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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尹論
辦天下之大事者，有天下之大節者也。立天下之大節者，狹天下者也。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，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，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。
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，使其果潔廉而忠信，則其智慮，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。唯其所爭者，止於簞食豆羹，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，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。簞食豆羹，非其道不取，則一鄉之人，莫敢以不正犯之矣。一鄉之人，莫敢以不正犯之，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，未之有也。推此而上，其不取者愈大，則其所辦者愈遠矣。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，無以異也。治天下與治一鄉，亦無以異也。然而不能者，有所蔽也。天下之富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。天下之大，是一鄉之推也。非千金之子，不能運千金之資。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，非智不若，所居之卑也。
孟子曰：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非其道也，非其義也，雖祿之天下，弗受也。」夫天下不能動其心，是故其才全。以其全才而制天下，是故臨大事而不亂。古之君子，必有高世之行，非茍求為異而已。卿相之位，千金之富，有所不屑，將以自廣其心，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，以全其才，而欲有所為耳。後之君子，蓋亦嘗有其志矣，得失亂其中，而榮辱奪其外，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，亦足悲矣。孔子敘書至於舜、禹、臯陶相讓之際，蓋未嘗不太息也。夫以朝廷之尊，而行匹夫之讓，孔子安取哉？取其不汲汲於富貴，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。
夫太甲之廢，天下未嘗有是，而伊尹始行之，天下不以為驚。以臣放君，天下不以為僭。既放而復立，太甲不以為專。何則？其素所不屑者，足以取信於天下也。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，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？
後之君子，蹈常而習故，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，一為希闊之行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。不知求其素，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，亦已過矣夫。
周公論
論周公者多異說，何也？周公居禮之變，而處聖人之不幸，宜乎說者之異也。凡周公之所為，亦不得已而已矣。若得已而不已，則周公安得而為之？成王幼不能為政，周公執其權，以王命賞罰天下，是周公不得已者，如此而已。
今儒者曰：周公踐天子之位，稱王而朝諸侯。則是豈不可以已耶？《書》曰：「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。群叔流言。」又曰：「召公為保，周公為師，相成王，為左右。召公不說。」又曰：「周公曰」、「王若曰」，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。周公稱王，則成王宜何稱？將亦稱王耶？將不稱耶？不稱，則是廢也。稱王，則是二王也。而周公將何以安之？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！儒者之患，患在於名實之不正。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，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也。天下雖亂，有王者在，而己自王，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。昔高帝擊滅項籍，統一四海，諸侯大臣，相率而帝之，然且辭以不德。惟陳勝、吳廣，乃囂囂乎急於自王。而謂文王亦為之耶？武王伐商，師渡孟津，會於牧野，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，蓋猶曰文考而已。至於武成，既以柴望告天，百工奔走，受命於周，而後其稱曰「我文考文王，克成厥勛。由此觀之，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，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？《詩》曰：「虞芮質厥成，文王蹶厥生。」是亦追稱而已矣。《
史記
》曰：「姬乎采芑，歸乎田成子。」夫田常之時，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！故凡以文王、周公為稱王者，皆過也。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藉之也。
陳賈問於孟子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商，管叔以商叛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，不知是不智。」孟子曰：「周公，弟也，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！」從孟子之說，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。夫管、蔡之叛，非逆也，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誅，非疾之也，其勢不得不誅也。故管、蔡非所謂大惡也。兄弟之親，而非有大惡，則其道不得不封。管、蔡之封，武王之世也。武王之世，未知有周公、成王之事。茍無周公、成王之事，則管、蔡何從而叛？周公何從而誅之？故曰：周公居禮之變，而處聖人之不幸也。
管仲論一
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，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，公將許之，管仲不可。公曰：「諸侯有討於鄭，未捷，苟有釁，從之不亦可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君若綏之以德，加之以訓辭，而率諸侯以討鄭，鄭將覆亡之不暇，豈敢不慎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，鄭有辭矣。」公辭子華，鄭伯乃受盟。
蘇子曰：大哉，管仲之相桓公也！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，皆盛德之事也，齊可以王矣。恨其不學道，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，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，故桓公不王，而孔子小之。然其予之也亦至矣，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功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！」曰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孟子蓋過矣。吾讀《春秋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，皆盛德之事，可以為萬世法，又得八人焉，皆反是，可以為萬世戒，故具論之。
太公之治齊也，舉賢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弑之臣」，天下誦之，齊其知之矣。田敬仲之始生也，周史筮之，其奔齊矣，齊懿氏卜之，皆知其當有齊國也。篡弑之疑，蓋萃於敬仲矣，然桓公、管仲不以是廢之，乃欲以為卿，非盛德能如此乎？故吾以謂：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，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，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，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，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，皆盛德之事也。
而世之論者，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，吾以謂不然。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，非不殺之過也。齊景公不繁刑重賦，雖有田氏，齊不可取；楚成王不用子玉，雖有晉文公，兵不敗；漢景帝不害吳太子，不用晁錯，雖有吳王濞，無自發；晉武帝不立孝惠，雖有劉元海，不能亂；苻堅不貪江左，雖有慕容垂，不能叛；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楊國忠，雖有安祿山，亦何能為？秦之由餘，漢之金日磾，唐之李光弼、渾瑊之流，皆蕃種也，何負於中國哉？而獨殺元海、祿山乎？且夫自今而言之，則元海、祿山死有餘罪，自當時而言之，則不免為殺無罪。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？上失其道，途之人皆敵國也，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？
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，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，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，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，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，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，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，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，世皆以為非也。此八人者，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，與憂元海、祿山者同乎？久矣，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！
故夫嗜殺人者，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。以鄧之微，無故殺大國之君，使楚人舉國而仇之，其亡不愈速乎？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，憂國備亂如服藥：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，節聲色而已，節慎在未病之前，而服藥於已病之後。今吾憂寒疾而先服鳥喙，憂熱疾而先服甘遂，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。彼八人者，皆未病而服藥者也。
管仲論二
嘗讀《周官》、《司馬法》，得軍旅什伍之數。其後讀管夷吾書，又得《管子》所以變周之制。蓋王者之兵，出於不得已，而非以求勝敵也。故其為法，要以不可敗而已。至於桓文，非決勝無以定霸，故其法在必勝。繁而曲者，所以為不可敗也；簡而直者，所以為必勝也。周之制，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。萬之有二千，二千之有五百，其數奇而不齊，唯其奇而不齊，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。
今夫天度三百六十，均之十二辰，辰得三十者，此其正也。五日四分之一者，此其奇也。使天度而無奇，則千載之日，雖婦人孺子，皆可以坐而計。唯其奇而不齊，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。聖人知其然，故為之章、會、統、元以盡其數，以極其變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「五人為伍，五伍為兩，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，二百五十，十取三焉而為奇，其餘七以為正，四奇四正，而八陣生焉。」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，宜其有奇而不齊者，是以多為之曲折，以盡其數，以極其變。鉤聯蟠踞，各有條理。故三代之興，治其兵農軍賦，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。自周之亡，秦、漢陣法不復三代。其後諸葛孔明，獨識其遺製，以為可用以取天下，然相持數歲，魏人不敢決戰，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。豈八陣者，先王所以為不可敗，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！
若夫管仲之制其兵，可謂截然而易曉矣。三分其國，以為三軍。五人為軌，軌有長。十軌為裏，裏有司。四里為連，連有長。十連為鄉，鄉有鄉良人。五鄉一帥，萬人而為一軍。公將其一，高子、國子將其二。三軍三萬人。如貫繩，如畫棋局，疏暢洞達，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。故其法令簡一，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。
昔者嘗讀《左氏春秋》，以為丘明最好兵法。蓋三代之制，至於列國猶有存者，以區區之鄭，而魚麗鵝鸛之陣，見於其書。及至管仲相桓公，南伐楚，北伐孤竹，九合諸侯，威震天下，而其軍壘陣法，不少概見者，何哉？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，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，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。其後吳、晉爭長於黃池，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，百人為行，百行為陣，陣皆徹行，無有隱蔽，援桴而鼓之，勇怯盡應，三軍皆嘩，晉師大駭，卒以得志。
由此觀之，不簡而直，不可以決勝。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，以取敗亡。而三代什伍之數，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，雖不可盡用；而其近於繁而曲者，以之固守，近於簡而直者，以之決戰，則庶乎其不可敗，而有所必勝矣。
范文子論
鄢陵之役，楚晨壓晉師而陣，諸將請從之。范文子獨不欲戰。晉卒敗楚，楚子傷目，子反殞命。
蘇子曰：料敵勢強弱，而知師之勝負，此將率之能也。不求一時之功，愛君以德，而全其宗嗣，此社稷之臣也。鄢陵之役，楚晨壓晉師而陳。范文子獨不欲戰，晉卒敗楚，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。然不及一年，三郤誅，厲公弑，胥童死，欒書、中行偃幾不免於禍，晉國大亂。鄢陵之功，實使之然也。
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功。非常之功，聖人所甚懼也。夜光之珠，明月之璧，無因而至前，匹夫猶或按劍，而況非常之功乎！故聖人必自反曰：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，抑天之禍予也？故雖有大功，而不忘戒懼。中常之主，銳於立事，忽於天戒，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，天欲全之，則必折其萌芽，挫其鋒芒，使其知所悔。天欲亡之，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，使之有功以驕士，玩於寇讎，而侮其民人，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，天絕之也。嗚呼，小民之家，一朝而獲千金，非有大福，必有大咎。何則？彼之所獲者，終日勤勞，不過數金耳。所得者微，故所用者狹。無故而得千金，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。由是言之，有天下者，得之艱難，則失之不易。得之既易，則失之亦然。漢高皇帝之得天下，親冒矢石與秦、楚爭，轉戰五年，未嘗得志。比定天下，復有平城之圍。故終其身不事遠略，民亦不勞。繼之文、景不言兵。唐太宗舉晉陽之師，破竇建德，虜王世充，所過者下，易於破竹。然天下始定，外攘四夷，伐高昌，破突厥，終其身師旅不解，幾至於亂者，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。
故兵之勝負，足以為國之強弱，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。蓋有勝而亡，有敗而興者矣。會稽之棲，而勾踐以霸。黃池之會，而夫差以亡。有以使之也。夫虢公敗戎於桑田，晉卜偃知其必亡，曰：「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。」晉果滅虢。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。諫而不納，而又有功，敢逃其死哉！彼其不死，則厲公逞誌，必先圖於范氏，趙盾之事可見矣。趙盾雖免於死，而不免於惡名，則范文子之智，過於趙宣子也遠矣。
范蠡論
越既滅吳，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同安樂，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，至於齊。以書遺大夫種曰：「蜚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子可以去矣！」蘇子曰：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，以吾相蠡，蠡亦鳥喙也。夫好貨，天下之賤士也，以蠡之賢，豈聚斂積實者？何至耕於海濱，父子力作，以營千金，屢散而復積，此何為者哉？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，故功成名遂身退，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？使句踐有大度，能始終用蠡，蠡亦非清淨無為而老於越者也，吾故曰「蠡亦鳥喙也」。
魯仲連既退秦軍，平原君欲封連，以千金為壽。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士者，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。即有取，是商賈之事，連不忍為也。」遂去，終身不復見，逃隱於海上。曰：「吾與富貴而詘於人，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！」使范蠡之去如魯仲連，則去聖人不遠矣。嗚呼，春秋以來，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，而不足於此，吾以是累歎而深悲焉。
伍子胥論
楚平王既殺伍奢、伍尚，而伍子胥亡入吳，事吳王闔閭。及楚平王卒，子昭王立。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、蔡伐楚，夾漢水而陣，楚大敗。於是吳王乘勝而前，五戰，遂至郢。楚昭王出亡，吳兵入郢。子胥求昭王，既不得，乃掘平王墓，出其屍，鞭之五百，以報父兄之仇。
蘇子曰：子胥、種、蠡皆人傑，而揚雄，曲士也，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：以三諫不去、鞭屍籍館為子胥之罪，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、蠡之過。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，即欲以律天下士，豈不陋哉！
三諫而去，為人臣交淺者言也，如宮之奇、泄冶乃可耳。至於子胥，吳之宗臣，與國存亡者也，去將安往哉？百諫不聽，繼之以死可也。孔子去魯，未嘗一諫，又安用三？父不受誅，子復仇，禮也。生則斬首，死則鞭屍，發其至痛，無所擇也。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，雄獨非人子乎？至於籍館，闔閭與群臣之罪，非子胥意也。勾踐困於會稽，乃能用二子，若先戰而諫以死之，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。
孫武論上
古之善言兵者，無出於孫子矣。利害之相權，奇正之相生，戰守攻圍之法，蓋以百數，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。然其所短者，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，此豈非其所大闕歟？
夫兵無常形，而逆為之形，勝無常處，而多為之地。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，縱橫委曲，期於避害而就利，雜然舉之，而聽用者之自擇也。是故不難於用，而難於擇。擇之為難者，何也？銳於西而忘於東，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，得其一說，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。此豈非用智之難歟？
夫智本非所以教人，以智而教人者，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。變詐汩其外，而無守於其中，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，使人勇而不自知，貪而不顧，以陷於難，則有之矣。深山大澤，有天地之寶，無意於寶者得之。操舟於河，舟之逆順，與水之曲折，忘於水者見之。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，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，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。何者？不役於利也。夫不役於利，則其見之也明。見之也明，則其發之也果。
古之善用兵者，見其害而後見其利，見其敗而後見其成。其心閑而無事，是以若此明也。不然，兵未交而先誌於得，則將臨事而惑，雖有大利，尚安得而見之！若夫聖人則不然。居天下於貪，而自居於廉，故天下之貪者，皆可得而用。居天下於勇，而自居於靜，故天下之勇者，皆可得而役。居天下於詐，而自居於信，故天下之詐者，皆可得而使。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，而即以此自居，則功不可得而成。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，則明者畢見；居陰以御陽，則陽者畢赴。夫然後孫子之智，可得而用也。
《易》曰：「介於石，不終日。貞吉。」君子方其未發也，介然如石之堅，若將終身焉者；及其發也，不終日而作。故曰：不役於利，則其見之也明。見之也明，則其發之也果。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，曰：「兵者，詭道也。非貪無以取，非勇無以得，非詐無以成。廉靜而信者，無用於兵者也。」嗟夫，世俗之說行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，嬰兒之相擊，強者傷，弱者廢，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！
孫武論下
夫武，戰國之將也，知為吳慮而已矣。是故以將用之則可，以君用之則不可。今其書十三篇，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，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，蓋亦盡於此矣。天子之兵，天下之勢，武未及也。
其書曰：「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」為君而言者，有此而已。竊以為天子之兵，莫大於御將。天下之勢，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。夫天下之患，不在於寇賊，亦不在於敵國，患在於將帥之不力，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。是故將帥多，而敵國愈強，兵加，而寇賊愈堅。敵國愈強，而寇賊愈堅，則將帥之權愈重。將帥之權愈重，則爵賞不得不加。夫如此，則是盜賊為君之患，而將帥利之；敵國為君之仇，而將帥幸之。舉百倍之勢，而立毫芒之功，以藉其口，而邀利於其上，如此而天下不亡者，特有所待耳。
昔唐之亂，始於明皇。自肅宗復兩京，而不能乘勝並力盡取河北之盜。德宗收潞博，幾定魏地，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。至於憲宗，天下略平矣，而其餘孽之存者，終不能盡去。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，何者？將帥之臣，養寇以自封也。故曰：天子之兵，莫大於御將。御將之術，開之以其所利，而授之以其所忌。如良醫之用藥，鳥喙蝮蠍，皆得自效於前，而不敢肆其毒。何者？授之以其所畏也。憲宗將討劉辟，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，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，故告之曰：「辟之不克，將澭實汝代。」是以崇文決戰，不旋踵擒劉辟，此天子御將之法也。
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，何也？天下不樂戰，則不可與從事於危；好戰，則不可與從事於安。昔秦人之法，使吏士自為戰，戰勝而利歸於民，所得於敵者，即以有之。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，非殺敵無由取也。故其民以好戰並天下，而亦以亡。夫始皇雖已墜名城，殺豪傑，銷鋒鏑，而民之好戰之心，囂然其未已也，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。若夫王者之兵，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仇其敵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，凡皆以為我也。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。至於其戰也，務勝敵而不務得財。其賞也，發公室而行之於廟，使其利不在於殺人。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。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，而休之於爭奪之際。可與安，可與危，而不可與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