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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用
古人製幣，以權百貨之輕重。錢者，幣之一也。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，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。《食貨志》言：民有餘則輕之，故人君斂之以輕。民不足則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，則准平。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，臧鏹千萬。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，臧鏹百萬。原註孟康曰，鏹，錢貫也。
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，以粟帛輕賤，工商失業，良由圜法久廢，上幣稍寡。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，糴米穀絲緜之屬，其和價以優黔首。原註南齊豫章王嶷鎮荊州，以穀過賤，聽民以米當口錢，優評斛一百。優評者，增價而取之。
唐憲宗時，白居易策言，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，或積於內府，或滯於私家，若復日月徵收，歲時輸納，臣恐穀帛之價轉賤，農桑之業益傷，十年以後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。而元和八年四月，敕以錢重貨輕，出內庫錢五十萬貫，令兩市收買布帛，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。十二年正月，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，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，依市價交易。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。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，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，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，而無以繼上之求，然後民窮而盜起矣。
單穆公有言，絕民用以實王府，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。自古以來，有民窮財盡，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？此無他，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，而以為一家之物也。詩曰，不吊昊天，不宜空我師。有子曰，百姓不足，君熟與足？古人其知之矣。胡氏曰：周之泉府，漢之平凖，宋之均輸市易，截然三法也，計臣附會而一之，遂為天下害。
泉府者，物之不售，以官斂之，然後民無滯貨，非以賤故買之也。物不時得，有以資之，然後民無乏用，非以貴故賣之也。斂之使無滯，資之使無匱，皆非牟利也，皆以為民也。平準者，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，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。郡國之官伺其賤，京師之官伺其貴，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，而物賈不至騰踴。雖與商賈爭利，是其隱衷，而禁物騰踴，尚美其名。均輸者，上供物也。市易者，民間用物也。皆以內府錢貨籠於諸路，籠於京師，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，非官莫粥。又以抵當法貸之，而責以息。民所不堪，督以重法，不避睃下之名，不厭爭利之壑矣。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。
姚刑部曰：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，不能自贖，發憤而傳貨殖。余謂不然。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，無校於物之盈絀，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，乃令其民彷傚淫侈，去廉恥而逐利資，賢士困於窮約，素封僭於君長。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，行至猥賤，而鹽鐵酒酤均輸，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羞也。故其言曰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又次教誨之，整齊之。夫以無欲為心，以禮教為術，人胡弗安？國奚不富？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，恨恨焉思所勝之，用刻剝聚斂，無益習俗之靡，使人徒自患其財，懷促促不終日之慮，戶亡積貯，物力凋敝，大亂之故由此始也。故譏其賤以繩其貴，察其俗以見其政，觀其靡以知其敝，此蓋子長之志也。且夫人主之求利者，固曷極哉。方秦始皇統一區夏，鞭箠夷蠻，雄略震乎當世。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資，奉匹夫匹婦，而如恐失其意。促訾啜汁之行，士且羞之，矧天子之貴乎？嗚呼，敝於物者必逆於行，其可慨矣夫！
財聚於上．是謂國之不祥。不幸而有此，與其聚於人主，無寧聚於大臣。昔殷之中年，有亂政同位，具乃貝玉，總於貨寶，貪濁之風亦已甚矣。有一盤庚出焉，遂變而成中興之治。及紂之身，用乂讎斂，鹿臺之錢、鉅橋之粟聚於人主，原註史記殷本紀，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。而前徒倒戈，自燔之禍至矣。故堯之禪舜，猶曰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而周公之繫易曰，渙，王居無咎。管子曰，與天下同利者，天下持之。擅天下之利者，天下謀之。嗚呼！崇禎末年之事，可為永鑒也。已後之有天下者，其念之哉！楊氏曰：崇禎之末，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，有云其說不者。
柴御史曰：理財者，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。承平日久，供億浩繁，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廑於宸衷，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。禮曰，財用足，故百志成。若少有窘乏，則蠲征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，遲之又久，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，此非天下之小故也。大學之言理財，曰生、曰食、曰為、曰用。夫生與為、事屬乎下者也，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，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。食與用，權操乎上者也，非通各直省為計，合三十年之通，俾寬然有餘不可。頃見台臣請定會計疏，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，出亦三千六百萬，食不可謂寡矣。又直隸修水利。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，用不可謂舒矣。臣觀往古承平之餘，每以乏財為患。其時之議不過日汰冗兵，省冗員，行節儉。今行伍無虛籍，廩給無枝官，宮府無妄費，是節之無不至也。過此則刻核吝嗇矣。唐宋之稅糧有上供，有送使，有留州，催科有破分。即明萬曆以前，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為準。至張居正當國，乃以十分考成。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，存留至少。而且地丁有耗羨，關稅有盈餘，鹽課有溢額，是取之亦無不至也，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。然就今日計之，則所入僅供所出，就異日計之，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。以皇上之仁明，國家之休暇，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，為萬世無弊之方，是為失時。以臣等身荷厚恩，備官台省，而不能少竭涓埃，協贊遠謨，是為負國。雖其事至重，斷非弇昧之見所能周悉。然事無有要於此者，固不能默而息也。
以臣之計，一曰開邊外之屯田，以養閑散。一曰給數年之俸餉，散遣漢軍。一曰改捐監之款項，以充公費。三者行而後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。何也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，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。至英宗治平年間，至百二十萬，國力為之耗竭。神宗思革其弊，於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，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，而國事已去。明之宗枝不仕不農，仰給宗祿。至中葉以後，乃共篷而居，分餅而食，男四十不得娶，女三十不得嫁，何也？力不足以給之也。今滿州、蒙古、漢軍各有八旗，其丁口之蕃昌，視順治之時，蓋一衍為十。而生計之艱難，視康熙之時，已十不及五。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，局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。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，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，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。
臣竊以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，皆宜設法安頓。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，多水泉肥美之地，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。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，果有可屯之處，特發帑金為之建堡墩，起屋廬，置耕牛農具，分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，其家之次丁、餘丁力能耕種者，令前往居住。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，分年扣完工本，此外更不昇科。惟令其農隙操演，則數年之後，皆成勁卒，復可資滿洲之生計。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，養贍蒙古，徒資靡費，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。此後有願往者，令其陸續前往。此安頓滿洲閑散之法也。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，以定例太拘，有力願出者，為例所格。例許出者，多無力之人，恐出旗後無以為生，以故散遣寥寥。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，概許出旗。其家見任居官者，各給以三年之俸銀。其無居官者，統給以六年之餉銀。其家產許之隨帶，任其自便。蓋彼在旗百年，勢難徒手而去，若許帶家產，又有並給三年、六年之俸餉，將此一項經營，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。則貧富各不失所，而五年以後，國帑之節省無窮。即一時不能盡給，分作數年，以次散遣，帑藏亦不至大絀。其都統以下，章京以上等官，各按品級，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，此安頓漢軍之法也。
臣又按，耗羨歸公者，天下之大利。其在今日，亦天下之大弊也。往者康熙年間，法制寬略，州縣於地丁之外，私征火耗，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厘，上司於此分肥，京官於此勒索，游客於此染指。分肥則與為蒙蔽，勒索則與為游揚，染指則與交通關說。致貪風未泯，帑庾多虧。自耗羨歸公之後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，是為大利。然向者本出私征，非同經費，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，上司亦不敢強。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。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，而財用亦得流通。自歸公之後，民間之輸納比於正供，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。地丁之公費，除官吏養廉之外，既無餘剩。官吏之養廉，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，事上接下之應酬，輿馬蔬薪之繁費，此外無餘剩。每地方有應行之事，應興之役，捐己資既苦貧窶，請公帑實非容易。於是督撫止題調屬員，便為整頓地方矣，不問其興利除弊也。州縣止料理案牘，便為才具兼優矣，不問農桑教養也。
臣不敢泛引，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。足民莫大於墾荒，而廣東一省，荒田至二萬頃，無有過而問也。足民莫大於水利，而西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浚。陝西鄭白二渠，昔人云溉田六萬頃，今湮塞不及溉百餘頃。湖廣出米，接濟東南，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，究無長策也。足民莫大於平糶，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，賤糶則采買無所出，紛紜議論，究無定局也。而他可知矣。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，有司每辦一事，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，下畏身家之賠累，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，日奔走之以為勤。故曰，此天下之大弊也。
夫生民之利有窮，故聖人之法必改。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，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，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，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。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，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，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，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，孤貧之當養贍，河渠水利之當興修，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，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，采買倉穀之價值不敷，皆於此項動給，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。如有大役大費，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。又有不足，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。其稽查之權屬之司道，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，內部不必重加切核。則經費充裕，節目疏闊，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。
或疑復采買則穀貴，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，最為良法。前者采買與收捐並行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，賑貸告糴，雜然併舉，故穀貴，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。且捐監一項，或銀粟兼收，或豐收本色，歉收折色，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。
或疑此項不歸正供，有司必多侵蝕浮冒。不知巧黷之夫，雖正供亦能耗蠹。廉謹之士，雖暗昧不敢自欺。設官分職，付以人民，只可立法以懲貪，不可因噎而廢食。唐人減劉晏之船料，而漕運不繼。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，致逋負百出，路多餓殍。大國不可以小道治，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。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。
三法既行，則度支有定。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，以裕民力。經費有資，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，以清仕路。民力裕則教化行，仕路清則風俗正。教化行而風俗正，皇上以敬勤之身，總其綱紀，鞏固靈長之業，猶泰山而四維之也。臣日夜思維，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者。
唐自行兩稅法以後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，一曰上供，二曰送使，三曰留州。舊唐書裴傳、新唐書食貨志同。元稹狀言，臣伏准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，兩稅留州、留使錢外，加率一錢一物，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，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。及宋太祖乾德三年，詔諸州支度經費外，凡金帛悉送闕下，無得佔留。宋史食貨志。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，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。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，實在此。宋史言，宋聚兵京師，外州無留財，天下支用悉出三司，故其費浸多。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，自漢以後，財已不在民矣，而猶在郡國，不至盡輦京師，是亦漢人之良法也。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。
自唐開成初，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，奏言，天下一家，何非君土？中外之財，皆陛下府庫。而宋元祐中，蘇轍為戶部侍郎，則言，善為國者，藏之於民。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餘，則轉運司常足。原註，猶今之布政司。轉運司既足，則戶部不困。自熙寧以來，言利之臣不知本末，欲求富國，而先困轉運司。轉運司既困，則上供不繼。上供不繼，而戶部亦憊矣。兩司既困，兩司者，轉運戶部。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，而委為朽壤，無益於算也。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，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，弼上疏諫。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，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，亦諫而止之。
以余所見，有明之事，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，蓋起於末造，而非祖宗之制也。王士性廣志繹言，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，余以戊子典試於川，詢之藩司，庫儲八百萬。銀兩之數。即成都、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，順慶亦十萬。蓋川中無起運之糧，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。兩浙賦甲天下，余丁亥北上，滕師少松為餘言，癸酉督學浙中，藩司儲八十萬。後為方伯，止四十萬。今為中丞，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。十年之間，積貯一空如此。及余己丑參政廣西，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，詢之，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。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，每歲以入為出耳。余甲午參政山東，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。庚辰入滇，滇藩亦不滿十萬，與浙同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。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，有事則取諸太僕寺。余乙未貳卿太僕時，亦止老庫四百萬，每歲馬價不足用，則取之草料。蓋十年間東倭西哱，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。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。至天啟中，用操江范濟世之奏，一切外儲盡令解京，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。今錄上諭全文於此，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。
天啟六年四月七日，上諭工部都察院，朕思殿工肇興，所費宏鉅，今雖不日告成，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。況遼東未復，兵餉浩繁，若不盡力鉤稽，多方清察，則大工必至乏誤，而邊疆何日敉寧。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，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。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，鑿鑿可據。其所管應天、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，前已有旨盡行起解，到京之日，照數察收。似此急公徇上之誠，足為大小臣工模範。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，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，軍餉之難措哉。范濟世所奏，奉旨已久，其銀兩何尚未解到？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，以濟急用。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，既上不在官，又下不在民，豈可目擊時艱，忍置之無用之地？
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，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，又鹽院康丕揚在任，一文未取，每年加派銀一萬，約有二十餘萬兩，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，約有四十餘萬兩。連前院除支銷費過，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，刷卷察盤可據。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，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。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，寄收應天府。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。又操江寄貯揚州、鎮江、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。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，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，徹底清察，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、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、劉文耀，會同該部院撫按官，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，速行起解。有敢推避嫌怨，隱匿稽遲，懷私抗阻者，必罪有所歸。如起解不完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。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，委法徇私，必須殫力急公，盡心搜括，庶大工、邊務均有攸賴，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，昭朕裕國恤民德意。
又聞南京內庫，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。先帝諭中所云，將我祖宗庫貯，傳國奇珍異寶，盜竊幾至一空者，不知其歸之何所。自此搜括不已，至於加派。加派不已，至於捐助，以訖於亡。由此言之，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，成於魏忠賢，而外庫之虛，民力之匱所由來矣。
崇禎元年六月奉旨，范濟世阿逢逆璫，妄報操銀，貽害地方，著冠帶閑住。以英明之主繼之，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，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，中外之為一體者，非聖王莫之能也。傳曰，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豈不信夫！
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，天子不問者也。漢制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，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，皆各有私奉養，不領於天子之經費，即其法也。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，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，以畀有司，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。亡何，德宗之時，李泌請留州之外，悉輸京師。元友直勾檢諸道，稅外物悉入戶部。其後裴泊又以送使之財悉為上供，上供頗益，而不加賦，當時以為善政。其實彼此易名，皆使上供益豐，州支益微，徒知財利之權宜管於上，不複分別傭力之錢義當於下也。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。有司百務蕭索，不得不抑配民間，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於官。大而飛苞驛篚，囊金櫝帛，以輸權門，行暮夜者盡取諸民。展轉相須，不為限制，則展轉相蒙，不復檢察。一紙之令，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，天下之民日頃其貲。政之不善，孰過於此？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。
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，謂其好用之，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。以武用之，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，金湯非粟不守也。人君躬自貶損，與天下共守節制，而不敢渝焉，所以使經費有餘，民間不困征斂也。斂之既盡，有司所負必多，譴責不已，罷斥亦多，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，有司倦於檢察，抑配平民益多，奸民恐抑配見及，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。未知何術以處此也，必也上供之外，仍以庸錢與州，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間，塞長吏抑配之竇，俾賢者足以養廉，貪者必於得罪，而後王道可行也。
開科取士，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，立限徵糧，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。吾末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。然則如之何？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，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。
先生讀隋書篇曰，古今稱國計之富者，莫如隋。然考之史傳，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。當周之時，酒有榷，鹽池鹽昇有禁，入市有稅。至開皇三午，而並罷之。夫酒榷、鹽鐵、市征，乃後人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，而隋一無所取，則所仰賦稅而已。然開皇三年，調絹一匹者，減為二丈。役丁十二番者，減為三十日，則行蘇威之言也。繼而開皇九年，以江表初平，給復十日，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。十年，以宇內無事，益寬徭賦，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。十二年，詔河北河東，今年田租三分減一，兵減半，功調全免。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。然文帝受禪之初，即營新都徙居之，繼而平陳，又繼而討江南、嶺表之反側者，則此十餘年之間，營繕征伐未嘗廢也。史稱帝於賞賜有功，並無所愛。平陳凱旋，因行慶賞，自門外夾道，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，以次頒給，所費三百餘萬段，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。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，且時有征役以糜財，而賞賜復不吝財，則宜用度之空匱也，而何以殷富如此？考之於史，則言帝躬履儉約，六宮服浣濯之衣，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隨令補用，非燕享不過一肉。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，以氈袋進香，皆以為費用，大加譴責。嗚呼，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，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，信利國之良規，而非迂闊之談也。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，漢文師黃老，隋文任法律，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。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，苟善理財，雖以天下自奉可也。而其黨遂倡為豐享豫大，惟王不會之說，飾六藝，文奸言，以誤人國家，至其富國強兵之效，不逮隋遠甚，豈不繆哉？本馬貴與之說，載在文獻通考。寧人手鈔之意，欲采入日知錄。潘次耕誤訒為顧作，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。
言利之臣
孟子曰，無政事則財用不足。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，所惡於興利者，為其必至於害民也。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，而謂侍臣曰，君子得位，欲行其道。小人得位，欲濟其私。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，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。洪武十三年五月。御史周姓，實錄不載其名。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。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，磁州臨水鎮產鐵，請置爐冶。上曰，朕聞治世，天下無遺賢，不聞天下無遺利。且利不在官則在民，民得其利則財源通，而有益於官。官專其利則利源塞，而必損於民。今各冶數多，軍需不乏，而民生業已定，若復設此，必重擾之矣。杖之流海外。十五年五月。聖祖不肩好貨之意，可謂至深切矣。自萬曆中礦稅以來，求利之方紛紛，且數十年，而民生愈貧，國計亦愈窘。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。為人上者，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？
新唐書字文韋楊王列傳贊曰，開元中，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。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，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。融度帝方調兵食，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。利說一開，天子恨得之晚，不十年而取宰相。雖後得罪，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。天寶以來，外奉軍興，內蠱艷妃，所費愈不貲計。於是韋堅、楊慎矜、王鉷、楊國忠各以裒刻進，剝下益上，歲進羨緡百億萬，為天子私藏，以濟橫賜，而天下經費自如。帝以為能，故重官累使，尊顯烜赫然。天下流亡日多於前，有司備員不復事。而堅等所欲既充，還用權媢，以想屠滅，四族皆覆，為天下笑。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，可不信哉？嗚呼，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，所怒甚多，而不備大難！三季之君莫不皆然。前車覆而後不知誡，人臣以喪其軀，人主以忘其國，悲夫！
讀孔孟之書，而進管商之術，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，而今則滔滔皆是也。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，則群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。上行之則下效之，於是錢穀之任，榷課之司，昔人所避而不居，今且攘臂而爭之。禮義淪亡，盜竊競作，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，以變天下之貪邪者，莫先乎此。
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，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，史臣以其嬰城死節，而經制錢一事為之減損其辭，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，而不言其害民之罪，又分其咎於翁彥國，愚以為不然。鶴林玉露曰，宣和中，大盜方臘擾浙東，王師討之。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，稱其字曰亨伯。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。因建議，如賣酒、鬻糟、商稅、牙稅與頭子錢、樓店錢皆少增其數，別歷收繫，謂之經制錢。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。至翁彥國為總制使，仿其法，又收贏焉，謂之總制錢。靖康初，詔罷之。軍興，議者請再施行，色目浸廣，視宣和有加焉。以迄於今，為卅縣太患。初亨伯之作俑也，其兄聞之，哭於家廟，謂剝民斂怨，禍必及子孫。其後葉正則作外稿久謂必盡去經總錢，而天下乃可為，治平乃可望也。然則宋之所以亡，自經總制錢，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。雖其臥守中山，一家十七人為叛將所害，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。其初特一時權宜。而遺禍及於無窮，是上得罪於藝祖、太宗，下得罪於生民。而斷脰決腹，一瞑於中山，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，焉得齒於忠義哉！
俸祿
今日貪取之風，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，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。昔者武王克殷，庶士倍祿。王制，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，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下大夫倍上士。漢宣帝神爵年詔曰，吏不廉平則治道衰。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，欲其毋侵漁百姓，難矣。其益吏百石已下。俸十五。如淳曰，律，百石俸月六百。韋昭曰，若食一斛則益五斗。光武建武二十六年，詔有司增百官俸，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，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。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，古者以德詔爵，以庸制祿，雖下士猶食上農，外足以奉公忘私，內足以養親施惠。謂分祿以瞻宗族、昏姻，故人。今在位者，祿不代耕，非所以崇化本也。其議增吏俸。唐時俸錢，上州刺史八萬，中下州七萬。赤縣令四萬五千，畿縣、上縣令四萬。赤縣丞三萬五千，上縣丞三萬。赤縣簿尉三萬，畿縣、上縣薄尉二萬。玄宗天寶十四載，制曰，衣食既足，廉恥乃知。至如資用靡充，或貪求不已，敗名冒法，實此之由。輦轂之下尤難取給，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，唐時官多，有員外置者，故分別言之。今後每月給俸食、雜用、防閣、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。其同正員官加一分。仍為常式。而白居易為盩厔厚尉詩云，吏祿三百石，歲晏有餘糧。其江州司馬廳記曰，唐興，上州司馬秩五品，歲廩數百石，月俸六七萬，官足以庇身，食足以給家。今之制，祿不過唐人什二三，彼無以自贍，焉得而不取諸民乎？昔楊綰為相，承元載汰侈之後，欲變之以節儉，而先益百官之俸，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，請減內外官俸祿，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，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。
漢書言王莽時，天下吏以不得俸祿，各因官職為奸，受取賕賂，以自共給。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，宰相月俸止百緡，節度使止三十緡，自餘薄有資給而已，故其國中少廉吏。穆王之書曰，爵重祿輕，群臣比而戾民，畢程氏以亡。此之謂矣。
前代官吏皆有職田，晉、魏、隋、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。故其祿重。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。如陶潛之種秫，晉書本傳。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宮，宋書本傳。皆公田之證也。元史，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，詔定官吏員數，分品從官職，品如正一品、正二品，從如從一品、從二品。給俸祿，頒公田。太祖實錄，洪武十年十月辛酉，制賜百官公田，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。是國初此制未廢，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，而但折俸鈔，實錄會典皆不載。其數復視前代為輕，始無以責吏之廉矣。先師有言，忠信重祿所以勸士。無養廉之具，而責人之廉，萬萬不能。漢制，官最卑者食祿百石，名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，實歲百八十餘石也。唐宋自俸田外，又有職田，春冬衣仗身人役等，以優其力，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。夫既厚祿之，而猶貪污不法，置之重典，夫復何辭！當今制祿，視前代已薄。兵興以來，又加裁省，官於京師者，輿從衣裘常苦不給。頃奉朝廷特恩，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給全俸，仰見體群臣之厚意。更願沛發德音，斟酌古今，增其祿餼，臣下見優恤如此其厚，無不人人感奮，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。國朝常俸外，倍給養廉銀。顧名思義，臣下宜何如感奮。
宣宗實錄，宣德八年三月庚辰，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，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，每石減舊數，折鈔一十五貫。以十分為率，七分折與官絹，每匹准鈔四百貫。三分折與官綿布，每匹准鈔二百貫。從之。初建議，與少師蹇義等謀，義等力言不可，曰，仁宗皇帝在春宮久，深知官員折俸之薄，故即位特增數倍，此仁政也，豈可違之。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，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來各五斗，雜職及吏並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斗，無家屬者各斗五升，並准俸糧之支鈔者。初欲每石減作十貫，聞義等言，乃作十五貫。按洪熙元年閏七月，尹松言，官員俸祿以鈔折米，四方米價貴賤不同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，六七十貫者有之。則是時折鈔猶准米價。白而行之，而小官不足者多矣。已上實錄文。
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，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，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。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，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。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，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，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，今增十貫，為二十五貫。十二年四月丙辰，乃減為十五貫。景泰七年二月甲辰，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。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，景泰七年折俸鈔俱准給銀，從戶部奏請，以官庫鈔少故也。成化二年三月辛亥，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。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，後因戶部裁省，定為十五貫。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，從之。時鈔法久不行，新鈔一貫，時估不過十錢，舊鈔僅一二錢，甚至積之市肆，過者不顧。以十貫鈔折俸一石，則是斗米一錢也。小吏俸薄，無以養廉，莫甚於此。成化七年十月丁丑，戶部請以布一匹，准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。舊例，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，上半年給鈔，下半年給蘇木、胡椒。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，京庫椒木不足，甲字庫多積綿布。以時估計之，闊白布一匹可准鈔二百貫，請以布折米，仍視折鈔例，每十貫一石。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，漸減至十貫。是時鈔法不行，鈔一貫直二三錢，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。至是又折以布，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，而折米二十石，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。自古百官俸祿之薄，未有如此者。後遂為常例。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，或折以鈔布。百官所受俸亦米也，或折以鈔。其後鈔不行，而代以銀。於是糧之重者愈重，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。而俸之輕者愈輕，其弊在於以鈔折米，以布折鈔，以銀折布，而世莫究其源流也。
正統六年二月戊辰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，臣聞之書曰，凡厥正人，既富方穀。今在外諸司文臣，去家遠任，妻子隨行。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，薄者一石、二石，又多折鈔。九載之間，仰事俯育之資，道路往來之費，親故問遺之需，滿罷閑居之用，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，而陷於罪者多矣。乞敕廷臣會議，量為增益，俾足養廉。如是而仍有貪污，懲之無赦。事下行在戶部，格以定製，不行。
北夢瑣言，唐畢相諴家本寒微。其舅為太湖縣伍伯，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。相國恥之，俾罷此役，為除一宮。累遣致意，竟不承命。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，參辭日，於私第延坐，與語期為落籍，津送入京。楊令到任，具達臺旨。伍伯曰，某下賤，豈有外甥為宰相邪？楊令堅勉之，乃曰，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，蓋如今之工食。苟無敗闕，終身優渥，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？楊令具以聞，相國嘆賞，亦然其說，竟不奪其志也。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，宜乎臺皂之微皆知自重。乃信漢書言，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，不敢枉法，妄繫留人。誠清吏之本務。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，真不知治體之言矣。
助餉
人主之道，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。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，然後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，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。舊唐書柳渾傳，渾為宰相，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，先朝名臣，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，京城隋朝舊第，季羔一家而已。今被堂侄伯強進狀，請貨宅，召市人馬，以討吐蕃。一開此門，恐滋不逞。討賊自有國計，豈資僥幸之徒，且毀棄義門，虧損風教。望少責罰，亦可懲勸。上可其奏。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，不受伯強之獻，後之人君可以思矣。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，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，上以國用稍集，卻之，仍詔，今後富民不許陳獻。嗟夫，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？
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，猶是勸之以爵。今乃怵之以威，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，而署其門曰，此房實賣，都城之中十室而五，其不祥孰甚焉。南唐書言後主之世，以鐵錢六權銅錢四。而行至其末年，銅錢一直鐵錢十。比國亡，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。嗚呼！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。
賊犯京師，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，軍餉告絀，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。其略曰，親郊乃雍容之事，唐宗尚有崇韜。出塞本徼幸之圖，漢武尚逢卜式。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。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，而神京淪喪，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，雖多財奚益哉！
洪武十五年七月，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，有司以進於朝。上曰，民得金，而朕有之，甚無謂也。命歸之民。實錄。天啟初，遼事告急，有議及捐助者。朝論以為教猱昇木。而六年十二月，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。奉旨，詹以晉垂涎賤價，規奪寺業，可削籍為民，仍令自行修理寺宇，田有變佃為民業者，責令贖還本寺，以為言利錙銖之戒。以權奄之世，而下有此論，上有此旨，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。
館舍
讀孫樵書褒城驛壁，乃知其有沼、有魚、有舟。讀杜子美秦州雜詩，又知其驛之有池、有林，有竹。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。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，其城郭必皆寬廣，街道必皆正直，廨舍之為唐舊創者，其基址必皆宏敞。宋以下所置，時彌近者，制彌陋。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，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。
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，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，纖毫盡歸之於上，而吏與民交困，遂無以為修舉之資。延陵季子游於晉，曰，吾入其都，新室惡而故室美，新牆卑而故牆高，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。說苑。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。
漢制，官寺鄉亭漏敗，牆垣阤壞不治者，不勝任，先自劾。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。
街道
古之王者，於國中之道路，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。於郊外之道路，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，合方氏達之天下，使之津梁相湊，不得陷絕。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，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。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，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，而達其道路。則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無不蕩蕩平平者矣。晉文之霸也亦曰，司空以時平易道路。而道路若塞，川無舟梁，單子以卜陳靈之亡。自天街不正，王路傾危，塗潦遍於郊關，污穢鍾於輦轂。詩曰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，睠言顧之，澘焉出涕。其斯之謂與？
說苑，楚莊王伐陳，舍於有蕭氏。謂路室之人曰，巷其不善乎，何溝之不浚也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，此以知其勤民也。
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，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絕車牛，不許於天津橋來往。明制，兩京有街道官，車牛不許入城。
官樹
周禮野廬氏，比國郊及野之道路、宿息、井、樹。國語，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，列樹以表道，立鄙食以守路。釋名曰，古者列樹以表道，道有夾溝以通水潦。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，以記里至，以蔭行旅。是以南土之棠，召伯所茇。道周之杜，君子來游。固已宣美風謠，流恩後嗣。子路治蒲，樹木甚茂。子產相鄭，桃李垂街。下至隋唐之代，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，猶是人存政舉之效。近代政廢法馳，任人斫伐，周道如砥，若彼濯濯，而官無勿翦之思，民鮮侯旬之芘矣。續漢百官志，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、路寢、宮室、陵園土木之功，並樹桐梓之類，列於道側。是昔人固有專職。三輔黃圖，長安御溝謂之楊溝，謂植高楊於其上也。後周書韋孝寬傳，為雍州刺史。先是，路側一里置一土堠，經雨頹毀，每須修之。自孝寬臨州，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，既免修復，行旅又得芘蔭。周文帝後問知之，曰，豈得一州獨爾，當令天下同之。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，十里種三樹，百里種五樹焉。唐王維詩云，槐柳陰陰到潼關。冊府元龜，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，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。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。代宗永泰二年正月，種城內六街樹。中朝故事曰，天街兩畔槐木，俗號為槐衙，曲江池畔多柳，亦號為柳衙，以其成行排立也。韋應物詩云，垂楊十二衢，隱映金張室。舊唐書吳湊傳，官街樹缺，所司植榆以補之。湊曰，榆非九衢之玩，命易之以槐。及槐陰成，而湊卒，人指樹而懷之。周禮朝士注曰，槐之言懷也，懷來人於此。淮南子注同。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。
橋梁
唐六典，凡天下造舟之梁四，河則蒲津、太陽、河陽，洛則孝義。石柱之梁四，洛則天津、永濟、中橋，灞則灞橋。木柱之梁三，皆渭水，便橋、中渭橋、東渭橋。巨梁十有一，皆國工修之，此舉京都之衝要。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。其大津無梁，皆給船人，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。今畿甸荒蕪，橋梁廢壞，雄莫之間，秋水時至，年年陷絕，曳輪招舟，無賴之徒籍以為利。潞河渡子勒索客錢，至煩章劾。司空不修，長吏不問，亦已久矣。成化八年九月丙申，順天府府尹李裕言，本府津渡之處，每歲水漲，及天氣寒冱，官司修造渡船，以便往來。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，私造渡船，勒取往來人財物，深為民害，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。從之。況於邊陲之遠，能望如趙充國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，令可至鮮水，從枕蓆上過師哉。五代史，王周為義武節度使，定州橋壞，覆民租車。周曰，橋梁不修，刺史過也。乃償民粟為治其橋。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。
人聚
太史公言，漢文帝時，人民樂業。因其欲，然能不擾亂，故百姓遂安，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。史記律書。劉寵為會稽太守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見吏，龐眉皜髮之老未嘗識郡朝。後漢書循吏傳。史之所稱，其遺風猶可想見。唐自開元全盛之日，姚宋作相，海內昇平。元稹詩云，戍煙生不見，村豎老猶純。此唐之所以盛也。至大暦以後，四方多事，賦役繁興、，而小民奔走官府，日不暇給。元結作時化之篇，謂人民為征賦所傷，州里化為禍邸。此唐之所以衰也。宋熙寧中，行新法，蘇軾在杭州作詩曰，贏得兒童語音好，一年強半在城中。衰敝之政自古一轍。子少時見山野之氓，有自首不見官長，安於畎畝，不至城中者。洎於末造，役繁訟多，終歲之功半在官府，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，頭枕衙門眠之諺。見曹縣誌。已而山有負嵎，林多伏莽，遂捨其田園，徙於城郭。又一變而求名之士，訴枉之人，悉至京師，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，錐刀之末將盡爭之，五十年來，風俗遂至於此。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，必在制民之產，使之甘其食，美其服，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？
人聚於鄉而治，聚於城而亂。聚於鄉則土地辟，田野治，欲民之無恒心，不可得也。聚於城則徭役繁，獄訟多，欲民之有恒心。不可得也。
昔在神宗之世，一人無為，四海少事。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，大抵通籍之官，其僕從亦不過三四，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。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，市朝生草。鹽鐵論。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，而各挾一藝，未至多人，衣食所須，其求易給。自東事既興，廣行召募，雜流之士哆口談兵，九門之中填馗溢巷，至於封章自薦，投匭告密，甚者內結貂璫，上窺顰笑，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。詩曰，我生之初，尚無為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。興言及此，每輒為之流涕。
欲清輦轂之道，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。
訪惡
尹翁歸為右扶風，縣縣收取黠吏豪民，案致其罪，高至於死。收取。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，及出行縣，不以無事時。其有所取也，以一警百，吏民皆服，恐懼，改行自新。所謂收取人，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。武斷之豪，舞文之吏，主訟之師，皆得而訪察之。及乎濁亂之時，遂借此為罔民之事。矯其敝者乃並訪察而停之，無異因噎而廢食矣。
傳曰，子產問政於然明，對曰，視民如子，見不仁者誅之，如鷹鸇之逐鳥雀也。是故誅不仁，所以子其民也。
說苑，董安于治晉陽，問政於蹇老。蹇老曰，曰忠、曰信、曰敢。董安于曰，安忠乎？曰，忠於主。曰，安信乎？曰，信於今。曰，安敢乎？曰，敢於不善人。董安于曰，此三者足矣。
鹽鐵論曰，水有猵狚池魚勞，國有強禦齊民消。
盜賊課
史記酷吏傳，武帝作沈命法曰，群盜起不發覺，發覺而捕弗滿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，主者皆死。其小吏畏誅，雖有盜不敢發，恐不能得，坐課累府，府亦使其不言，故盜賊浸多，上下相為匿，以文辭避法焉。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，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。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，勃海、遼東盜賊並起，上書自請治之。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，口五十萬以上，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，漢紀作十七人。他課諸事亦略如此。久處閑郡，願徙治劇。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，而以為郡內清治。紀云，敞為太守，郡內清治。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？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，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，乃能勝之。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，皆驅之歸於南畝。卒之吏稱其職，民安其業。是則治天下之道，有不恃法而行者，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。
後漢書光武紀紀，建武十六年，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，在所害殺長吏。郡縣追討，到則解散，去復屯結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。上乃遣使者下郡國，聽群盜自相糾擿，五人共斬一人者，除其罪。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，皆勿問，聽以禽討為效。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，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，皆不以為負，但取獲賊多為殿最，注，殿，後也，謂課居後也。最，凡要之首也，謂課居先也。唯蔽匿者乃罪之。於是更相追捕，賊並解散，徙其魁帥於他郡。賦田受稟，使安生業。自是牛馬放牧，邑門不閉。光武精於吏事，故其治盜之方如此。天下之事得之於疏，而失之於密，大抵皆然，又豈獨盜賊課哉！
禁兵器
王莽始建國二年，禁民不得挾弩鎧，徙西海。隋煬帝大業五年，制民間鐵叉、搭鉤、刃之類皆禁絕之，尋而海內兵興，隕身失國。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，敕中外，凡漢民持鐵尺、手撾及杖之有刃者，悉輸於宮。六月戊申，括諸路馬，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，漢民悉入官。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，括天下馬，一品、二品官許乘五匹，三品三匹，四品、五品二匹，六品以下皆一匹。陳天祥傳，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，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。天祥命以十家為甲，十甲為長，弛兵器，以從民便，境內遂平。其後代者務更舊政，治隱匿兵者甚急，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，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。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，禁漢人、南人、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，凡有馬者拘入官。已而群盜充斥，攻陷城邑。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，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，每州添設判官一員，每縣添設主薄一員，專率義兵以事守禦。故劉文成有詩曰，他時重禁藏矛戟，今日呼令習鼓鼙。嗚呼，予視天下，愚夫愚婦，一能勝予。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。
漢武帝時，公孫弘奏言，禁民毋得挾弓弩。吾丘壽王難之，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。今陛下昭明德，建太平，宇內日化，方外鄉風。然而盜賊猶有者，郡國二千石之罪，非挾弓弩之過也。誠能明教化之原，而帥之以為善，保家之道，則家有鶴膝，戶有犀渠，適足以誇國俗之強。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。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。
水利
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，凡一渠之開，一堰之立，無不記之。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，亦可謂詳而有體矣。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，興期月之役。而志之所書。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，豈非太平之世，吏治修而民隱達，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。至於河朔用兵之後，則以催科為急，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？然自大暦以至咸通，猶皆書之不絕於冊。而今之為吏，則數十年無聞也已。水日乾而土日積，山澤之氣不通，又焉得而無水旱乎？崇禎時，有輔臣徐光啟作書，特詳於水利之學。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，傳曰，雨者，水氣所化。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。夫子之稱禹也曰，盡力乎溝洫。而禹自言亦曰，浚畎澮，距川。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，而不遺乎其小如此。自乾時著於齊人，枯濟徵於王莽，古之通津巨瀆，今日多為細流，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，年年告病矣。三代溝洫之利，其小者民自為也，其大者官所為也。溝洫所起之土，即以為道路。所通之水，即以備旱潦，故溝洫者，萬世之利也。後世慮其棄地之多，而實無多也。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，其為溝畛者八尺而已。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，其為洫與塗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。通計所棄之地，二百分之一而弱也。今更新為之，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，則更非甚難之事也。斌觀甽田之法，一尺之甽，二尺之遂，即耕而即成者也。今蘇湖之田，九月種麥，必為田輪，兩輪中間深廣二尺。其平闊之鄉，萬輪鱗接，整齊均一，彌月悉成。古之遂逕豈有異乎？設計其五年而為溝澮，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，田首之步之為百八十丈者，家出三人，就地築土，二日而畢矣。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，廣深三溝，其長十之，料工計日，三日而半，七日而畢矣。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為澮，廣深三洫，其長百溝，料工計日，一旬而半，三旬而畢矣。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，其就必矣。及功之俱成，民甽田以為利。一歲之中，家修其遂，眾治其溝洫，官督民而浚其澮，有小水旱可以無饑，十分之饑可救其五，故日萬世之利也。百姓一夫失業則饑，十日失穀則殍。此宜其家自為生，人自為力矣。乃終歲墾田，而仍饑以殍者，一則以歲之不時，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。歲之不時，人所莫能為也。溝洫之不治，農民莫能為，官可齊其力而為之也。其不為者，蓋時無大水旱，則坐視為不必為。及水旱至，而拯恤不逞，又萬萬無可為者。加以民食之盈絀必數年而後見，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，事無近功，官無嚴課，故吾民之死生饑飽一聽命於不可知之歲，而曾無十一之防，百一之救也。斌謂救荒無善策，為溝洫於未荒之時，此豫救之策也。即為溝洫寸救荒之時，使饑民即功而就食，此一救而兩救之策也。然而土異形，人異習，按方尺之圖，動十萬之眾。如漢武帝之輕用力士，坐廣廈之內，度溪谷之外。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，則固不可為也。即春議經界，秋議遣使，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，而仍無纖毫之益於民者，亦名美而不足恃也。故為溝洫，必訪求於鄉耆里長而總其事於郡守，責其成於縣令，分其任於縣丞主簿，則親而不擾，久而必成。今集四境之耆長，體訪以人情地勢，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，准里計日，具圖以作其功。有廢地可以溝通者，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為之。官助其不足，田成而授其人，五年而起科，畝十而當一。有溝洫，其業田為永利者，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。官均其力，春夏作五日，秋作十日，冬作二旬，丞薄親董之，令一作一視，先成者籍而存於官，其未成者簿志之，至來歲續而畢焉。民田一頃，聽溝地半畝，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。田不及頃，則任力而不聽。田二十畝以下者，貰其力。蓄泄之利，兩邑共之，則郡守責其兩令。令或代去，則交其簿于受代之人。凡縣令置農田課，郡守察之，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。蘇湖之民善為水田，春收豆麥，秋收禾稻，中年之入概得三石。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，則以無為水田者也，凡穀之種，禾稻倍入種稻之田，水田又倍。西北土性高燥，宜麥宜粱。所在低平之田即為下產，以其非粱麥之性，而雨澤一過，水無所注故也。誠能勤行相度，分年規地，仿溝洫之意，備蓄泄以為水田，種禾稻以佐晚熟，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為害者，必轉以為利矣。且為溝洫，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。以民田興民利，不遣使，不起徒，不招流戶，视其大小功力，隨作隨成，有小水旱，此豐而彼歉，則鄰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為之者，勿憂其事之難於慮始也。南北異方，高下異勢，燥濕異性，故旱田之不可為水，猶水田之不可為旱也。令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，是第知言水利。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為利也。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，則西北旱田亦利，其何減於東南？何則？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於東南，且穀之種類繁多，有宜五種者，有宜四種者，有宜三種者，周原膴膴，土脈厚而水源深，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，所患者惟水與旱耳。溝洫修而水旱有備，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於東南，且什伯而無算矣。或疑井田既廢，欲復遂人之法，勢有所不行，是又不然。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。觀周禮遂人之法，原與稻人之法不同，稻田不可一日無水，故以瀦畜之，以防止之，以遂均之矣，必以列捨之而後以澮寫之焉。旱田則潦之為患者十之六七，旱之為患者十之二三，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，其實皆溝也。揆先王為溝洫之本意，第欲使水多之年，水行溝中而不泛。水少之年，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。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為行水之區，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為畜水之所，疏其節，闊其目，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，而已獲溝洫之利矣。
龍門縣，今之河津也。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，貞觀十年築。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，二十三年，縣令長孫恕鑿。溉田良沃，畝收十石。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，亦恕所鑿。有龍門倉，開元二年置，所以貯渠田之入，轉般至京，以省關東之漕者也，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。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，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。而唐人行之，竟以獲利。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，存乎其人而已。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，不亦誣乎。
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，開元八年十月詔曰，昔史起溉漳之策，鄭白鑿涇之利，自茲厥後，聲塵缺然。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，智形未兆。匪躬之節，所懷必罄。奉公之道，知無不為。頃職大農，首開溝洫。歲功猶昧，物議紛如。緣其忠款可嘉，委任仍舊。暫停九列之重，假以六條之察。白藏過半，績用斯多。食乃人天，農為政本。朕故茲巡省，不憚祁寒，將申勸恤之懷，特冒風霜之弊。今原田彌望，畎澮連屬，由來榛棘之所，遍為秔稻之川，倉庾有京坻之饒，關輔致畝金之潤。本營此地，欲利平人，缘百姓未開，恐三農虛棄，所以官為開發，冀令遞相教誘。功既成矣，思與共之。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，比來召人作主，亦量准頃畝割還。其官屯熟田，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，自辦功力能營種者，准數給付，餘地且依前官取。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賜帛三百匹。冊府元龜。本傳，師度既好溝洫，所在必發眾穿鑿，雖時有不利，而成功亦多。讀此詔書，然後知無欲速，無見小利二言，為建功立事之本。孫叔敖決期思之水，而灌雩婁之野，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。淮南子。魏襄王與群臣飲酒，王為群臣祝曰，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。文侯時，西門豹為鄴令。史起進曰，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，鄴獨二百畝，是田惡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門豹不知用，是不智也。知而不興，是不仁也。仁智豹未之盡，何足法也。於是。以史起為鄴令，引漳水溉鄴，以富魏之河內。史記。按後漢書安帝紀，元初二年正月，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。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。為人君者，有率作興事之勤，有授方任能之略，不患無叔敖、史起之臣矣。
漢書，召信臣為南陽太守，為民作水，約束刻石，立於田畔，以防紛爭。晉書，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，修召信臣遺跡，分疆刻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。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。
洪武末，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，集吏民，乘農隙修治水利。二十八年，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，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，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。此聖祖勤民之效。
雨澤
洪武中，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。蓋古者龍見而雩，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。承平日久，率視為不急之務。永樂二十二年十月，仁宗即位。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，上曰，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，欲前知水旱，以施恤民之政，此良法美意。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，上之人何由知？又欲送給事中收貯，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。如此徒勞州縣何為。自今四方所奏雨澤，至即封進，朕親閱焉。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。嗚呼，太祖起自側微，昇為天子，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，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，故其留心民事如此。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，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。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，天災格而不聞，民隱壅而莫達，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。民親而國治，有以也夫。
河渠
黃河載之禹貢，東過洛汭，至於大伾。北過洚水，至於大陸。又北播為九河，同為逆河入於海者，其故道也。漢元光中，河決瓠子東南，注鉅野，通於淮泗。武帝自臨，發卒數萬人塞之，築宮其上，名曰宣防。導河北行，復禹舊跡，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。自漢至唐，河不為害幾及千年。按此說大非，復禹舊跡，無水災，此史記河渠書之文。若溝洫志則續之曰，自塞宣房後，河復北決於館陶，分為屯氏河。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，河水別出為屯氏河，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。雖不知的在何年，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。余嘗謂禹之時，河自碣石入海，至周定王五年，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，此一變也。漢武元封後，宣帝地節前，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，此又一變也。古今大事，而亭林亦末考及耶？田蚡言，江河之決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強塞，強塞之未必應天。此老成謀國之言。當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，故沮塞河之役，其實非公論也。五代史，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，滑州河決，浸汴、曹、濮、單、鄆五州之境，環梁山，合於汶水，與南旺蜀山湖連，彌漫數百里，河乃自北而東。宋史，熙寧八年七月乙丑，河大決於澶州曹村，北流斷絕，河道南徙，東彙於梁山張澤濼。分為二派，一合南清河入於淮，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。又自東而南矣。元豐以後，又決而北。議者欲復禹跡，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。宋史河渠志序曰，自滑臺、大伾嘗兩經泛溢，復禹跡矣。一時奸臣建議，必欲回之，俾復故流，竭天下之力以塞之，屢塞屢決，至南度而後，貽其禍於金源氏。降及金元，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。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。自中牟以下奪汴，徐州以下奪泗，清口以下奪淮，凡三奪而後注於海。今歲久，河身日高，淮泗又不能容矣。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，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，不獨以害民生，妨國計，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。
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，四瀆視諸侯。謂之瀆者，獨也，以其獨入於海，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。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，蓋合二瀆而為一也。自宋以前，河自入海，尚能為并河州郡之害，況今河淮合一，而清口又合汴、元本作沁，誤。泗、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。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，黃河不循故道，並流入洛是為妄行。曩時河水猶有所瀦，如鉅野、梁山等處。猶有所分，如屯氏、赤河之類。雖以元人排河入淮，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。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，而無涓滴之滲漏矣。邵國賢作治河論，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，允治其功，可謂盛矣。以今觀之，其所空之地甚廣，所處之勢甚易，所求之效甚小。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，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，所處之勢乃難於禹，所求之功乃大於禹。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，分播合同，隨其所之而疏之，不與爭利，故水得其性，而無沖決之患。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，必得方尺乃能容之，其勢然也。河自大伾以上，水之在杯者也。大伾以下，水之在地者也。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，大禹不能，而況他人乎。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，官亭民舍相比而居，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，今人皆為吾有。蓋吾無容水之地，而非水據吾之地也，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。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。禹之治水隨地施功，無所拘礙。今北有臨清，中有濟寧，南有徐州，皆轉漕要路。而大梁在西南，又宗藩所在。左顧右盼，動則掣肘。使水有知，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，況水無情物也，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？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。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，此外無求焉，今則賴之以漕。不及汴矣，又恐壞臨清也。不及臨清矣，又恐壞濟寧也。不及濟寧矣，又恐壞徐州也。使皆無壞也，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。了是數者，而後謂之治。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。方輿紀要一段云，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，而乃使淮助河勢，河扼淮勢也？則合流之後，海口即大辟。蓋河不旁決，正流自深，得淮羽翼而愈深，是用淮於河矣。與邱邵諸公之論絕異。繇二文莊之言觀之，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，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，以塞目前之責而已，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。至於今日，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。嗚呼！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。二文莊之言，自是前明治河得失。
禹貢之言治水也，曰播，曰瀦。水之性合則沖，驟則溢。故別而疏之，所以殺其沖也，又北播為九河是也。旁而蓄之，所以節其溢也，大野既瀦是也。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，然後鍾美可以豐物，流惡可以阜民，而百姓之利，繇是而興矣。禹之治水也，使由地中行，無所謂防也。言防而勞費無已，遂為國家之大患矣。河為北條之川，由洚水大陸，播九河，同為逆河以入海者。禹之故跡，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。東漢以後，河由千乘入海，即今之大清河也。自唐至宋金，皆由此道。金元之間，河漸南決，始合汴泗淮以入於海，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，而北條之水既為南條矣。其兩岸之堤歲增月益，高於民田廬舍，且與城平矣。水之性就下，不使由地中行，而使出地上，欲其無決溢之害，不亦難乎！今之言河防者，以潘季馴為師。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泄，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。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，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，非古有是言也。禹之治河，釃為二渠，疏為九道，順其性而導之注海，何嘗不可分乎？塞其支流，束之使歸於一，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，其計固已左矣。古人云，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。謂河不宜分，而增堤以禦之，一朝潰溢，堤不能禦，又糜國帑以塞之，僥幸成功，而官吏轉受重賞，此國之巨蠹也。季馴之法，守之百五十年，而其效如此，謂之習知河務，吾不信也。禹廝二渠，以引其河北，載之高地，播為九河，同為逆河入於海。水性就下，而載之高地何也？曰，水性者，所以為治也善以其性，為治者當謹節而慎用之。若高而驟下，後將無可復下，驟下為妄用其力於無用之地，無可復下，勢必浸淫渙散，歸墟不暢，下壅上潰矣。河至大伾，南岸山勢盡，地平衍，土疏易流，所以數敗也。廝渠載之高地，西迫大山，山根土堅實無敗。而其要尤在節就下之性，不使徑盡，蓄全力以歸墟，疏為九河，所以澄之也。同為逆河，所以激之也，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。近世言治河者，皆主以水攻沙，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。夫水之性固必就下，而下有辨。載水者，地也，而行地者，水也。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，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。海之處地下於河，不問可知也，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平。海水清而渟，河水濁而駛。清則輕而揚，濁則重而墜。河入海輒伏行，伏行則四面皆為海水所距，迅下之力什不存三，是以入海數十里後，無不中起尖淤，兩旁分泄者，其勢固然也。若能使河水常高於海水，則鋪行海面，而其去勢當益遠矣。即不能，當使其漸下而不驟。即不能，當使其落前勢長，落後路短。勢長則水力全，路短則人力省。此載之高地，同為逆河之指也。近海地既平，河不窄，則入海無力，所以必為逆河。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，毋寧益廣。度全河之水，計其所容，廣必淺，狹必深。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，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。淺則其高全入海，猶建瓴也。狹則深，深則怒，怒則挾沙多，是毆中國之土入海為尖淤也。廣則淺，淺則澄，澄則挾沙少，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。此疏為九河之指也。善乎，賈讓通其詞曰，毋與水爭地。又恐人不明於水容之說，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證之。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，視今日謂遙堤相去遠矣。然則金堤盡而九河接，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。大陸以上，河水不能不濁，與使入海，孰若留培兗州？於是因勢疏之，其數適九。佔地既廣，淤益澄，流益清。歷年益久，下地益高，逆河入海將益暢，九河堙為平陸。後人嘆禹跡不可復睹，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。今也不然，堤之、障之、逼之、束之，使之無以容其流，而不得不發其怒，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，固無怪其然也。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，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，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，不使之並趨一道。自弘治六年，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，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，乃猶於蘭陽、儀封各開一口而泄之於南。今復塞之，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，欲南不得，唯以一道入淮，淮狹而不能容，又高而不利下，則瀕歲決於邳宿以下，以病民而妨運。而邳宿以下，左右皆有湖陂，河必從而入之。吾見劉貢父所云，別穿一梁山濼者，將在今淮泗之間。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。
河政之壞也，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，而佔佃河旁汀澤之地，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，然後水無所容，而橫決為害。賈讓言，古者立國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遺川澤之分，度水勢所不及。大川無防，小水得入陂障，卑下以為汗澤，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，故曰，善為川者決之使道。又曰，內黃界中有澤，方數十里，環之有堤。往十餘歲，太守以賦民，民今起廬舍其中，此臣親見者也。元史河渠志謂，黃河退涸之時，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。忽遇泛溢，水無所歸，遂致為害。由此觀之，非河犯人，人自犯之。予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，古時瀦水之地，無尺寸不耕，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。近有一壽張令修志，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，其虛言八百里，乃小說之惑人耳。此並五代、宋、金史而未之見也。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，滑州河決，浸汴、曹、濮、單，鄆五州之境，環梁山，合於汶水，與南旺蜀山湖連，彌漫數百里。宋史宦者傳，梁山濼，古巨野澤，綿亙數百里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。金史食貨志，黃河已移故道，梁山濼水退，地甚廣，遣使安置屯田。沙灣未築以前，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為泄。書生之論，豈不可笑也哉！
陸文裕續停驂錄曰，河患有二，曰決、曰溢。決之害間見，而溢之害頻歲有之。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，亦小補耳。且當歲歲為之，其勞其費可勝言哉。今欲治之，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。先作湖陂以瀦漫波。其次則濱河之處，仿江南圩田之法，多為溝渠，足以容水。然後浚其淤沙，由之地中。而潤下之性、必東之勢得矣。
按文裕之意，即賈讓之上中二策，而不敢明言。賈讓言，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，決黎陽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河西薄大山，東薄金堤，勢不能遠泛濫，期月自定。難者將曰，若如此，敗壞城郭、田廬、冢摹以萬數，百姓怨恨。今瀕河十郡，治堤歲費且萬萬，及其大決，所殘無數。如出數年治河之費，以業所徙之民。遵古聖之法，定山川之位。且大漢方制萬里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。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載無患，故謂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殺水怒，雖非聖人法，然亦救敗術也。嗟夫，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，其孰能排眾多之口，而創非常之原者哉。
平當使領河堤，奏按經義治水，有決河深川，而無堤防壅塞之文。宋開寶之詔亦曰，朕每閱前書，詳究經瀆。至若夏后所載，但言導河至海，隨山浚川，未聞力制湍流，廣營高岸。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塞二事。箕子答武王之訪，首言鯀堙洪水，汨陳其五行，帝乃震怒。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，非其人之願為鯀，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，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。崔瑗河堤謁者箴，導非其導，堙非其堙，八野填淤，水高民居。
因河以為漕者，禹也。壅河以為漕者，明人也。故古曰河渠，今曰河防。
聞之先達言，天啟以前，無人不利於河決者。侵克金錢，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，無所不利。支領工食，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閑無食之人，無所不利。其不利者，獨業主耳。而今年決口，明年退灘，填淤之中，常得倍蓰，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於是頻年修治，頻年衝決，以馴致今日之害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國家之法使然，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。
不獨此也。彼都人士，為人說一事，置一物，未有不索其酬者。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，一差遣，未有不計其獲者。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，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。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，使之先義而後利，終不可以致太平。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，急於抑洪水也。元明二代，河勢益趨於南，遂會淮於安東入海。淮為黃所奪，流不能駛，因瀦於洪澤湖，為害益甚。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，導洪澤所注淮水，引七分入清口刷黃，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。外修築高家堰，使束淮有力。內設船疏浚，運河深通。自是數十年無水患，亦所謂因勢利導，故奏功獨多。蓋自宋以來，治河之善，無有過之者。自國初防海寇軼入雲梯關，因於關口分列梅花樁，而海口漸淤。自設葦蕩營於淤地，而海口日塞。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，而淮弱黃緩，清口亦日壅。迄今又數十年，下流之塞者益多，則上流之決者日甚，勢有必然，無足怪者。邇年河水漲溢，即直注洪澤，於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，湖身既不能容，又黃水挾沙淤墊，洪澤益加淺狹，非東溢高寶，即西注微山，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。禹之治河也，播九河，釃二渠，以河流湍悍，故分河以殺其勢，導河北行，其所入之水猶少。自是以後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。唐元和中，開古黃河於黎陽，以決舊河水勢，而滑州遂無水患。由宋及明中葉，河水東南行，而宋分二派，元有三汊。明於濮汜之間，蘭陽、儀封之境，尚各有支渠，不使並行一道。今河流既歸於一，又自中牟以下合汴，徐州以下合泗，清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，以助其勢，奔騰迅激，自數倍於禹時。乃專恃一海口以為尾閭之泄，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，如是而欲河不為患，是必今之治水者愈於禹而後可也。故欲除河患，必先探其原，悉其委。其發也有自來，則上流當多開引河，以殺其湍。其歸也有所瀦，則下流當廣辟海口，以暢其流。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，始達於海。合則勢強而衝突，分則力弱而安流，其勢然也。為今之計，當先於河南、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，相度形勢，因其高下，分導其流。引湍悍者陂為支河，捐卑下者瀦為大澤，疏其淤而泄其漲，則上流有所分，而衝決之患自減。至安東海口，雖多淤塞，然今漕標六營，如東海之鶯游門，佃湖之灌湖口，廟灣之窈港，小關之野潮洋，鹽城之新洋、斗牛二港，凡諸海口並去河不遠，引而分注，為力甚易。又葦蕩營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，今已淤塞數十里，開之難以施功，聽之貽害無已，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，撤屯聚之兵民，任河流之泛濫，則海口既復，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。然此猶其小者。夫河性無常，南流已六百餘年。今南河日淤，高於北岸矣。水性就下，當順其勢而利導之。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、山東犬牙相錯，當先以水平測量，定其高下。其封邱險口，金龍為最，昔時北流舊跡尚有存者。若決金龍口，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，合滹沱諸水，借以刷沙，達之天津，以復北流故道，南北分流，河患自減矣。河非可治也，亦順其自然，導之而已。今之河更無事治也，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。何者？河合淮，非其所欲也，縱下流多開支河，以殺其勢，而不使別於淮，終為淮之害，而亦非河之利也。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無患，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。而順其自然，惟在使之別淮，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。其策惟何？亦曰，改其流，廣其身，深其臀，不與水爭地而已。所謂改其流者，非別開河也。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，分黃水入中河濟運，北直駱馬湖，支流為十字河。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，固黃河別淮，由石濩湖東歸之正道也。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，建石閘以為運河，使入九龍廟之河，以達中河，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。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、劉老澗，辟之使與大河等，以達駱馬湖、茆家河、下流六塘河。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濩湖分為南股北股，二河者開挑為一，以還湖之舊。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，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。即於五丈、義支、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流以達海。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，由黃家觜歸海。最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，毋使復入湖河。如此則河永別於淮矣。或曰，自劉家澗、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，又經河頭集、大口門至沭陽低村，是為歷年議走之港河。又由低村經唐溝、馬廠、湯家澗、穆家橋以達大漣河歸海，計二百六十餘里，不較近於石濩湖乎？然港河久堙，僅有故跡。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濩湖，又河身不寬，辟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，路雖近而費過之，固不如石濩湖之為勝也。至所謂廣其身，深其臀者，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，均不容已也。廣其身，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。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，寬者或三四十里。今河身自清河以西，寬不及十里，窄或僅一二里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。今欲辟兩涯而侈之，即應始於河委之石濩湖。夫石濩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，固甚廣也。自為南北股二河，其中因有民田，又兩畔間有民舍。夫禹導河必棄地，奈何於湖底為田與舍也。今應將田仍復為湖，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民舍，並北股河北之龍溝廟，俱應遷之。北股河北、北皂溝之北隨加挑浚。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皂溝北以為北堤。近南股者輸其上於南股河南之高家溝、沈家集等處以為南堤。如是而湖身廣，即河身廣矣。其下流五丈、義支、六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，即禹貢之九河逆河也，合計之，應共得五六十里，以達海口，庶河之。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患。其自石濩湖以西，由宿遷、邳州、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，凡河身窄者皆辟之，俾如十里、八九里之數，如是而河身不太遠於江，三汛不至橫溢。所謂廣其身，凡以游之云爾。深之法本於大禹浚川之遺制。禹之法不可復知矣，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，而已可奏功。近日有為百龍搜沙之論者，法用龍舟百艘，各於舵後置五尺之版一，竟版以鐵為逆鱗，版面四隅置環，以繫鐵索，舵尾二人守之，令高下提放，以搜積沙。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，令二人以足轉之。舟行不論上下，帆風推輪，使逆鱗觸沙，隨流入海。又於海口搜之，使無阻滯。此其法甚良矣，今更因而潤澤之。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，百艘八百人，五艘則一武弁督之。今請於春夏秋三時，督令為雁行者十，每日行舟搜沙。於秋末、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，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，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，悉以其土加厚舊堤。如是歲行之以為常，水行地中，不復增堤，河身可無淺淤之患，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。三策相濟為用，實萬世無疆之休也。難者或曰，棄南北股二河之田，如虧國課何？不知以湖為田，雖無異漲亦遭淹沒，安從得國課也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，議蠲議賑不下數百萬，今永除此有名無實之額，以一年賑費給所徒之民有餘，而河患既息，將千餘里禾稼無傷，增穀粟數百萬斛，即可省數百萬之蠲賑，是乃大益國課也。難者又曰，辟河夫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，費帑得毋太甚？夫每年治河夫役，其數繁矣。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，於水涸時並力興工，其役宜敷於用，且既辟之後不必復辟，所謂一勞永逸者也。至搜沙兵丁工食，不宜從輕，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，百艘不過三萬二千，夕造舟、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，不及十萬。行之既效，則每年搶修諸費萬省，而沿河冗員可裁。今查江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，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兩，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，皆江南每年常額，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。今搜沙之費不及十萬，其省帑又何如也？自海口至鞏縣界，河道遼遠，若百舟不足，即倍其數，亦不及二十萬，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，功費之相懸如此。為國計民生慮者，其以芻蕘之言為可采乎？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，信得其道矣。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，沂水發時，沭陽、安東、海州常被其害。今復合大河，恐為害彌甚，奈何？曰如南北二股河還石濩湖之舊，又兼辟河之身而深浚之，則雖沂、沐共歸大河，亦無患矣。必欲與大河別，則由茆家河經河頭集北引入港河，稍遷旁居民，加挑寬深，一勞永逸，萬世之利也。曰，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，必不得已而北，古河故道必擇其一，將從何道可以暢流，並無礙于運乎？臼，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，要不可引歸天津，以漳、衛、汶三水合，不容復益以河也。由張秋而東阿、禹城以至濱州、陽信、蒲臺、利津、海口，此古大清河，即漢千乘故道也。明帝永平年間，德棣之間河播為八，王景因之以成功。歷漢、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。今尋其故道而疏之，河流通暢，可慶安瀾矣。但八河多堙，重加疏浚，厥功匪易。較之由六塘河歸海，費帑為多耳。至欲無礙於運，此尤未易言。運河由南而北，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，張秋南北建石閘，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。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，皆當引黃水濟運，每年不無疏浚淺淤之工。臨清南建石閘，不可更令黃水入北，以淤北河。如此庶可無礙於運。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濟運，亦可永無淺涸之虞。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。此策欲其有利無害，尤須河委多分支河，不然張秋南北舉受大河之害，運道多梗矣。故曰此次策也。曰，身辟至十里，東西千餘里，費帑不貲，雖捐項恐不足以濟，奈何？曰，辟河身非必通身皆辟也。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，各輸其土於四五里外以為厚堤，即以兩堤內為河身，堤內平地較見今河底為低，可以為河，則無俟皆辟，而河身已十里、八九里不等矣。嗣後每於水落時，近河家賦三工，同水丁八百人，協力開挑，輸其土於堤外，遍植宮柳雜木，數年堤高厚如山阜，草木雜根縱橫蟠結，雖有異漲，不能為患矣。夫戰國時，齊與趙魏作堤，皆去河二十五里，兩堤內計五十里。今僅十里，何可復狹？此法無論南歸北歸，皆為至要。不與水爭地，變鞏縣迤東之河為底柱迤西、龍門迤北之河，策莫良於此。難者曰，兩堤內河身十里，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？曰，欲成大功，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，法在處之得其宜耳。且近河必非良田，河身既廣，近堤水亦不深，遍植蘆葦，亦不至棄民利也。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，貧民所居尋丈之地，原非己有，令其徙於堤外，不為過也。曰，堤工穩固，雖不廣河身，亦豈有潰決之患？曰，雖有堅厚石堤能保河之不決，不能保河之不溢也，故徙堤不足恃也。曰，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，得毋怨役之偏重乎？曰，河漲，近河先受其害。果能永無河害，何愛三工也？至沿河沿堤有居民，亦計地以役之。蓋其地屬官，不令出租，雖役之不怨也。江北之水為患者河為大，淮次之。故既治河，即不可不治淮。雖然，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，河既治則淮無事治矣。是故治河即宜治淮，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。何以言之？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。蓋河合淮，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，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？別淮，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，即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。竊嘗論黃淮合清口，築大墩，其害不可勝言也。而其大者有五焉，自清口至雲梯關，淮身為河踞者十去其七，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，其東築大墩直抵中流，以激淮之怒，遏河之南而使之東。夫黃淮水勢無常也，三汛漲溢叵測也。設兩水並強，高堰不守，天長、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為魚鱉。其害一。鳳陽雖土瘠，前古末聞屢災。自清口為黃流所阻，西起潁壽，東至泗州、盱眙，田園廬舍頻遭水淹，蠲賑無虛歲，流亡轉徙不可數計。其害二。大墩之築，藉清刷黃，河漲則疏之歸海，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，故雖遇尋常之漲，沿淮禾稼亦多損傷。其害三。陽城之潁，天息之汝，浚儀之睢，扶溝之渦，皆以淮為尾間。淮流既壅，則眾水不行，歸德、汝寧、陳、許都郡邑常為澤國。前年常開挑大洪等河矣，然下無所泄，雖加浚治，末如之何。水失其常，禍及鄰省。其害四。泗州東逼洪澤，每春月後，城陷水中，官署寄治盱眙。秋冬水落，州民輸納莫肯至，州守於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。其害五。總此五害，遷延歲月，費帑病民，無有底止，得不思變計以為之所哉！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，而害且，則大墩之故也。淮非有需於大墩也，而卒使大墩為害，則河合淮之故也。河合淮，因束淮敵河，斯大墩不得不築，高堰不得不高，而五害遂不可去。故欲去五害，莫如使淮暢流。欲使淮暢流，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。故曰治河即宜治淮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。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，禦寇必於所經之地。今清口，河淮所經，固病源也。河淮不分，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。陳氏以潘季馴束淮刷沙法為善，錢氏痛詆之，以為不習河務。然揆厥理勢，似無以易季馴之策，則文達所說為曲中機宜矣。至百龍搜沙之法創於江陰祝氏錦中，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