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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疑《周官》為偽作者，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，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。然其間決不可信者，實有數事焉：《周官》九職貢物之外，別無所取於民，而載師職則曰：「近郊十一，遠郊二十而三，甸、稍、縣、都皆無過十二」；市官所掌，惟廛布與罰布，而廛人之絘布、總布、質布，別增其三；夏、秋二官驅疫，旂蠱，攻狸蠹，去妖鳥，驅水蟲，所以除民害，安物生，肅禮事也，而以戈擊壙，以矢射神，以書方厭鳥，以牡橭、象齒殺神，則荒誕而不經。
若是者，揆之於理則不宜，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，而經有是文何也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。蓋莽誦六藝，以文奸言；而浚民之政，皆托於《周官》。其未篡也，既以《公田口井」布令，故既篡下書，不能遽變十一之說，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，實十稅五，則其意居可知矣。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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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「閭師」據上下文及《周禮地官載師》，應作「載師」。）〉，以示《周官》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。莽立山澤、六管、榷酒、鑄器，稅眾物以窮工商，故歆增竄廛人之文，以示《周官》征布之目，本如是其多也。莽好厭勝，妖妄愚誣，為天下訕笑，故歆增竄方相、壺涿、硩蔟、庭氏之文，以示聖人之法，固如是其多怪變也。夫歆頌莽之功既曰「發得《周禮》，以明因監」，而公孫祿數歆之罪，又曰「顛倒五經，使學士疑惑」，則此數事者，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。然猶幸數事之外，五官具完，聖人製作之意，昭如日星，其所偽托，按以經之本文，而白黑可辨也。
古者公田為居，井灶場圃取具焉，國賦所入，實八十畝，《孟子》及《春秋傳》所謂十一，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。若周之賦法，不過歲入公田之穀，並無所謂十一之名也，又安從有「二十而三」與「十二」之道哉？閭師之法通乎天下
〈（「閭師」應作「載師」。）〉，又安有近郊、遠郊、甸、稍、縣、都之別哉？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、園廛、漆林，以田賦之外，地征惟此三者耳。今去「近郊十一」至「無過十二」之文，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，《周官》之田賦，更無可疑者矣。
周之先世，關市無征。及公制六典，商則門征其貨，賈則關市征其廛。蓋以有職則宜有貢，又懼所獲過贏，而民爭逐末耳。肆長之斂總布，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，非別有是征也。若質布則本職無是，絘布則通經無是也。今去「絘布、質布、總布」之文，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，《周官》之市征，更無可疑者矣。
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，庭氏之射妖鳥也，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，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。害氣時作，妖鳥夜鳴，人之所忌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，故立為經常之法，俾王官帥眾而驅之，引弓而射之，則民誌定，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。夫疫可驅也；而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」，與莽之遣使「負瑀」「持幢」何異乎？卜得吉兆，以安先王之體魄，而入壙，戈擊四隅，以驅方良」，與莽之令「武士入高廟，拔劍四面提擊」何異乎？妖鳥之巢可覆也，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；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，不見其形而射其方，猶有說也；神之降，不以德承焉，不以其物享焉，而射之可乎？水蟲之怪可驅也，而其神可殺乎？神無形而有死，神死而淵可為陵，其誑耀天下，與莽之「鑄威鬥」，「鐫銅人膺文」，「桃湯、赭鞭，鞭灑屋壁」，異事而同情。今於方相氏去「蒙熊皮，黃金四目」及「大喪」以下之文，於次石蔟氏去「以方書」下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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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覆其巢，則鳥自去矣；以方書懸巢上，是不覆其巢也。與上文顯背。）〉，於壺涿氏，去「若欲殺其神」以下之文，於庭氏去「若神也」以下之文，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，其他更無可疑者矣。凡世儒所疑於《周官》者，切究其義，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。惟此數事，揆以製作之意，顯然可辨其非真，而於莽事，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，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？」昔程子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於《戴記》，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。朱子斥《詩小序》，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，而信從者稀矣。惜乎！是經之大體，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，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