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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制之義（下）漢賈山作《至言》曰：「昔者周蓋千八百國，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，什一而藉，君有餘財、民有餘力而頌聲作。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，力罷〈（讀曰疲）〉不能勝其役，財盡不能勝其求，一君之身耳，所以自養者，馳騁弋獵之虞，天下弗能供也。」臣按：天以天下之民之力、之財奉一人以為君，非私之也，將賴之以治之、教之、養之也。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，乃殫其力、竭其財以自養其一身而不恤民焉，豈天立君之意哉？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為馳騁田獵之娛，至於力罷財盡而不能供，違天甚矣，雖欲不亡，得乎？
賈誼言於文帝曰：「《管子》曰『倉廩實而知禮節』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之嘗聞。古之人曰『一夫不耕或受之饑，一女不織或受之寒』，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，則物力必屈〈（盡也）〉，古之治天下至纖〈（細也）〉至悉，故其蓄積足恃。今悖本而趨末，食者甚眾，生之者甚少，而縻〈（音靡，散也）〉之者甚多，天下財產何得不蹶〈（傾竭也）〉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〈（言無儲積）〉，失時不雨，民且狼顧，歲惡不入，請賣爵子〈（賣爵級及子）〉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國胡以相恤，卒然邊境有急，數十百萬之眾，國胡以饋之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財有餘，何為而不成？以攻則取，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懷敵附遠，何招而不至。今驅民而歸之農，皆著〈（與著同）〉於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，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。」臣按：賈誼告文帝，大要言為國以足民為本，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國，國之所以足者蓄積足恃也，國家粟多而財有餘，則蓄積足以恃矣。是以水旱不足虞，軍旅不足憂，守固而戰勝，懷敵而附遠，所為無不成矣。所以然者，莫急於驅末技遊食之民而歸之南畝以務農，使天下無不耕之夫、不織之女耳。夫然則人樂其所而知禮節矣。文帝感其言，躬耕以勸百姓，節儉以為天下先，卒致海內富庶，黎民醇厚，幾致刑措，三代以下稱恭儉寬仁之君必歸焉，有以也夫。
漢制，大司農，卿一人，掌諸錢穀金帛、諸貨幣。郡國四時上月旦，見錢穀簿其逋
〈（欠也）〉
未畢，各具別之，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，損多益寡，取相給足。丞一人，主帑藏。少府，卿一人，掌中服禦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，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。後漢始以屬司農。水衡都尉，主上林苑，後漢省之，並其職於少府。
臣按：毋將隆言於哀帝曰：「國家武備、繕治、造作皆度大司農錢，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〈（音貢）〉養，共養、勞賜壹出少府。」蓋不以本藏給末用，不以民力供浮費，別公私、示正路也。應劭注《
漢書
》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，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。由是觀之，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，在少府、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。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，非軍國之需則不用；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，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。其制雖異於周，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，不至混用而泛費，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，外府貯常賦所入，如秋糧、夏稅及折糧、銀鈔、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，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為貯處，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；內府則貯凡天下坑冶、贓罰、門攤之屬以待宮室、衣車、賜予、燕好之費，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，以備他年之不足，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。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，內府則常為撙節，使不至於不足，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，何則？軍國之需決不可無，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。九重之上誠念財賦雖聚而易散，有所私奉必權其輕重緩急而用舍之，每留贏餘以備匱乏，斷不可以軍國之儲以為私奉之用。昔人有言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，故民裕而其國昌；淫侈僻王至靡外府以供耳目之娛，故財匱而其民怨，伏惟聖明裁擇。
漢高祖時，張蒼為計相。
唐制，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、道塗之利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。德宗時，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。
宋沿五代之制，置三司使以總國計，號曰「計省」，位亞執政，目為計相，恩數與參、樞同。
臣按：《大學》以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，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、會計之臣曰計相，同以相稱，一以用人，一以理財，皆所以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。自漢初有計相，唐戶部屬有度支，其後以大臣判之，宋有三司使，皆是計相之職。本朝罷宰相而以戶部掌天下戶口、田土、錢糧，然散屬諸司，兼厘眾務，事多端而職不專，臣請如古計相制，於戶部卿、佐之外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，凡內外倉庫之儲、遠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，稽歲計之出入，審物產之豐約，權貨幣之輕重，斂散支，調通融，幹轉一切，付之久其任而責成功，凡國家有所用度悉倚辦之，仍行天下有司月終申物價之貴賤、歲杪報年穀之登耗，俾其豫知會本部卿、佐，定議以聞而為之備。
隋文帝開皇十二年，有司上言庫倉皆滿，帝乃詔曰：「既富而教，方知廉恥，寧積於人，無藏府庫。」乃蠲河北、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、兵減半，功調全免。煬帝即位，戶口益多，府庫盈溢，其後征伐、巡遊不息，百姓怨叛，以至於亡。
臣按：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，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。隋承周後，凡周人酒榷、鹽鐵、市征之類一切罷之，所仰止賦稅而已，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、給復百姓，其於賦稅甚闊略也，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、平江左，營繕征伐未嘗廢也。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，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，又未嘗嗇於用財也，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得，則以為帝躬履儉約，六宮服浣濯之衣，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隨令補用，非燕饗不過一肉，有司常以布袋貯幹薑，薑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。夫然後知大《易》所謂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」，孟子所謂「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」者，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。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，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，惟王不會之說，飾六藝、文奸言以誤人國家。嗚呼，文帝以儉約致富庶，煬帝以奢侈致亂亡，其明效大驗，彰彰若是，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、誤天下，其萬世之罪人歟，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。
唐制，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、貢賦之差，其屬有四，一曰戶，掌戶口、土田、賦役、貢獻蠲免優復之事，以租庸調斂其物，以九等定天下之戶；二曰度支，掌天下租賦、物產豐約之宜，水陸道塗之利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；三曰金，掌天下庫藏出納、權衡度量之數；四曰倉，掌天下軍儲出納，租稅、祿糧倉廩之事，以義倉、常平倉備凶年，平穀價。
歐陽修曰：「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，必立經常簡易之法，使上愛物以養其下，下勉力以事其上，上足而下不困。暴君庸主縱其佚欲，而苟且之吏從之變製合時以取寵於其上，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，民竭其力而不能供，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，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。唐之始時授人以口，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，其用之也有節，蓄兵以府衛之制，故兵雖多而無所損，設官有常員之數，故官不濫而易祿，及其弊也，兵冗官濫為之大蠹。」臣按：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，而其末流之弊皆生於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，歐陽修謂「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，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」，所謂「經常簡易」四言者，深有得於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。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，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，以此立法則民熟於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奸，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，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，則隨時為之委曲，就其闕而補之，舉其滯而振之，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。所謂經常簡易者焉，決不可輕有改革也，有唐一代可鑒也。已制兵以府衛，設官有常員，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，何也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。雖然，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？凡國家之所以貧乏，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於民，以馴致於財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，皆生於此二蠹也。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，於常額之外添注一官、於列屯之外多簽一軍，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，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？非有關於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，不敢輕加也，毋謂天下之大、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於我何加損焉。嗚呼，千萬人之積其原起於一人，自古國家之禍患，何嘗不起於細微哉？
李翱作《平賦書》，謂：「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，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，何也？重斂則人貧，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。由是土地雖大，有荒而不耕者，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，人日益困，財日益匱，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，徒有其心，豈可得耶？故輕斂則人樂其生，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，則土地無荒，桑柘日繁，盡力耕之，地有餘利，人日益富，兵日益強，人歸之如父母，雖欲驅而去之，其可得邪？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，其君上雖欲危亡，弗可得也。」臣按：李翱作《平賦書》，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，賦之所以不平者，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，斂民財者無藝也。既無製民之產之法，而斂之又不以其道，則民貧矣，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？其所謂「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，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」，其言尤為警切。
唐故事，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，尚書比部核其出入。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，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，主以中官，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。
楊炎言於德宗曰：「財賦，邦國大本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治亂輕重係焉。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，五尺宦豎操邦之柄，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，無以計天下利害，臣請出之以歸有司。」從之，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，度支具數先聞。
臣按：《周禮》以太宰、司徒掌國家財用，蓋以大臣以道佐君，得以相可否、辨是非而為上之人所嚴憚，故人君有非義之取、非禮之用、不急之為，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，抑且為之中止而潛銷者有焉。苟以中人主之，則上之人平日相與褻狎私昵，凡不可語人者皆可與之謀而為之矣，況彼小人，無深識遠慮，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，且人微言輕，又安敢逆上意哉？德宗為君、楊炎為相無可取者，惟此一事差強人意，范祖禹謂炎知為相之體，德宗知為國之務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。
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，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，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，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，從之。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，泌悉輸之大盈庫，然上猶頻有宣索，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，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。
司馬光曰：「王者以天下為家，天下之財皆其有也，乃或更為私藏，此匹夫之鄙誌也。然多財者，奢欲之所自來也，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，財豐則欲滋矣，財不稱欲，能無求乎？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。」胡宏曰：「四方貢職各有定制，王者為天下主財，奉禮義以養，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，不可有公私之異。」臣按：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，李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，胥失之矣。然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，而泌之失則是為人臣而不忠也，泌盍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盡言之，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？如此，非徒得《大易》「納約自牖」之意，而於所謂「無咎」、「善補過」者亦有之矣。
憲宗元和二年，李吉甫撰《元和國計簿》上之，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、州府二百九十五、縣千四百五十三。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，每歲賦稅倚辦惟在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，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；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，比天寶三分增一，大率二戶資一兵，其水旱所傷、非時調發不在此數。
蘇轍曰：「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為成書，丁謂等因之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寧四書，網羅一時出納之計，首尾八十餘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參酌同異，因時施宜，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。」臣按：自唐李吉甫為《元和國計錄》，丁謂因之為《景德會計錄》，其後林特作於祥符、田況作於皇祐、蔡襄作於治平、韓絳作於熙寧、蘇轍作於元祐。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，一曰收支、二曰民賦、三曰課入、四曰儲運、五曰經費，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，以為豐殺增減者也。使今之知昔而後日之知今，以歲計定國用，實有賴於斯焉。臣願敕掌財計之臣，通將洪武、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、夏稅、戶口、鹽鈔及商稅、門攤、茶鹽、抽分、坑冶之類租額年課，每歲起運存留及供給邊方數目一一開具，仍查曆年以來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、衛所旗軍並內外在官食糧人數，與夫每歲祭祀、修造、供給等費，洪武、永樂、宣德、正統、天順、成化至於今日，每朝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準，要見彼時文官若干、武官若干、內官若干凡支俸幾何，京軍若干、外軍若干、邊軍若干凡食糧幾何，其年經常之費若干，雜泛之費若干，總計其數凡有幾何，運若干於兩京，留若干於州郡，備若干於邊方，一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，依唐人之國計、宋人之會計，每朝為一卷，通為一書，以備參考。萬幾餘暇時經禦覽，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，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，則推移有無、截補長短，省不急之用，量入為出，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。
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，以倉儲不足，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，民不聊生。
臣按：橫斂厚征，治天下之大蠹也。然橫斂厚征之法之行，民雖怨谘愁蹙，然猶歸咎上人之用非其人、取非其道，幸其一旦更之，尚可以為生也；惟豫借之令一行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、歲計之竭，天下之人嘩然，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，其泮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。譬則富室之居鄉落也，平時貧民資其儲蓄而賴以舉貸，一旦反假借於鄰家，其家之寥落可知矣。唐莊宗亂世之君，不得已而為此猶為非策，況國家府庫未至於匱絕，而遽為此舉可乎？
宋太祖以軍旅、饑饉當預為之備，不可臨事厚斂於人，始於講武殿置封椿庫，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。太宗置景福殿庫，隸內藏庫，揀納諸州上供物，謂左右曰：「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，異時用度有闕，復賦率於民耳，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。」神宗更景福殿庫名，自製詩以揭之曰：「五季失國，璟狁孔熾。藝祖肇邦，思有懲艾。爰設內府，基以募士。曾孫誌之，敢忘厥誌。」臣按：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為己私也，蓋儲之於內以防外之泛用，一遇有軍旅、饑饉則以資之，使不至於臨時厚斂以害民焉。世主尚鑒於茲，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，輕取而妄用，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。
史臣曰：「有宋自中世以後，內牽於繁文，外撓於強敵，供億既多，調度不繼，勢不得已征求於民，謀國者處乎其間，又多伐異而黨同，易動而輕變，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財，不求近效而貴遠利。宋臣於一事之行，初議不審，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，尋議廢格，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，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，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，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，因革紛紜，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。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，若宋人之言食貨，大率然也。」臣按：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，無全利全害之理，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。史臣論宋人議論多於事功，切中當時之弊，宋人於一切政務皆然而於食貨一事為甚。我祖宗自立國以來，凡取於民者有定制、有成法、有常額，世世遵守，不敢有所紛更加減，逾百年於茲矣，其間雖不能無偏滯不舉之處，然惟許其隨時補救以振舉之，使害去而利存，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。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，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。
蘇轍曰：「國之財賦非天不生、非地不養、非民不長，取之有法，收之有時，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眾可以禮法節也。祖宗之世，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闕則補，否則循資而已，不妄授也；仁宗末年任子之法，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；英宗之初，三載考績，增以四歲；神宗之始，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，袒免之內以試出仕。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、違舊法，不可言也，而況於行之乎？雖然，祖宗行之不疑，當世亦莫之非，何者？事勢既極，不變則敗，眾人之所共知也。今朝廷履至極之勢，獨持之而不敢議，臣實疑之，誠自今日而議之，因其勢、循其理微為之節文，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，今雖未見其利，要之十年之後，事有間矣。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，今不治必為痼疾，今臣亦云。」臣按：蘇轍雖為宋朝而言，然揆之於今事勢實有類之者。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，親藩宗室、世襲武臣、額外文職是也，今日之勢雖不至於宋朝之既極，然用轍之言，因其勢、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，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，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，他日必無也。此國家之大計，轍於章末有云「苟能裁之，天下之幸」，臣於是亦云。
陳傅良曰：「唐代宗時，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，歲入六百餘萬緡，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，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。憲宗時，作《元和國計錄》，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，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，曰浙江東西路、曰淮南、曰湖南、曰嶽鄂、曰宣歙、曰江南、曰福建，故韓愈有言曰『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』。」臣按：東南，財賦之淵藪也，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，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，韓愈謂「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」，以今觀之，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，而蘇、鬆、常、嘉、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。考洪武中
〈（據《諸司職掌》）〉
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，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、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、鬆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、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，是此一藩三府之地，其民租比天下為重，其糧額比天下為多。今國家都燕，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，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、湖廣、南直隸之半，自宣德、正統以來，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，以司其歲入，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。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，蘇州一府七縣，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，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，其科征之重、民力之竭可知也已。諺有之曰：「蘇鬆熟，天下足。」伏願明主一視同仁，念此五郡財賦所出、國計所賴，凡百科率悉從寬省，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，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，必使上無虧於國計，下不殫於民力，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。
以上經制之義。
臣按：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、儲蓄有其具、費用有其經而已，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，判之則或始末相穿，約之則又彼此參錯，故臣既總論理財之道於前，又列貢賦之常於後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「經制之義」，以示天下後世，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、出之官而散之天下，必合乎天道之公、人為之義而後取之、收之、用之，苟為不然，或出於人欲之私，揆之於義而不合，則是利而非義矣。利之為利，居義之下、害之上，進一等則為義，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；退一等則為害，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，後世之明君碩輔，尚明其所以取舍、斂散乎哉。
以上經制之義（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