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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，欲條說之，倉卒未能撰述。謹就《經話》中取其論今古學者，以為此卷。中多未定之說，俟有續解，再從補正。）今古二派，各自為家，如水火、陰陽，相妨相濟。原當聽其別行，不必強為混合。
許君《異義》，本如《石渠》、《白虎》，為漢制作，欲於今古之中，擇其與漢制相同者，以便臨事緣飾經義。故累引漢事為斷，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，皆為行事計耳。至書之並行，兩不相背，則不欲混同之也。
鄭君駁《異義》時，猶知今古不同，各自成家。至於撰述，乃忘斯旨。注古《周禮》用《王制》；箋《毛傳》用《韓詩》；注《古文尚書》用夏侯、歐陽說。
夫說經之道，與議禮不同。議禮可以斟酌古今，擇善而從。說經則當墨守家法，雖有可疑，不能改易，更據別家為說。今注古學，乃欲兼有今學之長，采今易古，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，乃割別人耳目補之，不惟無功，而且見過。使鄭君作注時，猶存駁《異義》之見，則分別今古，先師之法不致盡絕。乃前後異轍，使今古之派，遂至漢末而絕也，惜哉！
許君雖於今古互有取舍，不過為漢制緣飾。至於各經家法，聽其別行，不欲牽合之也。
如明堂說，許案云：「今禮、古禮各以其義說，無明文以知之。」又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，說朝聘不同。許案云：「《公羊》說，虞、夏製；《左氏》說，周禮。《傳》曰：『三代不同物』，明古今異說。」是許以今古不同，不欲混通也。
又諸侯夫人喪，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異說。許案云：「《公羊》說，同盟諸侯薨，君會葬。其夫人薨，又會葬。是不遑國政，而常在路。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說，俱不別同姓、異姓。《公羊》言當會，以為同姓也；《左氏》雲不當會，據異姓也。」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據，不欲強同也。
至其餘條，或云從《左氏》，或云從《周禮》，亦自定一尊，不欲含混。至鄭氏著書，乃全與此意反矣。
《異義》久亡，今就陳氏輯本考之，所存將近百條。今與今同，古與古同，各為朋黨，互相難詰，以其門戶原異，故致相歧也。中惟三條古與今異者。
《穀梁》說：葬不為雨止，統尊卑而言。《左氏》說：庶人不為雨止。《公羊》說：「雨不克葬，謂天子諸侯也。卿大夫臣賤，不能以雨止。」此《公羊》參用古學之言也。
《公羊》說：「臣子先死，君父名之。」《左氏》說：「既沒，稱字而不名。」許以為《穀梁》同《左氏》。按，此皆後師附會之說，於經傳無明文，同異無關於今古禮制者也。
又引《魯詩》說：丞相匡衡以為「宗廟宜毀」；《古文尚書》說「宗廟不毀」。許據《公羊》御史大夫貢禹說，同《古文尚書》「不毀」。按，「毀」與「不毀」，經無其證，凡此所同，皆無明據。至於大綱，無或參差也。
孔子初年問禮，有「從周」之言，是尊王命、畏大人之意也。至於晚年，哀道不行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，以挽弊補偏。於是，以心所欲為者，書之《王制》，寓之《春秋》。當時名流，莫不同此議論，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。
後來傳經弟子，因為孔子手訂之文，專學此派，同祖《王制》。其實，孔子一人之言，前後不同。予謂「從周」為孔子少壯之學，「因革」為孔子晚年之意者，此也。
鄭君注《禮記》，凡遇參差，皆以為殷、周異制。原今古之分，實即此義。鄭不以為今、古派者，蓋兩漢經師已不識《王制》為今學之祖。故許君以《公羊》「朝聘」為虞夏製，鄭君以《王制》為殷禮。但知與《周禮》不合，而不知此為孔子手訂之書，乃改周救文大法，非一代所專，即今學之本也。
今於數千年後，得其根源，繼絕扶微，存真去偽，雖清劃繁難，固有不能辭者矣。
《王制》、《祭統》，今學；《祭法》，古學。二者廟製、祭時一切不同，且故意相反。兩漢經師言廟製、祭儀，皆牽混說之。特以之注經，則自鄭君始。議禮之事，各有意見，多采輯諸說以調停其間，不能由一人之意，此議禮之說多不可據也。
今古經本不同，人知者多。至於學官皆今學，民間皆古學，則知者鮮矣。
知今學同為魯、齊派，十四博士同源共貫，不自相異；古學為燕、趙派，群經共為一家，與今學為敵，而不自相異；則知者更鮮矣。
知今學同祖《王制》，萬變不能離宗；《戴禮》今、古雜有，非一家之說；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為斷；古學主《周禮》，隱與今學為敵；今禮少、古禮多；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說，則西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，何論許、鄭乎！
魯、齊、古三學分途，以鄉土而異。
鄒與魯近，孟子云：「去聖人居，若此其近」，蓋以魯學自負也。荀子，趙人，而遊學於齊，為齊學。《韓詩》，燕人傳今學，而兼用古義，大約遊學於齊所傳也。《儒林傳》謂其說頗異，而其歸同。
蓋同鄉皆講古學，一齊眾楚，不能自堅，時有改異，此韓之所以變齊也。而齊之所以變魯者，正亦如此。予謂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，蓋謂此也。
群經之中，古多於今。然所以能定其為今學派者，全據《王制》為斷。
《三朝記》知其為今學者，以與《王制》合也。《禮記冠、昏、鄉飲、射義》所以知為今學者，以與《王制》同也。同者從同，異者自應從異。故舊說淵源，皆不足據。
蓋兩漢末流，此意遂失，混合古今，雖大家不免。如劉子政有古禮制，馬融說六宗偶同伏說是也。審淄澠，定宮徵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失，不亦難哉！
初疑今派多於古，繼乃知古派多於今。古學《周禮》與《左傳》不同，《左傳》又與《國語》不同，至於《書》、《詩》所言，更無論矣。蓋《周禮》既與《國語》、《周書》不同，《左傳》又多緣經立義之說。且古學皆主史冊，周曆年久，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，故各就所見立說，不能不多門。至於今學，則全祖孔子改製之意，隻有一派。雖後來小有流變，然其大旨相同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。
《論語》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鬱鬱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此孔子初年之言，古學所祖也。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舞》。」此孔子晚年之言，今學所祖也。
又言夏、殷因革，繼周者百世可知。按，《王制》即所謂繼周之王也。因於《周禮》，即今學所不改，而古今同者也，其損益可知。《王制》改周制，皆以救文勝之弊，因其偏勝，知其救藥也。
年歲不同，議論遂異。春秋時，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，孔子《王制》即用此意，為今學之本旨。何君解今《禮》，以為《春秋》有改製之文，即此意也。特不知所改之文，全在《王制》耳。
今古之分，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。伏《尚書》、三家《詩》無論矣。何君《公羊解詁》不用古說，其解與《周禮》不同者，皆以為《春秋》有改製之事，不強同《周禮》。此今學之派也。
至於許君，《說文》用古義，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目之，屏為異義。至於杜、鄭（興、眾父子）、賈、馬，其注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尚書》，皆不用博士說片語隻字（《五經異義》：馬有以今學長於古義一條目。今說既為俗儒，不可據以為用今學也）。至於引用諸書，亦惟用古派，從不用《王制》。其分別異同，有如陰陽、水火之不能強同。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，全就本經立說，不牽涉《王制》。其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：「諸男食者四之一，適方五十里。獨此與《五經》家說合耳。」其所謂之《五經》家者，即《王制》子男五十里之說也。《異義》謂之今文，《說文》目為博士，斥為異說，不求雷同。即此可見東漢分別今古之嚴。
自鄭康成出，乃掍合之。可含掍者，則含掍說之；文義分明者，則臆斷今說以為殷禮。甚至《曲禮》古文異派，亦以為殷禮。鄭君受賈、馬之學而兼采今文，今欲刪其掍合以反杜、馬之舊。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，乃兩京之舊法，試為考繹，必知不謬矣。
今古之掍亂，始於鄭君，而成於王子雍。大約漢人分別古今甚嚴。魏晉之間，厭其紛爭，同思畫一。
鄭君既主今古混合，王子雍苟欲爭勝，力返古法，足以摧擊鄭君矣。殊乃尤而效之，更且加厲，《家語》、《孔叢》皆其偽撰。乃將群經今古不同之禮，托於孔子說而牽合之。如《王制》廟製，今說也；《祭法》廟製，古說也；各為規模，萬難強同者也；而《家語》、《孔叢》之言廟製者，則揉雜二書為一說。
鄭君之說，猶各自為書。至於王氏，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。後人讀其書，愈以迷亂，不能復理舊業，皆王氏之過也。故其掍亂之罪，尤在鄭君之上。欲求勝人，而不知擇術，亦愚矣哉。
鄭君以前，古學家著書，不惟不引據《王制》師說，並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、《三家詩》、《今文尚書》、今《易》，凡今學之言，避之如洪水猛獸。惟其書今古雜有，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，乃用之。如杜、鄭、賈、馬之引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是也。引《春秋》則惟《左氏傳》。至於引二傳「跛者迓跛者」條，則亦但引其文句，而不言書名，皆足見其門戶之峻厲也。
《禮運》、《禮器》、《郊特牲》，孔子告子遊，皆古學說。此孔子未作《春秋》以前，從周之言。至於作《春秋》以後，則全主今學。如《大戴》告哀公之《三朝記》，全與《王制》、《穀梁》合，是也。
孔子傳今學派時，受業早歸者未聞，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。又或別為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為，然大約出於受業者多。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別，故權以古學為不受業，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。
《緯》云：「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。」《孝經》皆已成之跡，《春秋》則虛托空言。故予意以《孝經》為古學，《春秋》為今學，《論語》為今古雜。以《孝》屬行，行必從周；《春秋》屬誌，誌有損益；《論語》少壯晚年之語皆有，故不一律，大約從今者多。至於《孝經》有今學，《春秋》有古學，《論語》有今古兩派，此皆後來附會流派，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別也。
《論語》「因革」、「損益」，唯在制度。至於倫常義理，百世可知。故今古之分，全在制度，不在義理，以義理今古同也。至於弟子之大義，經師之推衍，乃有取舍不同，是非異致之說。揆之於初，無此分別。
《異義》所錄師說，半皆東漢注解家言，索虛為實，化無為有，種種附會，都非原旨。然既欲各立門戶，則好惡取舍，亦不能不小有改動，言各異端，亦不必強同。但讀者須知此非今古正義，不蔽錮於許說，可也（近言今古派者，皆本原於《異義》，今不盡據之）。
今古之分，或頗駭怪。不知質而言之，沿革耳、損益耳。明之制，不能不異於元；元之制，不能不異於唐、宋。今學多用殷禮，即仲弓「居敬」之意。古學多用周禮，即《中庸》「從周」之意。今制與古不同，古制與今異派，在末流不能不有緣飾附會之說。試考本義，則如斯而已，故不必色駭而走也。
魯為今學正宗。燕趙為古學正宗。其支流分派，雖小有不同，然大旨一也。
魯乃孔子鄉國，弟子多孔子晚年說，學者以為定論（漢人經學，以先師壽終之傳為貴，亦如佛家衣缽真傳之說也），故篤信遵守。初本以解《春秋》，習久不察，各是所長，遂以遍說群經。此魯之今學，為孔子同鄉宗晚年說，以為宗派者也。
燕趙弟子，未修《春秋》以前，辭而先反，惟聞孔子「從周」之言，已後改製等說，未經麵領，因與前說相反，遂疑魯弟子偽為此言，依托孔子（如漢人傳經，別雜異端，乃自托於師終時手授其傳，故弟子不信其書之比），故篤守前說，與魯學相難。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，亦相與佐證，不信今學而攻駁之，乃有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之作，自為朋黨，樹立異幟，以求合於孔子初年之說。此古學派為遠於孔子，兼采時製，流為別派者也。
其實，今學改者少，不改者多。今所不改，自當從古。凡解經，苟今學所不足，以古學補之可也。齊人間於二學之間，為鄉土聞見所囿，不能不雜采，乃心欲兼善，遂失所繩尺，不惟用今學所無，並今學有明文者，亦皆喜新好異，雜入古說。今不為今，古不為古，不能施行。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，則兼收並蓄，志在包羅，亦學人積習也。
昔人云：「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沒而大義乖。」此之紛紜，大約七十子沒之後乎！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。
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今古之分，古人有成說矣。唯《戴記》兩書中，諸篇自有今古，則無人能分別其說。蓋《戴記》所傳八十餘篇，皆漢初求書，官私所得，有先師經說，有子史雜鈔，最為駁雜。其采自今學者，則為今學家言；采自古學者，則為古學家言。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，立有博士，遂同以為今學。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，非鄭康成之過也。
然考《異義》，雖以戴《禮》為今說，而杜、賈諸家注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，於《戴記》有引用之篇，有不引用之篇，是當時雖以戴《禮》為今學，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說，足見其書之今古並存矣。今之分別今古，得力尤在將戴《禮》中各篇今古不同者，歸還本家。《戴記》今古定，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。
予以《王制》為今學之祖，取《祭統》、《千乘》、《虞戴德》、《冠義》、《昏義》、《射義》、《聘義》、《鄉飲酒義》、《燕義》等篇注之，附於今派。取《祭法篇》為古《國語》說；又取《玉藻》、《盛德》、《朝事》等篇為古《周禮》說；又以《曲禮》、《檀弓》、《雜記》為古《春秋左氏》說。（詳見「《禮記》今古篇目表」）至於其餘，或為《儀禮》說，或為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孝經》說。陰陽五行說、學問派、子史派、陰陽五行派，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，都為考訂。每篇各自為注，以類相從，再不求通別家，牽掍異解。《戴記》一明，則群經無不大明。蓋以《記》中諸篇經說，居十之七、八，自別入《記》中。經不得記不能明，記不得經無以證，仳鉲兩傷。甚至援引異說以相比附，故注解愈多，經意愈晦，經學亦愈亂。今為合之，如母得子，如石引針，瓜分係別，門戶改觀，群經因此大明。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《戴記》。
予以《王制》解《春秋》，無一字不合，自胡、董以來，絕無此說。至以《戴記》分隸諸經，分其今古，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絕學，微言大義，幸得粗窺，故急欲成之。或以此說為過奇，不知皆有所本，無自創之條。特初說淺而不深，偏而不全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形近是而實則非。久乃包羅小大，貫穿終始，采花為蜜，集腋成裘，無一說不本前人，無一義仍襲舊說，積勞苦思，曆數年之久。於盤根錯節，外侮內憂，初得彌縫完善。而其得力尤在分隸《戴記》。觀前表及「兩戴章句凡例」可見。
或問《王制》制度，孔子全用殷禮，抑亦別有所本？
曰：孔子答顏子參用四代，《王制》言巡狩與《堯典》合，則不獨殷禮矣。又《緯》雲殷五廟，周七廟。尹更始說《穀梁》七廟，據周。天子稱崩，劉向說亦云據周。是《王制》參用四代之證。然《中庸》云：「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征；吾說殷禮，有宋存焉。」是春秋時，夏以前禮制，皆殘缺不可考。大約孔子意在改製救弊，而虞樂、夏時以外多不可考，故建國立官，多用殷製。《緯》雲《春秋》用殷禮，是也。《說苑》引伊尹說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事，與董子同，是立官用殷禮也。《緯》云：殷爵三等，周爵五等。今爵五而地三，是亦用殷禮也。《春秋》有故宋之說；《穀梁》主王後其先殷人二義；孔子卒，殯用殷禮。故《春秋》見司馬、司城二官，明改製用殷禮三公也。
《殷本紀》伊尹說湯以「素王」之法，與《春秋》「素王」義同。史公「素王」妙論，亦以伊尹為主，豈「素王」二字，亦從伊尹來耶？說者以「素」為從「質」之義，史公論範、計，亦質家意，豈「素王」為伊尹說樸質之教，孔子欲改周文，仿於伊尹從質之意而取「素王」，故《春秋》多用殷禮耶？
或以今古為新派。曰：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（詳見前卷）。以《王制》主今學無據。曰：俞蔭甫先生有成說矣。
以《國語》在《左傳》先為無考。曰：此二書為二人作，趙甌北等早言之矣。
《戴記》有今有古，鄭、馬注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已有此決擇矣。今古二家，各不相蒙，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。以今古分別禮說，陳左海、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矣。解經各還家法，不可混亂，則段（玉裁）、陳（奐）、王劼）注《毛詩》，已刪去鄭箋矣。以《禮記》分篇治之，則《隋志》已有《中庸》、《喪服》、《月令》單行之解矣。今與今合，古與古合，不相通，許君《異義》早以類相從矣。考訂《戴記》簡篇，則劉子政、鄭康成已有分別矣。
今之為說，無往非因，亦無往非創；舉漢至今家法，融會而貫通之，以求得其主宰。舉今古存佚群經，博覽而會通，務還其門麵，並行而不害，一視而同仁。彼群經今古之亂，不盡由康成一人，今欲探抉懸解，直接卜左，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，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，此作《今古考》之意也。
今古之分，於經傳、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、《三傳》、《戴記》為證；於禮制，以宗廟、禘祫、田稅、命官、制祿為證，可謂詳明。
然此別其異同，試以「會同」明其意旨。《論語》有會同，是當時本有會同，故公西舉之，此《論語》據古學之證也。《周禮》有會同，合於《論語》，是《周禮》用舊儀典冊之證也。《春秋》無同，是孔子不守《周禮》，自立新製之證也。《左傳》無同，是《左傳》緣經立說，經所無者，不能有之證也。《書禹》、《詩車攻》有會同，此夏、周有會同之旁證也。《國語》、《孝經》無會同，此別派異於《周禮》之證也。即此一事考之，前後沿革，本原派別，皆可由之而悟。語簡事繁，學者當舉一反三也。
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，以徐、秦《通考》為藍本，分今為五派，古為六派（詳見前「流派表」中），以為正宗。凡古有今無、今古同、今古雜者，別立三門收之，子、緯亦附焉。至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，舊皆同列，既無明文，維據注疏分隸，今盡削落，不以為據。其有明文者，分為四代製，以入「沿革表」。《論語》今古兼有，亦如《禮記》分篇例，各從其類。漢人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孝經》，皆分今古，誤說也。以《易》、《詩》證禮制，亦誤據也。《禮記》兼有今古，以隸今學，誤也。《論語》今古雜，今古二家立二派，各為家法說之，亦誤也。今盡汰誤說，別立新門。學者據此分鈔，分說禮制，涇渭判然，不啻江河。執此治經，庶有澄清之效。
《司馬法》司馬主兵，《王制》之傳也。其言兵製出師，與《周禮》不合，蓋全主《王制》也。《孔叢子軍製篇》間於今古之間，有用《周禮》之文，有用《司馬法》之文。今凡與《王制》、《司馬法》同者，則以入《王制》；與《周禮》同者，入古學也。（又考《司馬》逸文與《王制》，同見於孔、賈諸疏所引者，今本乃無之。豈孔、賈所引別一書，今存本乃穰苴書歟？）三統循環，由周而夏，此質家矯枉之言，孔子不主此議。周末名流，競欲救文，老、尹、桑、莊厭棄文敝，至於排仁義，不衣冠。矯枉者必過其正，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。然風氣日開，文明漸備，宜俗所安，君子不改，情文交盡，來往為宜，若欲改周從夏，不惟明備可惜，亦勢所不行。繼周不能夏製，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羲、軒也。
子桑伯子，欲復夏禮者也。《說苑》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。《論語》所謂「簡」，謂夏製也；「敬」，謂殷製也。孔子許伯子之質。
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，惟當用殷，小參夏意，深明損益，洞達治體，與孔子語顏子意相合。故夫子以南面嘉之，謂可與言繼周之事。《王制》用殷禮，仲弓有啟予之助。
又孔子言服周冕，非獨取一冕，凡儀注等威、章、服、文藻之事，皆從冕推之。故《儀禮》以及威儀，皆不改也。「乘殷輅」，「輅」取實用，務於致遠。凡製官、爵命，《王制》所改之事，皆其太甚，有害無益者也。至於夏製，所取者少，人事日文，不能復古。惟天道尚質，行時郊祀，大約皆夏正也。假時、輅、冕以示其例而已。
四科之中，顏子、仲弓以德行見。製作精意，二子得聞。以下偏才，舍大謀細矣。所改者今，不改者古。觀其因革之原，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。
周制到晚末，積弊最多。孔子以繼周當改，故寓其事於《王制》。如因尹、崔世卿之事，乃立選舉之政；因閽弑吳子之事，乃不使刑者守門；因諸侯爭戰，乃使二伯統製之；國大易為亂，乃限以百里；日月祭之瀆祀，乃訂為四時祫祭；厚葬之致禍，乃專主薄葬。凡其所改，專為救弊，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。至於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，皆仍而不改。以其事文鬱足法，非利弊所關，全用周制，故今學《祭統》、《祭禮》儀注與古學《祭義》同也。
凡今學改者少，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。《禮記》雖為今學，然所言與經不相倍，以此仍用周制之故。通考分類鈔，凡今無者，別為一冊。入此門者，皆今古所同者也。
今學隻一派。雖齊、韓參用古學，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說也。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，不能同。故今古分類鈔，凡專派與所無，皆為注明。如會同為《周禮》專派，禘嘗為《孝經》專派。他家所無者，入之。又《周禮》無禘祫；《左》、《國》無祫；《周禮》朝、覲、宗、遇分四時，為專派；《左》、《國》有朝，無覲、宗、遇。並為注明分隸。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，亦如今古之嚴。不可但因其俱為古學，遂蒙掍而說之，如前人之掍亂今古也。
今古之分，本以禮制為主。至於先師異解，漢人因其異師，亦以為有今古之別，實則非也。如爵製之大小，罍製之異同，六宗之名目，社主之松柏，既無所據，何分古今？又《尚書》稽古有「同天」「順考」之異說，然無關禮制，隨便可也。因「同天」偶為今學家言，「順考」偶為古學家言，學者亦遂以為今古有所分別，實則不然。今學附庸，古《周禮》無附庸。《異義》古學說有附庸，此亦後師誤說。許氏有從今改古之條，皆此類也。
今學《禮》，漢以前有孟荀墨韓可考。古學則《國語》、《周書》外，引用者不少。漢初燕趙之《書》不盛傳，賈、張以外少所引用，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。
今天下分北、南、中三皿，予取以為今古學由地而分之喻。古為北皿，魯為南皿，齊為中皿。北人剛強質樸，耐勞食苦，此古派也。南人寬柔敦厚，溫文爾雅，此魯派也。中皿間於二者之間，舟車並用，麥稻交儲，習見習聞，漸染中立，此中皿派也。齊學之兼取古今義，正如此。
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《漢志》有今古之分。今欲復二派之舊，其事頗難。《孝經》為古派，全書自成首尾。《論語》則采錄博雜，有為今學所祖，有為古學所祖。欲一律牽合，於今古說必多削足合屨之失。然舊有古今二派，又不能強合之，竊欲仍分為二家《論語》。今學詳今，古學詳古，凡異說皆注明，如附解存異之例。至於《孝經》，純以今學說之，則又用《左傳》以古禮說《春秋》之法。好學深思之士，必能成此書也。
今古經傳，唯存《春秋》。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皆《三傳》所據以為今古之分者。四家為今古之正宗，同異之原始。二門既別，然後先師各囿所習，推以說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凡此五經今古之說，皆後來附會之談，非本義也。說《春秋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，《三傳》之中，唯《穀梁》。說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說。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說，多與以前同。今當以秦以前者為正義，漢以後者為晚說也。
《藝文志》、《孝經》下云：「各家經文皆同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。『父母生之，續莫大焉』，『故親生之膝下』，諸家說不安處，古文皆異。」《孝經》古文異今文，不審是先秦原文，抑漢後譯改？然必有不安，其說乃異，是今文自招之也。《左傳》破今學，其所以立異之處，亦如《孝經》，多由今說不安，或弟子主張太過，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，古傳則必別立一說以易之。如何氏《日月例》，何怪唐宋人極詆之？範《注》不知《春秋》用《王制》，何怪其據《周禮》以駁傳？苟能盡明今學，則其事理平實，人亦何苦而思易之。空穴來風，終當自尤也。
今以《穀梁》、《左氏》為今古學根本。根本已固，然後及《禮》與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等經。蓋古今起於《春秋》與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，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說之者。「統宗表」即此意也。根本已立，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群經，人多經少，當易成也。
今古說，其見《異義》者，多非其實。大約出於本書者為上，其稱某家說者，多附會之談。許君於其互異者，每以有明文、無明文為說。是有明文為可據，無明文為不足據也。而明文之說，又以平實者為正，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。推例為附會，如《易》家以六龍定六馬，《詩》家以譚公為稱公是也。學者不察，則附會之說最易誤人。凡人說一事，口之所出，多流為歧異。如明堂、郊、禘諸說，紛紜是矣。又六宗之說，至二十餘家不同。有何明文？皆意為之，此不足據也。
先師主持一說，末流每至附會。如《公羊》本「素王」，因「素王」之義，遂附會以為王魯是也。有震驚張皇之色，乃過情虛擬之詞。今者細為分出，務使源流派別，一覽而明。其於《異義》所言，不無千慮一得矣。
《詩》、《書》有四代異制，以今、古學說之，皆非也。然先師既主此說，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。所謂削足適屨之事，每不免焉。
如九州之制，《王制》所言共五千里，《周禮》所言則萬里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。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，不必通說四代也。而《尚書》有五服之文，本與《王制》三服、《周禮》十服不合。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，故今學之歐陽、大小夏侯說，則以五百里為一服，五五二千五百里，合南北得五千里，減省里數以求合《王制》之說也。古學之杜、馬說，則以為千里為一服，五服五千里，合南北為萬里，加多里數以求合《周禮》之說也。實則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之說，皆與《尚書》夏製不相關，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之說，以遍說群經，統括沿革。其中左支右絀，朝四暮三之蹤跡，班班可考。今誠各知其所據以推考求通之意，則我用我法，得失易明。若不知其所據震驚其異同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，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。此豈能合也哉？
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說，都非本義，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，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說，不明此意，經意何由得哉！
《三傳》著錄，皆先秦以前。《穀梁》魯人，《左傳》燕趙人。故《公羊》出入二家，兼收燕、魯，特從今學者多耳。今學二伯，古學五伯，《公羊》從五伯之說。他如仲子為桓母改蔡侯，東為朱，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。至於禮制，則說禘說郊，時雜古制。蓋以齊居魯與燕之間，又著錄稍晚，故其所言如此。好學深思者，當自得之。
《左傳》出於今學方盛之時，故雖有簡編，無人誦習，僅存秘府而已。至於哀、平之間，今學已盛而將微，古學方興而未艾，劉子駿目見此編，遂據以為今學之敵，倡言求立。至於東漢，遂古盛而今微。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。
今學傳孔子，本始於魯。公羊始師齊人，受業於魯，歸以教授。當其始，仍穀梁派也。如荀子遊學於齊，學於公羊，始師其說。《春秋》多同《穀梁》，是齊學初不異於魯學之證。至於歸以教授，齊俗喜誇好辨，又與燕趙近，遊士稷下之風最盛，故不肯篤守師說，時加新意，耳濡目染，不能不為所移。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，職是故也。
《儒林傳》言伏生口授《尚書》有壁藏書，《公羊》有齊語，故人以為舊由口授，至漢乃著竹帛。實則群經著錄，皆在先秦以前。《公羊》之有齊語，是秦前先師，非漢後晚師。不如舊說孔子畏禍遠言，不箸竹帛也。
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，不止古學，即今學亦有。以其書已先行，故不言耳。壁中諸書，皆魯學也。伏生口授《尚書》，世已尊行，魯壁中古文出，孔氏借以寫定，魯《書》遂變為古學矣。《春秋公羊》由齊傳授，壁中所出，當即《穀梁》。《穀梁》傳，而壁中魯學《尚書》之本文不傳，遂使人疑非其比，豈不可惜哉！
壁中《尚書》出，東漢諸儒以古學說之，亦如《儀禮》古文而西漢諸儒以今學說之也。二書本無今古之分，其以今古分門戶，先師附會之說也。
魯人不喜為漢用，漢家因少抑之。魯學又無顯者，《公羊》之盛，全由公孫弘。《穀梁》經傳，皆先秦之遺。史公云：「秦雖焚書，而鄒魯弦誦之聲不絕。」故漢初征魯生講禮，魯書未亡。漢抑魯學，可由史公之言悟之。其後既久，乃興魯學，而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為說者，則又史臣回護之言，不盡事實也。
魯書未亡，學猶盛，故《魯詩》、《穀梁》，江公能傳之。不然，則江公何以崛起？魯《書》學之亡，則以世無達者，不幸而亡。《穀梁》雖存，終漢乃得立，此魯學之所以微也。魯《尚書》家不傳。班書謂伏《書》傳於齊、魯，非也。魯自有《尚書》，不傳於世，班意欲周旋此事耳。
漢初，齊人以經術貴顯者，始於伏生，繼以公孫弘，故齊學盛。魯無顯達，故以浸微。至於重魯輕齊，則宣、元以後風氣改變之言，亦賴當時天子、丞相之力耳。不然，終漢不得立也。
漢初，經學分三派，魯、齊、古是也；分二派，今、古是也。
分三派者，《詩》（《魯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、《毛詩》），《春秋》（《穀梁》魯；《公羊》齊；《左傳》古），《禮》（魯高堂生傳《士禮》、齊後倉古《周禮》），《論語》（魯論、齊論、《論語古》也），四經是也。
分二派者，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孝經》三經是也。《尚書》今學出於伏生，齊學也。《易》傳於田和，亦齊學也。《孝經》後倉、翼，亦皆齊學也。
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全。所缺者，魯之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孝經》三經說也。漢初齊盛魯微，故失其三經之傳。而古學行於民間，乃能與齊學相敵。則以古與今異，齊、魯同道，故存齊而魯佚與？
《毛詩》說田獵，與《穀梁》同文。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。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，皆用《周禮》是也。柳氏大義不察，乃以《毛詩》與《穀梁》同師，則合胡越為一家矣。古、今學所同之禮，當由此推之也。
漢儒著書，初守一家之說。至於宣、元以後，則不能主一家。如劉子政學《穀梁》，而《五經通義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中所載禮制，乃有與古學同，今學異者，是不專主一家之證。
漢初，古學不顯，而《公羊》中乃多用古禮。此古學先師在《公羊》著錄以前，已經大行之證。因《公羊》之錄用其說，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。
《穀梁傳》言誓、誥，不及五帝；盟、詛，不及三王；交質子，不及二伯。與《荀子》同。據此說，則今說謂周初無盟，桓、文不交質也。《周禮》有盟，《左傳》有交質，此即實事，亦不與今說相妨。《周禮》非周公手定，《左傳》桓、文亦無交質事，疏家乃以《穀梁》為漢初人著錄，不見古籍而然。如此說，則何以解於《荀子》？又《穀梁》為漢人作，從何得來？憑空臆造，全無實據，然疏家說不足駁斥也。
《春秋》去文從質、因時救弊意，本於老子，而流派為子桑、惠、莊之流。墨子學於孔子，以其性近，專主此說。用夏禮改周制，本之於《春秋》。如「薄葬」即《王制》不封不樹之意。特未免流於偏激，一用夏禮，遂欲全改周禮，與孔子之意相左矣。春秋時有誌之士，皆欲改周文，正如今之言治，莫不欲改弦更張也。《論語》「禹無間然」一章，全為《墨子》所祖，所謂崇儉、務農、敬鬼、從質，皆從此出。然孔子美黻冕，墨子則並此亦欲改之。當時如墨說者，不下數十家，特惟墨行耳。
禮學之有古、今派，是也。然七十子之徒，文質易見，異同最多。所言之事，有不見於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王制》者，此等禮制，不能歸入於今，亦不能歸入於古。竊以此類亦有數例。
有為經中未詳之義，補經未備，如《儀禮》諸記之類是也。
有為緣經起義，如《詩》、《書》有此說，先師存此義，為《禮》經所不詳，如《王制》言天子大夫為監之類是也。
有為沿革佚文者，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皆一時之書，一代典禮，每有修改。《禮緯》言周初廟製，與後來不同，此亦修改之例。不知《周禮》為何時之書，《儀禮》為何時之書，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，如《左氏》言文、襄之禮之類是也。
有異說別錄者，古人習禮，質文隨意，有既從一家而其異說亦偶存之，如子遊、子夏之裼襲不同是也。
有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製者，如《鄉黨》記孔子之事，張盟生說此皆孔子一人之事，與常不合者，使常義，則可不見，又其事為朝廷所不詳之事，故隨人而改是也。
有為訓誡之事，如《幼儀》、《弟子職》之類，並非國家一定典禮，私家編此，以訓童蒙。言人人殊，詳略隨意之類是也。
有禮家虛存此說，欲改時製未見施行者；有因緣失本，誤據為典要，實與禮制不合者；有殘篇斷簡，文義不全者；有經傳混淆，前後失次者；有句讀偶誤，斷續非真者；門目既多，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？
故說經以《禮記》為繁雜難通。然既得其大綱，再為細分節目，有所不解，則姑闕疑，就所立門目以求之，想當十得八九矣。
《周禮》之書，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，因周禮不存，據己意采簡冊摹仿為之者。其先後，大約與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同，非周初之書也。何以言之？其所言之制，與《尚書》典禮不合，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。且《孟子》言：「諸侯惡其害己，而去其籍。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？故予以為當時博雅君子所作，以與《王制》相異。亦如《左傳》之意，其書不為今學所重。故《荀》、《孟》皆不引用。其中禮制與《左傳》不同，必非一人之作。但不識二書孰在前、孰在後、孰為主、孰為賓也？
《儀禮》，經為古學、記為今學，此一定者也。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。大約高堂傳經以後，已為今學。後古經雖多廿餘篇，無師不習，是經亦今學之經矣。於此經欲立今、古二派，殊難措手。然細考記文，頗有與本經不同者，則經為古學，記為今學，亦不妨稍分別之，以示源委區別之意。
西漢今學盛，東漢古學盛。後盛者昌，而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之今學全佚，而惟存古學，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。猶幸《春秋》今學之二傳獨存，與古相抗。今學全由《春秋》而生。又孔子所手定之書，其所以不亡，或者鬼神為之嗬護。
予立今學門戶，全據二傳為主。至今學所亡諸書，皆以二傳與《左傳》相異之例推之，以成存亡繼絕之功。準繩全操於此，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。
《異義》引今、古說，有經傳、師說二例。師說多於經傳，十分之七八，非議禮之口說，則章句之繁文，未足為據。漢廷議禮，視丞相所學。苟與之同，雖屈而可申；倘或異家，即長亦見絀。半以勢力辨呐定優劣，無公道也。
又東漢以後，今學與古學爭。如《異義》所載是也。西漢以前，則今學自與今學爭。夫一家之中，何有長短？乃意氣報復，自生荊棘。如轅固、黃生之論湯武，彭祖、安樂之持所見，必於家室之中，別圖門戶之建。蓋諸人貪立太常，邀求博士。漢法：凡弟子傳先師說，苟其同也，則立其師。倘有同異，則分立弟子。故當時恒希變異以求立。嚴、顏因此得並在學官。大小夏侯、大小戴，意亦如此。其分門為利祿也。
以此倡導，學者宜乎人思立異。實本一家，而奪席廷爭，務欲取巧，遂致同室操戈。後來古學大盛，今學遂不自攻，而深相結納，以禦外侮，而已有不敵之勢。無事則相攻，有事乃相結，《唐棣》之詩，何不早誦乎？
予約集同人撰《王制義證》。以《王制》為經，取《戴記》九篇，外《公》、《穀》傳、《孟》、《荀》、《墨》、《韓》、《司馬》及《尚書大傳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緯候今學各經舊注（據馬輯本），並及兩漢今學先師舊說（《今文尚書》、《三家詩》用陳氏輯本。至於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尚須再輯），務使詳備，足以統帥今學諸經，更附錄古學之異者，以備參考。此書指日可成，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，不必詳說，但雲見《義證》足矣。
如今《易》，《尚書》，《春秋》公穀，《詩》魯、齊、韓，《孝經》，《論語》，皆統於《王制》，可以省無數疏解。習今學者但先看《王制》，以下便迎刃而解。起視學官注疏，不惟味同嚼蠟，而且膠葛支離，自生荊棘。一俟此書已成，再作《周禮義》以統古學。而其中節目詳細，均見於《經話》中。
地理家有鳥道之說，剪迂斜為直徑。予分今、古學意，頗似此。然直求徑道，特為便於再加高深。倘因此簡易，日肆苟安，則尚不如故迂其途，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。然二派之外，又有無數小派，稽其數目，不下八、九家。苟欲博通周攬，則亦非易事。
鄭君號精通三禮。其《王制》注或周、或殷，一篇數易。注《王制》采《祭法》，注《祭法》用《王制》，徒勞唇舌，空擲簡劄，說愈繁而經以愈亂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，歸並華岱。自謂如天之大，無所不通，乃致非類之傷，各失其要也。（《後書儒林傳》：中興，鄭眾傳《周官經》，後馬融作《周官傳》、鄭玄作《周官注》。玄本習《小戴禮》，後以《古禮經》校之，取其義長者，故為鄭氏學。按，此謂鄭君混合今古也。）今古不同，針鋒相迕，東漢諸儒持此門戶猶嚴。許叔重治古學，《五經異義》是古非今，《說文解字》不用今學。杜、鄭、賈、馬所注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等書，不用今說。何君《公羊注》不用《周禮》，是其證也。
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，希要博通之名，欲化彼此之界，為何以箋《詩》欲以今學入古也；為何以注《周禮》欲以今說補古也；為何以注《尚書》欲以今文附古也？今古之分，自鄭君一人而斬，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，故《禮記》、《儀禮》今、古之文，一律解之，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。
魏晉學者尊信其書，今古舊法，遂以斷絕。晉儒林所傳，遂無漢法，且書亦因此佚亡，不能不歸過於鄭君。蓋其書不高不卑，今古並有，便於誦習，以前今、古分門之書，皆可不習，故後學甚便之，而今古學因之以亡。觀於表說，可以見之，不可不急正者也。
鄭君之學，主意在混合今古。予之治經，力與鄭反，意在將其所誤合之處，悉為分出。經學至鄭一大變，至今又一大變。鄭變而違古，今變而合古。離之兩美，合之兩傷，得其要領，以禦繁難，有識者自能別之。
予創為今古二派，以復西京之舊。欲集同人之力，統著《十八經注疏》（《今文尚書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魯詩》、《韓詩》、《戴禮》、《儀禮記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儀禮經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戴禮》。《易》學不在此數），以成蜀學。見成《穀梁》一種。然心志有餘，時事難就，是以初成一經而止。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，故先作《十八經注疏凡例》，既以相約同志，並以求正高明，特多未定之說，一俟纂述，當再加商訂也。（昔陳奐、陳立、劉寶楠、胡培翬諸人，在金陵貢院中，分約治諸經疏，今皆成書。予之所約，則並欲作注耳。）予治經以分今、古為大綱，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。二陳雖無主宰，猶承舊說，以禮制為主。道、咸以來，著作愈多。試以《尚書》一經言之，其言今、古文字不同者，不下千百條。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，好怪喜新，不務師古，專拾怪僻，以矜雅博。
夫文人製詞，多用通段，既取辟熟，又或隨文，其中異同，難言家法。兩漢碑文、雜著，異字已難為據，況乃濫及六朝碑銘，新出殘編。偶見便欲穿鑿附會，著錄簡書，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說，強分此今文說，此古文說，不知今、古之學，魏晉已絕，解說雖詳，毛將安附？此大蔽也。石經以前，經多譯改，今、古之分，不在異文，明證在前，無俟臚證。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為今、古之分，亦不得已之舉。徒取簡編宏富，非正法也。
古今異字，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，方足為據。如《左傳》之改「逆」為「送」，改「尹」為「君」，改「伯」為「帛」之類，實義全反，然後為異。不然則畢錄異同，亦但取渲染耳。若詞人之便文，晚近之誤奪，牛毛繭絲，吾所不取。
大小《戴記》九十餘篇，凡《禮經》記文不下十篇。以此推之，則別經之記，當亦有編入者。今定《王制》為《穀梁》、《公羊》記；《曲禮》上半小學，下半為《春秋》；《檀弓》、《祭法》、《雜記》為《左傳》記；《玉藻》、《深衣》、《朝事》、《盛德》為《周禮》記；《祭義》、《曾子》十篇為《孝經》記；《經解》、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為經學說之類。（詳見「兩《戴記》今古分篇目表」）經、記互證，合則再美，離則兩傷，此千年未發之覆也。
又《禮運》三篇，有經有傳，當合為一大傳。《大傳》為經，《服問》、《喪服小記》二篇為傳，當合為一。竊意此《禮運》三篇，舊本一事，乃記夫子與子遊論禮之言；子遊習禮，此其授受之證也。後來先師各加注記，後因文多，分為三篇，經、傳混淆，前後錯雜，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。今因《王制》例推之，分為經、傳，便有統製。至於《大傳》為經，《服問》、《小記》為記，觀其篇目命名，已得其大概矣。
俞蔭甫先生以《王制》為《公羊》禮，其說是也。壬秋師以其與《大傳》同，不言封禪，非博士所撰之《王制》，亦是也。蓋《王制》孔子所作，以為《春秋》禮傳。孟、荀著書，已全祖此立說。漢博士之言如《大傳》，特以發明《王制》而已，豈可與《王制》相比。精粹完備，統宗子緯，魯、齊博士皆依附其說，決非漢人所作。（盧子幹因不能通其說，故以為博士作，以便其出入，實則非也。）《王制》有經有傳，並有傳文佚在別篇者。至於本篇經傳之外，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，如說尺畝，據漢制今田為說是也。此固為戴氏所補，至目為博士手筆，則誤讀《
史記
》矣。
《王制》無一條不與《穀梁春秋》相同（說詳《義證》）。二書皆蝕蒙已久，一旦明澈，可喜何如！不封不樹不貳事，鄭以為庶人禮，不知《穀梁傳》已有明文。譏世卿、非下聘、惡盟，尊齊、晉為二伯，以曹以下為卒正，以塚宰、司馬、司城為三公，亦莫不相合。至於單伯、祭仲、女叔諸人使非為監之說，則聽左氏、何君之互爭，不能一斷決。范氏據《周禮》以駁傳，亦無以折之矣。
《春秋》之書，以正將來，非以誅已往。《王制》一篇，即為邦數語，道不行乃思著書，其意頗與《潛夫》、《罪言》相近，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，則欲將此意筆之於書。又以徒托空言，僅如《王制》則不明切，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《王制》之制度，司馬遷言之詳矣。
《王制》所言，皆「素王」新製。改周從質，見於《春秋》者也。凡所不改，一概從周。范氏注《穀梁》，以《周禮》疑《王制》，據周制駁《春秋》，是囈語耳。又孔子所改皆大綱，如爵祿、選舉、建國、職官、食貨、禮樂之類，餘瑣細悉不改。其意全在救敝，故《春秋》說皆以為從質是也。
今學、古學之分，二陳已知其流別矣。至於以《王制》為今文所祖，盡括今學，則或疑過於奇。竊《王制》後人疑為漢人撰，豈不知而好為奇論？蓋嘗積疑三、四年，經七、八轉變，然後乃為此說。疑之久，思之深，至苦矣！
辛巳秋，檢《曲禮》「天子不言出，諸侯不生名」數節，文與《春秋傳》同，又非禮制，因《郊特牲》、《樂記》一篇有數篇、數十篇之說，疑此數節為先師《春秋》說，錯簡入《曲禮》者也。癸未在都，因《傳》有二伯之言，《白虎通》說五伯，首說主兼三代。《穀梁》以同為尊周外楚，定《穀梁》為二伯，《公羊》為五伯。當時不勝歡慶，以為此千古未發之覆也。又嘗疑曹以下，何以皆山東國稱伯、稱子，又與鄭、秦、吳、楚同製？爵五等，乃許男在曹伯之上？考之書，書無此疑。詢之人，人不能答。日夜焦思，刻無停慮，蓋不啻數十說而皆不能通，唯闕疑而已。
甲申，考大夫製，檢《王制》，見其大國、次國、小國之說，主此立論，猶未之奇也。及考其二伯、方伯之制，然後悟《穀梁》二伯，乃舊制如此，假之於齊、晉耳。考其寰內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說，然後悟鄭、秦稱伯，單伯、祭仲、女叔之為天子大夫，則愈奇之矣。猶未敢以為《春秋》說也。及錄《穀梁》舊稿，悉用其說，苟或未安，沈思即得，然後以此為素王改製之書，《春秋》之別傳也。
乙酉春，將《王制》分經、傳寫鈔，欲作《義證》。時不過引《穀梁》傳文以相應證耳。偶抄《異義》「今古學異同表」，初以為十四博士必相參雜，乃古與古同，今與今同，雖小有不合，非其巨綱，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為一家，古學又別為一家也。遍考諸書，曆曆不爽，始定今古異同之論。
久之，悟孔子作《春秋》、定《王制》為晚年說，弟子多主此義，推以遍說群經。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，故同主《王制》立說。乃定《王制》為今學之祖，立表說以明之。
蟻穿九曲，予蓋不止九曲，雖數十百曲有矣。當其已明，則數言可了；當其未明，則百思不得。西人製一器，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。嘗見其石印，轉變數過，然後乃成，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。予於今古同異，頗有此況。人聞石印，莫不始疑而終信，猶歸功於藥料。此則並藥料無之，將何以取信天下乎。
史公不見《左傳》，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。然前漢《儒林傳》謂張倉、賈誼傳《左傳》學，為作訓解，《藝文志》無其書，則其說亦誤襲古學家言也。
按，《國語》蚤出而《左傳》晚興，張、賈所見，皆為《國語》。因其為左氏所輯，言皆記事，與《虞氏》、《呂氏》同有《春秋》之名。其稱《左氏春秋》者，即謂《國語》，不謂《左傳》。《左傳》既出之後，因其全祖《國語》，遂冒左氏名為《左氏傳》。又以其傳《春秋》，遂掍《左氏春秋》之名。後人聞傳《左氏春秋》，不以為《國語》而以為《左傳》，遂謂張、賈皆習《左傳》，此其冒名掍實之所由也。使當時有《左傳》以傳經，又有師說，張、賈貴顯，何不求立學官？縱不立學官，何以劉子駿之前，無一人見之？太史公博極群書，隻據《國語》。劉子駿「移太常書」隻雲臧生等與同，不雲其書先見。班書又云，歆校書見《左傳》而好之。是歆未校書以前，不見《左傳》也。觀此，則張、賈不習《左傳》明矣。
前亦頗疑《左傳》為河間人所偽造，有數事可證其為先秦之書者。其書體大思精，鴻篇巨帙，漢人無此才，一也。劉子駿為漢人好古之最，猶不能得其意旨所在，則必非近作，二也。使果一人所為，則既成此書，必不忍棄置，且積久乃成書，力不易，亦必有人治其學，傳其事。書成以後不授學者，而以全部送之秘府，又無別本，使非劉子駿將與《古文尚書》同亡，至重不忍輕棄，三也。《曲禮》出，在漢初已為傳記，則原書必不在文景之後，四也。西漢今學盛，使果西漢人作，必依附二家，不敢如此立異，五也。
以舊說論之，駁《左》者謂成於建始，則不若是之遲；尊《左》者謂出於漢初，則不若是之蚤。能知遲蚤成出之原，則庶乎可與談《左》學矣。
漢人今、古之說，出於明文者少，出於推例者多。《白虎通》所引《尚書》說之斂後稱王，《公羊》說之三年稱王，《詩》、《春秋》之五不名、五等皆稱公，皆推例之說也。
然明文之說，亦多出於推例。如《公羊》之由經推禮，與《左傳》之由經推禮，同一經也。有世卿、無世卿異，譏喪娶、不譏喪娶異，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。然有明文之推例，皆先師說。無明文者之推例，皆後師說。後師推例，雖同先師，然附會失解者多於先師，以其學不如先師也。
故予今、古禮制，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有明文者為正宗，以《三傳》推例有明文者為輔佐。至於後師無明文之說，則去取參半。若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諸先儒說，除《禮記》本記諸篇外，則全由據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以推之者。此於今、古學為異派，其中或同或異，或因或革，則又立「流派表」以統之。
始因《白虎通》臚列各經師說，欲將其說列為一表，名曰「五經禮制異同表」，後作「群經今、古禮制異同表」，以為足以包括群籍，遂不作「五經表」。今按，此表不能不作，何以言之？諸經異說，有迥不相同，不關今、古之分者。如今《春秋》天子即位三年乃稱王，而《尚書》說則據《顧命》，以為初喪稱子，釗斂後稱王。據經為說，則無論今、古文《尚書》皆不能立異，與《春秋》三年稱王之說不同。《春秋》據逾年稱公。以為逾年稱王，此據經也。《尚書》據「王麻冕」以為斂後稱王，此亦據經也。諸經如此類者實眾，不立此表，則此類無所歸宿，又必在今、古學中為難矣。
博士言禮，據禮文者半，推經例者半。大約推例者皆當入「五經表」。何以言之？今學《王制》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，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，若以入「古、今表」，反是以無為有，此當入「五經表」。見此異同，非三代之不同，非今、古之異制，皆先師緣飾經義，意造之說。又《禮記》中所言異同，有二家異說者，有文義小變者，此二派又足為「今古表」之陳涉、吳廣，亦必求所以安頓之。二家說異者，立一表附「古今表」後。至於《曲禮》，本古文家說也，然所言六大、五官、六工之事，又全與《周禮》相反。足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，但不用三公九卿，俱為古學也。大約「今、古表」中，今學隻一派，古學流派多，以其書多人雜，不似今學少而專一也。
《異義》采錄今、古說，多非明文，後師附會蓋居其半。
夫今、古異同，當以《王制》、《周禮》為綱領，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左氏》為輔佐。但據經傳，不錄晚說。唯議明文，不征影響。今許所錄，可據者半，不可據者半。大約今、古分別，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。至於晚末，其派愈亂，如以今學說聖人皆無父而生，古學說聖人皆有父，豈不可笑？又《公羊》說引《易》「時乘六龍以馭天」，知天子駕六。未逾年，君有子則廟，無子則否。皆誤說也，而亦征錄。又引《公羊》以鄭伯伐許為譏，《左》說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，皆非經意，為餘所駁者也。
大抵許君身當晚近，有誌復古而囿於俗說。其作此書，亦如其《說文解字》真贗雜采，純駁各半，屈於時勢，莫可如何。然其采雖雜，今猶與今為一黨，古猶與古為一黨，不自相攻擊。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，繼則同為博士黨同伐異，視古學如讎仇，惟恐其進與為難。故雖自立異，仍不敢援之，以自樹敵，故說猶同也。
《異義》所錄《左氏》，亦有異同。大約《左氏》亦有數家，故致歧出。如既言「《左氏》說，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者，禮修以致其子，故麟來為孔子瑞。」又采陳欽說：「麟，西方毛蟲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有立言。西方兌，兌為口，故麟來。」（陳欽，《左氏》先師也）是《左氏》固非止一家，故說不同也。又言《左氏》說：「施於夷狄稱天子；施於諸夏稱天王；施於京師稱王。」載籍不傳此義，此蓋用《曲禮》說《左傳》也。而文事與《曲禮》小異，此則未必異說之不同，蓋《左氏》舊用《曲禮》說，後久失傳，晚師無知者，而其初傳授之義，猶相墨守，久而訛脫，故與《曲禮》殊異。亦如《公羊》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說，較之《孟子》多有訛脫是也。此《曲禮》為《左氏》說之起文，亦如《孟子》為魯學《春秋》先師之起文也。
初不得古學原始，疑皆哀、平之際學人所開。不然，何以漢初惟傳今學，不習古文？繼乃知古學漢初與今學並傳，皆有傳授。所以微絕，則以文帝所求伏生，武帝所用公孫弘，皆今文先師。黨同伐異，古學世無顯達，因此不敵。《毛詩》假河間獻王之力，猶存授受。至於《左傳》、《周禮》，遂以絕焉。西漢今文甚盛，皆以古學為怪，惡聞其說，習之何益，故不再傳而絕。觀劉子駿爭立，諸儒仇之，可知古學之微，非舊無傳，蓋以非當時所貴爾。
古學微絕，以非時尚，然其書猶陰行於民間。《異義》言叔孫通制禮，有日祭，是為古說。又云叔孫通制禮，以為天子無親迎，從《左氏》義。陸賈著書議禮，實多用其說，特未立學官耳。此為孤芳，彼有利祿，人孰肯舍此就彼。數傳之後，今學至大師數千，古學之絕也，不亦宜乎。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無即自作傳之理，故以口授子夏。《左氏傳》則承史文而傳之，亦非魯史自作傳也。今、古二家，孔子與魯史比，子夏與《左氏》比，以為口說則皆口說，以為傳記則皆傳記，分別言之，皆未窺其原也。（甲申，擬博士答劉子駿書，尚未悟此理，尋當改作也。）今古諸經，漢初皆有傳本傳授。其中顯晦升沈，存亡行絕，亦如人生命運，傳不傳，有幸不幸。諸說後來或分口說、載籍，或以為有師無師，皆謬也。（《儀禮》，班氏以為孔子時已不全，其說是也。）漢初古文行於民間，其授受不傳。然《尚書》、《
史記
》所引多古文說，則武帝時，有古《尚書》師也。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，則古《詩》有師，古《周禮》說多見於《戴記》師說，當時尚多引用。是《周禮》亦有傳也。暇時當輯為「漢初古文群經先師遺說考」，以明古文之授受，非漢人偽作也。
予讀《儒林傳》，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祿也。古、今本同授受，因古文未立學官，不惟當時先師名字、遺說不可考，其有無是學，亦幾不能決。豈不可痛惜乎！
《藝文志》有《周禮傳》四篇，不知撰者何人。若在武、宣以後，必傳名氏，豈秦、漢先師遺說之存者歟？《五行志》引《左傳》說，亦不詳為何人之作，或疑為劉子駿說。按，劉語當著名氏，此亦秦、漢先師說之偶存者。《戴記》中有二經師說，又當如今文《春秋》之《王制》，為先秦以前之書，為二經祖本矣。
《王制》：天子大夫為監於方伯國。《春秋》之單伯等是也。《左傳》不用其說，而《周禮》云：作之牧，立之監。其所雲立監者，蓋即與《王制》同，是古《周禮》亦有此說。《左傳》異之者蓋為監，實非當時故事。《周禮》新撰，偶同《王制》耳。
古說有與今說相反。今說大明，遂足以奪古學之說。縱有明據解者，皆依違不敢主張，顯與今學為敵。如《左傳》之元年取元妃，卒哭行祭是也。
今學譏喪娶、喪中祭，此變古禮也。《左傳》禮，元年娶元妃。文二年，公子遂如齊納幣。《傳》云：「禮也。凡君即位，好舅甥，修婚姻，娶元妃以奉粢盛，孝也。孝，禮之始也。」宣元年，「公子遂如齊逆女」，《傳》無譏文，此《左傳》即位娶元妃之證也。
《傳》云：「娶元妃以奉粢盛」，明婚為祭，此喪祭之明證也。外如杜氏所引：襄十五年，晉悼公卒；十六年，晉烝於曲沃。鄭公孫儒云：「溴梁之明年，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，見於嘗酎，與執膰焉。」皆足為證。又僖三十三年，《傳》云：「葬僖公復，作主，非禮也。凡君葬卒哭而祔，祔而作主，時祀於主，烝常亦禘於廟。」按，古禮重祔，今學不言祔；今學言祀主於寢，古學言祀主於廟。二者各異不相通。古學作主以後，即祔於廟中。凡小祀日祭，則但祀新主祔者，唯烝、嘗、禘大祀，乃於廟行事，非不祭也。其譏吉禘莊公者，謂於祔主行禘祭，故譏之，非謂餘廟皆不祭也。特祀於主，烝、嘗、禘於廟，全從禘於莊公出來。後世學者以今混古，各相蒙亂，左右支吾，皆不能通矣。
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說，特謂新主耳。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，謂郊天耳。二家各有所據，其分析處甚微。《周禮》亦主喪祭，其說特為注家所掩耳。如喪中用樂，《周禮》有之，後人皆不敢主其說，亦是也。
魯共王壞宅所得書，各家數目不同。《
史記
》不詳其事。劉子駿以為有《左傳》。《漢書河間獻王傳》言：求得書，皆古文先秦舊書《周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屬，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；立《毛氏詩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博士。《魯恭王傳》言：得古文經傳，無書名。《藝文志》云：得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按，以《
漢書
》證之，恐有《左傳》，是劉子駿依附之說。傳古學者燕趙人，多不行於魯，當由今學與之為難，故托言其書出於魯，以見魯舊傳其學之意，非實事也。
今古學人好言今、古學得失，爭辨申難，無所折中。竊以為雖漢已如此，然皆非也。今學如陸道，古學如水路，各有利害，實皆因地制宜，自然之致，自有陸水，便不能偏廢舟車。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，行舟者鄙車馬之勞，於人則掩善而著惡，於己則蓋短而暴長。自旁觀言之，則莫非門戶之見，徒為紛更而已。
學禮煩難，今、古不足以統之，故表中多立門目。然其中有文字異同一例，本為一家，傳習既久，文字小異，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。
如《王制》與《孟子》，《祭法》與《國語》，宜無不合矣。其中乃有小異處，後人遂張皇山不為《孟子》與《王制》、《祭法》與《國語》有合，此則大非也。何以言之？《孟子》言葵邱盟詞，當即《穀梁》所言，乃《孟子》詳而《穀梁》略（《公羊》不在葵邱，所引則又略矣）。《孟子》引孔子「其事則齊桓晉文」一節，當即《公羊》「納北燕伯於陽」傳所引，乃《公羊》與《孟子》互異。又《公羊》定元年引沈子，即《穀梁》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。同引一師，同說一事，而文句不同。
又如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禮記》、諸子之記申生事，本一事也，而所記各異。《孔子集語》集孔子之言，同一說也，而文義詳略，乃至大相反。
此皆當求其同，而不當求其異。然此以知其源為難。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，則未有不為害者矣，鄭君是也。
漢初叔孫通制禮，多用古說。原廟之制，此古禮也。《周禮》祀文王於明堂，而方嶽之下亦立明堂，如齊之明堂是也。《左傳》有先君之廟曰都，無先君之廟曰邑，此亦原廟明堂之制。惟今學乃不言明堂，立太廟，不立原廟也。（古學，天子宗廟中無太廟，惟別立明堂，諸侯不立明堂，曰太廟。今學，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。）今學家間有說古禮者，舊頗難於統屬，今立一法以明之，以為講今學者時說古學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皆言明堂是也。此如《春秋》曲存時製之例。
古學，禘為祀天地，郊為祈穀，禘重於郊。禘者，示帝也，故謂魯禘非禮，《穀梁》不言禘非禮。古學無祫祭。《公羊》說禘用古學，說祫用今學。今學不以禘為大祭，古學每年一禘，亦無三年一祭，五年再祭之說。
講禘祫，須先知廟製。今先作「今、古學廟製圖」，便知古無祫祭，今無配天禘祫之說。本數言可了，先儒含混言之，遂致糾葛耳。《左傳》不立四時祭之名，《周禮》則有之。《左傳》雩為祈穀，與《周禮》同，又有求雨之雩。今禮則雩專為求雨，無祈穀說。《左傳》移動今學時祭，以郊、雩烝、嘗當之。四者皆為農事，所謂春祈秋賽，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。此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所以不同。
欲分今、古禮，須先將其名目考清。某禮於古為某事，於今為某事；某禮為今、古學所有，某禮為今、古學所無；某禮無其事而有名，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；須先考正名實，然後求細目。不先知此，則禮制不能分也。
古禮門目多，今禮儀節少。今禮如建國、爵祿、立官、選舉外，其改動古學者，可以計數。至於一切儀節名物，多從古說。故凡所不改者，皆今古同者也。今為一表，以收今古不同者。以外有古無今者，則均附此篇之後。所錄雖屬古文，實則今禮亦如此也。
《月令》說：脾為木，肺為火，心為土，肝為金，腎為水。此古文說也。博士說：肝木，心火，脾土，肺金，腎水。今醫家皆祖博士，而古文無知之者。以高下相生為序，脾居中，主生為木，次肺火，次心土，次肝金，次腎，腎生脾，又始焉，甚有理。然予說藏府，不以配五行。脾胃為中，肺心在上，肝膽在下。脾與胃對，肺與肝對，心與膽對。脾胃主消納，肺受而為氣，肝受而為血，心為氣精，膽為血精。肺肝主形質，心膽主精華。氣血已盛，然後腎生；氣血將衰，則腎先死。腎如樹木花實之性，乃五藏之精華，以為生發之機者，古書當有此說。
《周禮》封建之制，與《王制》相較，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，此必不能合者。《孟子》以齊魯皆百里，初以為今學門麵語也，然下雲今魯方百里者五，以為大，似確是當時實事。繼乃悟周初封國，實不如《王制》之小。諸侯封大易為亂，故《王制》改為百里。魯舊本大，《詩》有七百里之說是也。至《孟子》時，多所侵削，所謂「魯之削也滋甚」，非魯多滅小國，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。周禮本非百里，《孟子》以《王制》為周禮，皆因主其說久，周禮不可聞，故即以是為周禮。董子亦以《王制》為周禮。封建之制變為郡縣，郡之大者，方廣得四、五百里，漢初封國大者，亦四、五百里，此所本也。《王制》則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說也。
總之，《周禮》之書與《王制》同意，均非周本製，特《周禮》摭拾時事處多，《王制》則於時製多所改變爾。
今學有大廟，古學無大廟。《明堂位》記因《春秋》有大廟，緣經為說，故曰：「大廟，天子明堂。」以明堂、大廟分為天子、諸侯製，順《春秋》大廟之文也。今學禘在大廟，古學禘不在大廟（鄭曰行於圜丘）。《春秋》有禘於大廟，當緣經為說，故《左傳》曰：「季夏六月，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。」言天子禘於圜丘，諸侯則禘於大廟，以順《春秋》禘於大廟之文也。此《左氏》緣經立說之事也。
予言今、古，用《異義》說也。然既有許義，而更別有異同者。則予以禮制為主，許以書人為據。許以後出古文為古，先出博士為今，不知《戴記》今古並存，以其先出有博士，遂目為今學，此大誤也。其中篇帙，古說數倍於今，不究其心，但相其面，宜其有此也。
《異義》明堂製，今《戴禮》說明堂篇曰云云，又引古《周禮》、《孝經》說明堂文王之廟云云。按，今學不言明堂，言明堂皆古學，劉子駿所說是也。《戴記》四說皆古學之流派，非今學也。且其四說，有一說以明堂為文王之廟，即許君所引古《周禮》、《孝經》說也。安見其說在《周禮》便為古，在《戴記》便為今？大小《戴記》凡合於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毛詩》者，盡為古學，合於《王制》者，盡為今學。一書兼存二家。此不以實義為主，乃以所傳之先後為主。使當時《周禮》早出得立博士，或《戴記》晚出不得立，不又將以《周禮》為今，《戴記》為古乎？
蓋漢人今、古紛爭，積成仇隙，博士先立，古學之士嫉之如仇。凡未立者引為一黨，已立者別為一黨，但問已立未立，不問所說云何。東漢之末，此風猶存。故許右古左今，著為《異義》，以《戴記》先立，尚挾忿排斥以為異端。今則無所疑嫌，平心而睹，源流悉見。康成和解兩家，意亦如此。然康成合混，予主分別。合混難而拙，分別易而巧。然既合混之後，又曆數千年之久，則其分之也，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矣。
《異義》引《左氏》說曰：古者先王日祭於祖、考，月祀於高、曾，時享及二祧，歲祫於壇
墠，終禘及郊宗石室。按，此說《左傳》者之言也，其言本於《國語》、《祭法》而不盡合。《祭法》言親廟有五，其廟製以考為總彙，當是日祭考、月祀四親廟，故下有下祭五殤之文。以上祭五代，故下亦得同。今說日祭祖、考，月祀高、曾，此則改五代以為四代也。
至於以歲祫終禘為說，則更非《左》意矣。《國語》雖有歲終之文，歲猶可言，終當不能定為常典。其謂王終耶，抑謂外蕃之終耶？此恐當從外蕃說，事無定，不能言時日也。至於歲一行祫，亦與抃嘗禘於廟不合。大約此言亦誤解緯說，妄附祫禘，而不知《左傳》本義不如此也。
《禮記冠義》、《婚義》、《鄉飲酒》、《射義》與《儀禮》記異篇。舊以為異師重篇，今乃知此《王制》今學六禮記也。以《婚義》言之，內官百二十人，與外官同，此今說。又《儀禮》為士禮，此獨詳王後事，可知此《王制》說。又《射義》：「天子射以選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」、「古者天子之制，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」，試之於射宮，射中多者得與於義云云，及慶讓餘地、削地之說，全與《穀梁》、《大傳》、《繁露》等書同，此亦今學也。古學則不貢士，皆世官。亦不以射為選舉，此可知也。又《婚義》云：「夫禮始於冠，本於婚，重於喪祭，尊於朝聘，和於鄉射。」《王制》則云：「六禮：冠，婚，喪，祭，鄉，相見。」按，《王制》之相見，即《婚義》之朝聘也，於士為相見，於天子為朝聘。《王制》之鄉，即《婚義》之鄉射也。
予學禮，初欲從《戴記》始，然後反歸於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。縱觀博考，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，不能由支流以朔原。故以《王制》主今學，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主古學。先立二幟，然後招集流亡，各歸部屬。其有不歸二派者，別量隙地處之，為立雜派。再有歧途，則為各經專說。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，言多寄托，大約可以今、古統之。至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》、《孝經》，則每經各為一書，專屬一人理之。《尚書》為史派，有沿革不同，以統《國語》及三代異制等說。庶幾有所統馭，不勞而理也。
《王制》似有佚文在別篇，疑《文王世子》其一也。今觀《千乘篇》，其說四輔全與《王制》文同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《春秋》說也。予初以《王制》後篇分為三公，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時，今用其說主四官，特司寇不入三公數耳。又《王制》言大司徒以教士車甲，《千乘》作司馬是也。上下文同，司馬主兵，知司馬義長。不然，《王制》說司馬主兵者不見矣。今取為注，則官職之事詳矣。得此輔證，又一字千金也。
孔子《三朝記》皆晚年之說，故多同《王制》、《千乘》、《四代》、《虞戴德》等篇是也。故《虞戴德》多與《穀梁》合。如天子朝日，「諸侯相見，卿為介，以其教士行，使仁守。」及射禮慶讓諸節，此其文義皆同《穀梁傳》。文與今學合者，舊多失引，一俟《王制義證》成，再為補改也。
《千乘篇》者，《王制》說也。《王制》言三公，而《千乘》多司寇，分主四時。《王制》言司寇事甚詳，既不得謂《千乘》與《王制》不合，又不得謂司寇非秋官，疑當依《千乘》作四官。司寇既掌四時，其不與三公敵體者，乃任德不任刑之意。故其所掌與三公同，而退班在三公後。《王制》：司寇獻獄之成於三公，而三公聽之，然後獻於王。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證也。蓋樂正，司徒之副；司寇，司馬之附；市，司空之副。三者為九卿之首，然樂正猶為上公佐，司寇乃為中公佐。一主教，一主刑。刑不先教，雖司寇不敵樂正之尊，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。董子之說，蓋原本於是矣。
人見廬山圖，皆知其隻一面，而全山不見也。然習見此圖，目中雖以為一面，而心中遂以為足以盡廬山。故見其左右及後麵之圖，則駭然，以為別山而非廬，此人情也。
人日讀《王制》，以為此正麵也。及觀《孟》、《荀》、《大傳》、《繁露》、《外傳》、緯候制度，則以為別山而非廬，此又人情也。故凡《孟》、《荀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師說、緯候之文，多各異端，不能得其綱領，不以為異說，則以為偽撰，不以為傳聞，則以為訛捝，而孰知其即廬山之別麵也哉！
予故類集而推考之，諸書各說一面，合之乃全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，於是向之匾而不圓者，今乃有楞象，其中曲折亦俱全備。譬之人身，《王制》其面目四體而已，諸書乃其藏府腸胃、經絡脈理。今但言面目四體，則是木偶。必須得其藏府清和，經絡通暢，乃知行步飲食，出謀發言。苟不及諸書，則是木偶《王制》而已。
《王制》一篇，以後來書誌推之，其言爵祿，則職官誌也；其言封建九州，則地理志也；其言命官、興學，則選舉誌也；其言巡狩、吉凶、軍賓，則禮樂志也；其言國用，則食貨志也；其言司馬所掌，則兵誌也；其言司寇，則刑法志也；其言四夷，則外夷諸傳也。大約宏綱巨領，皆已具此，宜其為一王大法歟！
古學六卿，今六部之所仿也。今學則隻三公。司徒主教，禮部是也。司空主養，戶部是也。其餘吏、兵、刑、工四部，今學皆以司馬一官統之。可見其專力於養教之事。古學分一司馬為四官，今反重吏、兵、刑為繁缺，毋怪教養之政，膜不相關也。
《王制義證》中當有圖表，如九州圖，建國九十三圖，二百一十國圖，制爵表，制祿表。務使此書隱微曲折，無不備見，又皆可推行。雖耗歲月，所不辭也。
或疑古學出於燕、趙為無據，曰：荀子趙人，《韓詩》燕人，皆為今學，豈能必燕、趙為古？叔孫通、賈子亦非燕、趙人，此可疑者也。然古學，秦前無考，漢初不成家，先師姓名俱不傳，又何能定其地？西漢古學，惟《毛詩》早出成家，今據以立說者，特以《毛詩》為主。毛公趙人，又為河間博士，且魯無古說，齊則有兼采。以此推之，必在齊北，此可以義起者也。今、古之分，亦非拘墟所能盡，以鄉土立義，取人易明耳。至於實考其源，則書缺有間，除《毛詩》以外，未能實指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