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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旨訊問曾靜口供廿十四條
一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敬卿、景叔西遊，似亦不輕。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聯珠，日月合璧。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。天上這個朕兆不應則已，若應此事，必落於我輩之手。縱不能成於我手，亦必是我家眷屬敬卿、景叔之手」等語。敬卿是張熙，所謂景叔又是何人？據你前次供云：「胸中原無確見，但傳聞訛言，妄生疑惑，因而遣徒上書」等語。今據書中所云，是年七月，即有是行。是你於
雍正三年
已令張熙等各處行走，糾合叛逆之人，至六年方於岳鍾琪處上書。你平日自命以為上應聯珠合璧之祥，且云：此事必落於我輩之手，則是久蓄異謀，處心積慮要叛逆。你將三年七月以後差張熙等在何處行走，糾合何人，並所謂眷屬，共有多少？景叔是何姓名，他又行往何處？逐一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西遊的話，是
雍正三年
事，當時並有別意。因彌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狹僻，在山谷中，左右方圓十餘里，盡是耕戶山農，並沒有個讀書識字的人相接。彌天重犯的父親在日，曾嘗有個遷居的志，而不能得遂。復因近來人多田貴，家事單寒，轉移不得。後得學徒張熙、廖易在門往來，居宿安頓不得。而張熙、廖易家事亦貧寒，因見這些去四川的傳來，以為四川田賤，乃與張熙、廖易商量，思欲去四川尋採個安靜的所在，以為搬家安耕之計。且與張熙、廖易同往，並可以遂其讀書之志。於是打疊去四川之行。於七月二十五日起身。搭船到長沙上岸，因到長沙城中走一回。蓋彌天重犯從未出門，只因考試到過郴州，餘並未曾走動。不意到長沙竟看見有一告示，上有「五星聯珠，日月合璧」的話。彼時大喜，以為有好世界來，畢竟會復井田封建，復井田封建，畢竟要用人，到那會用人時，我輩的行藏就不可得知。且既有井田則到處可以安身，又何必搬家帶屬，走四川做甚？於是去四川志遂灰了，就要轉身來。那時並沒有一點別樣志向，惟有心中打量，要來京城上書獻策，再三不決者，苦為匪類一篇說話在胸中狐疑，乃轉身到長沙嶽麓山一看。由是往湘潭一路回來，並沒有會著別樣人物，說一句異話，到九月初三日歸家。唯回來有兩年，見得這兩年的收成不好，接年水荒，米貴，穀貴，百姓艱難，逃荒避水的多，乃翻疑此五星聯珠、日月合璧的兆，恐另有別應，加以傳聞日密，皆與前匪類之說相印證，於是狂悖有是話。蓋此話是
雍正五年
冬說的，乃追憶雍正三年事，一前一後，前面的志向，與後面所見大不相黏。其實並沒有到別處，並未曾會半個人。所謂西遊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。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。所謂眷屬，即指張熙、廖易言。除此之外，並沒有別人。總之，彌天重犯狂舉的心肝肺腑，一絲一毫，點點滴滴，盡載於《知幾錄》、《知新錄》。此兩本書，雖有兩個名號，確不是立意著作的書、裝點的話。《知新錄》乃是仿張橫渠先生「心有開明，即便劄記」之說。隨每日所知所見，不論精粗是非，寫放於此，以便自家翻閱。考其所學之得失議論，固未曾斟酌，文法亦未曾修飾，原是隨便寫出的口語。《知幾錄》不過寫出叮嚀張熙的話，明說與他，恐左右人聽聞，且慮他未必記得，因寫於紙上，到寫得多了，遂取個名號，此是暗地遞與他的話。今二書俱已搜獲，進呈御覽矣。彌天重犯當年情事何處掩藏？況皇上聖明天縱，明睿所照，絲毫盡露，並不能掩。且彌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，自計雖粉骨碎身，亦莫能仰報萬一，到此又何忍隱？
二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永興童生應縣試者二千四五百人，應道試者有二千人，何曾是今文風極盛，蓋緣風俗日趨日下，無恥的多，所以奔競成習」等語。從來以人材之眾多，徵國家培養教育之功。是以《兔罝》之詩，言化行俗美，賢才眾多，未聞以人文日盛為風俗趨下者。且士人求名進取，有志觀光，亦其本分當然。今曾靜謂為無恥奔競。試問曾靜，伊既以應試為無恥，則自己不該應試，何以從前名列青衿？考試多年，及考居劣等，方不出來應試。曾靜自問，為有恥安靜之人乎？為無恥奔競之人乎？著伊自評品。
曾靜供：這種狂悖說話，大病總坐於看輕舉子，所以顛倒悖謬，竟至於此。當年之意，蓋謂國家隆重師儒，養育人材，開此科舉，以為士子榮進之階，典至重大。讀書均當仰體朝廷之意。亦須看此為至重至貴之路，必敦行勵節，有廉有恥，經義明曉，文理通達，然後從此應試上進，方不負朝廷取士之意。若文理全未通，經義全未解，行誼毫不加修，而唯日以應舉應試為榮。豈不是以至重至貴之路，而反為爭名奪利之場！所以狂悖，遂有此說。豈知我生之初應試少者，因明末喪亂之後，百姓流離困苦，不得安業讀書所致。到後來蒙世祖章皇帝休養生息，聖祖仁皇帝至德流洽，仁漸義摩，所以盛朝人材蔚起，迥不同於先明，是這個緣故。如何當年不省？至於彌天重犯當身自問，從前未睹天日，狂妄喪心，看得一切皆不入眼，到今日得聖化，一洗從前謬妄，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，直與禽獸無異，狗彘不如，更有何人行堪問，只有愧死無地耳。
三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劉先生所著《格物集》，他從子光斗過寧遠縣任所，帶得一個稿本來」等語。這劉先生是何等樣人？是何名字？他的從子光斗，於今現在何處？其所著《格物集》是何等樣書呢？
曾靜供：劉先生即今案內解到之劉之珩，從子劉光斗，在湖南岳州府安鄉縣住。《格物集》是劉之珩所著的，其中專言物理，並沒說別樣話。書亦不多。因劉之珩原任在永興縣做教諭，彌天重犯做生員時，曾經接見。後於雍正元年劉之珩丁父憂，遂回歸岳州府安鄉縣居喪去了。到服滿起復，改補永州府寧遠縣教諭。有從子劉光斗，自安鄉縣到寧遠縣學署看問伯父劉之珩，路從永興縣過，彌天重犯見他帶得《格物集》，故寫在《知新錄》內。前在長沙，這《格物集》已經欽差大人從劉之珩家搜獲進呈矣。
四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，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。周末局變，在位多不知學，盡是世路中英雄，甚者老奸巨猾，即諺所謂『光棍』也。若論正位，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，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，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，明末皇帝該呂子做，今都被豪強占據去了。吾儒最會做皇帝，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」等語。孔孟之所以為大聖大賢者，以其明倫立教，正萬世之人心，明千古之大義。豈有孔子、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？孔子云：「事君盡禮。」又云：「臣事君以忠。」又云：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」看《鄉黨》一篇，孔子於君父之前，備極敬畏小心。孟子云：「欲為臣，盡臣道。」又云：「齊人莫如我敬王者。」使孔孟當日得位行道，惟自盡其臣子之常經，豈有以韋布儒生，要自做皇帝之理！若依曾靜所說，將亂臣賊子篡奪無君之事，強派在孔孟身上。污蔑聖賢，是何肺腸？且自漢唐以來，聖君哲後，代不乏人。漢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金太祖、元太祖、世祖，或戡定禍亂，或躬致太平，皆天命所歸，功德丕著。今乃概目為光棍！況曾靜時切明亡之恨，而以周末局變之後，皇帝皆係光棍，則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。曾靜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賊子，亦即是明之叛臣賊子。且曾靜亦知光棍應得何罪，今以開創之主，皆詆為光棍，則當時佐命冀贊之名臣，皆當治以光棍為從之律矣。又春秋至明，數千年間，曾靜所謂合該做皇帝者，只有孔、孟、程、朱、呂留良五人。開闢至今，無此狂怪喪心之論。可問曾靜是如何說？
曾靜供：這狂怪的話，本是說做君的畢竟是聰明天亶，學問蓋世。如前供所說，聰明睿智，仁能育萬物，義能正萬事，禮能宣萬化，智能察萬類，信能孚萬邦，天下乃得而尊之親之，奉以為君之意。蓋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君以職位言，師以道德言。必道德極天下之至，然後職位居天下之尊。其實君師原是一人做的，君之外，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者為師。所以二帝三王之世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君，皆是深於道德之至，精於學問之極，當明天下莫得而尚之，所以為君。春秋、戰國之局變，有孔孟之道全德備，而世莫能用。在上周家天子，又未聞有道德高出於孔孟者，以唐虞三代極盛之例推之，卻似春秋時的大君，合該有孔子之道德，方足以當之；戰國時之大君，合該有孟子之仁義，乃足以當之；宋末時的大君合該有程朱的理學，方足以當之。當日之意，不是謂孔、孟必要出來做君，程、朱亦有志於臨民。乃是謂君臨天下，必有孔、孟之道德仁義，與程、朱之理學精詳耳。蓋敬君之至，莫如孔、孟，尊君之極，莫如程、朱。孔子事君盡禮，見於《鄉黨》一篇，後世人臣所少到，且不唯敬而已。推事君之誠，無所不至。為委吏則牛羊茁壯長，為乘田則會計當。舉凡當官之職，盡到十分處，不肯一毫苟且者，皆是看得君命重大，所以職不敢曠耳。觀孔子，則孟子、程、朱可類推矣。其所謂會做者，謂學問造到極處，成己自可以成物。《大學》講明德，必及新民；《中庸》致中和，必到位育。蓋性分中功用之全，自然貫通到此。所以說禹、稷、顏子易地則皆然。禹為君、稷為相、顏子是個陋巷匹夫，如何做得君相的事，亦是一理相通，修身就可以齊家，齊家就可以治國平天下。四書五經中，無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。
彌天重犯此條狂怪的話，是說出做大君的，原不是別樣人可做，乃是聰明睿智而精深於學問道德的，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，輕易不得。伏惟今日皇上撫臨天下，統一六合，神明天縱，睿智性成。性焉安焉，優入聖域，其實道德之微，無不經歷學問之精，無不透過中和並致，方得天地位而萬物育，如是豈不是聖人而精於學問，方得尊居天下之上，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千載符合。他若漢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金太祖、元太祖世祖，或戡定禍亂，或躬致太平，才智雖然有餘，學問未免欠缺，故其發於政治，見於事功，未見得渾乎天理之正，而不能保其無一毫人欲之私。其實天下未聞有才德駕出其上，所以得而君之。彌天重犯狂怪之說，本係以英雄比歷代諸祖，而以光棍指魏、晉篡竊之主，所云：「周末局變，在位多不知學，盡是世路中英雄。」這三句原指漢、唐、宋、金、元諸祖說。所云甚者老奸巨猾，即諺所謂光棍。這兩句乃是指魏、晉諸篡奪者言，因辭不能達意，以致混同不明，一帶說了。而光棍兩字，亦是楚中俗語，山鄙無知，妄引以比例當時，立言大指原是如此。其實一種狂妄粗率，悍然無忌之罪，實有難容。況其中所舉呂留良，尤為無知之極，不惟不識本朝歷聖之德與堯、舜、禹、湯無異，竟把狂悖叛逆之呂留良，當孔、孟矣。從前如在雲霧中，今得聖諭開導點化，不唯光天睹日，抑且自覺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。
五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：「敬卿、景叔語言文字推崇過量，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。心心念念，望世變世革，想某乘運起來複三代。」又云：「仰觀三代，天亶聰明，乾之九五，聖位莫乘。此等語在某分上，固不敢當，只是他也不是一時躁率輕妄，信口說大話，抬高師長，確是他心中所見，實實如是」等語。這敬卿、景叔喪心病狂之語言文字，豈人所可當。而云：「不是抬高師長的大話，實實見的如是。」是你自承認擔當莫大的人物了。「天亶聰明，乾位九五」，這話都是你可以承認擔當的麼？且你如何乘運起來，你須將敢於擔當大話的意思，據實一一供出。
曾靜供：張熙、廖易，病狂喪心，猥以此等語，推尊彌天重犯，何異彌天重犯盲睛瞎眼，以千古人宗推尊呂留良。雖說話輕重稍有不同，其實皆是一樣無知，一樣狂妄。揆之於法，不唯萬剮莫辭，即問之於心，亦且愧死無地。但當時此話下語未清，大意謂人之知識有淺有深，有大有小，淺不能驟使之深，小不能強擴之大。隨所見到，以為大小淺深，如蛙居井底，所見者只井底之地，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，遂妄以為天下之地盡在於此，豈知天地間有幾多大地寬廣，山嶽湖海，無窮無盡在。然不到過、親見過，如何信得過？山鄙無知，何以異是。彌天重犯從前為謠言所惑，亦因生平五十歲人，從未見過滿洲，從未見過京師、省城，又未親目親耳，曉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經天緯地，所以謠言易惑，直至舊年，捉拿到長沙，見過大人，由是心中遂疑呂留良的說話有不的當。復自長沙以抵京城，耳所聞，目所見，與胸中所傳聞者，不啻晝夜之相反。及至到京，又身親皇恩如此之極，心醉聖德如此之至，乃脫恍然大悟從前之狂悖，該死該剮莫逃，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，直駕千古，而莫敢媲。當時彌天重犯此條，本意說知有大小淺深，必要人見到方信得過，故末後所以說敬卿、景叔異日見到，則必不肯說此狂悖之語。至若謂乘運起來，亦是謂如太公之遇文王，伊尹之受湯聘，此即張熙、廖易病狂喪心之意而言之。總之，說到此處，皇上聖明天縱，天地包容，萬萬叩首，惟冀哀之憐之，矜恤其無知而已，更有何說分解得。
六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：「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，移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。管仲忘君事仇，孔子何故恕之？而反許以仁。蓋以華夷之分，大於君臣之倫；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，為域中第一義。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。」又云「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」等語。君臣為五倫之首，斷無有身缺一倫，而可以為人之理。曾靜當日以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，不知從前以何人為君，且到今還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義，移於夷狄分用乎？抑是始終以與夷狄無君臣之分乎？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凡這悖逆狂妄之說，皆是雍正五年冬與雍正六年春寫載的。實因見得呂留良論孔子稱管仲之仁處，有華夷之分，大過於君臣之倫之說。以致推論到此。其實，彌天重犯平昔並無此說。豈知華夷之分，聖人原不在地上論，若以地論，則舜生於諸馮，東夷之人也；文王生於岐周，西夷之人也。都不通了。將謂大舜與文王不是人可乎？且更不是聖人可乎？況由舜、文以下，不知更有幾多行為師表，道高百世，如周子、張子、陳良者，俱生於四裔之地，猶歷歷可數指者乎？彌天重犯當年中呂留良之毒深，所以不察其非，而狂悖發論至此。到今日親被皇上德化之盛，且曉得本朝之得統，全是仁義，天與人歸，渾乎天理。且我皇上道隆德盛，亙古所未見，即僻處在東海北海之隅，凡聲名所到，猶尊之親之，而無思不服。矧彌天重犯生居中土，身受撫綏之恩，而現為赤子者乎。故彌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，一為本朝得統之正，從古所少；二為皇上道德之大，生民未有其心悅誠服，乃是當身之至情，天地之大義。彌天重犯即是草木無知，到此亦當欣然向榮了，況有血氣者，敢不尊親乎？
七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夷狄盜竊天位，染污華夏，如強盜劫去家財，複將我主人趕出在外，占踞我家。今家人在外者，探得消息，可以追逐得他」等語。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，是強盜劫去家財，趕出明之主人者，李自成也。我朝驅逐流寇，應天順人，而得天下，是乃捕治強盜，明罰敕法之天吏也。你等為家人者，既不能追逐李自成，索取家財，而於強盜花費家財之後，轉向捕治強盜，明罰敕法之天吏，指令賠償可乎？且由曾靜之說推之，元之主人為明朝趕出，元人當索取家財於有明；而宋之主人，又為元朝趕出，宋人亦當索取家財於有元。等而類之，自唐以上，至於晉、漢，皆然矣。從古有曾靜逆天背理之論否？試問曾靜，教他自己細想此段議論，是何如說？
曾靜供：大義看錯，遂總錯到底。蓋人身之主宰在心，心之所係在知，知上一錯，凡發言行事，逆天背理，遂致不可窮詰。此等處總因錯認本朝為夷狄，而不知聖人之生，原無分於東西也。且並不知明末之喪亂。生民受李自成殘殺之毒，逾於水火。而本朝興義師以除寇亂，功同天地，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於漢、唐之以智力取天下，而直過商、周之以仁興，而不免於征誅者。且歷聖相承，自有生民以來所未有之盛會。彌天重犯如何誣天誣父，至於此極。由今日看來，本朝當日即實實取明，代明而有天下，亦有德者興，無德者亡，天理之當然。況有明當年與本朝原為與國，而天下又早已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。本朝之來撫中國，又不是以智謀力制中國，而使之服，乃是仁義感動中國，筐篚爭迎，而心悅誠服。今彌天重犯誤聽人言，而反指以為盜竊，將明之取元，元之取宋，宋之取周等，而上之若唐若漢，以及周之代商，商之革夏，無一而不是盜竊，無一不當索回家財矣。其背理逆天之論，自家今日也解說不出。豈止於一處窒礙而已哉。今日細思此段議論，實實無知。其無知也，總因不知本朝龍興之故，歷聖功德之隆，徒為人言蠱惑，遂致狂悖如此，嗟悔無及，更有何說？
八
問曾靜，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天下一家，萬物一源。」 又云「中華之外，四面皆是夷狄。與中土稍近者，尚有分毫人氣，轉遠轉與禽獸無異」等語。既云天下一家，万物一源，如何又有中華、夷狄之分？曾靜但知肆其狂悖之詞，而不知其自相矛盾。《中庸》云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九州四海之廣，中華處百分之一，其東西南朔，同在天覆地載之中者，即是一理一氣，豈中華與夷狄有兩箇天地乎？聖人之所謂萬物育者，人即在萬物之內，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，抑不在所育之中乎？可問曾靜是如何講。且《易經》言「信及豚魚。」是聖人尚欲感格豚魚，豈以遠於中國，而云禽獸無異乎？即如曾靜之叛逆肺腸，真禽獸不如，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魚之感格否？著他據實說來。
曾靜供：天下一家，萬物一源，此兩句是從本心出的話，不雜外誘，不被人惑，所以衝口說出，與道理尚無窒礙。至若後面中華之外，四面皆是夷狄等語，總因誤聽人言，錯觧經旨之所致。所以自相矛盾，以至於此。豈知《中庸》云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者，原兼人物而言之也。蓋為人心廣大，原通天地，天大無外，人心之大亦無外。凡天下之大理所貫，氣所通，皆在人心胞與之內。是以聖人在位，舉天下之大，四海九州之遠，皆涵濡之，使之各遂其生，各復其性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。亦爲中外只有一箇天地，心體性量所貫通，無一處不到耳。豈同然並生於天地之中，齊在覆載之內，而爲人有中外之分乎？彌天重犯從前醉生夢死，强分中外，今日蒙皇上旨意，發明此章道理，至明至當。彌天重犯到此實實如醉初醒，如夢初覺，恍然大悟從前之非。至於《易經》所載信及豚魚等語，彌天重犯自幼亦曾讀過，旣有此等誣天的說話，當時何不把這信及豚魚等經文取來印證一印證，而竟狂悖率意，寫放紙上，這就是天奪其魄了。今蒙皇上開示到此，彌天重犯便是豚便是魚，亦當感格，何況人性未泯，尚有知覺乎。總之，山鄙无知，眼光小，胸次隘，道理不經點破，終看不出，今蒙皇上過化存神之德感孚，方得省悟。
九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：「君臣之義，一日不可無。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？孟子曰：『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』禽獸亦有君臣，蜂猶如依從。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，不得不遍歷域中，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」等語。傳云：「君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？」曾靜既知君臣之義不可一日無，本朝君天下八十餘年，曾靜之祖、父，皆是大清之子民，曾靜年紀不過四十餘歲，即其逆亂之謀，蓄無君之念，不過四十餘年。其四十餘年以前，伊祖伊父之心中，有君乎，無君乎？而云：八十餘年沒有君，是加其祖、父以無君之罪矣。孟子所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者。言不知有君有父也。曾靜現在食毛踐土，而雲沒有君，且加祖、父之罪，此實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禽獸。又曾靜云：禽獸亦有君長，而云：「八十餘年沒有君」，是又禽獸不如矣。且孟子之所謂無君者，謂不知有君，而曾靜以為沒有君，不更誣聖賢之言乎？曾靜又云：「不怕利害辛苦，要從遍域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之人主來」，伊如何尋遍域中，可曾尋得個人來？曾靜到今日還是要另尋個聰明睿智之人乎？抑將此尋遍域中之心歇息乎？或其心以夷狄禽獸、元凶巨惡感戴為君乎？著他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無君之說，實非彌天重犯的本意，因呂留良《錢墓松歌》上有云：「其中雖有數十年，天荒地塌非人間。」彼時聞得此說，如墜深谷，語雖為元朝而發，而引例未嘗不通於本朝。始而疑，因思彌天重犯世受國恩，祖、父皆列名膠庠，而當身亦現在食毛踐土五十年，如何駕閣漏空八十餘年沒有得君，並不算人間得？反複思索，解此緣故不得。既而言，以為呂留良是大地人宗，他的學問海內通行，畢竟他的說話有所見。彌天重犯僻處山谷，有何知識，如何曉得這種義理，加以謠言疊疊滿耳，遂妄以為人在天地間，君臣為五倫之首，今既不見得有君，如何安然自立得住。乃孟浪定志，不辭辛苦，不計利害，思想遍歷域中，尋出個聰明睿智，能盡其性的人來做主。所以狂悖，激而有是舉。非是當時心下另藏有別樣不好意見，而甘為此謀反叛逆，以自取死地。其實此舉原是妄為當身大義起見，原是錯聽人言，不知本朝得統之正，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見，但所見一錯，則無所不錯。既身犯大逆之罪，而為禽獸，又誣祖、父以無君之罪，並誣及聖賢立言之旨。種種悖謬，皆因山鄙無知見錯來，豈知本朝聖德神功，垂於兩間，與天地同大，而皇上道德隆盛，更為亙古所未有。彌天重犯從前妄意所云：尋個聰明睿智，能盡其性，以為當身之主者。當時雖極十分過望，亦夢想不得到這樣田地，夢想不到今世有此聖明的君，而今日恭逢盛會，得近聖天子之清光，正與當年孟浪，遍歷域中，不辭辛苦，不怕利害，誠懇尋君之始念相合而慶幸。且更出於望外，到此實實歡喜倒地，不惟為一身一家幸，實為天下蒼生之大幸，大快事焉。得不極其尊親愛戴之誠。至若當身從前見錯，萬死之罪，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，更有何說。
十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科舉詞章之習，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。陽明之教，雖足以害道，尚依傍道理來；科舉之習，公然講名講利，卑污苟賤，而不知恥，直把道理一筆勾消，人類盡滅」等語。朝廷用人，所以設立科舉者，以科舉之人，所習皆四書五經，誦法聖賢之道，講求聖賢之義理故也。人能讀書明理，其造詣底蘊，皆見之於舉業文章。是以朝廷設立科舉，以期多得讀書明理之人，為國家之用。今曾靜以科舉之為害，直到得把道理一筆勾消，人類盡滅，這是何說？且若不設科舉，更有何法可以發明聖人之道理乎？至人之賢愚不一，科舉內卑污苟賤之人，原世間所有。惟在朝廷辨別此等卑賤之人，而不用耳。非可廢科舉之制，而後禁人之卑污苟賤也。況無恥之人，即使不設科舉，而別開用人之途，如或鄉舉里選，或征闢聘薦，或改詩賦策論，則講名講利者，又必於別途行其卑污苟賤之事矣。曾靜又有何術，可以禁人之講名講利，著據伊所見供來。
曾靜供：朝廷設立科舉，以四書五經取士者，蓋以修己治人之道盡備於四書五經，欲人童而習之素，講明其理，理通然後發為文章。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淺深得失，擇其優者而升舉之。其立法之意，原盡美盡善，無毫髮可議。但在下之人，實能仰體朝廷之意者少，蒙昧不知者多。是以積之又久，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。以為朝廷取士，取文字，只要文字說得尖雋，即可以中有司之選。初不知文字之上，原有一層義理，當學當講也。因妄謂文字可以乖巧習得來，於是設立方便法門，擬定程課，日以講文為事。其講文也，又只是以臨場描摹填湊，襲取割截，及賣弄筆頭為計。而聖賢道理，當身行誼，遂置之高閣不論。且人身既有血氣，營名圖利，乃其常情。況鄉人無知者多，能有幾個曉得朝廷立法之意，原是要人通經明理，以備國家之用。只謂科場之設，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。是以一有子弟，未嘗不使之讀書，問讀書何為，則曰取科名、獲祿利而已。自少小時，即橫這個俗鄙識見，在胸漸長漸大，名利之心日深，而從事於文字。到文字中式得選時，越發營名圖利，而毫無忠君愛民，力圖報效之心。此彌天重犯在山僻無知，不通世務，妄據蠢見，遂有是把道理一筆勾消之說。其實到今日看來，全不如是。舉業何曾無人，幾多奇勛偉烈，大半多是舉業家做就。且皇上天聰明，無法不精，無弊不徹。即如聖諭，謂無恥之人即使不設科舉，而別開用人之途，則講名講利者，又必於別途行其卑污苟賤之事。此皆洞徹人情，深悉世務，智能察萬變方得見及於此。由是看來大半總要得人，何法無弊，唯得其人而行之，弊斯可免。如今養士之法，平昔總要教官得人，教官之品雖小，而所職之事甚大，必須擇道明行修者，專使之教育其子弟。以聖賢中正之道，孝弟忠信之行，聚講日專，丁寧反複，其或有行誼不修者，則即許責懲。如此三年教成，然後教官具文行優劣之冊，申詳學政，學政核考其實而高下之，並以其果否驗教官之誠偽明暗。是教官勸其行於平日，而不徒以文。學政考其文於一時，而兼察其行，文行交備而真才以得，積弊庶幾得減。抑近讀聖諭，而知本朝用人，原不專恃科舉一途。除科舉之外，尚有選孝廉、優生、實學等法，有此諸法，庶幾足以盡天下之才，而裕國家之用。便選舉亦要得選舉之人，方能無弊。若臨考，學政獨憑教官之薦舉，苟教官非人，只取平日與己情文相接、酒食相征逐者，薦之舉之，而閉戶守正之士，仍終不得有聞，恐亦無補。故在今日國家取士用人之際，固超出千古，然欲歷久成化，似當叅用程明道所議宋熙寧間取士法，損益斟酌行之，方為更善。彌天重犯山鄙無知，不與人數，感佩皇恩，深重自計，銜結無由，仰承旨問，敢不剖心直供。
十一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程子、朱子、呂子，如今人做官一樣。程子是世襲蔭補出身，朱子是由科甲出來，呂子是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作來底」等語。你平日推尊呂留良及其崇奉，心悅誠服，如何又說他是市井江湖鑽刺的人呢？且如為官，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，可以鑽刺而得的道理。何況，這做聖賢也可以鑽刺打點得麼？且呂留良係一鑽營打點的人，從前曾靜如何尊敬悅服之誠，一至於此？今曾靜還是尊敬此鑽營打點之呂留良乎？抑忿恨此鑽營打點之呂留良乎？務將心上實話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以呂留良為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作用來的者，是個譬喻的話。當時心下見得程明道先生天資純和，道德粹美，渾然無一毫圭角，令人摹擬得，是天生下來德器就如此純全，人學他不得。恰似做官的樣，他是個蔭補世襲官，生下來是他受用的；朱子天資未甚高，生質亦未甚美，然他從持敬致知，循循做法，由下學而直造上達，今日成法俱在，令人可學而至。恰如做官的，由科舉正路來，是他辛苦讀書讀出的，人人可以學得他。若呂留良，觀他文字所傳，少年本不是正路學人，下學工夫並未拈起，東剽西掠，無事不攬，到中年只以批評文字為事。因批評文字，遂得窺探程朱之奧。所以當時說他是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來的。蓋謂他本無臨政治民之學，只是辦得閒雜事好，效用有功，朝廷憫其勞，亦把個閒雜的職與他做樣。此雖是當時妄意推崇他的話，其實心中天理發見，大是不滿足他。可惜當時無人指破他的失處，且並未曾看過他的遺稿殘編有許多大逆不道的說話，所以終為他所迷陷。此全是自家識見淺陋，窺他不破，而一時學人文士，多以他為文章宗匠，群然向慕他。所以山鄙無知，被他枉誤，竟至於此。今日若不恭逢皇上聖德合天，洞悉致罪之有由，憫念陷罪之無知，彌天重犯之磔尸碎骨，滅門赤族，俱因呂留良之逆凶毒禍之所致也。今日使呂留良而在，彌天重犯當食其肉而寢其皮，豈但忿恨而已。此是心肝上的實話，天鑒在茲，如何欺罔得？
十二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，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」等語。三代以前，封建之制，原非聖人以為良法美意，萬世無弊，而行之也。古者疆域未開，聲教未通，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。有聖人首出庶物，而群然向化，雖不欲封建，而封建之勢已定。是故聖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，眾建親賢，以叅錯其間。此三代以前之制，封建所以公也。後世干戈相尋，禮樂征伐之權下移於諸侯大夫，而亂臣賊子益多，至戰國七雄並吞，而生民之禍極矣。其勢雖欲封建，而封建之勢必不可久。是以秦人乘便因勢，混一天下而郡縣之。封建之變為郡縣者，其勢不得不然也。自是以後，遂為定制。豈有去三代二千餘年，而可複行封建之理乎？如欲複行封建，則三代以來，帝王苗裔，諸侯遺胄，皆湮失不可複知，而後世之勛臣，孰可以享茅土；後世之懿親同姓，孰可以保萬民。即分疆畫界，置為萬國，又何從得人而封建之乎？且以塞外蒙古言之，昔者各蒙古自為部落，亦互相戰伐，至元太祖之世，而統於一。越有明二百餘年，我太祖皇帝神武奮興，遐邇歸誠，而複統於一。我朝幅𢄙廣大，中外一家。為千古所莫倫，蓋悉惟天時人事積漸使然也。至若封建以御戎狄，則尤為不通之論。曾靜僻處東南，距邊塞為遠，妄意西北、中州各自為守可作藩蔽，為東南諸處假息偷安之計耳。不知前明之時，西北諸邊各蒙古皆為勁敵，以天下之全力備御，而所在蹂躪，況以封建諸國，地方僅百餘里，兵甲不滿萬人，遂能支拄門戶，遏戎馬之南牧乎？西北、中州諸處，既至離析殘破，無以自存，則東南之人，雖欲安枕，亦何可得也？此其言至為愚陋無知，迂妄之甚者也。而叛逆之徒，動以封建為說者，蓋自知奸惡傾險，不容於鄉國，意謂封建行，則此國不可即去之他國，殊不知狂怪逆亂之人，如曾靜輩，天地所不容，雖之海外何益？可問曾靜，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？再如，曾靜如此叛逆，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國否？著他一一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生處窮鄉陋谷，胸次極狹，眼界極小，往昔狂妄無知，依稀影響，孟浪自信，以為窺探得管中之天。到今日蒙聖化所被，反思從前五十年發言行事，不惟如此經國大計，毫無當於事理，即尋常日用一言一動，亦不見一毫是處。是前頭五十年，今已除落，不算人了。感皇恩浩蕩，破格寬宥，做人當自今茲始。是前頭的行，原不算人行；前頭的話，亦不算人話。只為旨意問及當初立言之意，不敢不說明其實耳。，彌天重犯所云，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，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，只見得天下之大，一人耳目所及，心思所係，海隅之遠，必有遙隔不到之處。而天生人材，有聖有賢，有賢之大者，有賢之小者，類皆有治民之責。以聖統賢，以大統小，錯壤以居，事雖分於眾賢，政實頒於一人，此古之王者，所以有封建之制。且其中禮樂征伐，雖出自於天子，而撫民之任，治民之責，則永屬各國諸侯之長。非若郡縣之此去彼來，彼此可以推委，且在任不久，視民常多泛而不親，即有極意為民，立為法制，然政隨人轉，新舊交遷，實不免於朝張暮弛之嘆。所以妄謂郡縣不如封建之好，其實當時何曾窮源究委，曉得自家看錯事理，不是如此。直到今日伏讀旨意，乃知古聖人之制為封建者，因當時疆域未開，聲教未通，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，封建之勢已定，聖人不過因其地，順其勢，而封建之。初非以為良法美意，萬事無弊，而行之也。後世禮樂征伐之權，下移於諸侯大夫，干戈相尋，至戰國並吞而封建之勢必不可久。秦人所以乘便因勢，混一天下，而郡縣之。是封建之變為郡縣者，勢不得不然也。況今日欲複封建，亦實無許多勛舊懿親，可以保萬民，享茅土，又從何得人而封建之乎？且封建之變，為郡縣本積漸所至，今既為郡縣矣，豈有複為封建之理。而我朝幅𢄙之廣，中外一家，亙古未有。實因百年之內，聖德神功，亦亙古未有。所以天與人歸，大成一統，無外之盛，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，理也，勢也，天命也，民從也。至若彌天重犯謂封建以御戎狄，當日愚陋無知之論，誠如聖鑒，所謂妄意西北、中州各自為守，可作藩蔽，為東南諸處假息偷安之計之說。豈知西北諸邊，各蒙古皆為勁敵，當明以天下全力備御，而所在蹂躪，況以封建之地小兵少，而能支拄門戶，遏戎馬之南牧乎？彌天重犯到此乃得如夢而初覺，深愧從前妄論，極為愚陋無知。而且感服我皇上聰明首出，神睿無微不昭，天下之大，何理不透；古今之遠，何義不精；學問精神，卓識超越，雖極帝堯之欽明，大舜之睿哲，不是過也。彌天重犯從前狂怪逆亂，雖蒙聖朝寬宥，稍緩寸磔之死。然自知負罪彌天，無顏得立於世，久為天地所不容，尚有何地何國可以潛處，所不敢自就死地者，恐以螻蟻之命，負天地浩大之恩，思欲留餘息以圖報無疆之大德於萬一耳。
十三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中國人之詭譎反複無恥無狀者，其行習原類夷狄。只是惡亦是人之惡，天經地義，究竟不致掃滅。若是夷狄，他就無許多顧慮了，不管父子之親，君臣之義，長幼之序，夫婦之別，朋友之信」等語。中國之人既有行習類乎夷狄者，然則夷狄之人，豈無行同聖人者乎？你說中國之人雖惡，究竟天經地義不致掃滅，今你這等逆亂君臣，上下之義蕩然無存，且身罹重罪，有衰老之母，而毫不相顧；犯赤族之誅，門無噍類而不恤，殃及子孫，害及朋友，尚得謂之有君臣、父子、長幼、夫婦、朋友之倫理乎？曾靜將天經地義，盡情掃滅，是禽獸不如之類，亦還有顧慮乎？著曾靜回心細想，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說話，總因生平未到外面走過，並未接見一個外境人，兀坐山谷中，意想中外華夷之分，大約是如此，遂不覺狂悖，寫放紙上。直至舊年到長沙，今年奉解來京，一路見得政教美盛，萬物得所；複又伏讀聖諭諸書，章章經天緯地，句句理精義透，不覺驚魂奪魄。始知天地之大，一理一氣，無處不到。而近代之精英盡聚本土，所謂「東海有聖人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；西海有聖人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」者，今日方實信得。東海之聖人，其心理果與堯舜同世。若中國人物，則久已淪落不堪問。如彌天重犯生聖明之世，而竟不知有聖明之君在上，乃聽信謠言逆說，大肆詆毀，雖聖人量同天地，包容群醜怨嗟而不計。然當身實已陷於極惡大罪而莫解。且不惟當身陷罪，君臣上下之倫，蕩然無存，而堂有七十歲之老母，而不能顧，犯赤族之誅，門無噍類而弗知恤。若非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，開生民未有之典，將彌天重犯老母幼子寬宥釋放，當此炎暑氣候，必禁斃獄中，而莫能顧此。彌天重犯萬死萬剮，粉骨難償當身之極罪。亦彌天重犯萬死萬剮，粉骨難報未有之洪恩。回心細想，到此實實天經地義，盡情掃滅，直禽獸不如了。尚得有人氣乎？尚得謂之有顧慮乎？尚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理乎？萬死萬剮，罪尚何辭。
十四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夷狄侵凌中國，在聖人所必誅，而不宥者，只有殺而已矣，砍而已矣。更有何說可以寬解得」等語。曾靜今日稱功頌德，極口贊揚，可問你還是要殺，還是要砍，還是可以寬解，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今日仔細檢點，彌天重犯當身狂悖之舉，狂悖之言，該死該剮的罪，盡是呂留良之說所陷。即如此等萬剮不足以蔽其辜的說話，原不是從彌天重犯本心上說出來的，實因呂留良批《射不主皮》文，有云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聖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？蓋有所用也」句，推出這個說話，遂信以為實，而有是說。總之，彌天重犯識見淺小，學力不到，受他的著作語言蠱惑最深。所以到今日，當身受他的害更大。今日默自計來，凡旨意摘出所問的話，盡是彌天重犯當初錯信呂留良的說話之所致。彌天重犯自己亦解說不出如何，誤信至於此極，到今日親見聖天子道德隆備，與天為一，學問高深，亙古未有，尊之如天，親之如父，猶不足以愜其愛戴之誠，而萬剮不足以蔽其辜的說話，尚敢萌之於心乎？尚忍萌之於心乎？此時此際，惟有稽顙流血，哀懇皇上終始垂憐山野無知，誤受蠱惑而已，尚有何說？
十五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開蒙書，敘道統，只該敘到呂子止」等語。曾靜以孔子比呂留良，推尊誦法，心悅誠服之至，確是何見？曾靜還是只就呂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，或是別有他故？今又極口痛斥呂留良之奸逆大罪，與前敘道統之意，迥然不侔。未知是真心痛斥呂留良之大逆乎？抑偽為怨恨而始終悅服推尊乎？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從前之所以心服呂留良者，實無他為，因山野僻性，未有見聞。讀書只心服三代的治體治法，盡美盡善。遂謂三代君德之大，是個體天；三代立政之本，是個為民。一切政治，皆是推本天心，為民籌畫。其教養之大者，則有井田、學校之制，然世儒多以為不可複，唯呂留良的著述文章內以為可複，與僻性相合，遂不覺心悅誠服，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統者以此，實無他故。是當日之推尊呂留良者，原是為他的著述文詞蠱惑之所致。今日明目張膽，極口痛斥呂留良者，實因得見他的遺稿殘篇內，有大逆不道之語，甚而至於良心喪盡，天理全無，竟忍於譏詆聖祖。凡為赤子者見之，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。此又彌天重犯今日當身之大義，發乎天理，本於至情，合該如此，到此豈尚有一點偽為怨恨之心乎？在彌天重犯今日之當身大義，固當如是，但若非彌天重犯親見皇上之聖德、聖治、聖度，如此亙古未有，從前即使見得呂留良之殘稿遺篇，亦未必至於如此之極口痛斥也。然使不得見他譏詆聖祖皇帝處，又未得至於極口痛斥，如是之甚也。引彌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實語，無一字欺隱。
十六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湘灣陳梅鼎，識見氣節，鄉人中罕見。某為他侄婿，一日某到，他迎接某，吾岳翁出見，乃大聲指某曰：『此詩禮大家，方正君子。』又曰：『吾老三生平作事，惟擇婿一椿，眼力高過天下。』又曰：『賢婿有濟世之德，宰相之量。』又生平極鄙薄當今，屢嘆先朝衣冠文物，最喜茶陵陳元章，以為大丈夫奇男子」等語。據此，則曾靜平昔以濟世自命，心懷異謀，圖為不軌已久矣。可問曾靜，伊叔岳陳梅鼎與岳丈是何等樣人？茶陵陳元章又是何等人？此三個人，如今現在何處？可供來。至若衣冠文物之語，最為謬妄。蓋衣冠之制度，自古隨地異宜，隨時異制，不能強而同之。亦各就其服習，便安者用之耳。其於人之賢否，政治之得失，毫無關涉也。向聞無知愚妄之徒，輕詆本朝衣冠，有雲「孔雀翎，馬蹄袖，衣冠中禽獸」之語，其說至為鄙陋。夫以冠言之，則周有雀弁、鹿弁，漢唐有獬豸冠、貂蟬冠、冠之類，以衣言之，則《尚書》云：「山、龍、華、蟲作繪。」漢、唐以來，有羽衣、鶴氅，以及雉頭裘、獅蠻帶之類，不可勝數。皆取禽獸之名狀，以為服飾之光華，豈有自古以來，用此等衣冠之人皆為禽獸可乎？若夫治天下之道，惟在政教之修明，紀綱之備舉，從來帝王全盛之時，君明臣良，朝野寧謐，萬民安生樂業，不問為何代之衣冠，皆足以為文明之治。如其不然，則桀紂時之衣冠，即禹湯時之衣冠也。豈以衣冠之相似，而遂可以文明不墜，禮樂不廢，不至於亂乎？如元代混一之初，衣冠未改，仍其蒙古舊服，而政治清明，天下又安。其後改用中國衣冠，政治不修，遂致禍敗。即此可見衣冠之無關於禮樂文明、治亂也。且如故明之末年，衣冠猶是明之衣冠也，而君臣失德，綱紀廢弛，寇盜蜂起，生民塗炭。區區衣冠之制，禮樂文明何在世？可能救明代之淪覆乎？我世祖皇帝統一區夏，戡定禍亂，救民於水火之中。聖祖皇帝繼天出治，久道化成，海內承平，恩周萬類。凡我朝之仁育義正，鴻猷善政，不及往古者何事？豈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議乎！蓋我朝起自東土，誕膺天命，本服我朝之衣冠，來為萬國臣民之主。是上天大命集於我朝祖功宗德者，即天心降鑒在於我朝之衣冠，謂可表中州而式萬方也。夫衣冠既為天心降鑒之所在，則奕世相傳，豈容擅為改易乎！且如曾靜以山野窮僻、𡨋頑無知之人，尚因妄逆之見，心念故明之衣冠，況我朝席祖宗之鴻業，奉列聖之成規，歷世相承，已有百餘年，豈有舍己而從人，屈尊而就卑，改易衣冠之理乎？又如今之外藩各國，衣冠之制皆多不同，我朝受其職貢，亦不必強易其衣冠也。況我朝一統之盛，撫有萬邦，其衣冠安可輕議乎！著並問曾靜，屢嘆先朝衣冠文物之語，是何意見呢？
曾靜供：陳梅鼎是安仁縣的百姓，於康熙五十二年老死。彌天重犯的岳父名國衡，是陳梅鼎之弟，亦是個百姓，於康熙四十六年病死。其子貧不能自立，於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。陳梅鼎之子，今不知其在否。陳元章是茶陵州人，不知是士，是民，不在已四十多年矣。陳梅鼎是彌天重犯的岳伯，彌天重犯十七歲娶他的侄女陳國衡之女，十八歲到他家中有是話。彌天重犯之所以記說此話者，亦是因見得呂留良詩「稚子詫衣冠」之句，所以言得此處。這話皆是雍正五年丁未歲，因張熙至浙江，傳得呂留良的詩看見，序有此話。其實當年與陳梅鼎說話時，並未有別意。陳梅鼎本是個農家鄉人，未曾讀書學問，如何曉得別樣說話！其所稱許彌天重犯為「詩禮大家，方正君子」者，是因見彌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兒厚重敦篤，不佻達耳。許彌天重犯有「濟世之德，宰相之量」者，為心多慈愛而量能容受。因彌天重犯原同居有個兄嫂，因夫妻不睦，兄將嫂改嫁到陳梅鼎鄰家，陳梅鼎與是婦語言之間，婦稱言彌天重犯處待得他好，所以說有宰相之量。婦複說彌天重犯屢勸兄不得嫁妻。陳梅鼎聞得此話，所以說彌天重犯有濟世之德。至於陳梅鼎屢嘆先朝衣冠文物者，彼時有七十餘歲，大抵他服過先朝衣冠來，所以嘆其好。喜陳元章以為大丈夫、奇男子者，彌天重犯不知得陳元章的底裏，亦不知陳元章是個什麼樣人，相隔有五百多里。當時只聞得茶陵州有個陳元章，因得罪州官，州官要捉拿處治他，他隨聚眾圍城，幾乎起變，當即被捉伏誅。陳梅鼎之所以稱他者，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於官長之故。此是陳梅鼎反常異俗狂怪的說話。彌天重犯見得呂留良前詩句，所以記憶到此。至若謂衣冠文物之說，在彌天重犯有何知識定見，能剖決其中道理絲毫不易而有是說，此乃聽得這些俗儒鄙陋議論，不察其理，遂妄有是說。今伏讀旨意，廣大精深，驚天動地，乃知本朝衣冠之制，原是隨地異宜，隨時異制，全以道為歸，初未嘗有意立異，亦未嘗強以求同。此正所謂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而無私者也。觀此則知本朝一切禮樂刑政，經天緯地之制，無一不順天因地，因物付物，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。彌天重犯得聞斯義，不惟當身喜極快極，冰釋霧開，且私幸此說一出，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團。因思從前幾多誤聽謠言處，皆是為心中愚暗，窺探義蘊理奧不到之所致。當時若有高明指示，當前妙理精義之所在，心中未有不喜悅誠服者。如今衣冠之說，從前未嘗不因人言而心疑，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，雖木石也會動心點頭，彌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說！只有叩首，叩首，干萬叩首！將此段議論記於心，口傳於當世，以解陋儒之疑。若得蒙恩寬宥，德教所被，期以數年，當身學問覬有寸進，筆傳於萬世，以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。
十七
問曾靜：旨意問，前曾靜供內有「國家取士之法，宜當叅用程明道所議宋熙寧間取士，損益斟酌行之方為更美」之語。查程子熙寧取士札子云：「宜先禮命近侍賢儒，各以類推及百執事、方岳州縣之吏，悉心推訪，有篤志好學，材良行修者，皆以名聞，命州縣敦遣。」朕於雍正元年，即有舉賢良方正之恩詔。邇年以來，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，才可辦事，而文亦可觀者，每歲各舉一人之諭。又有六年選拔貢生，不拘考試名次，務取經明行修者之諭。又有令滿漢內外文武諸臣，將有猷、有為、有守者，各舉一人之諭。又有令中外諸臣，在京主事以上，在外知縣以上，各舉所知，或舉貢生員，或山林隱逸，送部引見之諭。是程子所議，皆騰已行之事也。無如舉賢良方正，則各省舉者寥寥。惟福建巡撫黃國材薦彭鵬之孫二人，皆童稚無知，學識淺陋，不堪任用。至浙江巡撫李馥所舉賢良方正，竟係積惡巨棍，夤緣薦舉，後經地方大吏察出糾叅，贓私累累，欵跡狼藉。觀此，則賢良方正之舉，可盡信乎？自三代至漢，用鄉舉里選之法。迨其後，刺史守相，得專闢召之權；九品中正，得司人物之柄。用人之權不在上而在下，其勢不可複行，於是改為糊名易書，以文藝科目取士。蓋言為心聲，人之文章，先由積學深造而成，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蘊蓄。若專取行誼，則必有偽為塗飾以欺世而盜名者。且心術至難窺測，每見曲謹自好之徒，一旦改塗易轍，即可無所不為。是以《漢書》史臣之論，謂「直言獨行，高節沉隱之屬，榮路既廣，遂有竊名偽服，浸以流競，權門貴任，請謁繁興」者，可知前代德行之選，已不足為銓衡之准則，何如科場文藝之稍有憑據乎！
宋臣鄭樵謂「科甲一途，雖非古人德行之舉，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」。其言信而足徵也。且朕用人之道，並未嘗限於科甲一途，乃多方鑒拔，惟日孜孜，冀獲賢才，以為蒞政臨民之選。用心甚苦，而其事甚難。此在廷諸臣所共知者，又豈程子奏議一格，所能盡朕求材之意乎！至於程子所云，取材能明達之士，受業於成德之士，其學業大明者為太學之師，其次分教天下，由州郡而縣，以次而用。三歲賓興，優者自縣而州郡，自州郡而太學，以此遞遷；劣者以此遞降。欲以化成天下，其說迂遠而難行，是以當熙寧之時，已不能見諸實用，況數百年以後乎！且今之選拔，即古貢士之法，而朕數年以來，用人之道，亦可謂詳且盡矣。曾靜以為當叅用熙寧取士之法。試問曾靜，熙寧取士之法果有實效否？今當何如斟酌損益，方為盡美？可詳悉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本山野愚民，從前謬發狂言，固是井蛙之見，無當事理，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時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，其中損益變化，既詳且盡，不惟非今人之謀慮所得及，並非從古聖賢之籌畫所能備。直到今日，方知神化廣運，無處不到。生天地之內，只有順天地之化而已，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！天地之高厚且不知，又焉知天地之大，造化之所以然哉！況當此極惡重罪之會，雖屢蒙皇上如天之仁，欽恤無知，沛生民未有之殊恩，寬宥重典。然在彌天重犯自悔自愧，惶恐戰慄，自是無時無刻可釋於懷，豈但感恩戴德，昊天罔極而已！又焉敢妄抒蟻見於經國大計萬分中之一乎！不意我皇上宵旰圖治，孜孜為民，既無一時少懈，複無一處不到，今明旨下頒，竟以前供取士之法，如何斟酌損益方為盡美，許彌天重犯詳悉再供。自古算君德之備，君道之盡，以堯舜為極。然孔子稱舜為大智，在不自用而取諸人，其言曰「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」，其所問察世，亦只曰邇言而已，未聞察及於深囚重犯，不足齒數之人言也。況彌天重犯之山野窮僻、𡨋頑無知更甚者乎！於此可見我皇上虛中之極，用中之精，視當年大舜更進而上無疑矣。是不惟寬宥彌天重犯之重典，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，即今日許彌天重犯之再供，亦屬生民未有之大德。由是看來，我皇不特為明君、聖君，纘往古聖賢之緒而已，直繼天立極，開萬世之君統，立百王之大法，於天運再闢再造之中世。彌天重犯雖自量愚頑，本無說可以敷奏，然當此生民未有之盛會，焉敢不竭一線之明，因前供所未詳悉者而直供之，以仰副我皇上好問好察、勤求不倦之至意。因思前供所謂程子取士之法者，彼時無知，妄謂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，皆是爭先一著之法。如欲禁民為盜，不在盜上禁，要推其為盜之源，或是為飢起念，或是為寒生心，如何設法安置，使之農桑不失業，衣食飢暖，則盜自止。又如欲士習善行，亦不專在行上引，要先使之通道德、明理義，道德通，理義明，則人自樂於為善，雖強之為惡，亦不去矣。以此推之，事事皆要爭先一著，雖極之日用尋常、百工末技、農圃醫藥之小，亦必要從原本上做來，方得妥貼，況治天下之大乎！所以當時妄意謂要取士，必以教士為先，教土又必以明理義、通道理為要。然欲教士明理義，通道德，必先擇教官之理義明、道德通者，方可以當其職。此彌天重犯前供謬妄，謂當叅用程子所議熙寧取士之法者，大意謂先要教士得法，教士得法，係於教官，又先要教官得人。
今伏讀旨意，方知我朝取士之典，除科舉外，有舉賢良方正之恩詔；有令各省州縣延訪孝友端方，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，每歲各舉一人之諭；有選拔貢生，不拘考試名次，務取經明行修者之諭；有令滿漢、內外、文武諸臣，將有猷、有為、有守者，各舉一人之諭；有令中外諸臣，在京主事以上，在外知縣以上，各舉所知，或舉貢生員，或山林隱逸，送部引見之諭。猗欽！何其盛歟！此不惟當年程子所議熙寧取士一格所不能盡，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備。彌天重犯至此，因感念我皇上一種憂民圖治之苦心，體天求賢之至意，不覺泣下，移時不能言。其所以為我輩赤子撫綏謀者，亙古來有如是之我後乎！況監前代德行之選，不足為銓衡之准，勘出科舉文章之發，尚由積學深造而成，尤無弊不徹，無隱不燭，皆歷歷如數家珍，若分黑白。以是思我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，抑且良苦矣。
夫以取士之方，如是之廣，得人之念，如是之篤，宜賢才匯登，多士濟濟。而天下所薦舉，間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願者，固是人才難得，然亦無乃在下之有司，以他政為急，視此薦舉為稍緩歟！豈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為先，堯以不得舜為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為己憂。自古政治之休明，生民之樂利，全視乎在上之得人，即為微末之邑宰，亦必以得人為先。所以子游為武城宰，聖人不問其他必先問其得人與否。誠以人才所關於政教風俗為至大而且重也。所以諭旨煌煌，廣開仕路，立賢無方者，正為得人為治天下所必選之政。而今日之少能薦舉與薦舉而不實者，無乃有司視為泛常，而各省督撫亦少以此為事，而責望於所屬之有司，所以至此。若使督撫以及有司執事知得為政必得人為先，仰體聖心，認真職分，在外早夜不遑，悉心推訪，何患人才不得！自然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士，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，冀獲賢才，以為蒞政臨民之選之德意。至若謂程子所云，取材能明達之士，受業於成德之士，其學業大明者為太學之師，其次分教天下，由州郡而縣，以次而用，三歲賓興，以此為黜陟。欲以化成天下，其說迂遠而難行。今日得明旨剖分，反複看來，果是迂遠難行。然我朝取士之法至矣，盡矣，無以複加矣。惟養士之典，稍有未備。彌天重犯因古法貢士，必本於鄉里，而風俗適與人材相通。曾見有藍田呂氏鄉約，經朱子斟酌增損者，其綱領甚切，其節目甚密，其聯絡督率之法更精詳美備，有關於德教風化甚大而遠。大綱有四：一曰德業相勸；二曰過失相規；三曰禮俗相交；四曰患難相恤。每綱之下，類分節目，節目所載，准古酌今，更為盡善。鄉中擇一老成有齒德者為都約正，其次者為副約正，更擇子弟中之端方正直、通道義而能文辭者為直月。直月每歲十二人，輪流掌其事。立三籍。願入約者，書一籍；有善，書一籍；有過，書一籍。近者每月一會，遠則每季一會。擇四達之處立一約所。直月先期循環糾察同約中之善行與過行。臨約之日，行禮讀約畢，約正及同約以次就坐，酒三行，直月舉約中之善與過，告於約正。約正當眾詢其實狀，無異詞，然後書於籍。善則約正率同約獎勵之，過則約正率同約規戒之，仍將善、過兩籍遍傳在坐者觀省，然後許各人就約所質疑問事，講辨道理，區畫家計，以及論文習射，至脯乃退。其中綱張目舉，儀文度數，最為精密。
彌天重犯妄謂今日於科舉取士之中，似當取此全文，懇祈我皇上天聰，叅以時宜，斟酌損益，頒行天下。敕令督撫責委有司，每縣視地之大小遠近，多立約所。不拘士農工商，居其土者，皆許其入約。讀約之會，先將聖祖皇帝上諭十六條及我皇上聖諭廣訓宣讀畢，然後取此約大綱細目，依其儀節，次第讀過，講解一遍。或並列祖聖德神功及前後所頒政令，凡有關於風俗民事者，俱著令有司行文到鄉約中宣示。
蓋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，由於居鄉之日多，到縣城之日少，或又不通文義，不能仰會上意。今各鄉有約，每月一會，得約正，直月等講明，心下自無疑團，各知上意，且記善有籍，記過有籍，民固知勸懲，而樂於為善。即異日有司薦舉，亦必先察此二籍，必有善而無過，與過而能改者，然後試之以文藝，文藝可觀，然後得蒙薦舉。如此則不惟薦舉本於鄉里，善惡無毫髮之爽，可絕欺罔清託之弊。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，教化明而禮樂興，道德同而風俗一，人人相勉於善。他年科甲舉子之從鄉約中歷練來者，豈不更有可觀者乎？夫鄉約本朝廷所已頒行之典，但聯絡無方，約束無法，彼此善惡之行不著，友朋規勸之義不行，早晚情誼不關，往來督率無人。甚至山州草縣只行之於城而不行之於鄉，講之於官而不遍通於民。不唯善惡無人糾察勸戒，即宣講亦多不能依期奉行，在官固視為泛常，而民之聽之亦或作或輟，有來有不來。況居鄉者多，在城市者少，鄉民離遠，無人督率，雖有講宣，如何聽見？即如彌天重犯所居，離城市遠，縣中講約讀法之事，生平並未撞逢一次。如所頒聖諭廣訓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，從前不惟不曾目見，並未曾耳聞。直至近日，伏讀皇上聖諭，中間有聖諭廣訓序文，持以問人方知。
從前只曉得聖祖皇帝上諭十六條而已。況鄉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，如何曉得？似此法亦簡易易行，但要責令有司實心奉行。若能天下之大，縣縣如此奉行，每縣之中，到處如此宣講行習，道德齊禮，其治效豈有極哉！況此規制既成於各縣各鄉之中，凡有善政善教，皆可照此儀節，遍曉民間。不惟無上行而下不效之患，且君民一體，呼吸竟可相通矣。彌天重犯山野𡨋頑，本不知是非可否，但管見及此，不敢不盡情直供。伏祈聖明，取此約全文，詳覽規制，裁奪可否為幸。
十八
問曾靜：旨意問你，所著逆書《知新錄》內云「即觀鑄錢一事，自癸卯到今六年，尚鑄個錢不順。勉強鑄就的，糊糊塗塗，不明不白，民間無人肯受。謠曰：『雍正錢，窮半年。』若身上有一個雍正錢，即投之溝壑」等語。制錢為民間日所必需，務宜輕重適均，流通無弊，方於民生有益。錢文字畫之清楚與否，皆關銅鉛之多少，此人人所知者。向年聖祖皇帝時所鑄制錢，以銅六鉛四搭配，雖錢文字畫清楚，而銅多於鉛，遂有奸民銷毀制錢改造器皿者，因而錢價日昂。康熙四十五六年間，每銀一兩僅可兌錢七八百文。朕在藩邸時，深悉其弊，是以令錢局以鉛銅各半搭配鼓鑄，使奸民無銷毀之利。又嚴黃銅器皿之禁，方得錢價漸平。今銀一兩，可兌制錢一千，小民並受其利。其錢文字畫雖未甚精工，然惟銅鉛相半，方能禁止銷毀，而制錢可得流通便民，並非吝惜銅斤而多加鉛兩也。且鑄錢由模範而成，其樣錢謂之祖錢，輪廓勻厚，字畫完整。由祖錢套出，謂之母錢，即遜於祖錢。再由母錢套出，是謂鑄錢，今民間日用之官錢也。較之祖錢，更不逮矣。蓋即一板之內，所鑄二枝之錢，下沉者必重，在中者適均，在上者必輕，而字畫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。此從來鑄錢皆然，非獨今日之雍正錢為然也。乃曾靜不知錢法，信狂妄之說，遂肆譏議，任意蠱惑咒詛，何殊昏夢中之囈唔乎！
至雲投之溝壑，尤為可笑。民間所有之錢，必以銀兩兌易而來，豈有以銀易之物而委之溝壑乎！至於貿易之人，當其受錢之時，必細視錢文而後交易，若以雍正錢為不祥之物，孰肯收受！況既以貨物售賣，人雖至愚，孰肯以銀與貨物換得之錢而輕棄之溝壑也！今直省內外，果不肯用雍正錢文乎？即如曾靜之家，至為貧薄，然囊篋中亦必有制錢收貯，然後可以易米買薪，何以不投而棄之乎？
江南地方，因雍正錢文尚少，元年、二年間，有以舊錢十文易一雍正錢以為寶玩者。其重雍正錢文何以又如此？向湖南之人情與江南迥別乎？至於鑄錢未能流通普遍，此則事理之常，明而易見者。聖祖皇帝在位六十餘年，康熙鑄錢尚有流行未到之處。又如廣東高、雷、廉等府，至今尚用宋時舊錢，並元、明代之錢亦流通未至。自雍正元年以來，甫及七年，所鑄錢文，欲令遍及天下並荒僻之處，亦有是理乎！曾靜所聞謠言，確係何人傳說？曾靜果否親見投錢溝壑之人？其人係何姓名？確在何處？可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此等狂悖說話，彌天重犯當時無知，聽得人言如此，遂不窮究其事理，信以為實，隨手寫記放在紙上。其實到今日看來，無論人言己言，皆該殺該剮，尚有何說分解得！蓋緣彌天重犯所住之地離城市遠，無交易買賣，即間有買賣，亦是用稻穀，不惟不使錢，竟少有用銀子。窮民無所出息，亦無處交易得銀子，所用者只有谷耳。惟富戶積得稻穀多，方以穀去賣得銀子用。至若錢，則無論康熙錢，雍正錢，皆未用。皇上御極之初，雍正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，雍正錢流通未遍楚疆。彌天重犯彼時心下常想求雍正錢一看，以為此是新天子的通寶，以此去問人，而人間有自城市中來者，遂妄傳以為雍正錢鑄不成。
後又逾年，心下實要想求雍正錢看而不可得，又去隨使問人，謠傳遂以為如今新皇帝因鑄錢不成，殺了幾多鑄匠。彌天重犯此話固不肯信，然無奈鄉愚小民，不通錢法，每多如是說。後彌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錢，細驗其錢文字畫，果不十分清楚。先疑以為模範新制，恐是初鑄，所以未甚精工，後來再看，亦複如是。那會雍正錢少，到街市上用康熙錢熟識，又見得雍正錢文字畫不完美，不知從何處遂造出這個謠言來。無知小民聽得此言，遍傳於鄉里，彌天重犯心中漸次受了謠言悖論之毒，又加以不通錢法，解這錢文字畫不清楚的緣故不出，遂不察而信以為實。直至雍正六年春，狂悖將萌，竟把此事做一個驗証。
其實到今日伏讀我皇上旨意，方曉得錢文字畫之清楚與否，原關銅鉛之多少。康熙錢文字畫清楚者，由於銅六鉛四，銅多於鉛；雍正錢文字畫未甚精工者，由於鉛銅各半。其銅多於鉛，則致奸民銷毀制錢，改造器皿，而錢價日昂；其銅鉛各半，則奸民無銷毀之利，而制錢可得流通便民。細思到此，全是我皇上一段愛民苦心，經天緯地的學問，方能鑒別物理之所以然，察照民間之積弊，直從源頭整理下來，此豈尋常之智慮所能窺測萬一！況錢有祖錢、母錢、鑄錢，即一板之內，所鑄二枝之錢，下沉者必重，在中者適均，在上者必輕，而字畫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。小民不知其由，竟以錢文字畫未甚精工，遂從此妄生議論。而彌天重犯不知錢法，亦妄信而附和之，萬死萬剮，自如何辭！但念小民雖頑，天性亦難泯絕，未有不知愛戴君親者。其所以狂悖如此者，實由於心中無知，不知聖天子之德意。其所以不知聖天子之德意者，又由於宣傳之未遍。即如我皇上禁取黃銅一事，彌天重犯耳聞，亦有幾多說話。山野無知，不解取銅禁銅之故，甚有謂我皇上欲取盡中國之銅，解往滿州地方，熔鑄以為宮殿者。彌天重犯雖心知謬傳，然亦無話可解答。離縣城遠，未見衙門所張挂告示如何說，在外只有取銅禁銅之令，中間並未說出取銅禁銅之由。小民無知，焉得不妄生擬議！擬議出於一二人之口，傳者遂遍遞於千百人之耳。直至今日伏讀聖諭，方曉得禁銅為防奸民銷毀制錢，改造器皿，錢價日昂；禁銅不用，則錢無所毀，而價可漸平，民得利用。是我皇上幾多深仁厚澤，為民善政，遠鄙百姓，皆為心中不知，糊塗浪過。此彌天重犯前供鄉約內，所以說到朝廷所頒政令，凡有關於風教民事者，須要在鄉約中宣示，正為此類也。至若謂投之溝壑，從前不深究其事理，遂誤聽以為果有是說。今得明旨，反複推勘，而複心下思索，不惟信得無是理，且天地間並無是事，何其誕妄一至於此極耶！
總之，愚民類多無知而悖謬，實非有心以肆妄。況毀謗譏議出於小民無知者之口，本無損於聖天子明德，而御極初年之毀謗，尤是以聖德神功之遠大。蓋有非常之主，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謀。眾見未嘗不驚，不知者未嘗不疑，驚疑交集，此謗之所由生也。是以帝堯承帝嚳之後，自唐侯而陟踐帝位，始三年而謗作，又三年而頌興，又三年而謗頌悉泯，乃得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。況我皇上初潛之時，韜光養晦，無求無欲，只盡己性分之當然，並未嘗稍露一毫聲光於人間。龍德中正，不惟非天下所得知，並非在廷諸臣所能識。惟我聖祖皇帝聰明未縱，本父子之親，以聖知聖。早知我皇上天稟貴重，蘊蓄美富，為能聰明睿智，足以有臨。然亦只以是存之於心，而不肯揚之於眾。直至聖躬不豫，委以南郊大禮，方知我皇上聖德神謀久為聖祖皇帝所深契。所以當我皇上御極之初，一切政治，經天緯地，天下莫能仰測高厚之所以然，加以阿其那、塞思黑等久蓄奸謀，散布流言於山陬海隅，小民無知誤聽而起疑生謗者。
以今看來，實屬理勢之所必至。如此等說錢的話，亦是二年、三年事，到雍正五年、六年來，實無人如此說，今若究問傳說的姓名，此是深入鄉愚，只聽人如此說，亦依口學舌如此說，原是不識不知，隨聲妄和，今日如何記得哪一人說？指得哪一人姓名出？在彌天重犯固𡨋頑無知，然尚稍識得一兩個字，稍通得絲毫義理，且不免以訛承訛，傳妄踵妄，按其罪過，該殺該剮。其實在今日就殺就剮，渾身寸磔，亦抵當彌天重犯許多罪過不得；況蚩蚩之眾，較彌天重犯之無知更甚乎！我皇上德量同天，明睿並日，今日實是彌天重犯萬死萬剮罪不容諉。其餘傳說，同在覆冒涵育之內者，惟懇矜之恤之，憫念小民之無知陷罪而已，如何妄扯得別人！
十九
奉上諭：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：「晉省紳士百姓，願將軍需應用之駝屜、苫氈、繩索三萬副，從本地自備車騾運送，至歸化城交收。臣等遵旨，令地方官給價雇送。而各屬士民，挽車策騾，爭先裝載，給以腳價，感激涕零，稽首稱謝，不肯領取。急公效力，曠古所稀」等語。著將此折令杭奕祿發與曾靜看，並訊問曾靜：湖南、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，何以山西之民踊躍急公，忠誠愛戴，實能視朕為後；而湖南之民，乃有猖狂悖逆、肆惡擾亂之徒如曾靜等，至於視朕如仇？此朕所不解。著訊取曾靜口供具奏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稟性愚頑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然聖人在上，恩深德大，感化到至處，雖木石亦知傾向起舞。是以數月以來，感恩被化之深，白晝對人，雖是無言可以稱述，然夢寐恍惚，對人言及皇恩聖德，驚惶感泣，幾次流涕痛號至醒，猶有不能自止者。以是知秉彞之良，原未嘗盡絕，特從前偶為外誘浮言所惑亂，不知聖德高深萬一之所致，非本性與人異也。今蒙恩旨，以山西巡撫所奏，奉旨動用正項錢糧，制造駱駝繩屜等以備軍需。撫臣遵旨，動銀給發通省。而通省士民咸稱我皇上宵旰勤民，愛養百姓，直如赤子，安享升平。無以為報，情願自備騾車，各從本地運送，期效犬馬之勞，感激涕零，稽首稱謝，不肯領受腳價折奏等情，命彌天重犯閱看。彌天重犯因思君臣一倫，至大至重，分雖有尊卑之別，情實同父子之親，本於天命之自然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在，通古今，遍四海而未嘗有異也。民之乖戾，不供順其上，固是民之無良，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為子，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於民，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揚上意，以致民或不能以君為後，即或後戴其君，而不能至誠赤忠，實盡我赤子之道者，往往有之。若果能以民為子，食思民飢而為之謀其飽，衣思民寒而為之謀其暖，一體，每念不忘其民。則君民一體，民自不敢有其身，不敢私其財，不敢恤其力。雖赴湯蹈火，亦不肯避矣。然此雖有其理，從古未見有其事，不惟漢、唐、宋、明如文景、貞觀、熙寧極盛之時所無，即三代郅隆之世，亦所少見。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積累，下開八百年之太平，太和融洽，至德深仁，淪肌浹髓，見於經者，方有「庶民子來」之事。不然，以堯舜之德，亦難期此聖神功化之極救也。
今我皇上子惠元元，時時刻刻以愛養撫綏為念，至德深仁，無隱不入，無處不到。所以天和萃聚，豐稔頻登，民心愛戴，頂踵思捐，以期踊躍爭先報效萬一者，將遍宇內而皆然矣。何況山西省近京都，感德被化，尤為最先而更親者乎！惟有湖南隔遠，民習又夙澆漓，加以奸黨犯罪充發廣西，往來通衢，布散流言，傳聞道左。致使聖德聲稱，湮鬱未洽，然到今雲開日麗，快爽歡欣，輿情諒是不同尋常愛戴。況我皇上治化，已幾刑措而道德齊禮之教，猶時軫念遠方，已蒙差使往湖南觀風整俗矣。今又蒙恩旨，著彌天重犯往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用。彌天重犯雖愚陋不堪，然數月以來，被我皇上德教，耳聞目見京都風景，亦頗粗知聖教之萬一。縱不能有所贊助裨補於觀風整俗使之前，然以當身所感我皇上之德，被我皇上之恩，盡心竭力，以直道實，逢人說項，亦得期贖重罪之毫末。但念犯罪螻蟻，自揣不足取信於人。所賴者，惟我皇上大德至誠，既可感召天和，屢奏成效，必能孚及豕魚，而四方風動，從欲以治。自是家喻戶曉，人人咸思尊君親上，民情必不減山西愛戴之隆矣。
二十
奉旨訊問曾靜：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奏折，供稱「君臣一倫，情同父子，四海未嘗有異，湖南民習澆漓，奸黨犯罪，充發廣西，往來通衢，布散流言，致使聖德聲稱，湮鬱未洽」等語。夫「扶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」，古有是語，朕於普天之下，一視同仁，湖南、山西之民，固皆撫之如子也。山西民俗醇良，感召天和，連年豐稔，無待朕之大加恩澤。湖南民俗澆悍，乖戾之氣，上干天譴，以致浸間作，荒歉屢告。朕疊沛恩膏，所以子惠而撫綏者，不一而足，尚不得為撫我之後乎！朕揣山西之民，所以趨事赴功者，蓋因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，浹髓淪肌，是以一遇國家公事，即輸誠效力，踊躍爭先，如此肫切。試問湖南之民，獨不受聖祖六十餘年之恩澤乎！即據曾靜前供，聖祖賓天之時，亦嘗哭泣盡哀，持服拜祭。夫既感聖祖之深恩，顧不念及朕躬乎！人情於親戚朋友，素相契厚者，或聞其子孫有過失，則必曲為之掩護；或聞其子孫被謗議，則必力為之辨白。況於君臣之間乎！伊之於朕躬，萬無忍於排斥之理，況以毫無影響之流言，不察真偽而便肆為誣蔑，敢行悖逆，尚得謂有人心者乎！伊既知君臣之倫，情同父子，今有人誣曾靜之父有盜名，捏其母有淫行，曾靜聞之，忍不與之辨乎？忍不察其言之虛實乎？抑不問其虛實，遽將其父母醜詆唾罵，且著書立說以揚播之乎！伊稱往來奸黨布散流言，被其煽惑。夫奸黨充發往來之所，不止湖南一省也，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之流言！乃從無一人被其搖惑煽動者。獨湖南奸民如曾靜之輩，一聞奸徒之蜚語，即起叛逆之心，謂非其性與人殊者乎！且「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」之語，亦非正論。夫君臣、父子皆生民之大倫，父雖不慈其子，子不可不順其親；君即不撫其民，民不可不戴其後。所謂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者，在人君以此自警則可耳，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，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。然人雖甚無良，亦斷無有以撫為虐者，朕於湖廣已實盡其撫民之道，而不意曾靜輩猶視朕如仇也。至曾靜蠱惑於華夷之辨，此蓋因昔之歷代人君，不能使中外一統，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。朕讀洪武寶訓，見明太祖時時以防民防邊為念。蓋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，恐人襲其故智，故汲汲以防民奸；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，故兢兢以防邊患。然終明之世，屢受蒙古之侵擾，費數萬萬之生民膏血，中國為之疲敝。而亡明者，即流民李自成也。自古聖人感人之道，惟有一誠，若存籠絡防範之見，即非誠也。我以不誠待之，人亦以不誠應之，此一定之情理。是以明代之君，先有猜疑百姓之心，而不能視為一體，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！先有畏懼蒙古之意，而不能視為一家，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！雖當時蒙古之人，亦有入中國者，然皆閒散不足數之輩耳。若因此遂謂蒙古之人臣服於中國，則當時中國之人，亦有入蒙古者，是中國亦曾臣服於蒙古矣。至於我朝興自東海，本非蒙古，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誠之道，統御萬方，使我朝傾心歸往，則我朝入中國而代之，亦無解於篡竊之名矣。乃我朝自太祖、太宗以來，浸昌浸熾；明代自萬歷、天啟而後，浸微浸熄。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敵，彼自失天下於流民，上天眷佑我朝為中國主。世祖君臨萬邦，聖祖重熙累洽，合蒙古、中國一統之盛，並東南極邊番彞諸部俱歸版圖，是從古中國之疆域，至今日而開廓。凡屬生民皆當慶幸者，尚何中外，華夷之可言哉！曾靜有何辨說？據實逐一供來。欽此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山野無知，於人事無一得通，自犯罪以來，只有惶恐戰慄，萬死待罪而已，更有何說可以分辨？今承高厚之恩，複降諭旨語問。反複細讀，字字句句皆發從古聖賢所未發，義蘊精深弘博，已到至處極處。在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、解免其罪，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，處處皆從不知聖德高深，錯執人言起見。因念人之五倫，雖有人合、天合之分，其實皆本天而出，根性而具，所以聖人謂之達道。惟其謂之達道，所以通古今、遍四海而不異。五倫之中，又惟君臣、父子為更大。君臣雖從義生，而以人合；父子雖從仁出，而以天合。其實君臣之倫，大過父子之親。蓋以父則對子，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；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，其尊與天配，在萬物之上，故五倫以君臣為首。而所以處之者，彼此有當然各盡之道，本不相期待。在君之職以天自處，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；而為臣為民者，一身之生殺，唯君所命，不敢以私怨生懟叛之心。雖聖人說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兩邊平放，其實不相期待。臣之忠君，乃天命之自然，不是因君使臣以禮而後臣得事君以忠，所以朱子注云：「二者皆理之當然，各欲自盡而已。」玩「理之當然」四字，見得臣之忠君，原從天出，不是報答君恩。君加恩於臣，在臣固當忠君，即不加恩於臣，而臣亦當忠。誠如聖諭所示：「父雖不滋其子，子不可不順其親；君即不撫其民，民不可不戴其後。」蓋臣之忠君，乃天命之當然，所性之自然，豈計君恩之輕重哉！試看文王遭紂之昏亂而不改小心服事之節，聖人稱為至德。曾子作《大學》傳，釋「止至善」章，引文王作榜樣，以為止善之極則，曰：「為人臣，止於敬」，而不及湯武者，正為此個緣故。今諭旨謂「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」非正論，正合文王、孔、曾之旨。蓋「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」，乃武王將伐紂而誓師之權詞。湯武之事，本非聖人之得己，但所遇之時不同，究其極而仍合於義耳。初非其所樂為，而可以為法於天下後世也。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，而又遇桀紂之昏亂失德，以湯武而遇桀紂，又要看天命，驗民心，方可行得。然在聖人心中，終是不滿，終不免以此為慚，豈後世莽、操等所得借口乎！蓋聖人處此，只為常經到此穿絕，理勢不得不變，所以就時地上裁制，不得已而為古今之通義，以持續天理耳。故此一種道理，非大聖人不能用。所以聖人說個未可與權，虛懸此理於天地間，而未敢輕以許人耳。今我皇上因父子之親則剖析分示，推出此理，兼使彌天重犯得以聞所末聞，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事也。
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，盡六合而皆然，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，本元間於山西、湖廣，而山西之民醇良，湖廣民俗澆悍，幾煩聖慮，疊沛皇恩，以盡撫我之道。今聖德謙光，聖教誠篤，深仁厚澤，歸美聖祖。於此見湖南之民，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，當思忠順，以事其上，即推想聖祖至德，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。況為民當身正義，處覆冒之下，既食毛而踐土，君即不撫其民，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！思量到此，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，不足以償萬剮之罪，更有何說可以解脫！況彌天重犯既知感聖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，獨不思推聖祖大德於我皇上而思忠孝順？今明旨詰問及此，雖木石亦當動心，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，有不割肝泣淚者乎！所痛恨者，只為自居山谷，我皇上御極初年，大德尚未遍洽，即為奸言先入，以此遞遞疊聞，遂爾步步生疑。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，是以後此之謠傳得以入耳。而奸黨造謗之大，皆與聖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。以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，痛當身受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，吃緊此義，不覺透骨徹髓，只思報效於聖祖，思為聖祖皇帝之忠民義士，於義合當為聖祖皇帝舍身致死，以是妄萌悖逆之念，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。即謂惑於呂留良之悖論，在當時尚屬第二、第三義。逆書雖有其說，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，故以是勸岳鐘琪耳。其實多為感聖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，所以聖祖賓天，彌天重犯持服盡哀，發於至性。在當時悲思，竟有不堪對人者，每暗地流涕拭淚，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。原無意於人知，以為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，為各人自盡之道，豈敢希冀人知！一著人知之念，即為偽矣。尚得有忠孝乎！
前供所以說到此處者，只為彌天重犯犯此大罪，心事未易明白，故緣此以為証據耳。其實當日一片赤心肫切並未說到。故在當時，非彌天重犯全然死心，只為譖言流毒，多切緊聖祖皇帝身上。豈意我皇上大孝大德，為聖祖皇帝同德嫡體而更有光者乎！倘若彌天重犯以毫無影響之流言，不察真偽，而使肆為誣蔑。揆以君臣之義，情同父子之親，彼人有誣彌天重犯之父以盜名，捏彌天重犯之母淫行，在彌天重犯情必不安，必察而辨之，且為之掩護之。而人於我皇上之誣捏，則遽信以為實，漠不加察，較之父子之情，相去懸絕，彌天重犯萬死之罪，實無所逃。但當初之狂舉妄動，而誤信以為實者，亦以聖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，為民者無不冀聖子聖孫之繼其統。當時心中所期，以為處今日，即皇上偶有德不及聖祖處，在民間亦必為之掩護，不忍宣揚。今所聞如此，且以為言出於京城往來道路人口，並非起於民間，因妄疑聖祖皇帝非有仇於人者，而今日所聞如是，必有其因。況天子本四海之共主，人只有愛戴頌揚，誰甘不良而肯造言訕謗！是以彌天重犯當日，一為從未歷過世路傾險，識透人情有此變詐；二為從未到過京師，得聞奸黨如此陰毒；三為聖德高深，湖山萬里，未得驟聞。因此三事未諳，以致譖謗流言得以亂聽。況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等之奸黨，流布民間，本非一處一種。除充發廣西外，尚有詭名變跡，借游學為名者，而其所詆誣聖德，多由談文論學引入。山野螻蟻，從何窺測其底裡？因此不覺為之搖惑煽動。若奸黨充發，所過省郡極多，不止湖南一省，即山西地方，豈無此等逆黨流言？獨不能惑人之聽，而唯湖南奸民一聞蜚語，即起叛逆之心？夫奸人有心造謗，每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，誠以虛則吾言易入，實則吾言易識。故其不肯在山西、河南等近處傳布者，以山西、河南等省離帝都近，往來者多，皇上之至德聲稱，人人所習聞，心中實而有主故也。惟湖南離帝都遠，往來者少，我皇上之至德聲稱，未得遍洽，山谷知之者少，心中虛而易惑故也。非山西與湖南之民全異，實所處之地有不同也。
至若諭旨以華夷之辨，推原於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統，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。且謂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，恐人襲其故智，故汲汲以防民奸；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，故兢兢以防邊患；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，而不能視為一體，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？先有畏慎蒙古之意，而不能視為一家，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？大哉皇言！既與天地同體，複與天地同用。於穆天也，而我皇上配對之，不見其不足；我皇上也，而天全體之，不見其有餘。況見透漢、唐、宋、明幾多英主隱曲作用，直同兒戲。不唯德量同天，心公到至處；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，明察到極處。此等境界，自古帝王所少到，而此等議論，自古聖人所未發。苟非我皇上身親歷到，焉能辨別到此至處，焉能包容到此極處，焉能闡發到此至微至細處！況複以感人之道，總歸一誠，尤儼然活露天體之大矣。蓋惟天至誠，惟其至誠，所以覆冒無外，感而遂通。故《中庸》言：「誠」，必推極於天，惟其誠能合乎天，所以高明光大，博厚悠久，與天無異世。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，中國成一統之盛，凡天所覆冒者，俱歸版圖，凡屬民生，皆當慶幸，豈有華夷中外之間哉！理到至處，行到極處，雖堯舜複起，亦不能贊一詞。而我皇上不惟規模弘遠，開中天之隆會；抑且道德廣大，立萬世之成規。人君不能修身配天，強分中外華夷，到此直堪恥無地矣。況欺世盜名，假竊聖言餘唾以混理學之正者，逆天不亦甚歟！至是而益信我朝名義之正，德業之隆，誠極生民所未有世。猗歟盛哉！
二十一
奉旨訊問曾靜：你供稱「身居山谷，我皇上御極初年，大德尚未遍洽，即為奸言先入，遂爾步步生疑，後此入耳謠傳，皆與聖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。因身受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，思為忠民義士，是以妄萌悖逆之念，甘蹈赤族之誅」等語。你自雍正元年以來，訛傳逆黨之言，是朕之失德備聞於耳，而阿其那賢孝之名，及聖祖皇帝欲傳位於允禵之事，亦入於耳。你既感聖祖皇帝之恩，即以朕為君父之仇敵，不克纘承大統，則亦當勸岳鍾琪世受國恩，當仰承先帝之志，輔佐阿其那、允禵等以以繼先帝之基業。何以竟將叛逆之事，掀動岳鍾琪？況你逆書內分別華夷，直指聖祖皇帝為夷狄，如何尚說感戴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，思為忠民義士乎？可據實供來。
曾靜供：彌天重犯狂悖之舉，按其罪，觸處皆是，本無一線可生。苟非大聖人在上，德量同天，精明並日，本大公無我之懷，虛心體察，使頑逆隱情畢露，雖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償當身莫大之罪，尚有何說可以疏解！今承恩旨訊問，前供所稱身受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，思為忠民義士，則當勸岳鍾琪仰承先帝之志，輔佐阿其那、允禵等，以繼先帝之基業，何以竟將叛逆之事，掀動岳鍾琪？況逆書分別華夷，直指聖祖皇帝為夷狄，如何尚說感戴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，思為忠民義士？究問及此，彌天重犯惶恐戰慄，萬死何逃！不惟無說可以仰答天聰，即自問亦無說可通了。今親觀聖德之高深，極生平所未有，感被皇恩之浩蕩，徹骨髓而融洽。此所以心悅誠服，而痛悔當年狂悖之舉，切齒於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禵等之奸黨造言流謗者以終天也。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，精明並日，亦只有殺而已矣，剮而已矣。今承旨問，從肝滴出一字一淚，實無半語只字可以仰答天聰，理屈辭窮，自如萬死萬剮莫償，只有惶恐戰懼而已矣。
二十二
奉旨訊問曾靜：前因山西紳士庶民運送軍前駱駝鞍屜，自備車騾，不肯領價，踊躍急公，爭先恐後，已將晉民情節諭你。今不旬日間，晉省保德州等處，遂有慶雲呈獻之瑞。據巡撫、學政、布政使三處奏報前來，特將奏折發與你看。朕從來不言祥瑞，但天人相感之理，實捷於影響。晉民懷尊君親上之心，是以連年豐稔，今又蒙上天特錫嘉祥，以昭示福佑萬民之象。可見從前湖南地方屢被水災者，實因民風澆薄，又有你與張熙輩心懷悖逆，以致乖戾之氣上干天和。此理顯然昭著。但朕涼德，不能化導湖南百姓，亦不能辭其咎。你從此更當猛醒，知天之不可欺矣。你今仍怨謗朕一人乎？
曾靜供：自古稱聖王勵精圖治，雖不言祥瑞，然到治定功成，而祥瑞自然協應；必到祥瑞協應時，而後稱得治定功成。此《中庸》推學問之極功，聖神之能事，而必歸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上去者，此誠以大君之身，與天相配，其精神運量，與天相通。君能心與天心融通無間，而克符合一，則和氣致祥，自然雲日輝煌，藻彩繽紛，以及河清海晏，萬物順成，百福駢集。若君心稍有一點與天心不相符合，則戾氣致異，一切反是，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。但其中不能盡同，亦微有辨。蓋有君盡其道，而臣庶不能仰體君心，此又以君為天，君心為天心，臣庶之心不能仰體君心，即與天心相違，所以亦能致異。此普天之下，所以有嘉祥災異之不能盡同也。恭惟我皇上克體天心，克肖天德，勵精圖治，仁恩厚澤，遍浴寰宇。其效至於薄海內外，物阜民康，皆歌樂育，禮陶樂淑，共被洪鈞。惟聖心與天心合一，君德與天德無間，所以天和見彩，地靈垂祥，大者如五星聚、黃河清，嘉穀蓍芒，百瑞疊呈。我皇上天人感孚，成自古未有之治功，以只褡怨盼醇、鷲鰨、死碇、縈謨跋摶燒咭？
至於近者晉省慶雲捧日，外繞三環，光華四射，藻彩繽紛，與湖南數年歉收，旱澇疊聞，災異間見，其理複異者，何也？誠以晉省民心醇厚，知恩感戴，民心能仰體君心，一切輸誠奉公之事，無不踊躍爭先。故於辦理駝屜之會，而天垂祥瑞，以協人心之順。若湖南雖同處覆冒之下，而民俗澆滴，不能仰體我皇上之心，加恩而不以為恩，被德而竟忘其德。加以彌天重犯等之狂悖喪心，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，而竟不能安業順化。是湖南庶兆之心多與我皇上之聖心相違。即與天違，所以厲氣致異，而災寢獨屢見於湖南也。但此理甚顯示甚微，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，素能默契乎天，而複能與天合一，焉能知之！彌天重犯到今日讀所報聞諸嘉祥奏折，並我皇上所訊問諭旨之理觀之，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無瑕累，實實與天合一。在彌天重犯將插翅遍飛遍傳，破譖除謗之不暇，豈尚複為譖謗所惑之理！抑且自痛悔當年狂悖之舉，誠得罪於天，而不意今日戴天廣大之德，推原致罪之由，寬宥以至於此極也。
二十三
奉旨問曾靜：湖南地方，人心詐偽，風俗澆滴，而督撫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，化導愚民，以致風雨不時，災祲屢作。雲貴總督鄂爾泰實能體朕之心，教養百姓，而民風淳厚，又能服教樂善，以此感召天和。雲南連歲大稔，而貴州今年通省豐收，所產嘉穀，岐穗繁多，科粒碩大，為從來所未見。今將貴州巡撫張廣泗奏本，及所進嘉穀圖樣與你看，天人感應之理，顯然昭著如此，你再有何說？
曾靜供：天人感應之理，捷於影響，彌天重犯已曾供過，不敢複贅。今觀貴州巡撫所進獻瑞圖，共四十六種。稻穀粟米之多，有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；稻穀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數之多者；粟米有每穗長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。不惟從來目所未見，實從古耳所未聞。此必貴州人民被服聖教，革面滌心，輸誠向化，熙樂利，一團忠順太和之氣，上應我皇上勵精圖治之苦心，於我皇上之大德無不洽，至教無不通，道德齊禮之化，無不順應協從。所以與雲南、山西等省同一尊親愛戴之誠，上召天和，是以或垂天錦以示祥，或著地靈以呈瑞。其事雖異，其理則一也。惟湖南雖與山西、貴州、雲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，同受生成之恩，而數年以來災異屢見者，何也？實因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、允等之奸黨將聖德詆誣，造言惑亂，而湖南之民無知輕聽，妄以我皇上之德，果如奸人之謗，各懷不平而怨咨嗟議，反以數年災祲為皇德之虧所致。豈知我皇上以亙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鬱遠鄙，是以上天震怒，屢示災異，以遺責湖南之民。則湖南之民乃不知省，反聽信奸黨之謗而致怨乎上，故怨愈深而災愈厲。蓋湖南之多災與貴州、雲南、山西等省致祥，其事雖殊，其理實同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。貴州、山西、雲南等省之致祥，是貴州、山西、雲南等省之民，能仰體我皇上之大德，各盡忠順之道而樂業安化，皇上至德舒暢四達而無隔礙，所以和氣融通而能致祥。 湖南之多災，是湖南之民不能仰體我皇上之大德，胸存悖逆之念，不肯安業樂化，皇上至德間隔湖山而多鬱結，所以戾氣否塞而能致災。所謂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，實因我皇上之大德亙古未有，所以既有此等應處，又有此等異處。今彌天重犯得見阿其那、塞思黑、允䄉、允禵等及伊等平日所蓄養之匪類等所供謗議，恰與湖南百姓所聞無異，於此見得奸黨上誤國家，下害生民，蓄心狠毒，一至於此。若非我皇上仁孝誠敬之至，上細於天，素孚於祖，感通默相，焉能使諸奸盡行敗露，惡跡如此昭彰！而我皇上之大德，轉因此光明顯爍，焜耀中天。所謂「仲尼，日月也，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！」此理至今日而益驗矣。到此實實信得我皇上之德，超越古今，與天、與聖祖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並無毫髮彼此之間，故能為聖祖所篤愛，上天所眷佑，而天理響應如是，報驗如是
二十四
奉旨訊問曾靜：你從前逆書內云「於今正值斯文厄運，是以孔廟焚毀」。今據督修廟工之通政使留保奏報：「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，正當孔廟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，慶雲現於曲阜縣。形若芝英彩鳳，五色繽紛，正南、東、西三面拱日朝陽，歷久益加絢爛。萬目共睹，無不稱慶」等語。今將留保所奏之折及慶雲圖發與你看，還是斯文厄運之災異？還是文明光華之祥瑞？你今又如何說？
曾靜供：道之在天下，本無處不有，無人不備，特凡民為氣稟所拘，物穀所蔽，是以有的不適如其有，備的不能果見其備。故聰明睿智之資，氣稟清明，義理昭著，生知安行，千萬人中無一見焉，甚或數千年無一遇焉。然一有之，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，所謂「稟聰明作元後，元後作民父母」。又曰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是君與師原屬一道，並未嘗有岐，此堯舜、禹湯、文武之世，所以只有君之重，並無師之名，蓋以君職原兼師職故也。唯至春秋戰國，二帝三王之道熄，時有孔子生安之聖，厄而在下，當時仁義之風微，功利之習興。一時功名之士，以治天下為另有一種權謀術數之學。於是群指孔子為師道，而稱君德者，視此則有彼此之分。而孔子之所謂仁義道德者，每多置而不講。歷漢及唐以至於明，二千餘年，孔道晦塞，未有能明能行。孔道不明不行，又安望其有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治效乎！惟我朝聖祖皇帝得堯舜、孔子之心傳，是以六十餘年，深仁厚澤，遍及薄海內外，已媲美於虞、夏、商、周。我皇上以天之聰，生安之資，加以初潛四十餘年，研深味道之功，其於堯、舜、孔子之道，合聖祖家學精蘊而久已集其大成。不惟與堯、舜、孔子之心傳無二，抑且於聖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。此所以天人感應，隨時隨地莫不信而有征。蓋有亙古未有之道德，自能成亙古未有之治功；有亙古未有之治功，斯能備亙古未備之休徵，此理之一而不易者。茲因山東孔廟大成殿廟上梁之前二日，而慶雲五彩捧日，光華融露於曲阜縣，此蓋孔子之聖，渾全一團天理，孔子之心即天心。今聖心與孔子之心為一，即是與天心為一。而祥瑞見於曲阜，適在興修聖廟之會者，乃上天所以嘉予聖心與孔子之心為一處，比泛見於雲、貴、山西等省，其慶幸為更大，其盛德之合於孔子，而感孚上天者為更極其至。此所以為一無之中，文明光華極盛之會，而為生民所未有也。彌天重犯從前無知，並不知天之高，地之厚，所以以為流言搖惑，而為是萬剮之說，悔恨無及。今既含生被化於天高地厚之中，自驗知之比他人更深，信之比他人更篤，到此只有尊之親之，愛之戴之，傳頌以為亙古未有此文明光華之聖德神功而已，更有何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