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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澤之利（下）唐德宗時，趙讚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，然軍用廣，所稅亦隨盡，亦莫能充本儲。及出奉天，乃悼悔下詔亟罷之。貞元九年，從張滂請，初稅茶。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，每十稅一，以所得稅錢別貯，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。然稅無虛歲，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。
胡寅曰：「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，其急甚於酒，然王鉷、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，猶為忠厚。夫天地生物凡以養人，取之不可悉也，張滂稅茶則悉矣。凡言利者，未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，滂以稅茶錢代水旱田租是也，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，非惟不蠲，從而增廣其數、嚴峻其法者有之矣。」臣按：茶之有稅始此。昔者三代盛時，山澤之利皆以予民，秦漢以來始奪民之利而有鹽鐵之賦，蓋其初意恐豪強之專其利，或藉此以叛亂，非專以利國也，其後則以利國矣。然鹽鐵之為用，民食淡則不能下咽，民徒手則不能斷物以成器，是不可一日闕焉者也，於是而榷之，已非王政，矧茶之為物，民之日用不可無，非可以他物代之，胡亦榷以為利焉。嗚呼，民資五穀以為食，所以下食者鹽而消其食者茶也，既以稅其食而又稅其所下食之具，及其所消食者亦稅之，民亦不幸而生於唐宋之世哉。
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，增天下茶稅，率百錢增五十。及播為相，置榷使自領之。
李玨曰：「榷茶起於養兵，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，不可一也；茗飲人之所資重，賦稅則價必增，貧弱益困，不可二也；山澤之饒，其出不貲，論稅以售，多為利，價騰踴則市者稀，不可三也。」臣按：茶有稅始於趙讚，然尋即亟罷，張滂所得其利尚微，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，遂為天下生民無窮之害。
宋太祖乾德二年，詔在京、建州、漢陽、蘄口各置榷貨務。五年，始禁私賣。
開寶七年，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，請高其價以鬻之，太祖曰：「茶則善矣，無乃重困吾民乎？」即詔第復舊制，勿增價直。
臣按：宋太祖此言藹然，仁民愛物之心溢於言外，可以為萬世帝王法。
陳恕為三司使，將立茶法，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，第為三等，副使宋太初曰：「吾視上等之說，利取太深，此可行於商賈，不可行於朝廷，下等固滅裂無取，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，吾裁損之可以經久。」行之數年，公用足而民富實。
臣按：宋太初此言可以為人臣司國計者之法，所謂「可行之商賈，不可行之朝廷」，此一言非但為茶法也。繇是推之，則漢人之平準、宋人之市易，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。
仁宗初，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，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。歐陽修曰：「君謨〈（蔡襄字）〉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。」臣按：宋人造作有二類，曰片、曰散，片茶蒸造成片者，散茶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為餅，所謂大小龍團是也。龍團之造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，謂小人不足道也，襄士人而亦為此，歐陽修所以為之歎邪。蘇軾曰：「武夷溪邊粟粒芽，今年鬥品充官茶，吾君所乏豈此物，致養口體何陋邪！」讀之令人深省。
神宗熙寧七年，幹當公事李杞入蜀，經畫買茶於秦鳳、熙河博馬，王韶又言「西人頗以善馬至邊，所嗜惟茶」。
自熙豐來，舊博馬皆以粗茶，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，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，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。
臣按：後世以茶易馬事始見於此。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，則西北之人嗜茶有自來矣，蓋西北多嗜乳酪，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，能蕩滌之故也。是則茶之為物，雖不用於三代而用於唐，然非獨中國用之，而外夷亦莫不用焉。宋人始置茶馬司，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，凡前代所謂榷務、貼射、交引、茶繇諸種名色今皆無之，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、陝西置茶馬司四，間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，及每年遣行人齎榜於行茶地方張掛，俾民知禁，又於西蕃入貢為之禁限，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。所以然者非為私奉，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，其視前代奪民生日用之資以為國家經費之用，豈不天淵哉？聖世仁民之澤大矣，生斯世而為斯民者，烏可不知所自。
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：「園戶有逃以免者，有投死以免者，而其害猶及鄰伍，欲伐茶則有禁，欲增植則加市，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，實生禍也。」知彭州呂陶言：「川陝西路所出茶貨北方、東南諸處十不及一，諸路既許通商，兩川卻為禁地，且如解州有鹽池，民間煎者乃是私鹽，晉州有礬山，民間煉者乃是私礬，今蜀州茶園乃百姓己物，顯與解鹽、晉礬事體不同。」臣按：產茶之地江南最多，今日皆無榷法，獨於川陝禁法頗嚴，蓋為市馬故也。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外國有用之馬，雖曰取茶於民，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為民衛，其視山東、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，然恩澤既厚，怨讟易生，天下皆無而己獨有之，民愚不能反己，況其地素貧而易變，伏惟當世司國計者宜有以調停而優待之，俾兩得其便，一方之人不勝幸甚。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，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，總江淮、荊南、福廣之稅，其茶有末茶、有葉茶。
臣按：茶之名始見於王褒《僮約》而盛著於陸羽《茶經》，唐宋以來遂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。然唐宋用茶皆為細末制為餅片，臨用而輾之，唐盧仝詩所謂「首閱月團」、宋范仲淹詩所謂「輾畔塵飛」者是也，《元志》猶有末茶之說，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於中國，而外夷亦然，世不復知有末茶矣。
〈（已上言茶）〉
《周禮》：丱
〈（故猛反）〉
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，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，圖而授之，巡其禁令。
臣按：丱之言礦也，金錫未成器曰礦。物其地，視其土色以別其所產也。圖而授之，使取礦者知所得也。巡其禁令，防人之竊取也。
《管子》曰：今鐵官之數，曰一女必有一針、一刀若
〈（若猶然後）〉
其事立，耕者必有一耒、一耜、一銚
〈（太鋤也）〉
若其事立，行服連
〈（連，輦也，人所挽者）〉
軺
〈（居玉反，大車駕馬者）〉
者必有一斤、一鋸、一錐、一鑿若其事立，不爾而成事者，天下無有。
臣按：自古商利者言鹽必與鐵俱，蓋以鹽者民食之不可無，鐵者民用之不可闕，計口食鹽則鹽日以銷，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，若夫鐵之為用，則成一器之用，或以終身，不然亦或致歲月之久，非鹽之可比也。言利之徒乃以鐵並鹽而言，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為名，其輕重不倫矣。嗚呼，米、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，刀針、耒耜之類民所用以為衣食者，又且不免焉，三代取民之法，豈有是哉？
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、東郭咸陽言，置鐵官凡四十郡郡，不出鐵者置小鐵官，使屬所在縣，敢有私鑄鐵器者，釱右趾、沒入其器物。
馬廷鸞曰：「孔僅、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，其利微，今改屬大農，則其利盡，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。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，鹽雖官嘗自煮以權取時利，亦非久行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，與桑、孔之法異矣。」臣按：漢置鐵官四十郡，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，則是鼓鑄之官幾遍天下，而民間之一刀一針、一斤一鋸皆有稅焉。嗚呼，天子富有萬方，賦稅、貢獻之入奚趐億兆，而取之民也瑣屑如是哉？我朝惟於出鐵之處謫徒治冶，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，一何仁厚之至哉。
〈（以上言鐵）〉
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、蹄。
蘇軾曰：「王莽敗時，省中黃金六十萬斤，陳平以四萬斤間楚，董卓剉塢金亦多，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。近世金不以斤計，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，何古多而今少也？」葉夢得曰：「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，少亦三十斤，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，生金亦二百斤，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，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。」臣按：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遍於天下，未聞有犯金之禁，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，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，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。《貨殖傳》所載蜀卓氏、山東程鄭輩之富，皆言其擅鐵冶之利，而未聞有藏金之事，上下之間好尚如此，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。嗚呼，金之為物可以從革以為器用，好大喜功之君如漢武帝者猶不之好，則夫金、元以來所謂寶石者，何足尚哉？
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，漅湖出黃金，廬江太守取以獻。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，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，得銀七兩。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，得銀七兩，詔並置銀官，常令采鑄。
臣按：采銀之官始置於此。
唐太宗貞觀初，侍御史權萬紀言：「宣、饒二州銀大發，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。」帝曰：「朕之所乏者非財也，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。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，而專言稅銀之利，欲以桓、靈待我耶？」乃黜萬紀。
臣按：太宗不納權萬紀采銀之說，而黜之且曰恨無嘉言可以利民，而謂其以桓、靈相待，可以為百世帝王之師矣。後世人主以言利，賞其臣謂其能益國家，豈非太宗之罪人哉？
宋太祖開寶三年，詔曰：「古者不貴難得之貨，後代賦及山澤，上加侵削，下益刓敝，每念茲事，深疚於懷。未能捐金於山，豈忍奪人之利，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。」太宗至道二年，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丱，定州諸山出銀礦，請置官署掌其事，上曰：「地不愛寶，當與眾庶共之。」不許。
臣按：宋二帝所言皆所謂仁人之言也，太祖曰「未能捐金於山，豈忍奪人之利」，太宗曰「地不愛寶，當與眾共之」，後世人主於其臣下有以興利為言者，宜舉二帝之言以拒之。
太宗問秘閤校理杜鎬曰：「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，何也？」鎬對曰：「當是時佛事未興，故金價甚賤。」真宗語大臣曰：「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為飾，乃詔申明舊制，募告者賞之，自今乘輿服禦塗金、繡金之類亦不須用。」富弼曰：「國之去奢自上者始，則天下無不從化。況法禁嚴明，真宗朝禁銷金服甚謹，然累下製令而犯者不絕，故內詔宮中以下、外自大臣之家，悉不得以金飾衣服，復申嚴憲布於天下，自此更無犯者。」臣按：金有五而黃金最為貴重之物，地之所產最少，而人之所用最多，五金之中而黃之價最貴，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。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、首飾，乃至熔而銷之，或以縷而為服，或以嵌而為器，上而冠幘、下而靴履，與夫食用戲具，無不用焉，其尤費之多者宮室之飾、土木之偶，甚至一佛寺之興、一神像之設，靡費乃至千百兩焉，杜鎬答太宗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，誠非虛語也。真宗禁銷金，雖乘輿服禦亦不須用，所謂立法自上始者歟，宜乎當時禁之更無犯者也。不然，上為之而禁下，欲其不為，豈所謂以身教哉。
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，皆置吏主之，大率山澤之利有限，或暴發輒竭，或采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，而歲課不足，有司必責主者取盈。
臣按：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，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，何也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，穀粟、桑麻之類是也，有與地土俱生者，金銀銅鐵之類是也。昔者聖王定為取民之賦，有米粟之征、有布縷之征，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，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，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？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，有土石焉，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，而生之者隨繼，故雖日日取之、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，若夫山間之土石，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，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跡，是何也？其形一定故也。是以坑冶之利，在前代則多，在後代則少，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，無足怪者。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，間或有之，隨取隨竭，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、閩之建福開場置官，令內臣以守之，差憲臣以督之，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雲者，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。雖然，今日不徒不得其利，而往往又罹其害，蓋以山澤之利，官取之則不足，民取之則有餘，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，此不逞之徒所以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。為今之計，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，可築塞者築塞之，可柵塹者柵塹之，俾其不至聚眾爭奪，以貽天下生靈之害可也。
〈（以上坑冶）〉
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，開成三年罷之，以礬山歸州縣。
宋太祖命晉州製置礬務，許商人輸金帛、絲綿、茶及緡錢，官以礬償。
陳傅良曰：「宋太祖礬禁為契丹、北漢設也，其後並鹽酒皆榷之，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