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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左右谘訪，願得芻蕘之言，上裨太平之盛德，下增文臣之奏議。方今聖朝，豈有闕遺？淵淵夜思，其為今日易施行之言，又為雖不施行而言不駭眾之言，又為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，又為自珍所得言於閤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，才得五事，條而箸之：
一事，曆代皆有石經，本朝尚無石經。乾隆中，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，賞給舉人，刻石國子監，其事甚細，此不得為本朝石經。本朝經師，駕漢氏而上之，豈可不諟正文字，為皇朝之定本，昭示來許，豈僅如唐開成、宋紹興之所為而已乎？夫定石經，必改流俗。改流俗，大指有四：一曰改偽經，東晉偽《尚書》，宜遂削之，其妄析之篇，宜遂複並之。一也。一曰改寫官，秦漢以來，書體屢變，曆代曆書之官，展轉訛奪，其的然可知為訛奪者，宜改之。二也。一曰改刻工，孟蜀以來，槧本繁興，有功於經固然，罪亦有之，展轉訛奪，流布浸廣，不如未有槧本時雌黃之易，其的然可知為訛奪者，宜改之。三也。一曰改妄改，唐、宋君臣，往往有妄改經籍者，如衛包受詔改《尚書》之類；宋、元淺學，尤多恣改，以不誤為誤，今宜改之如舊。四也。其似可改而不可改，大指亦有四：周末漢初，不著竹帛，經師異字，不能擇於一以定，此不可改也。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，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，此又不可改也。經籍假借之字，由來已久，不能必依本字，此又不可改也。疑為寫官之誤，刻工之誤，而無佐證，思之誠是一適，改之恐召眾口，此又未可改也。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？前四者旌校讎之功，後四者俟考文之聖。
二事，故和碩禮親王（諱昭珝）嚐教自珍曰：史例隨代變遷，因時而創。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，其以國語為名者，如那丹珠、穆克登布、瑚圖禮、劄拉芬、色卜星額、福珠靈阿之類，相襲以萬計；其以漢語為名者，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，不過數十字而止，其相襲以十萬計。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，後世疑不能明，此讀國史一難也。宜創一例，使各附其始祖之傳，合為一篇，則《漢書楚元王傳》例也，而可以代《魏書官氏誌》，可以代《唐書宰相世係表》，兼古史之眾長，亦因亦創。為此語時，禮部尚書侯恭阿拉計至，王云：即如此公，鈕祜祿氏也，宜在《額宜都傳》下矣。自珍怖服。王於天聰、崇德以降，瑣事丕事，皆說其年月不誤；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，作數十重問答不倦。自珍所交賢不賢，識掌故者，自程大理同文而外，莫如王也。王沒矣，無以報王。執事在史館，謹述緒言，代王質之執事。
三事，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。國朝奏議，私家敢當抄，不敢當選，其體裁大略，則固知之，嚐役抄故也。大抵國朝奏議，自雍正以後，始和平謹質，得臣子之體矣。自乾隆三十年以後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。追而上之，頗猶粗悍，或紛披扶疏，沿明臣習。甚矣！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。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冊，不足儲百一，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，不足儲五十分之一，近今六十年，尚未動手。若役心力搜羅，益非私家所能任，何不上書，乞開館選定？
四事，聖聖相承，皆有故事。此次恩詔條款，皆依嘉慶元年條款，推恩如故事。惟嘉慶元年，有賢良後裔一款，大略云：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，倘本支無在仕版者，著各督撫據家譜谘禮部，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。此條情文斐，寔聖朝之美譚。此次詔書遺漏此事，故家中落，賜書之不保，似所宜言。
五事，今世科場之文，萬喙相因，詞可獵而取，貌可擬而肖，坊間刻本，如山如海。四書文祿士，五百年矣；士祿於四書文，數萬輩矣；既窮既極，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為之初，上書乞改功令，以收真才。餘不儩。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