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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籍之儲
《易》：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《愊》。
朱熹曰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，固不可無者，此類是也。」徐幾曰：「上古民淳事簡，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，至後世風俗俞薄，欺詐日生，而書契不容不作矣。書，文字也；契，合約也。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，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。」程龍曰：「十三卦製器尚象，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、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，然百官以治、萬民以察，卒歸之《愊》之書契，何也？蓋器利用便則巧偽生、憂患作，聖人憂之，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，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，實萬世之大利也。故結繩初易為網罟，終易為書契，聖人以定大業、斷大疑悉於書契乎，觀百官、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。十三卦終以《愊》卦之取象，聖人之意深矣。」臣按：此字書之祖，萬世書契之所自出、文學之所繇宗者也，豈特一時治百官、察萬民而已哉？然萬世之下所以治百官、察萬民者皆永賴焉，夫百官以治、萬民以察，聖人作為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為此而已，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、紀浮誇之辭、載怪僻之事、寫淫蕩之情，豈聖人始製文字之意哉？
《周禮》：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，以佐王安擾邦國，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
〈（東西為廣）〉
輪
〈（南北為輪）〉
之數，辨其山
〈（積石曰山）〉
林
〈（竹木曰林）〉、川
〈（注瀆曰川）〉
澤
〈（水鍾曰澤）〉、丘
〈（土高曰丘）〉
陵
〈（大阜曰陵）〉、墳
〈（水涯曰墳）〉
衍
〈（下平曰衍）〉、原
〈（高平曰原）〉
隰
〈（下濕曰隰）〉
之名物。
鄭玄曰：「土地之圖，若今郡國輿地圖。」臣按：此即後世地誌、圖經之所始也。《周禮》大司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為任，可見地官為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，雖無所不統而其最當切而先者，萬民之數、九州之域、五土之名也，後世圖經、地誌蓋原於此。國朝洪武三年，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，降附始末為《大明志》。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實，然未成書。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修成一書，命曰《大明一統志》，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，載古今事跡，紀形勝、備風俗、考沿革、廣見聞，前古所未有也。揆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，然所謂建邦之土地、人民之數則未備焉。臣請於地圖之外，依《周禮》別為一籍，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，縣合於州、州合於郡、郡合於藩，總為天下圖，掌於戶部，凡其疆域、道理、山川、物產、里數、戶口、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，一有取舍斂散，按圖而考其實，粲然如指諸掌也。此成周盛時，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。
小史掌邦國之志，奠係世、辨昭穆。
鄭玄曰：「誌謂記也，《春秋》所謂《周志》、《國語》所謂《鄭書》之屬是也。係世則帝係，《世本》之屬也。」王昭禹曰：「父謂之昭，子謂之穆，父子相代謂之世，世之所出謂之係。奠係世以知其本所出，辨昭穆以知其世序，凡此皆有書，小史則定而辨之。」臣按：古者封建之制行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、各有分民，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，所謂誌者是也。誌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，其事之大者在奠係世、辨昭穆焉。後世封建之制廢，仕者無世官、無分地，然魏晉以來官有簿狀、家有譜係，官之選舉必繇於簿狀，家之婚姻必繇於譜係，歷代並有圖譜局，置郎、令、史以掌之，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。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，官為考定詳實，藏於秘閣，副在左戶，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，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，所以人尚譜牒之學、家藏譜係之書。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，非獨無官秘閣、左戶之藏，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亦鮮矣。今制，惟勳臣、武胄有世官者，襲替之際具其宗圖，藏在所司，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，既仕之後不復究矣，此亦一缺典也。
外史掌書外令，掌四方之志
〈（記也）〉，掌三皇五帝之書，掌達書名於四方。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。
鄭玄曰：「外令，王令下畿外也。四方之志，若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。三皇五帝之書，所謂三墳五典也。」王昭禹曰：「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。」臣按：孔安國曰：「伏羲、神農、皇帝之書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之書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；九州之志謂之九丘，丘，聚也，言九州所有土地、所生風氣、所宜者皆聚此書也。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，其九丘之類也；三皇五帝之書，即所謂三墳五典也。達其名於四方，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。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經、地誌，藏其副於學校，而總收於禮部，藏於內閣，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，使校官掌之，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國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蠻、七閩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，九穀、六畜之數要，周知其利害。王昭禹曰：「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，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，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，則其所掌典非特圖也，又掌其地焉。邦國，諸侯之國也；都鄙，邦國之采邑也。自邦國、都鄙至於蠻、夷、閩、貉、戎、狄，雖有內外之殊，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，其人民之所聚、財用之所出、九穀之所生、六畜之所產，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，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。數則列而計之也，要則總而計之也，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，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。周知其利害，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。」臣按：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，謹之也。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，漢大將軍王鳳亦云《太史公書》有地形阨塞，不宜在諸侯王，然則古人圖誌雖司徒營之，即藏之司馬，秘不得見，所以弭盜而防患也。蕭何入秦，獨收圖籍，自漢掌之司空，浸以泄露，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，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。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，唐人設兵部，屬有四，一曰職方部，我朝因之。職方所掌者兵戎、邊防之政，而沿邊圖本實在焉，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。
《左傳》：昭公十二年，楚子狩於州來，左史倚相趨過，王曰：「是良史也，是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」孔安國曰：「伏羲始畫八卦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，繇是文籍生焉。伏羲、神農、黃帝之書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之書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至於夏、商、周之書雖設教不倫，雅誥奧義其歸一揆，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。八卦之說謂之八索，求其義也；九州之志謂之九丘，丘，聚也，言九州所有、土地所生、風氣所宜，皆聚此書也。」程頤曰：「所謂大道，若性與天道之說，聖人豈得而去之哉？若言陰陽、四時、七政、五行之道，亦必至要之理，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，固亦常道，聖人所不去也。或者所謂羲、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，失其義理，如許行為神農之言，及陰陽權變、醫方稱黃帝之說耳，此聖人所以去之也。五典既皆常道，又去其三，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製立法度，為治有跡得以紀載，有史官以識其事，自堯始耳。」臣按：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，孔安國謂此即上世帝王遺書，則是書之來也久矣。《周禮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；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此書之傳於學士、大夫者也。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者惟堯、舜二典，其他如九頭、五龍、攝提等十紀，其說荒誕不經，其後宋毛漸所得之《三墳》則又偽妄顯然，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。孔子刪《書》始於堯、舜，所以為萬世法者，皆日用常行之理，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。
《
史記
》：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、《詩》《書》缺。追跡三代之禮，序《書》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。古者《詩》三千餘篇，孔子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，上采契、後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厲之缺，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頌》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備王道，成六藝。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係》《象》《說卦》《文言》。孔子以《詩》《書》、禮、樂教，子弟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魯哀公十四年春，狩大野。叔孫氏車子商獲獸，以為不祥。仲尼視之，曰：「麟也。」取之。曰：「河不出，圖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！」乃因史記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。
孔安國曰：「孔子生於周末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懼覽者之不一，遂乃定禮樂、明舊章，刪《詩》為三百篇，約史記而修《春秋》，讚《易》道以黜八索，述職方以除九丘，討論墳典，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。」朱熹曰：「孔子刪《詩》《書》、定禮樂、修《春秋》、讚《周易》，皆傳先王之舊。」臣按：萬世儒道宗於孔子，天下書籍本於六經，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，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，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，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，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為治，莫不崇尚孔子焉。所謂崇尚之者，非謂加其封號、優其祀典、復其子孫也，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，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，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，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。
秦始皇三十四年，燒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。
臣按：秦無道之罪十數，如壞井田、刑三族、坑儒生、罪妖言之類，然皆一時之事也，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，其弊端可撤而去，其墜緒可尋而理也，若夫《詩》《書》、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、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、道德文章之懿、行義事功之大、建置議論之詳，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，固非一人之事，亦非一日可成，累千百人之見、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，乃以一人之私，快一時之意，付之烈焰，使之散為飛煙、蕩為寒灰，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。嗚呼，秦之罪上通於天矣，始皇、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歟。
《漢書藝文志》序曰：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戰國縱橫，真偽分爭，諸子之言紛然殽
〈（雜也）〉
亂。至秦患之，乃燔滅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漢興，改秦之敗，大收篇籍，廣開獻書之路。迄孝武世，書缺簡脫，禮壞樂崩。聖上喟然而稱曰：「朕甚閔焉。」於是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下及諸子傳說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，太史令尹鹹校數術，侍醫李柱國校方技。每一書已
〈（畢也）〉，向輒條其篇目、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會向卒，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，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「輯〈（與集同）〉略」〈（謂諸書之總要）〉、有「六藝略」〈（六藝，六經也）〉、有「諸子略」、有「詩賦略」、有「兵書略」、有「術數略」、有「方技略」。
臣按：此前漢藏書之始末。夫自唐、虞、三代之書至於孔子而備，曆春秋戰國之世，至於嬴秦而缺。漢高祖時，戰爭未息，文、景時謙讓未遑，武帝者出，始開獻書之路，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。至於成帝，又遣求書之使，命校書之官，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。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繇上達，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，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，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，既校之矣，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無統矣。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，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。
成帝河平三年，上以中秘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。
臣按：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。夫自秦人焚書之後，書籍散亡多矣。漢興，始收之開獻書路，置寫書官、興藏書府，稍稍復集。至成帝世，又頗散失，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。嗚呼，書之在天下，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、心術之所寓，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、政治之所存，今世賴之以知古、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，其述作日多，卷帙浩繁，難於聚而易於散失，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，安能免於喪失哉？不幸而有所喪失，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，設法招求，遣使搜采，懸賞以購之，授官以酬之，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，以毋貽後時之悔，豈不韙歟？
光武中興，篤好文雅，明、章繼軌，尤重經術。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，石室、蘭台彌以充積，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，校書郎班固、傅毅等典掌焉，並依《七略》而為書部。明帝幸三雍，禮畢，帝正坐自講，諸儒執經問難於前。建初中，大會諸儒於白虎觀，考詳同異，連月乃罷，肅宗親臨稱製監決，如石渠故事。初，光武遷還洛陽，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，自此以後參倍於前。及董卓移都之際，吏民擾亂，自辟雍、東觀、蘭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諸藏典策文章，競共剖散，其縑帛圖書，大則連為帷蓋，小乃制為縢囊。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，道路艱遠，復棄其半矣。後長安之亂，一時焚蕩，莫不泯盡焉。
臣按：此後漢書籍之始末。書籍自經秦火之後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，漢興多方求之，至哀帝時，劉歆總群書著《七略》，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，有禁中、外台之別，又有太常、太史、中秘之殊，古書漸漸出也，不幸遭王莽之亂，焚燒無遺。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，其禍繇於君也；漢火之燒無意而燒，其禍繇於民也。嗚呼，書籍之在世，猶天之有日月也。天無日月，天之道廢矣；世無書籍，人之事泯矣。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？迨夫光武中興，篤好文雅，明、章繼軌，尤重經術，古書次第復出，藏之辟雍、東觀、蘭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，非一所也，不幸又有董卓之亂，焚蕩泯盡。魏氏代漢，采掇遺亡，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。晉惠之世靡有孑遺，東晉鳩聚其見存者，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。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，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，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，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。
隋文帝開皇三年，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，每書一卷賞絹一匹，校寫既定，本即歸主。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。
臣按：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，謂：「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，秦人吞六國，墳籍掃地，一厄也；王莽之末，並從焚燼，二厄也；獻帝移都，西京燔蕩，三厄也；晉世劉石憑陵，從而失墜，四厄也；侯景破梁，悉送荊州，周師入郢，焚之外城，五厄也。自仲尼迄今，數遭五厄，興集之期，屬膺隋代。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，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，不可王府所無、私家乃有，若猥發明詔，兼開購賞，則異典必至，觀閣斯積。」文帝納之，使人搜討，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。臣竊以為自隋之後，唐有祿山、黃巢之亂，極而至於五代之季，宋有女真、蒙古之禍，極而至於至正之末，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。大凡天下萬事萬物，禍亂之時雖或蕩廢，然一旦治平，皆可稍稍復舊，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，各為一家之言，言人人殊，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，其間闡義理、著世變、紀事跡莫不各極其至，皆有所取，一有失焉則不可復，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。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，以為今之所以知昔、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，珍藏而愛護之，惟恐其捐失也，講究而校正之，惟恐其訛舛也，既有者恒恐其或失，未有者惟恐其弗得，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，莫不知所愛重，矧重熙累洽之世、好文願治之君哉？
唐分書為四類曰經、史、子、集，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，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，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。初，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，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，重復相揉。貞觀中，魏徵、虞世南、顏師古繼為秘書監，請購天下書，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，繕寫藏於內庫。玄宗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，與褚無量整比。尋置修書院，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、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，學士通籍出入。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、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、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，兩都各聚書四部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為次，列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庫，其本有正有副。安祿山之亂，尺簡不藏，元載為相，奏以千錢購書一卷，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、淮括訪。至文宗時，鄭覃侍講，進言經籍未備，因詔秘閣搜采，於是四庫之書復完，分藏於十二庫。黃巢之亂，存者蓋鮮。
歐陽修曰：「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，其師傳之道中絕，而簡編脫亂訛缺，學者莫得其本真，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，其後傳注、箋解、義疏之流轉相講述，而聖道粗明，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，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、興滅終始、僭竊偽亂，史官備矣，而傳記、小說外暨方言、地理、職官、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。自孔子在時，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，而老子著書論道德，接乎周衰，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、慎到、列、莊之徒各極其辯，而孟軻、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，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，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。夫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離騷》作而文辭之士興，歷代盛衰，文章與時高下，然其變態百出，不可窮極，何其多也。嗚呼，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，故其愈久而益明，其餘作者眾矣，質之聖人或離或合，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，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，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。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，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，亦其有幸不幸者歟。」臣按：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。臣嘗謂，天下之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寶，既失之皆可復得也，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，紀往古而示來今，不可一旦無焉者，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矣，其所關係豈小小哉？民庶之家遷徙不常，好尚不一，既不能有所收儲，所賴石渠、延閣之中儲積之多、收藏之密、扃鑰之固，藏貯者有掌固之官，闕略者有繕寫之吏，損壞者有修補之工，散失者有購訪之令，然後不至於浥爛散落爾。前代藏書之多，有至三十七萬卷者，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，多曆年所，在內者未聞有所稽考，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，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，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。伏望聖明為千萬年之遠圖，毋使後世誌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，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。
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，募民獻書，及三百卷授以試銜，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。明宗長興三年初，令國子監校定九經，雕印賣之。
胡寅曰：「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，不意五季干戈擾攘之時而知所先務，可不謂賢乎。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，以一文義、去舛訛，使人不迷於所習，善矣。頒之可也，鬻之非也。或曰天下學者甚眾，安得人人而頒之？曰以監本為正，俾郡邑皆傳刊焉，何患於不給？國家浮費不可勝計，而獨靳於此哉？」葉夢得曰：「唐以前書籍皆寫本，人以藏書為貴，精於讎對，故往往皆有善本，學者以傳錄之艱，故其讀誦亦精詳。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，宋淳化中復以《史記》、《前》《後漢》付有司摹印，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，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，學者易於得書，其誦讀亦因滅裂，然板本多不是正，不無訛誤，世既一以板本為正，而藏本日亡，其訛謬者遂不可正。」臣按：後世雕印書籍始於此。夫自有板本以來，學者易於得書，不必假借購求、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，誠莫大之利也，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，有誤學者。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、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，嚴加校正，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，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，付典籍掌之，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，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。然臣於此又有一見，今世學校所誦讀、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，唐以前之注疏講學者不復習、好書者不復藏，尚幸《十三經注疏》板本尚存於福州府學，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，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，使無損失，亦存古之一事也。餘如《儀禮經傳通解》等書刻板在南監者，亦宜時為備補。
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，銳意求訪，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，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，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，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。
臣按：周世宗當五代擾攘之際，尚留心文事如此，況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留者，手澤沾溉所存，忍使之散軼不全乎？館閣職清務簡，不預他務，宜委之校讎刊正，俾於每卷之末署其名銜，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。
宋初有書萬餘卷，其後削平諸國，收其圖籍，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，三館之書稍復增益。太宗始建崇文院，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，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，名曰秘閣。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，置龍圖閣及太清樓，而玉宸殿、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。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、秘閣，書多煨燼，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，謂之崇文外院，命重寫書籍，選官詳覆校勘，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。仁宗既新作崇文院，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，仿《開元四部錄》為《崇文總目》，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。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省，徽宗更《崇文總目》為《秘書總目》，詔購求士民藏書，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，仍命以官，且以三館書多逸遺，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，設官總理，募工繕寫。自熙寧以來，搜訪補葺，至是為盛矣。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次仁、英兩朝，至仁、哲、徽、欽四朝，最其當時之目，為部六千七百有五、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。迨夫靖康之難，而宣和、館閣之儲蕩然靡遺。高宗駐蹕臨安，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，搜訪遺闕，屢優獻書之賞，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，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。當時類次書目，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，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，視《崇文總目》又有加焉。
史臣曰：「《易》曰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』，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，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，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，其故何哉？蓋世道升降、人心習俗之致然，非徒文字之所為也。然去古既遠，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，故繇秦而降，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。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，考其治化之汙隆、風氣之離合，雖不足以擬倫三代，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，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，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，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？宋之不競，或以為文盛之弊，遂歸咎焉，此以功利為言，未必知道者之論也。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，國步艱難，軍旅之事日不暇給，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，大而朝廷、微而草野，其所製作、講說、紀述、賦詠動成卷帙，參而數之，有非前代之所及也，雖其間鼃裂大道、疣贅聖模，幽怪恍惚、瑣碎支離有所不免，然而瑕瑜相形、雅鄭各趣，譬之萬派歸海，四瀆可分，繁星麗天，五緯可識，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。」臣按：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。
太宗太平興國九年，詔曰：「國家宣明憲度，恢張政治，敦崇儒術，啟迪化源，國典朝章鹹從振舉，遺編墜簡當務詢求，眷言經濟無以加此。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，具列其名，詔中外購募，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，當議甄錄酬獎，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，不願送官者借本，寫畢還之。」仁宗嘉祐中，詔曰：「國初承五代之後，簡編散落，三館聚書僅才萬卷。其後平定列國，先收圖籍，亦嘗分遣使人，屢下詔命，訪募異本，校定篇目，聽政之暇無廢覽觀，然比開元，遺逸尚眾。宜加購賞以廣獻書，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，卷支絹一匹，五百卷與文資官。」臣按：宋朝以文為治，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，曆世相承率加崇尚，屢下詔書搜訪遺書，或給以賞或賜以官，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，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，每卷皆有副本，分貯各所，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，徽宗設官提舉，募工繕寫，一置宣和殿、一置太清樓、一置秘閣，其寓意深矣。我朝不專設館閣官，凡前代所謂省、監皆歸於翰林院，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，名曰典籍，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，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。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「行秘書」，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「胸中無國子監，不可讀杜詩」，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，則此二者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，我朝館閣之職，凡前代所謂集賢院、崇文院、秘書省、秘閣皆不復置官，惟於翰林、太學置此官二員，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，其典籍固有所職掌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。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，敕翰林院，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，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，各取一部送京，餘悉封識收貯如故，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。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，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，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，今幸其猶存於此，萬一有所疏失則永絕矣，可不惜哉！今幸國家無事，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，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、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，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，乃至於今而泯盡，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？臣請敕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，凡有副本，於南京內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，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，敕祭酒、司業行取監生鈔錄，給與人匠紙筆，責令各堂教官校對，不限年月，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。如此，則一書而有數本，藏貯又有異所，永無疏失之虞矣。
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，以崇文院為秘書省。刊寫分貯集賢院、史館、昭文館、秘閣經籍圖書，以秘書郎主之；編集校定，正其脫誤，則校書郎、正字主之。歲於仲夏曝書，則給酒食費，諫官、御史、侍製以上官畢赴。
臣按：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，秘書郎職掌收貯葺理，校書郎、正字職在編輯校定。今制不設館閣，並其職於翰林院，夫以專官則無專任。臣請於典籍之外，其修撰、編修、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，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，因閱其數，如此，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，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，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。
徽宗大觀四年，秘書監何誌同奏：「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敘次為籍，名之曰《崇文總目》，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。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，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，而脫簡斷編、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，宜及今有所搜采，視慶曆舊錄及《總目》之外別有異書，並許借傳。」從之。
臣按：何誌同言「及今有所搜采，視慶曆舊錄及《總目》之外別有異書，並許借傳」，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，凡目中所無有者，借傳以廣其藏也。此事關係甚大，非惟一時事，蓋萬世之事也。
以上圖籍之儲。
臣按：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，然皆一世一時之事，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。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，凡曆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，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而整比之，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，後之人推厥所繇，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？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，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己，莫不以是為先務焉。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，庶務草創，日不暇給，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，是時猶未登寶位也。嗚呼，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，其所以為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，踐其阼而承其統者，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