉事體，何可怪也。」仍封為王，賜名至忠，為其下李公蘊所奪，即封公蘊為王。李氏傳八世，至昊旵，閩人陳日煚為其婿，遂有其國。
臣按：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，五代時為劉隱所並，至宋初始封為郡王，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，如所謂特進、檢校、太尉、靜海軍節度、觀察等使，及賜號推誠、順化功臣，皆如內地之臣，未始以國稱也。其後封南平王，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，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，而天下因以高麗、真臘視之，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。李氏傳八世，陳氏傳十二世，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，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，子蒼易名篸，詐稱陳氏絕嗣，奆為甥，求權署國事，我太宗皇帝從其請。逾年，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，訴其實，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，朝廷不逆其詐，遣使送添平歸，抵其境，季犛伏兵殺之，並及使者。事聞，太宗遍告於天地神祇，聲罪致討，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，能道卒，命副將張輔總其兵，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，獻俘京師，詔求陳氏遺裔立之，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，無可繼承者，僉請復古郡縣，遂如今制立交阯都、布、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，一如內地。其後有黎利者中官庇之，遂致猖肆，上表請立陳氏後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，遂聽之，即棄其地，俾復為國。嗚呼，自秦並百郡，交阯之地已與南海、桂林同入中國，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、日南、交阯與焉，在唐中葉，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，而愛州人薑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，與中州之士相頡頑矣，奈何世曆五代，為土豪所據，宋興不能討之，遂使茲地淪為侏離藍縷之俗三百餘年，而不得與南海、桂林等六郡，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明文物之鄉，一何不幸哉！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，元人雖再入其國都，而終不能有。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，陳氏首先納款，太祖著之《祖訓》，不許後人伐其國。陳氏為賊犛所戕，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，不絕陳氏之嗣，遣使送還其國，賊犛乃殺之，並及使者，不得已興師平之，求陳氏後不可得，乃用漢、唐故事，復立郡縣。而守臣不謹，遂至夷獠復肆，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詞，宣宗皇帝體文皇之心，俾復繼陳氏之絕，不逆黎利之詐，遂為所蔽，群臣屢請興兵討之，章皇帝念聖祖之垂訓，因置不問，而九真、日南之域，秦漢以來之遺民，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，何其重不幸哉。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，並於唐而不及漢者，以失嶺外此三郡也，幸而得之而又失之，似若可惜，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，此繼述之大孝、守成之大體也，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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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，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，迤西曆廣西之左江，至雲南之臨安、元江為界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，欽之西乃南寧府界，南寧之東南，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、上下石西諸州，太平府所屬龍英、太平、安平、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，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，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。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，亦與接境，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。臨安之阿迷州、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，元江有水路通之，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。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曆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，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；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，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；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