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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學校以立教（下）漢武帝初，董仲舒對策曰：「王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為大務，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。」又曰：「養士莫大乎太學，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國對，亡應書者〈（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）〉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，臣願陛下興大學、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，數考問以盡其材，則英俊宜可得矣。」臣按：漢興，高祖未遑庠序之事，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，皆自仲舒發之。
元朔元年，公孫弘為學官，請曰：「丞相御史言，製曰：『蓋聞導民以禮，風之以樂，今禮壞樂崩，朕甚閔焉，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。太常議與博士弟子，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』。謹與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議曰：三代之道，鄉里有教，夏曰校、殷曰序、周曰庠，其勸善也顯之朝廷，其懲惡也加之刑罰，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師始，由內以及外。今陛下本人倫，勸學修禮，崇化厲賢，以風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備其禮，請因舊官而興焉，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復其身，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。」臣按：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，而無考察試用之法，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，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，此也。漢以後有太學始此，而史不明書其事，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，然考《三輔黃圖》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，則太學實建於此。
班固曰：「八歲入小學，學六甲、五方、書計之事，始知室家長幼之節。十五入大學，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，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，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。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，學於大學，命曰造士，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，然後爵命焉。」臣按：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於大學，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。
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，國學、太學、四門亦增生員，其書、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，其屯營、飛騎亦給博士，授以經業。高麗、百濟、高昌、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，國學之盛近古未有。
臣按：立學建師，非但以教誨生徒，亦以一道德也。周人備四代之學，後世既有太學、國子監，而又有四門學，似不為過。而又置書、算等博士，書、算乃六藝之一，成周敘之於六德、六行之後，德行本也，文藝末也，本末不備何以為學，豈可顓顓設官而教以藝哉？若夫屯營之士、蕃夷之子弟，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，從師講解，使之薰陶漸染，相觀而善，不必各給以博士也。
唐制，京都學生八十人，大都督府、中都督府、上州各六十人，下都督府、中州各五十人，下州四十人，京縣五十人，上縣四十人，中縣、中下縣各三十五人，下縣二十人。州縣學生，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，每歲仲冬，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。
臣按：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，而其生徒有數亦於是時始也。唐制，天下都督、天下縣學，校有生徒，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，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，史誌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。我朝於府、州、縣各立學，府學廩膳生四十人，州學三十人，縣學二十人，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。夫聖人之於人，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，顧勢有所不能盡也，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，非謂一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，地有小大、人有眾寡，養之者雖各有數，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。教之養之至於大成而後貢之，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，雖然承平日久，人才日多，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，且如今鬆江之華亭、江右之臨川，人民里數多至七百，而漢中之平利、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，請如唐制，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為養士之額。
陽城為國子司業，引諸生告之曰：「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，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？」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，有三年不歸侍者，斥之。
臣按：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，則是唐無歸省之令。我朝學規，每三年一次歸省，著在令甲，一日不容過，則是我祖宗以孝為訓，前代所不及也。竊觀自古學製之規範，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，惟我朝學規出自聖祖所定，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為及不當為，一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，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，無處不到，雨露之沾霈，無一或遺也。
宋仁宗慶曆中，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、本行實，乃詔州縣立學。時胡瑗教學於蘇湖，是時方尚詞賦，獨湖學以經義時務，有經義齋、治事齋。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，齋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如邊防、水利之類，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，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，及為政多適於世用，由講習有素也。至是詔州縣皆立學，於是建太學於京師，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，著為令。
臣按：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，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。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，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，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。方其初立學也，惟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，四年升學為四品，始設祭酒，即拜存仁為之。存仁，元儒許謙之孫，謙承考亭正學，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，一宗朱氏之學，學者非六經、四書不讀，非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不講，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。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，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，經明以之治事，凡所謂水利、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，宋人乃分之為二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，而非聖賢之學矣。
神宗熙寧八年，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，取優通者選差。元豐元年，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。
馬端臨曰：「元豐中，大興學校，而天下之有教授者隻五十三員，蓋重師儒之官，不肯輕授濫設故也。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，然又必試中而後授，則與入館閤翰苑者同科，其遴選至矣。」臣按：禮曰「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」，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，往往取之耆儒宿學，其後科目興，乃取之乙榜舉人，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，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。既皆以道自重，而一時公卿大臣、藩臬守令亦皆重之，人既樂為之，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，嚴立規範以為教，善人多而風俗美，朝廷得人之用，皆由師道之立也。近世師儒之職日輕，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，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，乃取歲貢之士為之，徒取充位而已，所謂教法者蕩然矣。臣竊以為，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，儲賢必先於教養，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，其任若輕而實重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，假如一府並其州共有十學，該設教官三十五員，不分教訓職名，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，不必備員，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，人得之以為難，自然貴重，官既不多，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祿薄矣。仍敕有司申明憲綱，以禮待之，坐以聽講，不行跪禮，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，如此，則教官得人，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，而國家有得人之效，所以成世務、壽國脈，此其基也。
元豐二年，頒學令，太學置八十齋，齋容三十人，外舍生二千人、內舍生三百人、上舍生百人，總二千四百。月一私試、歲一公試補內舍生，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，封彌、謄錄如貢舉法，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。公試外舍生入第一、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，與籍者升內舍，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，上舍分三等，俱優為上、一優一平為中、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。上等命以官，中等免禮部試，下等免解。
馬端臨曰：「古人所謂中年考較、九年大成者，進德修業之事也。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，則隻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，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。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，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，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，試文而必至於曆三舍，皆非旦暮可就，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、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、外誘於榮途之可慕，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。」臣按：大學之教，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，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，以為天下國家之用，非顓顓以計歲月、較高下以為仕進之途也。三代之制，比年入學，中年考較，必至於七年而小成，九年而大成，然後用之。月書季考，程頤尚以為教之使爭，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，遽已立為升進之法，比之私試，等第其文，其為爭也尤大焉，是豈三代明倫之教、古人大學之法哉？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，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，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，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、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，積分之法，孟月試本經義，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，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，理優文劣者與半分，文理紕繆者無分，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，與出身，不及分者仍坐堂肆業，一如科舉之制。其後此制不用，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，曆事三閱月，所司考其勤謹，奏送吏部附選，挨次取用，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，就中選能書者充，此大學出身之資格也。方其在學校時，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，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之方，而於出身無所關預，又輪差於內外諸司，俾其習為政事，半年回學，晝則趣事於各司，夕則歸宿於齋舍，優遊之以歲月，琢磨之以義理，約束之以規法，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，曆肄各司則俾其習政法，遇大比科許其就試，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。近年以來，為邊事起之，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，始為依親之例，教法稍變祖宗之舊，今疆埸無事，儲蓄日充，請敕所司申明舊法，以復祖宗養士之舊。
高宗紹興八年，葉林上言：「光武起於河朔，五年而建太學；元帝興於江左，一年而建太學。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，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，然二君急於教養，未嘗以恢復饋餉為解。今中興國祚，駐蹕東南，百司庶府經營略備，若起太學，計官吏、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，願謀之大臣，谘之宿學，亟復盛典，以昌文治。」臣按：太學之設，教養生徒以為國家之用，其所關係至重，張載有言，人才出，國將昌，子孫才族將大。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，所以培養之者，烏可以不加之意哉？祖宗養賢之制，視前代為盛，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，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，設典簿以掌錢糧，設掌饌以司飲食。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，有誤會饌，責罰三罰，處以極刑；監丞、典簿、掌饌管吏不嚴，重加責罰。嗚呼，聖祖草創之初，事多未備，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，況列聖相承，承平日久，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，可乎？臣請申明祖宗舊制，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，是亦聖孝繼誌述事之大節也。
程顥言於朝曰：「治天下以正風俗、得賢才為本，宜先禮，命近侍、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，其次有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，延聘敦遣，萃於京師，朝夕相與講明正學。其道必本於人倫、明乎物理，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，修其孝弟忠信、周旋禮樂，其所以誘掖激勵、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，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，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。其學行皆中於是者，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，使日受其業，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，次以分教天下之學，擇士入學，縣升之州，州賓興於太學，太學聚而教之，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，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、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、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。」臣按：顥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。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修舉，政事修舉由乎人才眾多，人才眾多由乎師道得人也。必欲師道得人，必須推訪延聘，然今日儒科大興，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，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為多，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。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，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，行之既久，固難頓革，今後遇有博士、助教等官員缺，與其非人而濫授，不若虛其職而攝之為愈也，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，果德業充備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然後授之，不必俟其秩滿也。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，不問其願否，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，俾其坐堂半年以上、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，仍留在監食廩肆業，遇缺挨次取選，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，免其雜差，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。如此，既不失朝廷之制，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。
程頤看詳學製，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，而月使之爭，殊非教養之道，請改試為課，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，更不考定高下，鐫解額以去利誘，省繁文以專委任，勵行撿以厚風教。
臣按：前代學製不定，屢下學官看詳本朝學規，蓋自國初已定，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。程頤看詳學製，請改試為課，臣竊以為試課兩不相妨，逐日使之作課以為常程，每季合試以為激勸，恐不為過，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麵點抹教其未至，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、立意索隱而為鉤棘之語者則麵諭之，使其改正。如此，非但可以正其習尚，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。
程頤曰：「古者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，擇其才可教者聚之，不肖者復之農畝。蓋士農不易業，既入學則不治農，然後士農判。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，至四十方仕，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，又無利可趨，則所誌可知，須去趨善，便自此成德。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心，何由得向善？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，然後誌定。」臣按：程氏此言，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為學誌專一而不分，後世一切誘之以利，而學者亦是因利而為學，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趨於下也。朱熹曰：「小學教之以事，大學教之以理。」臣按：所謂教之以事，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類；教之以理，如格物致知所以為忠信孝弟者。」朱熹《學校議》曰：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，以來實學之士，裁減解額、舍選濫繆之恩，以塞利誘之塗。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。
又曰：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，由家及國，大小有序，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，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，以開導而勸勉之，使其明諸心、修諸身，行於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間，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、人民事物之際，必無不盡其分焉。及其學之既成，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，是以當是之時，理義休明，風俗醇厚，而公卿、大夫、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。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、道德之歸，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。至於後世學校之設，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，然其師之所以教、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、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，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，至於風俗日敝，人材日衰，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。
臣按：朱熹謂「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，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」，臣竊以為仁義未嘗不利，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，或以歲貢，或以科目，或以大臣之子，其所以遊太學者，養之餼廩，處之齋舍，臨之以師儒朋友，約束之以法制規矩，彼果何所為而來哉？固將以希祿食幹爵位以為父母之養、鄉里之榮，以行己之所誌也，其心未嘗無所利，苟無所利，孰肯去鄉井、捐親戚以從事於客遊哉？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。為學莫大於明經，立身莫先於忠孝，有矩範以鎮其浮，有資限以抑其躁，有考校以試其進，如是，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，吾以義而教，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，則天下之士孰不願遊於吾之學哉？
朱熹《感興詩》曰：聖人司教化，黌序育群材。因心有明訓，善端得深培。天序既昭陳，人文亦褰開。雲何百代下，學絕教養乖。群居競葩藻，爭先冠倫魁。淳風久淪喪，擾擾胡為哉？
熊剛大曰：「此篇論大學之教。蓋道者文之本，文者道之末，古人於其本者加意，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為重，文藝之間特餘力遊意云耳。後世於其末者用功，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，天理人倫曾不講明，此朱子所以深歎也。」朱熹《大學章句序》曰：蓋自天降生民，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，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，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，此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所以繼天立極，而司徒之職、典樂之官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，其法浸備，然後王宮、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，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子之元子、眾子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正心、修己治人之道，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，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，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，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，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、職分之所當為，而各俯焉以盡其力，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、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
臣按：自古論小學、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，由是觀之，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，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，不過因民生性分之所固有、職分之所當為而修之以為教，非本無是理而強以之而率民也。後世不知教事之為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、刑法之間，間有為之者，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，立人以為師徒充其位，聚人以為徒徒冒其名，治道所以不古若者，其病根實在於是。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立教始，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，伏惟聖神留意。
呂祖謙曰：「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，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。不農不商，若何而可以為士？非老非釋，若何而可以為儒？事親從兄，當以何者為法？希聖慕賢，當自何門而入？道德性命之理，當如何而明？治亂興衰之故，當何由而達？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，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，此士之所當用心也。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、問孝、問智、問政，所以為士請之於師，辨之於友，後世之士不逮遠矣，儻離群索居而蔽其所習，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，聖人憂之，著為成書以詔萬世，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，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