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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文
學術不可不純也，關乎心術；文體不可不正也，關乎政禮。今之文體當正者三，其一，科場經義為制舉之文；其一，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；其一，朝廷方國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。制舉著作之文，士風所關，至於經濟之文，則政體汙隆出焉，不可不亟圖也。然三者亦自相因，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敝，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敝，同條共貫則一物也。何者？士方其橫經請業、操觚為文，所為殫精畢力、守為腹笥金籯者，固此物也，及其志業已酬，思以文采自見，而平時所沉酣濡入骨已深，即欲極力模擬，而格固不出此矣。至於當官奉職，從事筐篋之間，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，而質固不出此矣。雅則俱雅，敝則俱敝，己亦不知，人亦不知也。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，必匡之於制作，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，必端之於制舉，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，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。
夫詔令制敕之文，朝廷所以御臣民也，體在莊而且簡，昭如日星。乃或組織求工，聱牙為古，鋪衍太煩，獎借過當，既褻上體，亦淆下觀，此訓令之體失矣。夫建白題奏之文，臣下所以弘獻納也，體在詳而且明，較如指掌，乃有猥鄙雜陳，隱約無緒，藏頭露尾，繪絢雕章，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，何以仰孚高聽，納牖上心？此奏對之體失矣。夫纂述紀錄之文，史局所以傳信也，故必質而且贍，可以傳遠，乃或借古之奇字、奇句以飾今之事跡，或改今之官名、地名以就古之成語，平實則以為俗，明切則以為樸，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，欲以昭示萬世，比隆二京，不已左乎？此紀述之體失矣。符牒檄命之文，諸司所以喻官守也，故必整而且實，致在必行，今者頒布下吏，或修鞶帨之詞，申請上官，或作雕篆之語，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，比讞訊鞫之條以文而有害，是以三尺為兒戲，民命為木偶也，此文移之體失矣。夫訓命之體失，而朝廷之政不宣；奏對之體失，而臣下之志不達；紀述之體失，而一代幾於無史；文移之體失，而百司幾於無法。此其所關者政也，非文也。
文體之弊，大端有四：曰譎而不平，曰駁而不粹，曰巧而不渾，曰華而不實。此皆生於不足，非有餘也。夫文者，取裁於學，根極於理。不足於學，則務剽剝以為富，纂組以為奇，而譎與駁之弊生。不足以理，則以索隱為鉤深，淡虛為致遠，而華與巧之弊生，卒之有跂而及，無俯而就，有鼓之而出，無按之而應，心力盡於此矣。世方慕為環瑋之聲，卓絕之調，舉群趨之，何哉？
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，謾以所不習也，不學畫入而畫鬼魅，欺以所不見也。文之敝亦然。
先年士風淳雅，學務本根，文義源流皆出經典，是以粹然統一，可示章程也。近年以來，厭常喜新，慕奇好異，《六經》之訓目為陳言，刊落芟夷，惟恐不力。陳言即不可用，勢必歸極於清空，清空既不可常，勢必求助於子史，子史又厭，則宕而之佛經，佛經又同，則旁而及小說，拾殘掇剩，轉相效尤，以至踵謬承訛，茫無考據，而文體日壞矣。原其敝始，則不務經學所致爾。
夫狂瀾橫發，洶湧滔天，是水之奇觀，而決之兆也；開顏發豔，耀日從風，是花之縟彩，而洛之端也。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，可謂極敝矣。川不可障則疏其源，華不可斂則培其根，亦反經而已矣。誠令講解經旨，非程、朱之訓不陳，敷衍文辭，非六籍之語不用，此培根疏源之方也。
兩漢文章，莫盛於武帝時，然其文有三種、如枚、鄒、相如、莊助、吾丘之流，皆以詞賦唱和，供奉乘輿，是詞賦之文也；太史包羅諸史，勒成一家，是記事之文也；淮南賓客，攝諸家之旨，發明道術，是著述之文也。顧武帝所好，不過詞賦誇靡之文，子長本為史，不以文稱，其時書亦未出，至於淮南之言，山東大儒所不能道，而八公者流，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，稱說往古，曳裾侯門，卒成不軌，則不用之過也。嘗謂此三種文章，至今為世所宗，《淮南》論道術，其言有識，不可磨滅，上也；《
史記
》不號為文，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，次之；至於誇麗求工，曲終奏雅，薄於技矣。
蘇、李二詩，千古流傳，為五言之祖，其風骨遒勁，氣調雄渾，《十九首》之外無可仿佛者，信風雅之正宗矣。然考其始末，則有甚可疑者：蘇建、李廣二傳，在馬遷時，二子終身履曆尚未及詳，時則然矣，至班民《
漢書
》，綢繹國史而成，在百年之後，諸人傳中，有文字、詩篇無不記載，而《李陵傳》止載短歌一曲，乃垓下、《大風》之體，使五言贈答之詩流傳世間，豈有舍而不載者？至於《蘇武傳》中載《報任安》，而《李陵傳》中亦無《報蘇子卿》，則此書亦非真也。竊意，五言古風起於枚、鄒，在蘇、李之前，而蘇、李二詩，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，若《報子卿書》，則晉、宋、六朝所為，亦不似漢人語矣。
選詩所載，無諸王詩，法帖所集，無諸謝字。古今才士，亦無兼長如此。
《蜀道難》一篇，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，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，皆非也。察其語意，乃為明皇幸蜀耳。《遠別離》篇亦爾。
李詩似放而實謹嚴，不失矩矱；杜詩似嚴而實跌宕，不拘繩尺，細讀之可知也。然皆從學問中來，杜出《六經》、《班漢》、《文選》而能變化，不露斧痕，李出《離騷》、古《樂府》而未免有依傍耳。
宋文之淺易，韓文兆之也；宋詩之蕪拙，杜詩啟之也。韓之文大顯於宋，而宋文因韓以衰；杜之詩盛行於宋，而宋詩因杜以壞。雖然，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為之損，未得其所文也；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，未得其所以詩也。嗟夫！此豈可為世人道哉！韓、杜有知，當為點頭耳。
古人之詩如畫意，人物衣冠不必盡似，而風骨宛然；近代之詩如寫照，毛髮耳目無一不合，而神氣索然。彼以神運，此以形求也。漢、唐之古風，盛唐之近體，贈送酬答，不必知其為誰，而一段精神意氣，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，所謂寫意也；近代之詩，贈送酬答，必點出姓氏、地名、官爵，甲不可乙，左不可右，以為工妙，而不知其反拙矣，此所謂寫照也。
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，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。何也？古人之文，讀盡萬卷，出入百家，惟咀嚅於理奧，取法其體裁，不肯模擬一詞，剽竊一語，汎而讀之，不知所出，探而味之，無不有本，此如百草成煎，化為湯液，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？今之工文者不然，讀一家之言，則舍己以從之，作一牘之語，則合眾以成之，甚至全句抄錄，連篇綴緝，為者以為摹古，讀者以為逼真，此如合和眾藥，萃為一劑，指而辨之，孰參，孰苓，孰甘，孰苦，可折而盡也。乃世之論文者，以渣滓為高深，湯液為膚淺，取古人之所不為，謂其未解，拾古人之所已吐，笑其未嘗，不亦鄙而可憐也哉！
《短簫鐃歌》，漢之黃門鼓吹也。漢曲二十有二，存者有十八，《備成》、《玄雲》、《黃雀》《釣竿》四篇，其辭已亡，魏、吳以下，準其曲數，各製《鐃歌》一部，漢曲多不可解。蓋《藥府》傳寫，大字為辭，細字為聲，聲詞合寫，故致錯迕。魏、晉所製，如以某曲當某曲，皆各敘其開創功德，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，體製亦復不類，而謂其當者，想祖其音節，或準其次第然耳。宋何承天私造《鐃歌》十五篇，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，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，謂之擬題。自是以後，江左、隋、唐皆相繼模仿，惟取其名義，而《藥府》之法蕩然盡矣。近代一二名家，嗜古好奇，往往采掇古詞，曲加模擬，詞旨典奧，豈不彬彬，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。又不辨其聲詞之謬，而橫以為奇僻，如胡人學漢語可詫，胡不可欺漢，令古人有知，當為絕倒耳。
《漢鐃歌》二十二曲，蓋騎吹也，其中多言登降山坡、弋射鳥獸之事，而其詞旨所寓，又多感遇傷時之歎。魏、晉以降，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。齊、梁以來，又不能擬其篇數，而取其篇名以模《樂府》。總之其體絕矣。近世王、李諸公，好古釣奇，各模擬《鐃歌》十八曲，歷下之詞旨頗近，而不能自為一詞，婁東稍脫落，即不甚似，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辭不可解者，即二公亦不知也。惟寄性深遠，可以發難抒之情，則君子有取焉耳。
古《樂府》之題，蓋今之曲名也。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，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，則用其曲也，然其節奏不可考矣。後人擬之者有二：有擬其曲而為之，而辭不相蒙；有擬其題而為之，而曲不相中。大體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，而不用其曲節，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。
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，即四聲亦與後不同，如韋孟詩云：「微微小子，即耇且陋。豈不率性，穢我王朝。」又云：「我既遷逝，心存我舊。夢我瀆上，立於王朝。」「陋」「舊」去聲，而以葉「朝」，則四聲亦不同也。
宋、元詞曲有出於唐者，如《清平調》、《水調歌》、《柘枝》、《菩薩蠻》、《八聲甘州》、《楊柳枝詞》是也。朱溫歸鎮，昭宗以詩餞之，溫進《楊柳枝詞》五首，今雖不傳其詞，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。以全忠之凶悍而能為歌詩，可與青陵嗣向矣。
《史》、《漢》文字之佳，本自有在，非謂其官名、地名之古也，今人慕其文之雅，往往取其官名、地名以施於今，此應為古人笑也。《史》、《漢》之文如欲復古，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，而但記其實耶？文之雅俗固不在此，徒混淆失實，無以示遠，大家不為也。予素不工文詞，無所模擬，至於名義之微，則不敢苟，尋常小作或有遷就，金石之文，斷不敢於官名、地名以古易今。前輩名家亦多如此。
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，道玄請裴將軍舞劍以助之。裴為舞一曲，道玄奮筆立成，若有神助。夫舞劍之於揮毫，不相及矣，然能助之者，以神會也。文章亦有神會，大而天地，小而蟲魚，耳之所聞，目之所見，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，而鼓人之神魄，何必方尺之函，數寸之管哉？古之制器者，見轉蓬而為車，聞風鳴而製律，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？蓋必有以神契者矣。
選舉
漢世用人之法，皆自州縣補署，公府辟召，然後升於朝廷，當時未設選部，百官進退，屬之丞相。魏、晉以來，始專委選部。及唐亦然，猶分東西兩銓，使左右侍郎分領。及東都、嶺表復別有銓選，不盡領於吏部，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，猶謂以天下之大、士人之眾，而委之數人之手，力有所極，照有所窮。後世以天下之大、士人之眾，而委之一郎之手，不尤舛耶？
宋法文選屬審官院，武選屬樞密院，王安石欲奪樞密之權，乃以文選、武選皆屬吏部，尚書左選主文，侍郎一人主之，謂之審官東院；尚書右選主武，侍郎一人主之，謂之審官西院。蓋文彥博為樞使，安石為此以阻之耳。
唐
天授元年，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，此殿試之始也。
長安二年
正月，初設武舉，其制有長垛、馬射、步射、平射、不同射、馬槍、翹關、負重、身材之選，此武舉之始也。
宋時臨軒策士，本用詩賦，
熙寧三年，用呂公著之請，殿請進士專用制策，至今遂為定制。
熙寧四年，更定科舉法，罷詩賦、帖經、墨義，令士各占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一經，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每試四場，初本經，次兼經，次論一首，次策三道，此即今科場之始，而四場不同耳。殿試則專以制策，罷去詩賦，分為五甲：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；第三等賜進士出身；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；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。此即今殿試之法，而五甲不同耳。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，而科舉試士，惟以明經詞賦為主，安石以為，古之取士必本於學，請舉建學校，講三代教育之法，專以經術取士，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創始矣。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！
熙寧四年，廣太學齋舍，增置官師，分生員為三等：始入太學為外舍，定額七百人；外舍升內舍，員三百人；內舍升上舍，員百人。每月考試其業，以此升舍。上舍免其發解，及禮部試，召對賜第。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。至於免解、免試、徑召廷對，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土矣。荊公此法甚善，宋人行之，甚著得人之效，恨今不能舉爾。
司馬光在位，盡變安石之法，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為非也。光謂：「神宗顓用經義論策取士，乃復先王令典，百世不易之法。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，欲蓋先儒，令天下師生講解。」此大公至正之論，安石復起，亦當心服也。經義之法至今遵用，安石於選舉之制，可謂一開創矣。
宋初用詞賦取士，安石變為經義。及元祐初，呂大防、范純仁當國，乃立經義、詞賦兩科，凡詩賦進士，習一經，試本經、《論孟》義及詩賦、論策，凡四場；經義進士，習兩經，試本經、《論孟》義及論策，亦四場。兩科通定高下，而取解中分之，各占其半，此亦調停之法也。紹聖初年，盡復熙、豐之政，又令進士純用經義，而改置宏詞一科，於進士登科後試之，所取不過數人，即今之館選也。
宋自熙、豐以後，經義、詞賦二科更為廢興，已而合為一科，至紹興之未，復分而為二，蓋宋時取士之途惟此兩科，而離合不一如此。本朝以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，則學醇而路狹矣。
元時，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，從李孟之請也。其制，三歲一開科，以八月郡縣鄉試，明年二月會試京師，中者策之於廷，賜及第、出身有差，即今制所由始也。但彼有兩榜，以蒙古、色目為右，漢人、南人為左，各命題耳。
嘉靖壬戌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，隆慶戊辰，一甲三人，一為元輔，二為正卿，自世廟以來所未有也。戊辰會魁五人，張、沈、陳三公同時為相，亦往時所未有也。
嘉靖己酉，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為狀元，陶公大臨為榜眼，趙公志皋為探花。南直甲子舉人焦公竑為狀元，餘公夢麟、劉公瑊皆為榜眼，一榜三及第，亦異事也。
萬曆丙戌，乙酉以後，內閣三公俱南直人；申瑤泉狀元，王荊石會兒，許穎陽解元。內閣三公應三元之數，皆出南直，又大奇事。
國家以科舉取士，視為重典，其中得失去取，皆有成數，非人所能為。姑舉一二事於左：嘉靖丙午，浙江省試，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，每十卷一束，置之榻上。偶主者困臥，夢一朱衣達官，自稱杭州知府，直入臥內，云：「尚有一卷未取。」主者寤而疑之，少間，又夢如前，寤而案上有一卷，不知所自來，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，以較案上卷，良不及也，遂以易之。其後所夢者得第為顯官。又浙中士夫相傳：嘉靖初年，浙江省試，主者燈下閱卷，不中者皆擲地下，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，主者不驚，取而復投之者再，婦人長跪而泣，主者感動，即取中。此卷乃餘姚一生名田麟者。榜後，問田生以狀，生哽咽久之，乃對： 「母本側室，為嫡撾殺，死時狀正如此。」即此二事，場中皆有鬼神，主者亦不得與也，可不畏哉！
萬曆己丑，科場覆試，予獲與事。先是，戊子，京兆都試黃官庶洪憲主考，黃遊申、王二相君間甚歡，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，即非黃典試舉首，亦其分內，徒以出於黃，所為眾指目，而榜中復多黃所厚士，關節居間，都人懸書於衢。及京兆試卷呈送禮部，宗伯朱公命郎吏檢閱，於儀郎孔兼因摘其兩卷以呈，其一李鴻者，吳門之婿也，朱公語予其狀，予謂：「郎吏既聞，公即當奏，不奏，即當密止，亦不可向予道也。」朱公猶豫予之，密以白吳門，因寢其事。於復封送禮科，令其參劾，禮科苗給事朝陽，吳門之客也，亦寢不奏。於見形跡已露，不可中止，因風郎中高桂，桂，抗直人也，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、吳門東床，凡八人。詔下禮部查核，且會都察院及科道覆試。御史大夫吳公、中丞詹公皆為二相、宗伯稱病，亟不出，右堂田公轉自祭酒，以八人皆國學所選，避不閱卷，惟予及臺長司其事。試畢閱卷，予先閱畢，稍定次序，以送吳公，吳公即送臺省諸君，令其校定，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為第八，與予所定相合。予因謂吳公曰：「甲子舉場覆試，丙戌午門覆試，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，今奉旨覆閱，雖不定去取，亦宜分作二等，請自上裁。」及召郎吏具草，以七人為「平通」，一人為「亦通」，其人即屠也。舊例， 「亦通」者黜。吳公見屠在黜例，懼無以復二相，即起取卷再閱，曰：「此卷之文義甚優，老夫亦不能作，奈何棄置？就不作官也罷，要全天理。」揖臺諫諸君共閱。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：「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，以某觀之，正是極不通處。」都諫苗君取視，指曰：「如此數語，卻亦甚好。」都諫張君曰：「數語若是秀才，可居五等。」於是吳公大憤，噤不能語，而儀司呂正郎興周與高直前力爭，請落其二三卷，予因謂吳公曰：「郎官所請黜落太多，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，既奉旨品閱，豈得盡無可否？」吳公猶欲持之，予即厲聲命吏書奏，即可印封，俟闕門開即上，時已三鼓矣。予甫抵舍盥漱，即入候講，黎明在文華直廬，三相已至，延予問狀，相顧失色，新都曰：「奏可追否？」曰：「已上矣。縱未上，眾印封，亦不可改。」二相公曰：「然。」退而大怒，謂予曰：「如屠生文義，可作程式，奈何黜之。」予笑謂曰：「郎中雲不通亦過，老先生雲可作程式亦太矯枉。總之，非甚不通，但要京兆中式，亦屬濫進。」二相默然。自是，高、呂、王、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，而吳、詹、黃、苗諸君皆為公論所扼腕。其持二相或末次於黃，而銜予者次於高、於矣。覆試奏既上，次日，即以查核疏奏，大略云：連日查訪，關節未有明據，事屬噯昧，遽難指名。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，今諸生試卷既經多官會閱，無甚相懸，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云云。二相以其辭微，亦不悅也。而吳、詹二公以不能全勝，復有縱臾，滋不見與云。
唐時牛、李之黨起於對策，成於覆試。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，為德裕所恨，又與元稹爭進，平日有郤，及楊汝士、錢徽知貢舉，不受段文昌、李紳之屬，為其所嗛，而宗閔之婿及第，故德裕、文昌、紳、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，而宗閔亦譴焉。由是宗閔、德裕各分朋黨，更相傾軋，垂四十年，其機括所發，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。古今事體，大略不遠如此。
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，政事為畿縣最，李勣謂曰：「足下春秋甫爾，遽擅大名，宜稍自貶抑，無獨出人右也。」此時風俗尚淳，後進少年為長者所誨如此。近時，年少甲科，出為令長，稍有一二薦疏，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，長年先輩降顏撫接惟恐不及，有以是勖之者，其肯受乎？且亦長年先進無勣其人耳。誠有如勣者，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。
宋
大觀三年，集英臚唱，執政林攎當傳姓名，不識「甄盎」字，以寡學被黜。近世士人，以經義致身，不暇博覽，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，設令古人見，何如為笑」記在朝時，有一臺諫上疏，曾以草相示，內有「竊鈇」二字，蓋以「鈇」為「鈇」也，予難於面質，第曰：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