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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書龔自珍言：自珍少讀曆代史書及國朝掌故，自古及今，法無不改，勢無不積，事例無不變遷，風氣無不移易，所恃者，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。夫有人必有胸肝，有胸肝則必有耳目，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，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，有考訂同異之事，則或胸以為是，胸以為非，有是非，則必有感慨激奮，感慨激奮而居上位，有其力，則所是者依，所非者去，感慨激奮而居下位，無其力，則探吾之是非，而昌昌大言之。如此，法改胡所弊？勢積胡所重？風氣移易胡所懲？事例變遷胡所懼？中書仕內閣，糜七品之俸，於今五年，所見所聞，胸弗謂是；同列八九十輩安之，而中書一人，胸弗謂是；大廷廣眾，苟且安之，夢覺獨居，胸弗謂是；入東華門，坐直房，昏然安之；步出東華門，神明湛然，胸弗謂是；同列八九十輩，疑中書有痼疾，弗辨也，然胸弗謂是。如銜魚乙以為茹，如藉蝟栗以為坐，細者五十餘條，大者六事，茲條上六事，願中堂淬厲聰明，煥發神采，賜畢觀覽。
一、中堂宜到閣看本也。大學士之充內廷者，例不看本。伏考雍正十年以後，內廷之項有五：一、禦前大臣，二、軍機大臣，三、南書房，四、上書房，五、內務府總管是也。五項何以稱內廷？內閣為外廷故也。內閣何以反為外廷？雍正後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。大臣帶五項者，除出南書房、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，不常川園居；日入直，常川園居者，三項而已。此帶三項之大學士，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。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，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，漢侍讀上堂，將部本通本，各簽呈定迎送如儀，中書有關白則上堂，無關白則否，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，而且雍正壬子以後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。惟中堂到閣，侍讀以下賢否，熟悉胸中，輔臣掌故，亦熟悉胸中，內閣為百僚之長，中書實辦事之官，此衙門一日未裁，此規矩一日不廢。道光元年，大學士六人，滿洲伯中堂，托中堂，協辦長中堂，漢則曹中堂，戴中堂，協辦孫中堂，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，托、戴、伯是也。戴予告，孫大拜，協辦為蔣中堂；伯休致，長大拜，協辦為英中堂；則道光二年之事。曹、蔣皆軍機大臣，長伊犁將軍，孫兩江總督，英內務府總管，其日日看本者，隻托中堂而已。托中堂在嘉慶朝任禦前大臣、軍機大臣，常川園居，聖眷隆重，至是乃日日看本，原屬偏勞，一日召見，乘便口奏：內閣隻臣一員，日日看本，部旗事繁，必須分身等語。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，輪流看本。噫！學士職過硃，看本非所掌也，此乃第一大關鍵。然而一時權宜之法，豈以為例？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，局勢即全變；局勢全變，舊章不難立複。設竟從此改例，須大學士奏明，將漢學士添此職掌，纂入《會典》，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為虛銜之處，纂入《會典》，萬無不奉明文，淡然相忘之理。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，自無妨礙，而後來永遠如此，並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。孫革職，蔣大拜，協辦為汪中堂；汪，上書房總師傅也。按嘉慶九年，上諭曰：南書房、上書房行走大臣，俱著輪流入署辦事。其上書房總師傅，不過旬日一入直，尤不得藉口內廷，常川園居。聖訓煌煌（在《會典》第七十四卷），汪中堂不知也，侍讀不知也。汪到任日，滿侍讀探請意指，汪然曰：我外廷乎？乃止。是日絕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。不但此也，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：「內閣重地，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；其在軍機處行走者，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，散直後，勢難赴閣。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，朕令其赴衙門辦事，即應閣部兼到；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，票擬綸音是其專責，豈可閑曠？保寧到京後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，朕不令其在園居住。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，直朕進城後，諭令到衙門時，著先赴內閣，再赴部院；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，著常川到閣，以重綸扉，以符體製。」此諭更明白矣！亦無援引以折之者。大官不談掌故，小臣不立風節，典法陵夷，紀綱頹壞，非一日之積，可勝痛哉！假使汪肯看本，則托、汪隔日一到，與托原奏所稱隻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；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。夫複何辭？惜哉！此第二大關鍵也。汪病逝，協辦為今盧中堂；英降熱河都統，協辦為今富中堂；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，並不在五項之列，尤宜到閣，以重本職，而侍讀懲前事，不複探請。兩中堂原未諳閣故，不知大學士之本職，因何而設，咎自不在兩公，遂兩相忘；此第三大關鍵。合署人員，舉朝科道，亦皆淡然相忘；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，情事又一變；而漢學士之看本，局遂不變。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、張學士鱗曰：兩君可稱「協辦」協辦大學士。兩君笑應之。三十年後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。盧中堂全銜為：太子少保、協辦大學士、吏部尚書、國史館總裁、兼管順天府事務，富中堂全銜為：太子少保、協辦大學士、理藩院尚書、正白旗滿洲都統、閱兵大臣。今吏部、順天府知有盧中堂，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。理藩院、正白旗知有富中堂，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。黜陟之事，托中堂獨主之，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。而本朝大學士一官，遂與保傅虛銜，有銜無官者等。自尚書至巡檢典史，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，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。自尚書至未入流，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，內閣為衙門首，堂上闃然無堂官矣。而太宗文皇帝以來，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，至托中堂而一變，汪中堂而再變，盧、富兩中堂而三變。托創之，汪中之，盧、富成之。依中書愚見，今宜急請托中堂、盧中堂、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（今曹係軍機大臣，長係禦前大臣，蔣係兩江總督），如不看本，宜急奏明改定《會典》，不得相忘。此當世第一要事。
一、軍機處為內閣之分支，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。雍正辛亥前，大學士即軍機大臣也。中書即章京也。壬子後，軍機為諭之政府，內閣為旨之政府，軍機為奏之政府，內閣為題之政府，似乎輕重攸分。然寰中上諭，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？寰中奏牘，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？六科領事，赴軍機處乎，赴內閣乎？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，故用專摺奏，後非軍事亦摺奏，後常事亦摺奏，後細事亦摺奏。今日奏多於題，諭多於旨，亦有奏訖在案，補具一題者，絕非雍正朝故事。故事何足拘泥？但天下事，有牽一發而全身為之動者，不得不引申觸類及之也。國朝仍明製，設六科，其廨在午門外，主領旨，主封駁，惟其為上諭也，諫臣或以為不可行，而封駁之，諫臣之所以重。今內閣擬旨所答，皆題本也，所循字句，皆常式也，旨極長，無過三十字，誠無可封駁者。自閣臣為閑曹冗員，而並科臣亦成閑曹冗員，果依現在情形，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，專領軍機處上諭，而主其封駁乎？又惟內閣為至近至貴之臣也。外吏不敢自通於主上，故仍明製，由通政司達內閣，謂之通本，果依現在情形，通政司亦閑曹冗員，可以裁；如不裁，何不移駐隆宗門外，為奏事處之咽喉乎？此二說，原屬迂腐不可行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，而求其䚡理，核其名實，必遭天下後世辨口，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，亦何以禦之哉？又六部尚書皆直日，而大學士獨不直日；侍郎直日，而內閣學士不直日。立法之初，豈不以絲綸之寄，百僚之總，不直日者，無日不直也乎？內閣與軍機既分，大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為重，而直日召見。嘉慶中，禦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，其論實近正也，其事則幸而不行。萬一行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，又不到閣看本，終歲不召見，又不趨公，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？天下後世姍笑，何以禦之哉？故曰：必也正名。名之不正，牽一發而全身為之動者，此也。雍正壬子，始為軍機大臣者，張文和公，鄂文端公，文和攜中書四人，文端攜中書兩人，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，為軍機章京之始，何嚐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？文和兼領吏部戶部，何嚐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？厥後中書升主事，即出軍機處，何也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，占六部之缺，辦軍機處之事，非名實也。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，未考何人始，至於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，又未考何人始。大都於文襄、傅文忠兩公，實創之主之，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，內閣占一半，六部占一半，閣部對送，閣所占已不優矣，但閣與部，未嚐分而為七。嘉慶二十一年，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：此次保送，內閣獨多。董中堂衰耄，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，反叩頭認過，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，均平人數，而閣與部遂為七。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，最失本真，職此故也。伏思本原之中，又有本原，從本原更張，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。依中書愚見，姑且依雍正中故事，六部專辦六部之事，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，停止六部送軍機處，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，不得奏留該處，立飭回部當差。如此，庶變而不離其宗，漸複本原，漸符名實。
一、侍讀之權，不宜太重也。自中堂不到閣，而侍讀之權日益重。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，侍讀不呈大官單，袖中出寸紙，書姓名一兩行，口進數詞，中堂漫頷之，即得之矣。遇有協辦侍讀出缺，則侍讀之門如市，故侍讀以上官自處，中書以下屬自處，明悖《會典》。試思六部卿寺衙門，皆用大官單白事，何內閣獨廢單不用？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，官有幾案，可閱官單。今侍讀之見中堂也，大率宮門風露之中，立譚之頃，使非袖中出寸紙，實不簡便，此其所苦也。論者曰：侍讀於中書近，中堂於中書遠，藉加延訪。此論不然！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曆、年齒、食俸深淺、功過次數，及何項行走名目矣，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為延訪，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歟？中堂領百僚，為皇上耳目，其於四海之內，滿、漢文武，大小賢否，罔弗知也，何至本衙門二三筆劄小生，尚有弗知，而待臨歧延訪歟？豈中堂之聰明，申於天下，而獨詘於侍讀歟？依中書愚見，一切中書差使，宜由侍讀手奉全單，默然鵠立，中堂坐堂上，朱筆點出，明降堂諭，不許仍沿袖中出紙，以肅瞻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