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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論禮樂之道（下）《孝經》：子曰：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，安上治民莫善於禮。禮者敬而已矣，故敬其父則子悅，敬其兄則弟悅，敬其君則臣悅，敬一人而千萬人悅，所敬者寡而悅者眾，此之謂要道也。」臣按：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，而其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。禮之安上治民，人皆知之，若夫樂之移風易俗，人多疑焉。何也？蓋禮之為用，民生日用彝倫不能一日無者，無禮則亂矣。樂以聲音為用，必依永以成之，假器以宣之，資禮以用之，有非田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，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哉？夫樂有本、有文，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，然後諧協於器以為樂。聖人之論，論其本耳。禮之本在敬，樂之本在和，敬立則為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，和同則為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。故《孝經》此章首以「教民親愛莫善於孝，教民禮順莫善於弟」為言而繼之以此，然不先禮而先樂，而於禮之下即係之曰「禮者敬而已矣」，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。下文所謂敬其父、敬其兄、敬其君者禮之敬也，子之悅、弟之悅、臣之悅者樂之和也，敬一人而千萬人悅，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效哉？由是觀之，禮樂二者交相為用，可相有而不可相無，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。彼區區求其治效於聲音、器數之末，豈知要者哉？
《論語》：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斯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程頤曰：「禮勝則離，故禮之用，和為貴，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。樂勝則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。」范祖禹曰：「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，敬者禮之所以立也，和者樂之所由生也，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者矣。」朱熹曰：「禮者天理之節文、人事之儀則也。和者從容不迫之意。蓋禮之為體雖嚴，然皆出於自然之理，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，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，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。又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，不復以禮節之，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。」又曰：「嚴而泰，和而節，此理之自然，禮之全體也。毫厘有差，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，其不可行均矣。」臣按：有子此言專言禮之用，而程氏始用《樂記》二語以見禮之不可無和，和便是樂之意。朱子謂嚴而泰是禮中有樂，和而節是樂中有禮，雖不明言樂字而樂之意自見於言外。臣故列之於禮樂篇。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如禮何，人而不仁如樂何。」程頤曰：「仁者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。」遊酢曰：「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，其如禮樂何哉，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。」李鬱曰：「禮樂待人而後行。」臣按：先儒謂此章重在仁字上。仁者心之全德也，人能全心德，自然敬而和，以敬行禮則禮皆得其宜，以和用樂則樂皆合其度，是禮樂皆為我用。苟心不仁，則無敬與和，無敬與和其將奈禮樂何哉？是故用禮樂者必以和敬為本，而和敬又以仁為本。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程頤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文質得宜，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為野人；後進之於禮樂，文過其質，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。蓋周末文勝，故時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過於文也。」朱熹曰：「先進、後進猶言前輩、後輩。野人謂郊外之民，君子謂賢士大夫也。用之謂用禮樂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蓋欲損過以就中也。」或問朱熹曰：「此禮樂還說宗廟、朝廷以至州閭、鄉黨之禮樂？」曰：「也不止是這般禮樂，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，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？須有個變轉道理。」臣按：此章孔子因時人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，蓋欲損文之過於質者以就文質之中也。大抵世道有升降，而禮樂之在世者有質有文，世至叔季其文必勝，文勝而至於滅質，則必有王者興焉，於是損文以就質，使之復得其中；馴至中葉則又漸漸日趨於文，所貴乎在位者隨時消息而張弛之，使文與質恒相稱而彬彬然，以復其先進之舊，則大中之世矣。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。」子遊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朱熹曰：「君子、小人以位言之，子遊所稱蓋夫子之常言，言君子、小人皆不可以不學，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。蓋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其為道一也。」又曰：「禮樂之用通乎上下，一身有一身之禮樂，一家有一家之禮樂，一邑有一邑之禮樂，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，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，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。」臣按：此章見禮樂為為治之本，然本文只說弦歌，弦歌樂耳而未嘗言禮，而注乃謂武城雖小亦必用禮樂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之說。蓋禮樂二者為治之本，相須而成，既有弦歌之聲必有儀文之禮，不徒然也。籲，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禮樂以為治，則夫天下之大而可無禮樂哉？後世急於刑罰事功，失古人為治之意矣。
子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鍾鼓云乎哉？」程頤曰：「禮只是一個序，樂只是一個和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。天下無一物無禮樂，且如置此兩椅，一不正便是無序，無序便乖，乖便不和。又如盜賊至為不道，然亦有禮樂，蓋必有總屬、必相聽順乃能為盜，不然則叛亂無統，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。禮樂無處無之，學者要須識得。」朱熹曰：「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，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，則豈禮樂之謂哉？」臣按：周末文滅其質、禮廢樂壞之時，人但知以玉帛、鍾鼓為禮樂而忘其本，故聖人以是為言。云云者，謂人所常言也。乎哉者，疑而反之之辭也。人之言禮樂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禮樂之所以云云者，不在於玉帛、鍾鼓之末而在於和敬也。
《中庸》：子思曰：「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」鄭玄曰：「言作禮樂者，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」朱熹曰：「有位無德而作禮樂，所謂愚而好自用；有德無位而作禮樂，所謂賤而好自專。」臣按：為治之道，其最大者在禮樂，故必有德、有位之聖人然後足以當製作之任。雖然，此言創始者耳，若夫承天踐祚之君，膺天命之重，居五位之尊，必須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，選用賢能，發揮盛制，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而安陋就簡，以貽後時之悔。
《漢書禮樂志》曰：六經之道同歸，禮樂之用為急。
臣按：所謂六經者，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《禮》《樂》也，今世《樂經》不全，惟見於戴《記》中之《樂記》。說者因班固此言，謂《易》以道禮樂之原，《書》以道禮樂之實，《詩》以道禮樂之志，《春秋》以道禮樂之分。是則六經為治道之本原，而禮樂又為六經之要道。人君為治誠能以禮樂為本，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、漢以來功利之私，則古治不難復矣。
歐陽修曰：「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，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。」朱熹曰：「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。」臣按：修之言曰：「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，衣裳冕弁以為服，尊爵俎豆以為器，金石絲竹以為樂，以適郊廟，以臨朝廷，以事神而治民，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、聘問，歡欣交接以為射鄉、食饗，合眾興事以為師田、學校，下至里閭田畝、吉凶哀樂莫不一出於禮。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、友弟、忠信、仁義者，常不出於居處、動作、衣服、飲食之間，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。」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，使天下安習而行之，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。及三代以亡，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，自天子百官、名號位序、國家制度、宮車服器一切因秦，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，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，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，大抵安於苟簡而已。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、獄訟、兵食為急，曰此為政也，所以治民；至於三代禮樂，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，時出而用之郊廟、朝廷，曰此為禮也，所以教民。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，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、降登揖讓、拜俯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，所謂禮之末節也。然用之郊廟、朝廷，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，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，況欲識禮樂之盛，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？修為此言可謂盡古今禮樂之事，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，其尚視此言以為準則，痛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以禮樂為本，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間者或寓三代禮樂之意於中，庶幾今世復見古昔之盛治，豈非萬世之幸哉？
周敦頤曰：「禮，理也；樂，和也。陰陽理而後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，故禮先而樂後。」朱熹曰：「禮，陰也；樂，陽也。此《太極圖》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。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，亦此理也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，鮮不流於慢者。」陳淳曰：「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，禮只是個序，樂只是個和，才有序便順而和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，如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所以相戕相賊、相怨相仇。如彼其不和者，都緣先無個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夫婦之禮，無親義序別便如此。」臣按：敦頤此言推原禮樂之本，然必其本立而後備其儀文、度數、聲容、節奏之制，不然其如禮樂何哉？
胡寅曰：「仁者所行皆理，故可以為禮；所安皆樂，故可以為樂。此禮樂之本也。」臣按：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論，後世人主心有不存而徒欲慕古人以為文飾之具，所行不必皆合理，而其所安者乃在於彼而不在於此，凡其所以紛然雜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樂而姑為，是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禮好樂之名耳，政昔人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。籲，內多欲者固不能有仁義，既無仁義又安能興禮樂哉？
以上總論禮樂之道。
臣按：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：「遭秦滅學，禮樂先壞，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，其頗存者三禮而已。《周官》一書固為禮之綱領，至其儀法、度數則《儀禮》乃其本經，而《禮記郊特牲》《冠義》等篇乃其義疏耳。前此猶有三禮等科，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，自王安石棄罷《儀禮》獨存《禮記》之科，棄經任傳，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。若乃樂之為教，則又絕無師授，律尺短長、聲音清濁，學士、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。欲以《儀禮》為經，而取《禮記》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，具列注疏諸儒之說，但私家無書檢閱、無人鈔寫，迄不能就。而鍾律之制，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，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，以補六藝之闕，而亦未能具也。」臣睹朱氏此疏，所謂以《儀禮》為經而以《禮記》及諸書為傳者，雖不見用於時，而其徒黃幹、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為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；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，則指蔡元定《律呂新書》也。今《儀禮經傳通解》南雍有刻本，已行於世，而《律呂新書》永樂中已載之《性理大全書》中，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，而實得表章於聖世。臣竊聞開國之初，太祖皇帝不遑他務，首以禮樂為急，開禮、樂二局，征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、樂律，將以成一代之制。然當草創之初、廢學之後，稽古禮文之事，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上意者，當時雖輯成《大明集禮》一書，然亦無所折衷，樂則未見有全書焉。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，今承六聖太平之治百有餘年於茲，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，茲其時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