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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經術以為教（中）程頤曰：「《禮記》雜出於漢儒，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，如《樂記》《學記》之類無可議者，《檀弓》《表記》《坊記》之類亦甚有至理，惟知言者擇之，如《王制》《禮運》《禮器》，其書亦多傳古意。」又曰：「《禮記》除《中庸》《大學》，惟《樂記》為最近道，學者深思而自得之，《表記》其亦近道矣乎，其言正。」朱熹曰：「《禮記》要兼《儀禮》讀，如冠禮、喪禮、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，《禮記》隻發明其理，讀《禮記》而不讀《儀禮》，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。」又曰：「或謂《禮記》乃漢儒說，恐不然。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，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，何曾有《禮記》中說話來？如《樂記》所謂『天高地下、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，流而不息、合同而化而樂興焉』，仲舒安能到此？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。」臣按：《禮記》一書雜出於漢儒，然非漢儒所能作，乃其所傳記者也。《大學》曾子作，《中庸》子思作，《緇衣》公孫尼子作，《月令》呂不韋作，《王制》文帝時博士刺經作。臣竊以為，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四經之外，帝王之良法、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，是誠學者致知之要、人君為治之法也。《易》言陰陽，《書》言政事，《詩》言性情，《春秋》言名分，然皆主於一事，惟禮之為書無所不載，大而三才、五典，細而庶類萬事，與夫治道之常、禮節之變，無不曲備而旁通焉。臣於「治國平天下之要」采輯諸書，而於是書所取為多。
又曰：「若欲觀禮，須將《禮記》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。」臣按：《禮記》一書雖專以禮名，而禮之為禮不止於一，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，先儒謂四科禮也、儀也、樂也、制度也，以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，以應對、進退、坐立、趣行節目之大者歸之儀，聲律、歌舞、音容、節奏歸之樂，封井、宗學、宮室、器服歸之制度，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，思過半矣。
周行己曰：「聖人制為冠、昏、喪、祭、朝聘、鄉射之禮，以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義，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、器服之用，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，眾人勉之，賢人行之，聖人由之，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，禮治則治，禮亂則亂，禮存則存，禮亡則亡。」又曰：「秦氏焚滅典籍，三代禮文大壞，漢興購書，《禮記》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，考其文義時有牴牾，然而其文繁其義博，學者博而約之，亦可以弗畔。蓋其說也粗在應對、進退之間，而精在道德、性命之要，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。」臣按：《禮記》之書，天下之事無所不載，而專以禮名者，其大要在禮也。雖然，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哉？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，學而非禮則為異端，治而非禮則為伯道，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，國有禮則治，無禮則亂，事有禮則事為有紀，否則散，物有禮則物為成器，否則廢，人無一而可無禮，無禮則非仁矣，仁也者人也，人而無仁則非人矣。孔子曰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張子曰「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，無一而非仁也」，由是觀之，則知人之所以為人者，以其有仁也。為仁由禮，為禮由敬，則此聖人傳心之要，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。
吳澂曰：「漢興，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，大戴氏刪為八十五，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，《曲禮》《檀弓》《雜記》分為上下，馬氏增以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《樂記》，鄭氏從而為注，總四十九篇，精粗雜記靡所不有。秦火之餘，區區掇拾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，雖不能以皆醇，然先王之遺製、聖賢之格言，往往賴之而存。」臣按：《禮記》四十九篇，宋儒表章《大學》《中庸》，與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並為四書，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，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為《纂言》，然非古經之舊也。夫經文繁雜，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，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，一權衡之以吾聖人之道，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，據之以循常應變，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六經之道同歸矣。
〈（以上《禮記》）〉
子所雅
〈（常也）〉
言，《詩》《書》、執
〈（守也）〉
禮皆雅言也。
朱熹曰：「《詩》以理性情，《書》以道政事，禮以謹節文，皆切於日用之實，故常言之。禮獨言執者，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。」臣按：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，而見其立教之法，《詩》《書》、執禮是夫子所常言，曰利、曰命、曰仁是夫子所罕言，怪、力、亂、神是夫子所不言，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，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，要在默而識之也。噫！生人之德莫大乎仁，天賦之理莫先乎性，仁乃聖人所罕言，性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。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識偏旁，開口便談性命，聖門之教豈若是哉？
子曰：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朱熹曰：「興，起也。《詩》本性情，有邪有正，其為言既易知，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，其感人又易入，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，必於此而得之。禮以恭敬、辭遜為本，而有節文、度數之詳，可以固人肌膚之會、筋骸之束，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，必於此而得之。樂有五聲十二律，更唱迭和以為歌舞，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、消融其查滓，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，必於此而得之，是學之成也。」又曰：「按《內則》，十歲學幼儀，十三學樂誦《詩》，二十而後學禮，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，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、先後、淺深也。」程頤曰：「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，特以道學不明，故不得有所成就。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，雖閭裏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，故能興起，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，況學者乎？是不得興於《詩》也。古人自灑掃、應對以至寇、昏、喪、祭莫不有禮，今皆廢壞，是以人倫不明，治家無法，是不得立於禮也。古人之樂，聲音所以養其耳，采色所以養其目，歌詠所以養其性情，舞蹈所以養其血脈，今皆無之，是不得成於樂也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難。」真德秀曰：「自周衰，禮樂崩環，然禮書猶有存者，制度文為尚可考，尋樂書則盡缺不存，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，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，雜以夷狄之聲而已，適足以蕩人心、壞風俗，何能有補乎？然禮樂之制雖亡，而禮樂之理則在，故《禮記》謂『致禮以治身，致樂以治心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。莊敬者禮之本也。和樂者樂之本也。』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，和樂養其心，則於禮樂之本得矣，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。三百篇之《詩》雖雲難曉，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，如能反覆涵泳，其可以感發興起，所謂興於《詩》者，亦未嘗不存也。」臣按：先儒謂無程氏之說，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；無真氏之說，後世遂果以成材為難矣。然則人材之成，果難乎易乎？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則易，下之人奮誌以為之則易，上無其教、下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。如此，則世乏良材、國無善治，後世所以不如古，其在此歟。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《詩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禮。」朱熹曰：「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，故能言；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，故能立。」臣按：聖門之教以《詩》、禮為先，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，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，如此，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。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，皆不外乎此也。
《經解》：孔子曰：「入其國其教可知也，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教也；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潔靜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詩》之失愚，《書》之失誣，樂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賊，禮之失煩，《春秋》之失亂。」真德秀曰：「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，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，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，上因性以為教，下亦因學以為俗，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。學《詩》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，故其為人溫和而柔順、敦篤而厚重；學《書》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，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；樂以道和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大、平易而溫良；《易》道簡潔精深，禮主於恭儉莊敬，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；《春秋》連屬其辭，比次其義，以寓是非褒貶之旨，故凡能如是者，必有得於《春秋》者也。古之學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，曰其為人則氣質俱化，習與性成，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？然人各有所偏，醇厚者於智或不足，故其失愚；疏達者於言或易發，故其失誣；博大者易以奢廣，峻潔者易以深刻，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，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，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，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。曰《詩》之失、《書》之失雲者，蓋言學經者之失，非謂經之有失也。」臣按：真氏又言：「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何如，學《詩》矣，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？學《書》矣，吾之德果疏通知遠矣乎？必如是而深思焉，如是而自勉焉，庶乎為善於經者，不然則章句而已耳，訓義而已耳，其何益哉？」其言警切，讀經者當以自察，教經者當以示訓，觀人者當以為徵。
《荀子》曰：《書》者政事之紀也，《詩》者中聲之所止也，禮者法之大分、類之綱紀也，故學至乎禮而止矣，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禮之敬文也，樂之中和也，《詩》《書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又曰：禮樂法而不說，《詩》《書》故而不切，《春秋》約而不速。
楊倞曰：「此說六經之意。《書》所以紀政事，《詩》謂樂章，所以節音主乎中而止，不使流淫，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、統類之綱紀。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。」真德秀曰：「法而不說，謂陳列其法，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；故而不切，謂但述已然之得失，使人知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。」《莊子》曰：《詩》以道誌，《書》以道事，樂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朱熹曰：「《莊子》此語，後來人如何可及。」臣按：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，其言五經似矣，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，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，且其言簡而理盡，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。然言六經而不及禮，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？荀之言則重乎禮，莊之言則遺乎禮，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，其辨在乎禮而已矣。
《揚子》曰：說天者莫辨乎《易》，說事者莫辨乎《書》，說體者莫辨乎禮，說誌者莫辨乎《詩》，說禮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
真德秀曰：「戰國以來，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，流俗惑之，至漢猶然，故揚子發此論，然於五經之旨未能有大發明也。」班固曰：「六藝之文，樂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詩》以正言，義之用也；禮以明體，明者著見，故無訓也；《書》以廣聽，知之術也；《春秋》以斷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盡五常之道，相須而備，故《易》為之原。」真德秀曰：「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，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，是樂有仁而無義、《詩》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？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，反不若莊生之當於理也。」程頤曰：「凡看書各有門庭，《詩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不可逐句看，《尚書》《論語》可以逐句看，聖人用意深處全在《係辭》，《詩》《書》乃格言。」朱熹曰：「上古之書莫尊乎《易》，中古後書莫大於《春秋》，然此兩書皆未易看。」又曰：「子所雅言《詩》《書》、執禮，未始及《易》，夫子嘗以教人，祇是如此，今人便先為玄妙之說。」臣按：古有六經，《易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春秋》、禮、樂也。《易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春秋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，而禮與樂無全書，後世所謂禮經者，《儀禮》《周禮》《禮記》也，三書者皆出於漢世，《儀禮》《周禮》有成書而《禮記》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，樂書無傳而《樂記》一篇雜於《禮記》中，其文雅馴，又多格言，非漢儒所及，蓋亦古經之遺也。自宋王安石棄《儀禮》不以取士，世遂因之，今所謂五經者，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《禮記》也。學者各專一經，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，方見天地之純全、古人之大體，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，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，以取一第以為進身之階，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，是固非聖賢教學之道，亦豈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？
〈（以上六經）〉
何晏曰：「魯《論語》二十篇，齊《論語》則有《問王》《知道》凡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《論》。古《論》出孔氏壁中，分《堯曰》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，有兩《子張》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與齊、魯《論》同。」朱熹曰：「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，則今之《論語》信為魯《論》矣。」金履祥曰：「此段何晏進《論語集解》之疏文也，朱子節入，然魯《論》、齊《論》至張禹始合，至鄭康成則以魯《論》考之齊《論》、古《論》為之注，三論始合為今定本。」柳宗元曰：「諸儒皆以《論語》孔子弟子所記，不然也。孔子弟子曾參最少，又老乃死，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，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，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。吾意，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，而卒成其書者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、子思之徒也，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，蓋其弟子號之雲耳，而有子亦稱子者，孔子之歿，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，乃叱避而退，則固嘗有師之號矣。」朱熹曰：「柳氏之言，其論曾子者得之，而有子叱避之說，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，以《孟子》考之，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，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？」程頤曰：「《論語》之書成於有子、曾子之門人，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。」朱熹曰：「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，以為此說，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，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，至於閔損、冉求亦或稱子，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。」又曰：「《論語》為書，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。或問《論語》以何為要？曰：要在知仁。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。曰：孔子說仁處甚多，尤的當是何語？曰：皆的當，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，故其答之亦異。」臣按：仁之一字，先儒以心之德、愛之理為訓，臣竊以為仁之為仁，乃人心之全德、道理之總名，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，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，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？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。是故顏子問，仁子曰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；仲弓問仁，子曰「主敬行恕為仁」；樊遲問仁，子曰「居處恭、執事敬與人忠為仁」；子張問仁，子曰「恭寬信敏惠為仁」；司馬牛問仁，子曰「仁者其言也璟」。凡若此者，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，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，首告之以恭敬忠，次告之以先難後獲，終告之以愛人，是仁之為仁，無往而不在，凡夫天下之理、人心之德，無一事之非仁也。夫其所謂出門如賓、承事如祭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璟、先難後獲及愛人者，皆就事而言也，若夫所謂禮、所謂忠、所謂敬、所謂恭、所謂寬、所謂信、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，可見仁之為仁不止於一德，蓋眾理之總名、諸德之要道。若專以為一德、指為一事，則仁之道小矣，故曰仁也者人也，以見人之所以為人，以其全盡此人之理也，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為之端耳。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、人心之全德，當以此言為中的。
又曰：「《論語》之書，其辭近，其指遠，辭有盡，指無窮，有盡者索之訓詁，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。」李侗曰：「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，孔子相去千餘載，既不可得而親之，所可見者獨《論語》耳。《論語》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，每讀而味之、玩而繹之、推而行之，雖未升堂入室，亦不失為士君子也。」朱熹曰：「孔門答問，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，顏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，今卻合在《論語》一書，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？但患自家不去用心。」又曰：「夫子教人零零星星，說來說去、合來合去，合成一個大事物。」臣按：朱熹嘗言初入學即讀《論語》，其後讀盡天下書，不見有一書勝如《論語》者，蓋諸聖人一人是一聖人，孔子則合眾聖人以為大聖人，諸書一書是一書，《論語》是合眾書以為一書。孔子之言明白正大，皆就人倫日用上說，所謂大中至正之理、中庸之道也。孔子之說，譬如人在平地上行，從容自在，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，卻上高山、泛大海，雖是高深，然多崎嶇險阻，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。所謂高山大海，謂之非地不可，然非其平坦者，致遠恐泥，為學之道所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《論語》者，讀書者以《論語》為主，以權衡天下之書、以折衷諸儒之說，隨其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，以達聖人之全體，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。《大學》經之一章，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，雖不記之《論語》書中，然真孔子之言也，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法。
〈（以上《論語》）〉
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