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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池之守
《易坎》之彖曰：天險不可升也，地險山川、丘陵也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，險之時用大矣哉。
程頤曰：「高不可升者，天之險也。山川、丘陵，地之險也。王公，君人者。觀《坎》之象，知險之不可陵也，故設為城郭、溝池之險以守其國、保其民人，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，故讚其大矣哉。山河、城池，設險之大端。」吳澂曰：「不可升者無形之險，山川、丘陵者有形之險，王公因有形之險為無形之險，設此以固守其國，是謂人險。」臣按：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，所謂險者有三焉，天險也、地險也、人險也。天險者本天之理，地險者因地之勢，人險者用人之力。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、立紀綱、修法度，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，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，是所謂天險也；必因形勝增高深、扼要害，使出入也有所限截，來往也有所拘係，是所謂地險也。是二險者一本於天、一成於地，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，王公因天之道、順地之勢，為之城郭、為之溝池、為之關隘、為之亭障，皆所以守其國也。夫險者易之反也，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、疏其所不通，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修為險固之備，內焉而為之垣墉，外焉而為之城池，又遠焉而為之藩籬，有門以謹其出入，有關以議其往來，是則所謂人險也。天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，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，則重關钜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，貔貅萬旅，虎豹九關，京師地大而人眾，宮闕邃密而深嚴，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。
《詩烝民》之六章曰：王命仲山甫，城彼東方。
朱熹曰：「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，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。東方，齊也。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，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。孔氏曰：『《史記》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，治臨菑。計獻公當夷王之時，與此傳不合，豈徙於夷王之時，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？』」《韓奕》之末章曰：溥
〈（大也）〉
彼韓城，燕
〈（召公之國）〉
師
〈（眾也）〉
所完。以先祖受命，因時百蠻。王錫韓侯，其追其貊
〈（追、貊皆蠻夷國）〉，奄受北國，因以其伯。實墉
〈（城也）〉
實壑
〈（池也）〉，實畝實籍
〈（稅也）〉，獻其貔皮，赤豹黃羆。
朱熹曰：「韓，國名，侯爵，武王之後也。韓初封時，召公為司空，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，如召伯營謝、山甫城齊，春秋諸侯城邢、城楚丘之類也。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，故錫之追貊，使為之伯，以修其城池、治其田畝、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。」呂祖謙曰：「春秋之時城邢、城楚丘、城緣陵、城杞之類，皆合諸侯為之，霸令尚如此，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。」臣按：築城大役也，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，必須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，非但以其工程浩大，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，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，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。
《周禮》：掌固掌修城郭溝池、樹渠之固，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，設其飾器
〈（兵甲之屬）〉，分其財用，均其稍食，任其萬民，用其材器，凡守者受法焉。
劉彝曰：「《易》曰『城復於隍』，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，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，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，用其深以增其高也。」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、川澤之阻。
鄭玄曰：「固，國所依阻者也。在國曰固，在野曰險。掌固掌修城郭溝池、樹渠之固，並據國而言；司險周知山林、山澤之阻，並據野而言。」張栻曰：「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，固國不以山谿，威天下不以兵革，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《周官》，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《易經》，何耶？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，其為治也體用兼備、本末具舉，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，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，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，若孟子之言，則推其本而言之耳。」臣按：掌固之職，掌修城郭溝池、樹渠之固，蓋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，《易》所謂「王公設險」者此也；司險之職，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、川澤之阻，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，《易》所謂地險者，此也。夫人君為治，固當本乎內治之修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，內焉者既本城郭、溝池以為固，外焉者又因丘陵、川澤以為險，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為力，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，此《周官》所以有掌固、司險之設也。雖然，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，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，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，有六官為守國之人，有六典為守國之法，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、固之所以不可攻者，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。不然，雖有高城、深池，委而去之矣。
《禮運》曰：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為
〈（去聲）〉
己，大人世
〈（父傳子為世）〉
及
〈（兄傳弟為及）〉
以為禮，城
〈（內城）〉
郭
〈（外郭）〉
溝池
〈（塹也）〉
以為固。
孔穎達曰：「私力獨財，不免爭奪，故設險以自衛固。」臣按：人生有欲，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，所以界限之者城郭、溝池是也。四者皆出於人力之所為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，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。
《春秋》：隱公七年夏，城中丘。
胡安國曰：「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，養民之道在愛其力，民力足則生養遂、教化行、風俗美，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。《春秋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，不時害義固為罪矣，雖時且義亦書，見勞民為重事也。人君而知此義，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。凡書城者完舊也，書築者創始也。城中丘，使民不以時，非人君之心也。」吳澂曰：「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，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，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，以足食生財，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，以敵愾禦侮，非禮非兵而勞民之力，必以其時、以其禮而不敢妄興，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。《春秋》凡力役必書，重民力也。或問《穀梁》云『凡城之志皆譏』，啖子曰：『凡城，國之急務，但問時與不時，不應一切是譏。《易》曰設險以守其國，禮曰城池以為固，則《春秋》書城果何意也？』」九年夏，城郎。
胡安國曰：「城者，禦暴保民之所，而城有制、役有時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，邑無百雉之城，製也；凡土功，龍見而戒事，火見而致用，水昏正而栽〈（音再）〉，日至而畢，時也。隱公城中丘、城郎而皆以夏，則妨農務而非時矣。城不逾製，役不違時，又當分財用、平板、稱畚築、程土物、議遠邇、略基址、揣厚薄、仞溝洫、具餱糧、度有司，量功命日，不愆於素，然後為之可也，況失其時製，妄興大作，無愛養斯民之意者，其罪之輕重見矣。」臣按：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，然非為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，非甚不得已不為也，況可非其時乎？是以善為國者，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，籌之必於其早，為之必以其漸，成之必緩其期，不至急遽倉卒，苟且為之，此所以務不妨農、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。
莊公九年冬，浚洙。
胡安國曰：「固國以保民為本，輕用民力，妄興大作，邦本一搖，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、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，而況洙乎？書『浚洙』，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，為後戒也。」臣按：因地險之川，浚而深之以限外侮，有國者不可廢也，但事勢有緩急、農務有殷隙，方事勢稍緩、農務方殷，得已且已可也，若非事勢逼切而不得已，不可廢農時也。
二十八年冬，築剉。
胡安國曰：「剉，邑也。凡用功，大曰城，小曰築，故館則書築、台則書築、囿則書築，剉邑而書築者，創作邑也。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，則非人君之心矣。」臣按：先儒謂《春秋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，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，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，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，以示後世之為民上者，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、非必不可無，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也。
僖公二年，城楚丘。
胡安國曰：「楚丘，衛邑。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。不書桓公，不與諸侯專封也。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，其有功於中華甚大，為利於衛人甚博，宜有美辭發揚其事，今乃微之若此者，正其義不謀其利、明其道不計其功、略小惠存大節，《春秋》之法也。」臣按：諸侯不得專封，封國者天子之事也，人臣奉命於外，凡事必請於天子，況遷國築城乎？若非奉專製之命及甚大不得已，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，緩則不及事，決不可也。
成公九年，城中城。
胡安國曰：「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，不倚城郭、溝池以為固也，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，其說是矣。莒雖恃陋不設備，至使楚人入鄆，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，寇亦豈能入也？城非《春秋》所貴，而書城中城，其為儆守益微矣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，非歟？曰百雉之城、七里之郭，設險之大端也，謹於禮以為國，辨尊卑、分貴賤、明等威、異物采，凡所以杜絕陵僭、限隔上下者，乃體險之大用也，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？」臣按：《易》曰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」，謂之設也，人為之也。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，盜賊也、敵國也，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，城於外所以禦敵國，城於中所以禦盜賊，皆不可無者也，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、溝池以為固，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築城以勞民者爾，非通論天下之勢也。盍觀人家之備盜乎，藩籬、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，而緘縢、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，國家之備寇盜，曷異是哉？
襄公二年，城虎牢。
胡安國曰：「虎牢，鄭地，故稱製邑，至漢為成皋，今為濬水縣，岩險聞於天下，猶虞之下陽、趙之上黨、魏之安邑、燕之榆關、吳之西陵〈（今夷陵）〉、蜀之漢樂〈（今成固）〉，地有所必據、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。有是險而不能守，故不係於鄭，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？天險不可升也，地險山川、丘陵也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，《大易》之訓也；城郭、溝池以為固，亦君子之所謹也；鑿斯池、築斯城與民固守，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。夫狡焉思啟封疆，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殺人盈城，以戰殺人盈城者，固非《春秋》之所貴，守天子之土，繼先君之世，不能設險守國，將至於遷潰滅亡，亦非聖人之所與。」臣按：古者列國，其山川、丘陵各有險阻之處，往往據之以為守，今天下一家，守在四夷，當以邊塞為守，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。然天造地設，分疆畫境各有界限，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，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，此自然之勢也，亦理之當然也。我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，於凡交界之處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，如潼關乃河南、陝西交界也，則設潼關衛以守焉，然衛城介華、陝之間，去京畿且遠，顧不以屬河、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，聖祖之意深矣。
七年，城費。
胡安國曰：「費，季氏邑也。書城費，乃履霜堅冰之戒，強私家弱公室之萌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，豈不殆哉？」臣按：城城天下之大事也，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，可乎？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，履霜堅冰至，所宜深戒。十九年，城西郛。
左氏曰：「懼齊也。」哀公四年，城西郛。杜預曰：「魯西郛，備晉也。」臣按：先儒謂郛乃外城，此雲西郛，實國都外城之西郛也。夫郛之在西，同一地也。前城左氏以為懼齊，後城杜氏以為備晉，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，無所於考，然以今地勢觀之，則齊境在魯之東、晉境在魯之西，杜氏之說似為是焉。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，疲民以為城，避難而城其國之郛，則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。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，若夫守國之要，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，近者耳目所及且爾，況於郊野之外、封疆之遠乎？信如說者之論，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，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。
《左傳》：宣公十一年，楚令尹艾獵
〈（孫叔敖也）〉
城沂
〈（楚邑）〉，使封人
〈（主築城者）〉
慮事
〈（謀慮計功）〉，以授司徒
〈（掌役者）〉，量功命日
〈（命作日數）〉，分財用
〈（築用之具）〉，平板
〈（在兩旁障土者）〉
〈（兩頭立木）〉，稱
〈（量輕重）〉
畚
〈（盛土器）〉
築
〈（實土器）〉，程土物
〈（取土用物，為作程限）〉，議遠邇
〈（議遠察邇均其勞也）〉，略
〈（行也）〉
基址
〈（城足）〉，具餱
〈（幹食）〉
糧，度有司，事三旬
〈（三十日也）〉
而成，不愆於素。
杜預曰：「不愆於素，不過素所慮之期也，傳言叔敖之能使民。」孔穎達曰：「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，謂揆度前事也。」臣按：古人凡有興作修築，必先謀慮於其前，其所謀慮之事，分財用、平板紵以下數事是也。既謀慮矣，即量其功而諏日以啟功至於某日當訖也，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，皆不逾其所素定者，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，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。
漢高祖六年冬十月，令天下縣邑城。
呂祖謙曰：「始皇並諸侯而隳壞城郭，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，心量之廣狹、世祚之長短，於是可卜矣。」臣按：郡邑有大小、民庶有眾寡，皆不可無保障，一也。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，非城郭乎？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，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，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，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，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。
孝惠元年，始作長安城西北方。三年，發諸侯王、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。五年，復發里中民城長安，三十日而罷。
呂祖謙曰：「蕭何建都長安，兵革未息，未及城也，至是叛亂既平，始板築焉。始於西北方，先所急也。是後間一歲乃興役，凡三調發而城始成，所以休民力也。以三年、五年考之，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，三十日罷，地近則齎送弗後，人眾則大事易集，罷速則農事不違，雖當曹參為相，實何之規模。」臣按：國家凡有大役，皆如漢人此法為之，用近地之民，不勞以久役、不急於近效，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。凡事皆然，非但築城一事也，而於築城尤為切要。
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，世宗詔展外城，先立標幟，俟今冬農隙興板築，春作動則罷之，更俟次年，以漸成之。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，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、倉場、營廨之外，聽民隨便築室。
臣按：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，蓋為之以漸，立之以準，使民不疲於用力，而豫知所以避就。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，不但展城一事也。
宋仁宗慶曆二年，建大名府為北京。景祐中，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，及契丹渝盟，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，呂夷簡謂：「敵畏壯侮怯，遽城洛陽無以示威，必長其勢，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，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。」詔既下，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，未足恃也，城洛陽既弗及，請速修京城。議者多附仲淹議，夷簡曰：「此囊瓦城郢計也，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，天下殆矣，故設備宜在河北。」卒建北京。
臣按：仲淹欲修京城恐敵之長驅也，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，二議皆是也。當敵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，似若示怯，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，則亦虛聲而已，無益實事也。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，隨時而增補之，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，非但備寇盜也，亦以為障蔽焉耳。夫然，則己既得以為固，亦不示人以怯矣。
慶曆四年，樞密副使韓琦、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，上和、戰、守、攻四策，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，六曰修京城。諫官余靖言：「大臣建議修京城，昔魏文侯恃險，吳起以為失詞，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。」臣按：范仲淹建議修京城，所謂遠圖無過此也，余靖言於仁宗，願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