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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记
通鉴
兵事
秦楚之际，兵所出入之途，曲折变化，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。以山川郡国不易明，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，一言之下，而形势了然。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，故于项羽，则曰「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」，曰「羽乃悉引兵渡河」，曰「羽将诸侯兵三十餘万，行略地至河南」，曰「羽渡淮」，日「羽遂引东欲渡乌江」；于高帝则曰：「出成皋玉门北渡河」，曰「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」。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，未有过此者。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，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。
司马温公《通鉴》承左氏而作，其中所载兵法甚详，凡亡国之臣、盗贼之佐，苟有一策亦具录之。朱子《纲目》大半削去，似未达温公之意。
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论断，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，惟太史公能之。《平准书》未载卜式语，《王翦传》未载客语，《荆轲传》未载鲁句践语，《晁错传》未载邓公与景帝语，《武安侯田传》未载武帝语，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，后人知此法者鲜矣，惟班孟坚间一有之，如《霍光传》载任宣与霍禹语，见光多作威福；《黄霸传》载张敞奏见祥瑞，多不以实，通传皆褒，独此寓贬，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。
史记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末云：「宣公初志润月。」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，每三十年多一年，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，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？
子长作《史记》，在武帝太初中。《高祖功臣年表》平阳侯下云：「元鼎三年，今侯宗元年。」今侯者，作《史记》时见为侯也。下又云：「征和二年，侯宗坐太子死，国除。」则后人所续也。卷中书征和者二，后元者一。《惠景问候者年表》书征和者一，后元者三。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书征和者二。《汉兴将相年表》有天汉、太始、征和、后元以至昭、宣、元、成诸号，历书亦同。《楚元王世家》书地节二年；《齐悼惠王世家》书建始三年者二；《曹相国世家》书征和二年；《贾谊传》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；《田叔传》、《匈奴传》、《卫将军传》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；《司马相如传》赞扬雄，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而讽一，皆后人所续也。
《河渠书》东海引钜定，《
汉书
沟恤志》因之，「东海」疑是「北海」之误，按《地理志》齐郡县十二，其五曰矩定，下云：「马车读水首受钜定，东北至琅槐入海。」又千乘郡博昌下云：「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。」而《孝武纪》曰：「征和四年春正月，行幸东菜，临大海。三月，上耕于钜定，还幸泰山，修封。」计其道里亦当在齐，去东海远矣。
凡世家多本之《
左氏传
》，其与传不同者，皆当以左氏为正。《齐世家》：「吾大公望子久矣。」此是妄为之说，周之大王，齐之大公，吴之太伯，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。其义一也。
《赵世家》：「赵简子除三年之丧，期而已。」此因《左传》：「降于丧食」之文而误为之解，本无其事。
敬侯十一年，魏、韩、赵共灭晋，分其地，成侯十六年，与韩、魏分晋，封晋君以端氏。此文重出。
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：「敬仲之如齐，以陈氏为田氏，」此亦太史公之误。《奋秋传》未有称田者，至战国时始为田耳。《仲尼弟子传》：「公孙龙，字子石，少孔子五十三岁。」按《汉朽》注：「公孙龙，赵人，为坚白异同之说者，与平原君同时，去夫子近二百年。」殆非也。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，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，而曰「子张、子石请行」，岂甘罗、外黄舍人儿之比乎？《商君传》：「以较为大良造，将兵围魏安邑，降之。」此必安邑字误，其下文曰：「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，献于秦，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」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，安邑，魏都，其王在焉，岂得围而便降？《秦本纪》：「昭王二十一年，魏献安邑。」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，何烦再献乎？《虞卿传》楼昌、楼缓恐是一人，虞卿进说亦是一事。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，或以为听之。太史公两收之，而不觉其重尔。
燕王遗约间书，恐即乐毅事，而传者误以为其子。然以二事相校，在乐毅当日，惠王信谗易将，不得不奔，其后往来复通燕，亦未失故君之礼。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，而遂怼君、绝君，虽遗之书而不顾，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。《屈原传》：「虽放流，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」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，又云：「令尹子兰闻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」则实在顷襄之时矣。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，太史公信笔书之，失其次序尔。
随何说英布，当书九江王，不当书淮南王。归汉之后，始立为淮南土也。盖采之诸书，其称未一。
《淮阴侯传》光云范阳辩士蒯通，后云齐人蒯通，一传互韩王信说汉王语，乃淮阴侯韩信语也，以同姓名而误。
汉书《孝武纪》：「天汉四年秋九月，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，减死一等。」「太始二年九月，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，减死罪一等。」此一事而重见，又同是九月。《高帝功臣表》：「十八侯」位次：一萧何，二曹参，三张敖，四周勃，五樊哙，六郦商，七奚涓，八夏侯婴，九灌婴，十傅宽，十一靳歙，十二王陵，十三陈武，十四王吸，十五薛欧，十六周昌，十七丁夏，十八达。当时所上者战功，而张良、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，故平列在四十七，良列在六十二也。至十八侯赞，则萧何第一，樊哙第二，张良第三，周勃第四，曹参第五，陈平第六，张敖第七，郦商第八，灌婴第九，夏侯婴第十，傅宽第十一，靳歙第十二，王陵第十三，韩信第十四，陈武第十五，达第十六，周昌第十七，王吸第十八，而无奚涓、薛欧、丁复。此后人论定，非当日之功次矣。且韩信已诛死，安得复在功臣之位？即此可知矣。
史家之文多据原本，或两收而不觉其异，或并存而未及归一。《汉书王子侯表》长沙顷王子高，成节侯梁，一卷中再见，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，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，此并存未定，当删其一，而误留之者也。《地理志》于宋地下云：「今之沛、梁、楚、山阳、济阴、东平及东郡之须昌、寿张，皆宋分也。」于鲁地下又云：「东平、须昌、寿张皆在济东，属鲁，非宋地也，当考。」此并存异说以备考，当小注于下，而误连书者也。《楚元王传》刘德，昭帝时为宗正丞，杂治刘泽诏狱，而子《向传》则云：更生父德，武帝时治淮南狱。一传之中自为乖异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、向，欲以为谏大夫。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。《礼乐志》上云：「孝惠二年，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。」下云：「武帝定郊祀之礼，乃立乐府。」《武五子传》止云：「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。」下云：「后八岁，封戾夫人曰戾后，置园奉邑。」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，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，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。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，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！
《天文志》：「魏地，觜、、参之分野也。其界自高陵以东，尽河东、河内，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、㶏疆，新汲、西华、长平，颖川之舞阳、郾、许、鄢陵，河南之开封、中牟、阳武、酸枣、卷，皆魏分也。」按《左传》子产曰：「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。」故参为晋星，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，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，并在河南，于春秋自属陈。郑二国，角、亢、氐之分也，不当并入。魏本都安邑、至惠王始徙大梁，乃据后来之疆土，割以相附，岂不谬哉？《食货志》：「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。」本之《周语》。王弗听，卒铸大钱。此废轻作重，不利于民之事。班氏乃续之曰：「以劝农，赡不足，百姓蒙利焉。」失其指矣。
《地理志》丹阳下云：「楚之先熊绎所封，十八世，文王徙郢。」此误。按《史记楚世家》：「成王封熊绎于楚，居丹阳。」徐广曰：「在南郡枝江县。」《
水经注
》曰：「丹阳城据山跨阜，周八里二百八十步。东、北两面悉临绝涧，西带亭下溪，南枕大江，险峭壁立，信天固也。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。」《地理志》以为吴于之丹阳，寻吴、楚悠隔，缆缕荆山，无容远在吴境，非也。《枚乘传》上云：「吴王不纳，乘等去而之梁。」下云：「枚乘复说吴王。」盖吴王举兵之时，乘已家居，而复与之书，不然无缘复说也。
《杜周传》：「周为执金吾，逐捕桑弘羊、卫皇后昆弟子，刻深。」按《百官表》：「天汉三年二月，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。四年卒。」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，周之卒已四年。又十一年，昭帝元凤元年，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。史家之谬如此。
《上尊传》：「上行幸雍，过虢。」按今之凤翔县乃古雍城，而虢在陕，幸雍何得过虢？当是过美阳之误。且上文固云：「自虢令转守槐里。」兼行美阳令事矣。
《王商传》：「春申君献有身妻，而产怀王。」误，当是幽王。
《外戚传》：「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，葬共王冢次。」按丁姬先已葬定陶，此「及丁姬」三字衍。
汉书二志小字《汉书》地理、艺文二志小字，皆孟坚本文。其「师古曰」、「应劭曰」、「服虔曰」之类，乃颜氏注也。近本《汉书》不刻注者，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。
《续汉郡国志》云：「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，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，今进为大字，新注证发，臣刘昭采集。」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，犹《
后汉
》之细注也；其师古等诸注，犹《后汉》之新注也。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，未曾分别耳。
汉书
不如
史记
班孟坚为书，束于成格，而不得变化。且如《史记淮阴侯传》末载刺通事，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。《淮南王传》中伍被与王答问语，情态横出，文亦工妙，今悉删之，而以蒯、伍合江充、息夫躬为一传，蒯最冤，伍次之，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。
苟悦汉纪苟悦《
汉纪
》改纪、表、志、传为编年，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，间或首尾不备，其小有不同，皆以班书为长，惟一二条可采者。杜陵陈遂，字长子。上微时，与游戏博奕，数负遂。上即位，稍见进用，至太原太守。乃赐遂玺书曰：「制诏太原太守，官尊禄重，可以偿遂博负矣。」妻君宁时在旁，知状。遂乃上书谢恩曰：「事在元平元年赦前。」其见厚如此。《汉书》以「负遂」为「负进」，又曰：「可以偿博进矣。」进乃悼皇考之名，宣帝不应用之。《史记吕不韦传》：「车乘进用不饶。」苟纪为长。元康三年三月诏曰：「盖闻象有罪，而舜封之有庳，骨肉之亲，放而不诛。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。」《汉书》作「骨肉之恩，粲而不殊。」文义难晓，苟纪为长。后有善读者，仿裴松之《三国志》之体，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，足为史家之一助。
纪王莽事，自始建国元年，以后则云其二年、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，以别于正统，而尽没其天凤，地皇之号。
后汉书《后汉书马援传》上云：「帝尝言：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。」下乃云：「交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，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。」此是采辑诸书，率尔成文，而忘其「伏波」二字之无所本也。自范氏以下，史书若此者甚多。《桓谭传》：「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，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。谭独自守，默然无言。」按《前汉书翟义传》：「莽依《周书》作大诰，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，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。」是曾受莽封爵，史为讳之尔。光武终不用谭，当自有说。
《杨震传》：「河间男子赵腾诣阀上书，指陈得失，帝怒，收考诏狱，震上疏救不省，腾竟伙尸都市。」乃安帝时事。而《张皓传》以为「清河赵腾上言灾变，讥刺朝政，收腾系考。皓上疏谏，帝悟，减腾死罪一等。」又以为顺帝事。岂有两赵腾邪？
桥玄以太尉罢官，就医里舍，少子十岁，独游门次，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，人舍登楼，就玄索货。其家之不贫可知。乃云：「及卒，家无居业，丧无所殡。」史传之文前后矛盾。玄以灵帝之世，三为三公，亦岂无钱者？
《刘表传》：「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，号为『八顾』」。而《党锢传》表、俭二人列于「八及」。前往不同。
蒯越、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，则是表卒之后，琼已赦嵩而出之矣。下文云：「操至州，乃释嵩之囚。」此史家欲归美于操，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。《蔡邕传》谓邕亡命江海，积十二年。中平六年，灵帝崩，董卓为司空，辟之，称疾不就。卓切敕州郡，举邕诣府，岂不得已，到署祭酒。而《文苑传》有议郎蔡邕，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。按中平元年，黄中起，以何进为大将军，正邕亡命之时，无缘得奏记荐人也。
《郡县志》：「睢阳本宋国，有鱼门。」引《左传僖公二十二年》：「升陉之战，邾人获公胄，县诸鱼门」为证，按杜预注：「鱼门，邾城门。」非宋也。
三国志
《蜀志谯周传》：建兴中，丞相亮领益州牧，命周为劝学从事。而先主未称尊号，即有劝学从事张爽、尹默、谯周等上言，前后不同。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，年七十二。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，未必与劝进之列，从本传为是。孙亮太平元年，孙杀滕胤、吕据，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。《魏志》：甘露二年，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，假节交州牧。吴侯本传云：「壹人魏，黄初三年死。」误也。
《陆抗传》：「拜镇军将军，都督西陵。自关羽至白帝。」于文难晓。按《甘宁传》曰：「随鲁肃镇益阳，拒关羽。羽号有三万人，自择选锐士五千人，投县上流十餘里浅懒，云欲夜涉渡。肃以兵千人益宁，宁乃夜往，羽闻之，住不渡，而结柴营，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懒。」据此则当云「自益阳至白帝也。」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曰：「太史公《史记》帝纪之后，即有十表、八书。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，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。班固改书为志，而年表视《史记》加详焉。盖表所由立，于周之谱牒，与纪传相为出入。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，其功名表着者既系之以传，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，传之不可胜书，而姓名爵里、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，则于表乎载之。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，亦于表乎载之，年经月纬，一览了如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。而范书阙焉，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，良可叹也。其夫始于陈寿《三国志》，而范晔睡之，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，年表皆在所略。不知作史无表，则立传不得不多：传愈多，文愈繁，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。欧阳公知之，故其撰《唐书》有宰相表，有方镇表，有宗室世系表，宰相世系表，始复班、马之旧章云。陈寿《三国志》、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无志，故沈约《宋书》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。姚思廉《梁、陈》二书、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、令狐德《周书》皆无志。皆唐初人，其不着志，以别有修志之敕也，而于志宁、李淳风、韦安二、李延寿别修《五代史志》，诏编第入《隋书》。古人绍闻述往之意，可谓宏矣。史文重出《汉书王子侯表》：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，一卷中两见，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，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。然则王千中多一侯矣。《续汉郡国志》候城改属玄菟，而辽东复出一候城。无虑改属辽东属国，而辽东复出一无虑。必有一焉宜删者，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。史文衍字《汉书吴王濞传》：「吴有鄣郡铜山。」误多一「豫」字。《
后汉书
光武纪》：「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。」误多一「高」字。《党锢传》：「黄令毛钦操兵到门。」误多一「外」字。
《后汉书皇后纪》：「桓思窦皇后父讳武。」后父不当言讳，「讳」字衍。《儒林传》：「立《五经》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、毛，《礼》大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」按此则十五，非十四也，盖衍一「毛」字。其下文载建初中诏，有「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」之语。又下卷云：「赵人毛苌传诗，是为《毛诗》，未得立。」而《百官志》博士十四人，本注曰：「《易》四：施、孟，梁丘、京氏。《尚书》三：欧阳、大小夏侯氏。《诗》三：鲁、齐、韩氏。《礼》二：大小戴氏，《春秋》二：公羊、严、颜氏。」则此「毛」字明为衍《灵帝纪》：「光和三年六月，诏公卿举能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左氏、梁《春秋》各一人，悉除议郎。」《尚书》上脱「古文」二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。《史记燕世家》称「今王喜」。《
魏书
孝静帝纪》称太原公「今上」。《旧唐书唐临传》「今上」字再见，《徐有功传》、《泽王上金传》：「今上」字各一见，皆谓玄宗。《韦贯之传》：「上即位」谓穆宗。此皆旧史之文，作书者失于改削尔。
《宋书武帝纪》：「永初元年八月戊午，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。」《文帝纪》：「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，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。」「二十五年八月甲子，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。」《顺帝纪》：「异明三年正月丁已，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。三月丙午，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。」《齐公世子萧思话传》：「遣司马建威将军、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。」《隋书高祖纪》：「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，晋王讳献毛龟。」「十九年二月已亥，晋王讳来朝。」《张传》：「晋王讳为扬州总管。」《王韶传》：「晋王讳班师。」《铁勒传》：「晋王讳北征。」《
北史
李弼传》：「谕使持节太尉、柱国大将军大都督、尚书左仆射、陇西行台少师、陇右郡开国公李讳。」《
旧唐书
中宗纪》：「临淄王讳举兵诛韦、武。」《睿宗纪》：「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。」《玄宗纪》：「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。」《郝处后传》：「周王讳为西朋，」并当时臣子之辞。
《三同志魏后妃传》注：「甄后曰：『讳等自随夫人。』」此「讳」子明帝名，当时史家之文也。」《宋书武帝纪》：「刘讳龙行虎步。」《后周书柳庆传》：「字文讳忠诚奋发。」《北史魏彭城王勰传》：「帝谓勰曰：『讳是何人，而敢久违先敕。』」并合称名，史臣不敢斥之尔。然《宋纪》中亦有称「刘裕」者，一卷之中往往杂见。
《
文选
》任《
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
》称「臣公言」，《
为萧扬州荐士表
》称「臣王言」。表辞本合称名，而改为公、王，亦其臣子之辞也。
晋书
《晋书宣帝纪》，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，无不称之为「帝」。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，谓亮曰：「辛毗杖节而至，贼不复出矣。」所谓贼者，即懿也，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。史家杂采诸书，不暇详考，一篇之中「帝」、「贼」互见。《天文志》：「虚二星，泵宰之官也。主北方邑居、庙堂、祭祀、祝祷事，又主死丧哭泣。」按此冢宰当作「冢人」。又曰：「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。」则《
周官
》之家宰矣。
《艺术传》戴洋言：「昔吴伐关羽，天雷在前，周瑜拜贺。」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，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，瑜亡已十年矣。
《顾荣传》前云「友人张翰」，后又云「吴郡张翰」。《张重华传》前云「封谢艾为福禄伯」，后又云「进封福禄县伯」。《戴若思传》：「举考廉入洛」，《周凯传》：「若思举秀才入洛」。《南阳王模传》传》：「广平太守丁邵」，《良吏传》：「丁绍」。《石勒载记》前作「段就六眷」，后作「段疾六眷」，《阳裕传》又作「段眷」。《吕纂载记》前作「句摩罗耆婆」，后作「鸠摩罗什」。《慕容熙载记》：「宏光门」；《冯跋载记》作「洪光门」，又作「洪观门」。
宋书
《宋书州郡志》：「广陵太守」下云：「永初郡国又有舆、肥如、潞、真定、新市五县。」肥如本辽西之县，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。《符瑞志》所云「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，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」，是广陵之有肥如也。乃「南沛太守」下复云：《起居注》：「孝武大明五年，分广陵为沛郡，治肥如县。」时无复肥如县，当是肥如故县处也。《二汉》、《晋太康地志》并无肥如县，一卷之中自相违错。且《二汉》之肥如自在辽西，安得属之广陵，分之沛郡乎？
魏书
《魏书崔浩传》：「浩既工书，人多托写《急就章》。从少至老，初不惮劳。所书盖以百数，必称『冯代缰』，以示不敢犯国，其谨也如此。」史于「冯代缰」下注曰：「疑。」按《急就篇》有「冯汉缰魏起漠北」，以汉强为讳，故改云代缰，魏初国号曰代故也。」颜师古《
急就篇序
》曰：「避讳改易，渐就芜舛。」正指此。郦道元《
水经注
》以「广汉」并作「广魏」，即其例也。
梁韦《刘孝绰传》：「众恶之必监焉，众好之必监焉。」梁宣帝讳「」，故改之。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，乃其论则直书「姚察」。
书中亦有避唐讳者，《顾协传》以「虎丘山」为「武丘山」，《何点传》则为「兽丘山」。
后周书
《庚信传》：《哀江南赋》：「过漂渚而寄食，托芦中而渡水。」漂渚当是「溧诸」之误。张勃《吴录》曰：「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。」《史记范瞄传》：「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，至于陵水。」索隐曰：「刘氏云：陵水即栗水也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『子晋奔吴，至傈阳，逢女子獭水之上。子晋跪而乞餐，女子食之，既去，自投于水。后子胥欲报之，乃投白金于此水，今名其处为投金濑。』《金陵志》曰：『江上有诸曰懒渚』是也。」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，不知古人文字不拘，如下文「生世等于龙门」四句，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。
隋书
《经籍志》言：「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，使伊存口授浮屠经。」又云：「后汉明帝，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，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。」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，垂六十年，使秦景尚存，亦当八十餘矣，不堪再使绝域也。盖本之陶隐居《真诰》，言孝明遣使者张骞、羽林郎秦景、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，写佛经四十二章，秘之兰台石室。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，姓名久着，故删去之，独言秦景。而前后失于契勘，故或以为哀帝，或以为明帝耳。《突厥传》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，破擒之。下言：「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，西征阿波，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，多来降附，遂生擒阿波。」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。
北史
一事两见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，封皇子伊为东平王；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，封太上皇帝子伊为东平王。一事两书，必有一误。
《徐之才传》：「尝与朝士出游，遥望群犬竞走，诸人试今目之，之才即应声曰：『为是宋鹊，为是韩卢，为逐李斯东走，为负帝女南徂。』」其序传又云：「于路见狗，温子戏曰：『为是宋鹊，为是韩卢。』神伦敦儁曰：『为逐丞相东走，为共帝女南徂。』」一事两见，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，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。
宋齐梁三书
南史
一事互异《
南齐书
》：「李安民为吴兴太守。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，太守不得上，太守到郡，必须祀以轭下牛。安民奉佛法，不与神牛，着屐上听事，又于听上八关斋。俄而牛死，葬庙侧，今呼为李公牛冢。安民卒官，世以神为崇。」按《
宋书
孔季恭传》：「为吴兴太守。先是，吴兴频丧太守，云项羽神为卞山王，居郡听事，二千石至，常避之。季恭居听事，竟无害也。」《
梁书
萧深传》：「迁吴兴太守。郡有项羽庙，土民名为愤王，甚有灵验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，公私请祷，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词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徙神还庙，处之不疑。」又禁杀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此似一事，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，一以为厌邪，立论不同如此。又《南齐书萧惠基传》：「惠基弟惠休，自吴兴太守征为右什射。吴兴郡项羽神，旧酷烈。世人云：惠休事神谨，故得美迁。」《南史萧猷传》：「为吴兴郡守，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，每酹祀，尽欢极醉，神影亦有酒色，所祷必从。后为益州刺史，值齐苟儿反，攻城，兵粮俱尽，乃遥祷请救。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，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。是日猷大破苟儿。」则又以为获佑，益不可信矣。又《南史萧惠明传》：「泰始初，为吴兴太守。郡界有卞山，下有项羽庙，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，前往太守不敢上。惠明谓纲纪曰：『孔季恭尝为此郡，未闻有灾。』遂盛设筵榻接宾。数日，见一人长丈餘，张弓挟矢向惠明，既而不见，因发背，旬日而卒。」此又与李安民相类，而小变其说。
旧唐书
《旧唐书》虽颇涉繁芜，然事迹明白，首尾该赡，亦自可观。其中《唐临传》：「今上字」再见，《徐有功、泽王上金传》：「今上」字各一见，皆谓玄宗，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。《懿宗纪》：「咸通十三年十二月，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，据云州，自称防御留后」，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；而《哀帝纪》末云「中兴之初」，《王处直传》称「庄宗」，《王、郑从谠，刘邺、张睿传》各有「中兴」之语，自相矛盾。按此书纂于刘煦，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，监修国史，至晋少帝开运二年，其书始成。朝代迁流，简牍浩富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，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。
杨朝晟一人作两传，一见七十二卷，一见九十四卷。
新唐书
《旧唐书高宗纪》：「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，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，以高祖、大宗配飨。己巳，升山行封禅之礼。庚午，禅于社首。」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，明日登封，又明日禅社首，次序甚明。《新书》改云：「正月戊辰封于泰山，庚午禅于社首。」是以祭天、封山二事并为一事，而系于戊辰之日，文虽简而事不核矣。
《天后纪》：光宅元年四月癸酉，迁庐陵王于房州。丁丑，又迁于均州，垂拱元年三月丙辰，迁庐陵王于房州。《中宗纪》：嗣圣元年正月，废居于均州，又迁于房州。按《旧书》：嗣圣元年二月戊午，废皇帝为庐陵王，幽于别所。四月丁丑，迁庐陵王于均州。垂拱元年三月，迁庐陵王于房州，《中宗纪》亦同，而以四月为五月，然无先迁房州一节。疑《旧史》得之欧公，盖博采而误。《代宗纪》上书「四月丁卯，幽皇后于别殿」；下书「六月辛亥，追废皇后张氏」。曰「追废」，则张后之见杀明矣。而不书其死，亦为漏略。
《文宗纪》：「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、邠宁节度使郭行餘、御史中丞李孝本、京兆少尹罗立言，谋诛中官，不克，训奔于凤翔。」下云：「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、李孝本、罗立言、王璠、郭行餘。」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，况训乃走人终南山，未至凤翔，亦为未当。《艺文志》：「萧方《三十国春秋》三十卷。」当作「萧方等」，乃梁元帝世子，名方等。
《新唐书》志，欧阳永叔所作，颇有裁断，文亦明达。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，则简而不明。二手高下，迥为不侔矣。如《太宗长孙后传》：「安业之罪，万死无赦，然不慈于妾，天下知之。」改曰：「安业罪死无赦，然向遇妾不以慈，户知之。」意虽不异，而「户知之」三字殊不成文。又如《德宗王后传》：诏曰：「祭筵不可用假花果，欲祭者从之。」改曰：「有诏祭物无用寓，欲祭听之。」不过省《旧书》四字，然非注不可解也。
史家之文，例无重出。若不得已而重出，则当斟酌彼此，有详有略，斯谓之简。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，其文两载于本传及《韦稻传》，多至二三百言。又如来济与高智周、郝处俊、孙处约四人言志，及济领吏部，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，两见于本传及《高智周传》；而石仲览一人，一以为宣城，一以为江都。此而忽之，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。
《杨场传》言：「有司帖试明经，不质大义，乃取年头月日、孤经绝句。」帖试之法，用纸贴其上下文，止留中间一二句，困人以难记。年头如元年、二年之类，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。如此则习《春秋》者益少矣，故请帖平文。今改曰「年头日尾」，属对虽工，而义不通矣。
《严武传》：「为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。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，武慢倨不为礼，最厚杜甫，然欲杀甫数矣。李白作《蜀道难》者，乃为房与杜危之也。」此宋人穿凿之论。李白《蜀道难》之作，当在开元、天宝间。时人共言锦城之乐，而不知畏途之险、异地之虞，即事成篇，别无寓意。及玄宗西幸，升为南京，则又为诗曰：「谁道君王行路难，六龙西幸万人欢。地转锦江成渭水，天回玉垒作长安。」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，亦时为之矣。
《张孝忠传》：「孝忠魁伟，长六尺。」《李晨传》：「长六尺。」古人以六尺为短，今以六尺为长，于他书未见。
《旧书段秀实传》：「阴说大将刘海宾，何明礼、姚令言判官歧灵岳，同谋杀，以兵迎乘舆。三人者，皆秀实夙所奖遇。」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，与海宾、明礼为三人耳。按文，「姚令言」上当少一「及」字。《新书》遂谓：「结刘海宾、姚令言、都虞候何明礼，欲图。此三人者，皆秀实素所厚。」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。令言，贼也，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？
《旧唐书》高仙芝、封常清二传，并云四镇节度使「夫蒙灵詧」，而李嗣业、段秀实二传则云：安西节度使「马灵詧」，《刘全谅传》则云安东副都护、保定军使「马灵詧」。按《王维集》有《送不蒙都护诗》，注：「不蒙，着官姓也。」古「不」字有「夫」音，「不蒙」当即「夫蒙」，然未知其何以又为「马」也。《新书》因之，两姓并见。而《突厥传》则云安西节度使「夫蒙灵詧」。《马总传》：李师道平，析郓、曹、濮等为一道，除总节度，赐号天平军。长庆初，刘总上幽镇地，诏总徙天平。而召总还，将大用之。会总卒，穆宗以郓人附赖总，复诏还镇。上云诏「总徙天平」，刘总也。下云「召总还」，马总也。又云「会总卒」，刘总也。又云「郓人附赖总」，马总也。此于人之主宾、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。当云「诏徙天平」，而去「总」字；其下则云「会刘总卒」，于文无加，而义明矣。
《旧唐书皇甫传》附柳泌事云：「泌系京兆府狱，吏叱之曰：『何苦作此虚矫？』泌曰：『吾本无心，是李道古教我，且云寿四百岁。』府吏防虞周密，恐其隐化。及解衣就诛，一无变异。」语虽烦而叙事则明。《新书》但云：「皆道古教我。解衣即刑，卒无它异。」去其中间语，则「它异」二字何所本邪？《曹确传》：「大宗着令，文武官六百四十三。」按《百官志》「太宗省内外官，定制为七百三十员。」《旧唐书郑启传》：「昭宗谓有蕴蓄，就常奏班簿侧注云：『郑启可礼部侍郎、平章事。」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，启笑曰：『诸君大误，使天下人皆不识字，宰相不及郑五也。』晋吏曰：『出自圣旨特恩，来日制下。』启抗其手曰：『万一如此，笑杀他人。』明日果制下。」《新书》改曰：「俄闻制诏下，叹曰：『万一，然笑杀天下人。』」制已下矣，何万一之有？《礼乐志》：「贞观二十一年，诏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圣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贾逵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康成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二十二人配享。」《儒学传》复出此文，而缺贾逵，作二十一人。
《林蕴传》：「泉州莆田人。父披，以临汀多山鬼淫祠，民厌苦之，撰《无鬼论》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。」此当是署令在前，作论在后，而倒其文。凡吴氏《纠谬》所已及者不更论。
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，其作史，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。如德宗兴元之诏，不录于书。徐贤妃《谏大宗疏》，狄仁杰《谏武后营大像疏》。仅寥寥数言。而韩愈《平淮西碑》则全载之。夫史以记事，诏疏俱国事之大，反不如碑颂乎？柳宗元《贞符》，乃希恩饰罪之文，与相如之《封禅颂》异矣，载之尤为无识。
宋史
《宋史》言朝廷与金约灭辽，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，而不思营、平、滦。三州非晋赂，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。既而王凿悔，欲并得之，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，金人不与。此史家之误。按《通鉴》：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，下有渝水通海，自关东北循海有道，道狭处才数尺，旁有乱山高峻，不可越，北至进牛口。旧置八防御军，募土兵守之，田祖皆供军食，不入于蓟，幽州岁致缯纩，以供战士衣。每岁早获，清野坚壁，以待契丹。契丹至，辄闭壁不战。俟其去，选骁勇，据隘邀之，契丹常失利走。士兵皆自为田园，力战有功，则赐勋加赏。由是契丹不敢轻人寇。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，恃勇，不修边备，遂失渝关之险。契丹每刍牧于营、平之间。又按《
辽史
》，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，大元帅尧骨克平州，获刺史赵思温、裨将张崇。二月，如平州。甲子，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。辽之天赞二年，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，是营、平二州，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，而不于刘仁恭，又非赂以求援也。若滦本平州之地，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。当刘仁恭时，尚未有此州，尤为无据。
《辽史》于滦州下云：「石晋割地，在平州之境。」亦误也。
元人作《宋史》，于《天文志》中，如「胡兵大起」、「胡主忧」之类，改日「北兵」、「北主」。昴为胡星，改为「北星」。惟「北河」下「一曰胡门」，则不能改也，仍其文。
书中凡「卤」字皆改为「敌」。至以金卤为「金敌」。《陈惟胡栓二书不改。阿鲁图进宋史表元阿鲁图《进宋史表》曰：「厥后瀛国归朝，吉王航海，齐亡而访王，乃存秉节之臣；楚灭而谕鲁公，堪矜守礼之国。」《金史忠义传》序曰：「圣元诏修辽、金、宋史，史臣议凡例，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，请书之无讳。朝廷从之。」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，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，不独元主之贤明也。
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疑立袁粲传，审之于帝，帝曰：「袁粲自是宋室忠臣。」辽史
《宋史富粥传》言：「使契丹，争『献』『纳』二字，声色俱厉。契丹主知不可夺，乃曰：『吾当自遣人议之。』复使刘六符来，弼归奏曰：『臣以死拒之，彼气折矣，可勿许也。』朝廷竟以『纳』字与之。」《辽史兴宗纪》亦云：「感富弼之言，和议始定。」而《刘六符传》则曰：「宋遣使，增岁币以易十县。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，定进贡名，宋难之。六符曰：『本朝兵强将勇，人人愿从事于宋！若恣其俘获，以饱所欲，与进贡字孰多？况大兵驻燕，万一南进，何以御之？顾小节，忘大患，悔将何及？』宋乃从之，岁币称贡。」《耶律仁先传》亦同。二史并脱脱监修，而不同如此。
金史
《金史》大抵出刘祁、元好问二君之笔，亦颇可观，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。孔毅父《杂说》谓：「自，昔史书两人一事，必曰『语在某人传』。《晋书》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，两传俱出，此为文繁矣。」正同此病。
《海陵诸子传》赞当引楚灵王曰：「餘杀人子多矣，能无及此乎！」而反引荀首言：「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乎？」似为失当。
幽兰之缢，承麟谥之曰「哀宗」，息州行省溢之曰「昭宗」，史从哀宗为定。而《食货志》末及《百官志》复有义宗之称，不着何人所上。
金与元连兵二十餘年，书中虽称大元，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，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，此其所以为善。
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，而史犹称之为末帝。传》。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，故知非一人之笔矣。
元史
《元史列传》八卷速不台，九卷雪不台，一人作两传。十八卷完者都，十九卷完者拔都，亦一人作两传。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。
宋濂《序》云：「洪武元年十二月，诏修《元史》，臣濂、臣衤韦总裁。二年二月丙寅开局。八月癸酉书成。纪三十七卷，志五十三卷，表六卷，传六十三卷。」顺帝时无《实录》可征，因未得为完书。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，其涉于史事者，令郡县上之。三年二月乙丑开局，七月丁亥书成。纪十卷，志五卷，表二卷，传三十六卷。凡前书有所未备，颇补完之。总裁仍濂、衤韦二臣，而纂录之士独赵熏终始其事。然则《元史》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，而宋、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；昔宋吴缜言：「方新书来上之初，若朝廷付之有司，委官复定，使诘难纠驳。审定刊修，然后下朝臣博议，可否如此。」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，审复者亦不敢依违，庶乎得为完书，可以传久。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，未有能行其说者也。洪武中，尝命解缙修正《元史》舛误，其书留中不传。
《世祖纪》：「中统三年二月，以兴、松、云三州隶上都。」「四年五月，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，松山县为松州。」是三年尚未升州，预书为州者误。《本纪》有脱漏月者，《列传》有重书年者。
《天文志》既载月五星凌犯，而《本纪》复详书之，不免重出。《志》未云：「餘见《本纪》。」亦非体。
诸《志》皆案牍之文，并无熔范。如《河渠志》言「耿参政」、「阿里尚书」，《祭祀志》言「田司徒」、「郝参政」，皆案牍中之称谓也。
《张桢传》有《复扩廓帖木儿书》曰：「江左日思荐食上国。」此谓明太祖也。晋陈寿《上诸葛孔明集表》曰：「伏惟陛下远踪古圣，荡然无忌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，咸肆其辞，而无所革讳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」于此书见之矣。《石抹宜孙传》上言「大明兵」，下言「朝廷」，朝廷谓元也，内外之辞明白如此。
《顺帝纪》：「大明兵取太平路」，「大明兵取集庆路」。其时国号未为大明，曰大明者，史臣追书之也。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。
通鉴吕东莱《大事记》曰：「《史记商君本传》云：『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，』《通鉴》削不告奸者一句，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好之罪。《本传》又云：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。』《通鉴》削之。《本传》又云：『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。』《通鉴》削『以家次』三字，皆当以《本传》为正。」《
孟子
》以伐燕为宣王事，与《史记》不同。《
通鉴
》以威王、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，以合孟子之书，今按《史记》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，岁在着雍阉茂。又八年，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。又二年，齐破燕，杀王哙。又二年，燕人立太子平，则己为王之十二年。而孟子书「吾甚惭于孟子」，尚是宣王，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，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，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？《史记万石君列传》：「庆尝为太仆御出。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『六马。』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，然犹如此。」太史公之意，谓庆虽简易，而犹敬谨，不敢率尔即对。其言简易，正以起下文之意也。《通鉴》去「然犹如此」一句，殊失本指。
《通鉴》：「汉武帝元光六年，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，屯渔阳，元朔元年，匈奴二万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，略二千餘人，围韩安国壁。又人渔阳、雁门，各杀略千餘人。」夫曰「国韩安国壁」，其为渔阳可知，而云「又入渔阳」，则疏矣。考《史记匈奴传》本文，则云：「败渔阳太守军千餘人，围汉将军安国。安国时千餘骑，亦且尽。会燕救至，匈奴引去。」其文精密如此。《通鉴》改之不当。
《汉书宣帝纪》：「五凤二年春三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。」《通鉴》改之曰：「春正月，上幸甘泉郊泰畤。」《考异》引《宣纪》云：「三月行幸甘泉。」而《宣纪》本无此文，不知温公何所据？
光武自陇蜀平后，非警急，未尝复言军旅。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，帝曰：「昔卫灵公问陈，孔子不对。此非尔所及。」据《后汉书》本文，皇太子即明帝也。《通鉴》乃书于建武十三年，则东海王缰尚为太子，亦为未允。
唐德宗贞元二年：李泌奏：「自集津至三门，凿山开车道十八里，以避底柱之险。」按《旧唐书李泌传》并无此事，而《食货志》曰：「开元二十二年八月，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，置河阴县及河阴仓，河清县柏崖仓，三门东集津仓，三门西盐仓。开三门北山十八里，以避湍险。自江淮而溯鸿沟，悉纳河阴仓，自河阴送纳含嘉仓，又送纳太原仓，谓之北运，自太原仓浮于渭，以实京师，凡三年运七百万石，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。」又曰：「开元二十九年，陕郡大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，辟三门巅输岩险之地。俾负索引舰，升于安流，自齐物始也。天宝三载，韦坚代萧灵，以滻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。」是则北运始于耀卿，尚陆行十八里；河运始于齐物，则直达于长安也，下距贞元四十五年，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。
通鉴不载文人李因笃语予：「《通鉴》不载文人。如屈原之为人，太史公赞之谓『与日月争光』，而不得书于《通鉴》。杜子美若非『出师未捷』一诗为王叔文所吟，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。」予答之曰：「此书本以资治，何暇录及文人？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，文宗于麟德殿召对，因面授御史中丞。翼日制下，帝谓宰臣曰：『居晦作得此官。朕曾以时谚谓杜甫、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，居晦曰：此非君上要知之事。尝以此记得居晦，今所以擢为中丞。』如君之言，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，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