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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當明治初年，廢太陰曆而用太陽曆。吾昔嘗姍笑之，謂國家所務，自有其大者遠者，何必鰓鰓焉於正朔服色之間。舉一國人數千年所安習者，一旦舍棄，而貿然以從人，毋乃太自輕而失為治之體乎？由今思之，乃有以知其不然也。凡論一事，議一制，不可先橫一彼我貴賤之成見於胸中，惟求其是而已。陽曆專以日躔為標準，而陰曆則欲兼日月而整齊之。古昔疇人之術未精，以日月並稱二曜，其重視之也若一，則不能有所偏棄，亦無怪其然。然日與月之大小，既太不相侔，而一則為地所繞，一則繞地，性質迥異，躔度斷無從吻合；欲兩利以俱存之，實理勢所必不可幾，而隻益其糾紛。且日之在地，譬則主也；月之在地，譬則臣也。既已上從主矣，而又復下從於其臣，果何為也哉？然則定曆而日月雙係，非惟繁難，抑且不必。就學理上論之，而陽曆之優於陰曆，既若是矣。然吾所以持改革之議者，顧不在此，亦曰陰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而已。陰曆緣有朔望以為之限，不得不有大建小建，而歸餘於終，則置閏以濟其窮。而閏月之為物，則使國家行政及人民生計，生無量之窒礙者也，其最甚者莫如財政。夫欲整理財政，必先求預算決算之詳明正確，此稍有識者所能知矣。然欲求預算決算之詳明正確，其第一義在定會計年度。會計年度者，綜一年之出入，而劃為鴻溝，使與前後年各不相蒙者也。國家之歲入，其最大部分曰租稅，而租稅則除極少之間接稅皆以年征者也。歲出則異是，月計日計者什居七八，而年計者不過二三。故每逢閏年，則國費殆增什之一；而租稅所入，悉由法律所規定，不能臨時妄增，則閏年必告不足。若於平年多置預備金，以承閏年之乏，是乃治絲而益棼之也。其於預算決算之本意，失之不亦遠乎？此不徒國家財政為然，凡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私法人，皆視此矣。又善理財者，其每年征收租稅及償還公債本息，皆有定期。而所定之期，則斟酌於其國民農工商業投資獲實之先後，應乎金融之繁閑以為之節，期既定，則歲歲同之，不復屢改以淆亂人民之觀聽。我國以農立國，則收獲季節，其影響於金融者最劇。而閏年之收獲，其月日與平年殊，則欲定此標準而迷所從也。若其他障礙於人民生計者，益更仆難數。彼職員之受一定俸給者，其最甚者也。我國今日之官吏，雖不恃廉俸以為養，而別有資潤之道。若夫行政機關大加整頓以後，則舉國之奉公職者，勢不得不恃歲俸以為事畜交際之資。每至閏年，所入不增，而所出加什一，其道不亦大觳耶？又各國之對於勞臣軍士，有所謂養老年金及遺族扶助年金者，又財政上有所謂年金公債者。凡此者，其賦之皆以年，而受之之人，則恃以為生計唯一之源泉者也。平年僅足自給，則閏年必有啼饑者矣。此外全國民之自食其力者，除少數小職工計日授廩外，自餘高等職業若學校教師公司職員等類，大率皆受年俸，則其厄於閏年者，亦與官吏等矣。以吾所聞，則學校教師，因閏月脩脯生紛議者，所在而有。雖言之可羞，然亦足見茲事之為梗矣。其他若私人債權債務之關係，往往緣此起爭。其最不便者，則銀行存銀之周年利息，逢閏則勢必參差。凡此等事，驟視之若無足重輕，而處處影響於全國金融人民生計，非細故也。此外社會一切新事業，其與曆法有密切關係者尚至多。隨舉一端，即如各學堂章程，皆規定每年為若干學期，每學期每科占若干時間，舉國咸有恪遵之義務；顧一遇閏年，則奏定章程悉歸無效矣。今亦幸而未有國定教科書耳。各國之例，凡國民教育，皆學部定其日課，將遇閏之年，非使全國學子坐曠一月之功而不可也。茲事雖小，可以喻大矣。要之，法治之所以可貴者，在舉一國人之心思耳目而整齊畫一之，所謂秩序是也。而凡事業之性質，為年年循環相續者，則必年年若同出於一型，乃可以收秩序之效；而間年置閏，則非以理之而以淆之也。吾之所以倡改曆之議者在是，其有以忤俗駭民為疑者，吾將別著論解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