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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石刻紀帝王功德，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，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。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。前、後漢隸碑盛興，書家輩出。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，最有矩法。降及西晉、北朝，中原漢碑林立，學者慕之，轉相摩習。唐人修晉書、南北史傳，於名家書法，或曰善隸書，或曰善隸草，或曰善正書，善楷書，善行草，而皆以善隸書為尊。當年風尚，若曰不善隸，是不成書家矣。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，尤在蘭亭敘等帖，而禦撰羲之傳，惟曰善隸書，為古今之冠而已，絕無一語及於正書、行草。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為品題。晉書具在，可以覆案。而羲之隸書，世間未見也。
隸字書丹於石最難，北魏、周、齊、隋、唐變隸為真，漸失其本。而其書碑也，必有波磔雜以隸意，古人遺法猶多存者，重隸故也。隋、唐人碑畫末出鋒猶存隸體者，指不勝屈。褚遂良唐初人，宜多正書，乃今所存褚跡則隸體為多，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，即嫌飄逸，蓋登善深知古法，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。宮殿之榜亦宜篆隸，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，每曰長於碑榜。今榜不可見，而瓦當、碑頭及天發神讖碑，可以類推。
晉室南渡，以宣示表諸跡為江東書法之祖，然衣帶所攜者帖也。帖者，始於卷帛之署書，見說文。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。今閣帖如鍾、王、郗、謝諸書，皆帖也，非碑也。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，是以碑碣絕少，見昭明文選。惟帖是尚，字全變為真行草書，無複隸古遺意。即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，體似相近，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。閣帖晉人尺牘，非釋文不識，苟非世族相習成風，當時啟事，彼此何以能識。東晉民間墓磚，多出陶匠之手，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，與蘭亭迥殊，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。王獻之特精行楷，不習篆、隸，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，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，此自藏其短也。夫魏之君臣失禮者，在橙懸仲將耳。若使殿榜未懸，陳之廣廈細旃之上，敕文臣大書之，何不中禮之有？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？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，故其所書碑碣不多。若歐、褚則全從隸法而來，磨崖巨石，照耀區夏，詢得蔡邕、索靖之傳矣。北朝碑字破體太多，特因字雜分隸，兵戈之間無人講習，遂致六書混淆，響壁虛造。然江東俗字亦複不少，二王帖如稧、聟、體、Ａ５等字非破體耶？唐初破體未盡，如虞、歐碑中
笑、艸形、（虞廟堂碑。）準、（歐虞恭公碑。）煞（皇甫君碑。）等字非破體耶？唐太宗幼習王帖，於碑版本非所長，是以禦書晉祠銘（貞觀二十年，今在太原府。）筆意縱橫自如，以帖意施之巨碑者，自此等始。此後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，然所書雲麾諸碑，雖字法半出北朝，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。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，為李邕撰文者，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，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。唐之殷氏仲容、顏氏真卿，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。王行滿、韓擇木、徐浩、柳公權等亦各名家，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。是故短箋長卷，意態揮灑，則帖擅其長。界格方嚴，法書深刻，則碑據其勝。宋蔡襄能得北法，元趙孟壒楷書摹擬李邕，明董其昌楷書托跡歐陽，蓋端書正畫之時，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，自然入於北派也。要之：漢、唐碑版之法盛，而鍾鼎文字微；宋、元鍾鼎之學興，而字帖之風盛。若其商榷古今，步趨流派，擬議金石，名家複起，其誰與歸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