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鬻算之失秦始皇四年，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。
臣按：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。嗚呼，爵祿者天子治天下之名器，所以馭其臣民而富貴之者也，上持富貴之柄以馭下之人，使其委身盡命以為吾用，以成天下之務、以通天下之志、以阜天下之財，上以承天意、下以莫民生、中以安君之位者也。為君者顧乃倒持其柄以授之民，而以其所以為貴之器而博其粟於民以為富，是非但失其爵以馭貴之柄，而並與其祿以馭富之柄失之矣。名器之失，自秦政始作俑之，尤萬世之下鹹歸咎焉。
漢孝文時，晁錯說上曰：「欲人務農在於貴粟，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。今募天下入粟縣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，所補者三，一曰主用足、二曰民賦少、三曰觀農功。爵者上之所擅，出於口而無窮；粟者人之所種，生於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與免罪，人所之甚欲也，使天下入粟於邊、以受爵免罪，不過三年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」臣按：晁錯之言有所見於利而無見於義，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，何也？蓋為治必立紀綱，立紀綱在明賞罰，明賞罰在爵與刑，今爵可以粟得刑可以粟免則賞罰不明，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，紀綱不立則國非其國，雖有粟吾得而食諸？或曰錯之意在貴粟以勸農夫。農人勤生而務本，無所俟於爵，自不犯於刑，其貪爵而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也，逐末者以財而易粟，輸之縣官以得爵免罪，恃有爵以淩暴、倚無罪以為奸，塞下之粟雖多而國中之奸愈肆。是則錯之此議專於利而背義，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，富有四海者裕用足邊之策，豈無它道而必用此哉？
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，二千石二千萬，四百石四百萬，於西園立庫以貯之。又私令左右賣公卿，公千萬、卿五百萬。
臣按：自晁錯建議之後，若景帝、武帝、成帝、安帝雖皆賣爵，然多以歲有荒旱、邊有警急，用度不足，不得已而為之，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，書之史冊貽譏千古。
唐肅宗至德二年，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，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。
臣按：自秦漢以來賣官已非令典，至唐肅宗乃至賣私第焉。嗚呼，王嘉有言，王者代天爵人，尤宜謹之。蓋以位天位也，祿天祿也，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，非一人所得私也，私之不可，鬻之可乎？傳曰「維名與器不可以假人」，記曰「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」，假之以名器固不可，論不定而官之爵之尤不可。夫設科取士雖非古典，而士大夫由是以進身，是即古論秀之法，必須論定而後官之者也。今不論其所業而論其所輸，名曰明經而實則輸錢，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，而不識文字者亦與焉，其取用無藝一至於此哉！
宋孝宗詔曰：「鬻爵非古制也，理財有道，均節財用足矣，妄輕官爵以益貨財，朕甚不取。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，有裕於眾，聽取旨補官，其餘一切住罷，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。」臣按：孝宗此詔謂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，聽取旨補官，其餘一切住罷，則是非歉歲不行，非民願不強，臨時取旨不為定例。今則著為定例，不問歲之歉否、不顧民之願否，遇有意外興作，既知其不可取之常賦，又不敢請之內帑，首以鬻官為上策。嗚呼，以古人馭世治民之器而為博易錢穀之舉，識治體者不為也。我祖宗以來最重名器，內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，犯贓私者除名為民，當是之時，民以官爵為貴、冠帶為榮，其所以榮貴之者，以有錢不能買故也。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為納粟賜冠帶之令，後又加以散官，所幸者尚不至如前代賣見任官耳。且國家無甚警急，雖少有虧欠，然猶未至於甚不得已也，乃因有所營造興舉財未匱而逆計之，荒未至而豫備之，而為此一切不得已之策，然行之既非其義，而守之又不以信，方其賣之之時惟恐民之不售也而強與之，既與之後而又多方折辱之、百計科率之，遂使民之視冠帶也如桎梏，然寧出粟也而不肯受官。噫，此等之事非至於甚不得已不可行也，盍反思曰今吾於可以已之時而遽行之，行之而又失信於人，一旦馴致於不得已之地，吾又將行何策而賣與何人哉？小人苟顧目前不為遠慮，凡有建，請非甚不得已者宜痛裁之，萬一至於甚不得已，人皆可與也，惟犯贓官吏決不可焉，何也？彼為貪財而失其冠帶，上之人又貪其財而與之，是則上下交為利矣，又何責彼為哉。
〈（以上鬻官）〉
唐玄宗天寶未，安祿山反，楊國忠遣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、道士，旬日得百萬緡。
臣按：此後世鬻僧道之始。
穆宗時，李德裕言：「初，徐德興為壇泗洲，募人為僧以資上福，人輸錢三千，淮右小民規影徭賦，失丁男六十萬，不為細變。」臣按：民之為僧何預於君，而小人乃以度僧為資上福，殊不思天以好生為德，度民為僧是閼絕天地生生之仁，豈天所好哉？致一人於死地尚足以感傷天地而有以召災，矧絕六十萬人之生意，其召災又何如哉？以是為求福，臣不信也。
宋神宗熙寧元年，錢公輔言：「祠部遇歲饑河決，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，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，稍去剃度之冗。」是年，因公輔始賣度牒。
臣按：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，賣度牒始於此。
神宗問王安石曰：「程顥言不可賣度牒為常平本，如何？」安石曰：「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，若凶年人貨三石，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。」臣按：天子以天下為家、四海為富，佛教未入中國之前，民未為僧，官未賣度牒，未嘗無邊事無荒年，未聞其有乏用度者，王安石自以孔蓋負其學、以堯舜待其君，乃欲假度僧之法以活民之性命，臣不知其何見也。
熙寧二年，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，易見錢糴穀。七年，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。
高宗紹興七年，有言欲多賣度牒者，高宗曰：「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，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？若住數年，其徒當自少矣。」臣按：佛入中國千有餘年，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，但習俗已成，深固盤結，終無可去之期。唐宋以來有度僧之令，至熙寧中始為牒以鬻之，宋高宗曰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」，臣竊以為一夫不耕則國家失一人之用，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，而吾之子孫亦並不得其子若孫用焉。誠反而思之，曰此輩可終去乎？若有可去之幾，禁而絕之上也；若度不能禁，與其縱之，孰若取其身庸而後度之猶為愈也。伏讀律文有曰：「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，杖八十。若由家長，家長當罪，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，並還俗。」臣有愚見，請今後有欲為僧道者，許與所在官司具告行勘，別無違礙，量地方遠近、俗尚緩急，俾出關給度牒路費錢，收貯在官，造冊繳部，該部為之奏聞給牒，發下所司，遇祝聖之日行禮畢，府州正佐親臨寺觀，依其教法當眾簪剃畢，然後給牒。若有不待給牒擅自簪剃者，依律問罪及罪其主令之人。其給度也府不過四十人、州不過三十人、縣不過二十人，非闕不補。如此，則國家雖不得其身力之用，而得其傭錢以代其役，既得其錢，歲終或解京或留州以為賑濟饑荒、惠養孤老及修造橋梁之用。如此，則僧道少而人知自重，既無所損於其教，而彼之得度也免跋涉之勞、道途之費，彼亦樂為之矣。若此者雖非聖人中正之道，然勢至於此，無如之何，與其任彼所為，不若有所節制，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，猶為彼善於此也。
〈（以上鬻僧）〉
漢武帝元狩四年，初算緡錢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邊一歲，沒入緡錢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田廾之。
臣按：此漢以來征榷居貨之始。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專利，就征其稅，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取之也。武帝於元光初既算其行者之舟車，至是又用公卿言，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，於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，於手力所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。嗚呼！出諸途者既正其齎載之具，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，取民之盡，一至此哉？
武帝元光中，始算商車，至是又算民船。
臣按：算商之車已為無名，而又算民之車與船，凡民不為吏，不為三老、騎士，苟有輕車皆出一算，商賈則倍之，船五丈以上出一算。嗚呼，緡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，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，遂使告緡者遍天下，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，不但商賈末作也。嗚呼！取民之財而至於如此，民何以為生哉。
〈（以上告緡）〉
唐肅宗即位時，兩京陷沒，民物耗弊，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蓄，十收其二，謂之率貸。
德宗時，國用不給，借富商錢，約罷兵乃償之，搜督甚峻，民有自經死者。
臣按：唐行率貨及借錢令，以萬乘之君而借貨於民已為可醜，況又名曰借貨，其實奪之，又可醜之甚也。人君其尚製節謹度，毋使國家之貧至於如此，史冊書之，貽醜萬世哉。
〈（以上借貲）〉
德宗時，軍用不給，乃稅間架，算除陌錢。
臣按：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。所謂稅間架者，每屋兩架為間，計間稅錢。除陌錢者，凡公私給與及買賣，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。嗚呼，為國而商算至此，可謂無策矣
〈（此算間架除陌錢）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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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太祖開寶三年，令樸買坊務者收抵當。
臣按：樸買之名始見於此。所謂樸買者，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，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，然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償也。元初亦有此法，有以銀五十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，有以銀五萬兩樸買燕京酒課者，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、橋梁、渡口者，耶律楚材曰「此皆奸人欺上罔下，為害甚大」，鹹奏罷之。
〈（此樸買）〉
宋神宗元豐中，王安石行新法，既鬻坊場河渡，又並祠廟鬻之，募人承買。
哲宗元祐中，劉摯言：「坊場舊法，買戶相承皆有定額，請罷實封之法，酌取其中定為永額，召人承買。」臣按：所謂承買者，凡有坊場河渡去處，先募人入錢於官承買，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。墟市之聚集既買之，津渡之往來又買之，甚至神祠之祭賽亦買之，為國牟利之瑣瑣至於如此，虐民慢神不亦甚哉。
〈（此言承買）〉
宋元祐五年，御史中丞傅堯俞言：「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，催督積年逋負，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，且令帶納一料，侯秋成更令帶納。」臣按：民間耕蠶一年之收，僅足以供一年之賦，有所逋負積壓既多，有非一熟所能償了，堯俞所建帶納之說，是誠有司追征逋負之良法。
知杭州蘇軾言：「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閡，故四方皆有『黃紙放，白紙取』之語，雖民知其實，止怨有司，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，戒飭大臣，令盡理推行。」臣按：軾他日又言令民荷寬政，無他疾苦，但為積欠所壓，如負千鈞，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，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？自祖宗以來，每有赦令，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，及雖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。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、奸民幸免之弊，特以民既乏竭，無以為生，雖加鞭撻終無所得，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蠶食，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，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，雖有水旱盜賊，民不思亂，此為損虛名而收實利也。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，伏望聖明於凡德音之布，準此以施行天下，窮民不勝之幸。
孝宗時，朱熹上封事：「伏見祖宗舊法，凡州縣催理官物，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，諸司即行住催，版曹亦置不問，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，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。恩自朝廷，惠及閭裏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。」臣按：宋朝催理破分之法，後世亦可遵行。
〈（以上追理）〉
徽宗宣和末，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，利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為名。紹興初，孟庾提領措置財用，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經總制錢。
臣按：葉適言維揚駐蹕，國用益困，呂頤浩、葉夢得實總財事，四顧無策，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。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，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，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，而可供猝迫之用。夢得士人，而其言如此，蓋辨目前不暇及遠，亦不足怪也。由是言之，則宋所謂經總制錢蓋出於不得已而為一時權宜之計，當是時也，所謂強敵壓境，歲有薦食吞噬之謀，翠華南巡，未知稅駕息肩之所，兵屯日盛，將帥擅命而卻敵之功無歲無之，固非計財惜費之時，何暇為寬征薄斂之事，所惜者和好之後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，以為一時生民之害耳。後世人主苟未至猝迫無措之時，決不可行此等事。
光宗時，趙汝愚言：「諸縣措諸月樁錢，其間名色類多違法，最為細民之害。試舉其大者，則有曰曲引錢、曰納醋錢、賣紙錢、戶長甲帖錢、保正牌限錢、折納牛皮筋角錢，兩訟不勝則有罰錢，既勝則令納歡喜錢，殊名異目，在處非一。」臣按：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，天下稅務、酒務無處無之，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、酒務三十五處，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，然此大郡也，若夫中郡如鳳翔者，稅務亦十有五、酒務亦二十有五，當世之民何以堪哉？至於南渡之後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、月樁之類。所謂月樁者其取之尤為無謂，其間殊名異目皆是於常賦之外、經制之餘，巧生別計，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。事已世殊悉皆革罷，惟所謂罰訟者之錢，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為攫取之計，朝廷雖有明禁，視之以為虛文。夫家人之為此為公也，今世之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