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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者，魯史記之名也。記事者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，所以紀逺近，别同異也。故史之所記，必表年以首事。年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。周禮有史官，掌邦國四方之事，達四方之志。諸侯亦各有國史，大事書之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孟子曰：「楚謂之檮杌，晉謂之乘，而魯謂之春秋，其實一也。」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：「周禮盡在魯矣！吾乃今知周公之徳，與周之所以王也。」韓子所見，葢周之舊典禮經也。周徳既衰，官失其守，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，赴告䇿書，諸所記注，多違舊章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偽，而志其典禮，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。其敎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則刋而正之，以示勸戒，其餘則皆即用舊史。史有文質，辭有詳畧，不必改也。故《傳》曰其善志，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，葢周公之志，仲尼從而明之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，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。故傳或先經以始事，或後經以終義，或依經以辯理，或錯經以合異，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。舊史遺文，略不盡舉，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。身為國史，躬覽載籍，必廣記而備言之。其文緩其㫖逺，將令學者，原始要終，尋其枝葉，究其所窮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，饜而飫之，使自趨之。若江河之浸，膏澤之潤，渙然冰釋，怡然理順，然後為得也。其發凡以言例，皆經國之常制，周公之垂法，史書之舊章，仲尼從而修之，以成一經之綂體。其微顯闡幽，裁成義類者，皆據舊例而發義，指行事以正褒貶，諸稱書，不書，先書，故書不言，不稱書曰之類，皆所以啟新舊，發大義，謂之變例。然亦有史所不書，即以為義者，此葢春秋新義。故傳不言凡，曲而暢之也。其經無義例，因行事而言，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，非例也。故發傳之體有三，而為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顯，文見於此，而義起於彼，稱族尊君命，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縁陵之類是也；二曰志而晦，約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，參㑹不地，與謀曰及之類是也；三曰婉而成章，曲從義訓，以示大順，諸所諱辟，璧假許田之類是也；四曰盡而不汙，直書其事，具文見意，丹楹刻桷，天王求車，齊侯獻㨗之類是也；五曰懲惡而勸善，求名而亡，欲盖而章，書齊豹盜，三叛人名之類是也。推此五體，以尋經傳，觸類而長之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王道之正，人倫之紀，備矣。或曰《春秋》以錯文見義，若如所論，則經當有事同文異，而無其義也。先儒所傳，皆不其然，答曰：「《春秋》雖以一字為褒貶，然皆須數句以成言，非如八卦之爻，可錯綜為六十四也，固當依傳以為斷。古今言《左氏春秋》者多矣，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，大體轉相祖述，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，𨓆不守丘明之傳，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，皆沒而不說，而更膚引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，適足自亂。預今所以為異，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，經之條貫必出於傳，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，以正褒貶，簡二傳而去異端，盖丘明之志也。其有疑錯，則備論而闕之，以俟後賢。然劉子駿創通大義，賈景伯父子、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。末有穎子嚴者，雖淺近，亦復名家。故特舉劉賈、許穎之違，以見同異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，比其義類，各隨而解之，名曰《經傳集解》，又别集諸例，及地名譜第厯數，相與為部，凡四十部十五卷，皆顯其異同，從而釋之，名曰「釋例」，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，釋例詳之也。或曰：「《春秋》之作，左傳及榖梁無明文。」說者以為仲尼自衞反魯，修《春秋》，立素王，丘明為素臣，言《公羊》者，亦云黜周而王魯，危行言孫，以避當時之害，故微其文，隱其義。《公羊》經止獲麟，而《左氏》經終孔丘卒，敢問所安，答曰：異乎余所聞。仲尼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兹乎？此制作之本意也。歎曰：鳯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盖傷時王之政也。麟鳯五靈，王者之嘉瑞也。今麟出非其時，虚其應而失其歸，此聖人所以為感也。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，所感而起，固所以為終也。曰：「然則《春秋》何始于魯隱公？」答曰：周平王，東周之始王也。隱公，讓國之賢君也。考乎其時則相接，言乎其位則列國，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𦙍也。若平王能祈天永命，紹開中興，隱公能𢎞宣祖業，光啟王室，則西周之美，可尋文武之迹不墜，是故因其厯數，附其行事，采周之舊，以㑹成王義，垂法將來，所書之王即平王也，所用之厯則周正也，所稱之公即魯隱也。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？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？」此其義也。若夫制作之文，所以章徃考來，情見乎辭，言髙則㫖逺，辭約則義微。此理之常，非隱之也。聖人包周身之防，既作之後，方復隱諱以避患，非所聞也。子路欲使門人為臣，孔子以為欺天而云「仲尼素王，丘明素臣」，又非通論也。先儒以為制作三年，文成致麟，既已妖妄，又引經以至仲尼卒，亦又近誣。據《公羊》經止獲麟，而《左氏》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，故余以為感麟而作，作起獲麟則文，止於所起，為得其實，至於反袂拭面，稱吾道窮亦無取焉。（「義起于彼」，五臣作「起義在彼」。「諱辟」，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