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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夏
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，時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，既三年矣。我大清龍興東土，聲威所播，先及嚦谷，莫不震礱。又當德川氏執政權，方欲以文治致太平，故二百余載彼此安和，海波無警。是年八月，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，贈書暨方物，乞援兵。芝龍，福建南安人，先為商，寓長戶，娶婦田川氏，生二子，長曰森，即鄭成功也。既而芝龍為海盜，擁眾數萬。崇禎時，就明招撫，有戰功，封平虜侯。嘗圖其軍日本，求還兒，與之，故素與日本通往來。書聞，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忠勝等議之，又下議德三親藩，賴宣建議曰：「援而有功，無益於國；倘若無功，匪翅辱國，結怨強鄰，實貽後患，勿援為便。」議遂寢，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告之。會聞大清兵下福建，芝龍就撫，遂罷使、卻信物，令西北諸大藩陰戒不虞。冬十二月，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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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芝，福清人，初為海盜．既而受撫，乙酉秋，唐王加水師都督，駐舟山，黃宗羲《行朝錄》作崔芝是也。各書多誤作周霍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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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略曰：「芝忝任水師都督，有志無力，有力無兵，貴國人皆義勇，兵皆精悍，慣於刀槍，熟於舟楫。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，難忘泣血枕戈之舉，敢效七日之哭，借三千之兵，壯我同澤同袍之氣，永締如帶如礪之盟。」又致一書，乞給日本甲二百副，皆不納。後二年戊子，鄭彩致書乞兵器，成功亦貽書長崎有司，書略曰：「大明龍興三百餘年，治平日久，人皆忘亂，以至今日。成功誓心報國，徘徊浙閩，頗有感憤樂從者，然孤軍懸絕，四面無援。成功生於貴國，值此艱難，倘惠假數萬甲兵，感豈有極。」亦不報。戊戌，成功又遣使贈書暨方物，致眷戀之意，亦不答。成功後據臺灣時與長崎通商，至鄭氏降乃絕。己丑，馮京第、黃宗羲以明魯王以海命來長崎乞師，不達。朱之瑜亦來乞師，不達。之瑜字舜水，明余姚貢生，亦魯王遺臣。嘗至安南，又三至長崎，圖藉外援，終不遂其志。至歲己亥，遂留長崎不歸。筑後人安東守約分廩祿之半師事之，德川光國欽其德義，請之幕府，延為賓師，水戶文教之興，與有力焉。是時有僧陳元贅，明進士，辟難削髮來居西京。有福建僧隱元，德川家綱遣人迎之，命於宇治創萬福寺，名曰黃檗，傳衣缽者多漢人。其後有畫工沈詮，號南蘋，幕府聘之來長崎，亦留不歸。均為日本所重，附識於此。暨明唐、魯二王亡，遂絕音問。日本籍稱我
康熙十二年
七月，平南王尚可喜及劉進忠致書於長崎奉行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舶，書有」山麗水秀，人物清華」之語。考尚可喜於十二年三月告老，以兵事屬其子之信。進忠，時官潮州鎮總兵，十三年叛，旋結鄭錦掠潮、惠。蓋鄭氏素與日本往來，進忠知之，將萌叛志，預圖外援，故有此舉。可喜時為之信所制，不得出一令，未必知也。而華商之來日本者日眾，有船一百八十四艘，雜居長崎街市，和同貿易，不經官司。至德國綱吉始設官董理，限七十艘，旋增十艘，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，德川吉宗又限四十艘，爾後遞減至二十艘，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，旋許例額外加二十艘，德川家治又限十三艘，至德川家齊定十艘，終德川氏之世，無復增減。初，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，繼減至二千七百四十貫。國朝以來，商船日增，初無定額。綱吉始限七十艘，行之十一年。改八十艘，限輸出物歲銀值八十貫，行之十七年。家宣限五十艘，輸出值三千貫，又銅一百五十萬斤，行之三年。吉宗改限四十艘，輸出值八千貫，行之二年。更限四千貫，行之十四年。限二十九艘，行之三年。限二十五艘，行之四年。限二十艘，行之九年。家重又限十五艘，輸出值四千貫，行之十年。許例額外加二十艘，行之六年。家治又限十三艘．輸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貫．行之二十六年。家齊定限十艘，輸出值二千七四十貫。始設長崎奉行三員，二員駐長崎，一員駐江戶，後又增一員駐江戶。建哨台於長崎、小瀨戶浦及橫瀨浦，以譏察來船，巡禁私商。又築華商館於長崎，來去出入均有法制。家宣時，特遣使長崎更正貿易法，始給信牌。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。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，至家齊時，大村純昌築邏所於商館門外，嚴檢出入，華商憤，遂與哨兵鬥，毀邏所，旋復築之。後又因捕兵株連毀館滋事。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華商漏稅者七十六人交大村純昌監禁，遣監察議治其罪，華商群起毀館門。筑前戍卒縛二百餘人，戮党首沈揚等，餘皆釋之。日本之天保六年事也。華商輸入之貨綿糖、將軍家重時，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于華商，幕府命長崎平戶人造之，不成。既而尾張長門造糖成，遣吏驗之，頗精良，然未得精白品之方。綢緞、德川綱吉時，禁呢絨、布帛、玩好、珍異入口。除藥物外一切動植物悉禁入口。行九年，開呢絨、布帛、動植物之禁。又六年，開玩好珍異之禁。書籍、詩文集及類書為多。乾嘉之間，考據之學盛行，日本爭購其書，於是又有考據之學。惟日本以禁耶穌教故，凡舶來書籍，有譯西方文者，概塗抹之。至德川吉宗時解禁，日本因是得窺西人星算測量之學。文具為多。惟禁廣東人參進口，曾焚四百五十斤參于商館門外。輸出之貨銅最為大宗。考日本各籍。稱自慶安戊子至寶永戊子，六十一年間，華商與荷蘭商共輸出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，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，銅則寬文癸卯至寶永戊子，輸出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，中間五十七年不詳。自明和丙戍迄天保壬寅，七十七年中，共輸出銅一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斤，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四十七貫，我與荷蘭分購銅數不詳。大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萬斤，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，蓋因日本素無蔗糖，後於乾隆中學得其法，競相栽種，不復如前之仰給於外，故省費至多。貨物出入相抵外，仍有輸入之銀也。余則昆布、即海帶。鰒魚及銅漆雜器。而日本商入絕無至中國者，考乾隆四十六年，戶部頒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商船進出口貨稅，並有洋商入市之條，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。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，先是，有長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竊造商舶，載軍器貿易臺灣諸處。事覺處流。或當時有一二商人潛附我商舶而來，抑或荷蘭運銅之船轉販於中國，故稱洋船，均未可知。只有漂風難船資給送還而已。
康熙三十二年
癸酉九月，兵部議覆：廣東廣西總督石琳奏稱，風漂日本國船至陽江縣地，計十二人，請發回伊國。應如所請。上諭曰：「外國之人船隻被風漂至廣東，情殊可憫，著該督撫量給衣食，護送浙省，令其歸國。」又
嘉慶元年
十月，上諭軍機大臣等：「日本國貿易夷民，在洋猝遇暴風，漂至赫哲地方，殊為可憫。向來該國遭風難民，俱送至浙江乍浦，遇有赴東洋便船附帶回國。今安治錄等三名，令帶回浙省，傳諭該撫委員送至乍浦，轉附便船歸國，以示體恤柔遠至意。」蓋德川氏執政權，專以鎖港為國是，長崎通商惟許華商及荷蘭，他皆禁絕。逮三十年前，美艦、俄舶迭以兵劫盟，內國紛擾，遂至廢幕府，尊王室，與泰西諸國互結條約。
至我
同治九年，為今皇即位之明治三年，王政維新，廣事外交，念與我為千餘年舊好，又兩大同在亞細亞，不可不締和好以示親睦。七月，乃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齎外務卿書，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預商通好事宜。書曰：「大日本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，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，謹呈書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大憲台下：方今文化大開，交際日盛，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。鄰近如貴國，宜最先通情好，結和親。而惟有商舶往來，未修鄰交之禮，不亦一大闕典乎？我邦維新之始，即欲遣公使修盟約。內國多故，遷延至今，深以為憾。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，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，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寧等，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，以為他日遣使修約之地。伏冀貴憲台下款接各員，取裁其所陳述。謹白。」先是，我
同治元年，長崎奉行遣僚屬附荷蘭船攜貨至上海，因荷蘭領事謁上海道吳煦，請曰：「日本向只與荷蘭通商，自英法諸國挾以兵威，逼令立約，利權盡為西商占盡，無如力不能制，未能拒絕。我官民等會商，僉謂若自行販貨，分赴各國貿易，或可稍分西商之勢。今既到上海，願仿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之例，不敢請立和約，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，並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。」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，尚未許其購貨，商人歸時，又請倘允通商，乞諭知荷蘭領事轉達將來或遣公使籲求。至
同治三年，又有日本商舶至上海，請英國領事巴夏禮為介紹，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。同治七年，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于江海關道應寶時，書稱」與歐羅巴諸洲往來，時有公使奉命、紳士遊歷，附洋舶而西者過境，請為照料。又有日本商民，請赴內地傳習學術，經營商業，就便僑寓者，均有本國護行印照。請驗明符信，顧念鄰誼」云云。此皆德川將軍時所遣，至是朝廷始派委員。至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、直隸總督李鴻章，成林代為上書，命留津候命。總理衙門議允所請，覆函許通商，仍有」大信不約」之語。前光懇請再三，前光謁鴻章曰：英、法、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，我心懷不甘，而力難獨抗，於可允者允之，不可允者拒之。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，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。」鴻章為達之總理衙門。前光又上成林書曰：「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，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，尚有公使、領事來駐我國，保護商民。獨中國雖有商賈來往，曾無官長約束。西人謂附西舶至者應以西人視之，竟令華民歸其管轄，久有如束濕薪之勢。我外務卿軫念及此，於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應寶時，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，得覆允行。我即以此告各領事，令華民還我管轄，始脫樊籠，現已居以別區，編立戶籍，優加保護。然終不免西人橫議者，以未曾換約故也。前有我商至上海者，以無約故竟依荷蘭領事為介紹，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。中東兩國利權不能自操，乃均為西人佔據，我國廷臣會商此事，謂宜預先遣員通款，為將來派使換約之地，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。當啟程時，或謂不以西人紹介，事恐不諧。我外務卿乃與爭論，謂兩國唇齒相依，何必自棄夙好，轉倚外人。苟以至誠懇請彼國當道，必逾加親厚。今若回報不必換約，殊非我外務卿一片苦心，前光等亦無以報命」云云。又謁成林曰：「我等來時。西人謂：泰西小國皆邀我大國同往，中國始允立約。今日本派員自往，恐未必成。外務卿置之不答，是以僅持英、美二國致駐津領事函，托其照拂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，若奉以回國，如西人恥笑何？」又以手作勢云：「彼似太高，我似太卑。」又自指云：「太覺無顏，如不邀允，雖死亦不敢東歸。」成林均為轉達。總理衙門鑒其意誠，遂允訂約，俟派有大臣來時商議，前光等感謝而歸。明年四月，特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，使于我大清締盟約，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副之。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、文書權正鄭永寧等從焉。我朝特簡欽差大臣、協辦大學士、直隸總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，辦理日本通商事務，江蘇按察使應寶時、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幫辦。六月，宗城等至天津，往復商論。至七月，遂定《修好條規》十八條，《通商章程》三十三款，附以《中國日本海關稅貝》。先是，前光等歸，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為辭，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，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駁之。略謂」我朝朝鮮內附，聲威震譽，日本固不敢越屬藩而窺犯北邊，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東南，實屬畏懷已久。順治迄嘉、道年間，常與通市江浙，設官商額船，每歲購銅百萬斤。咸豐以後，蘇、浙、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，其安心向化可知矣。論者拒絕之請。于今昔時勢，彼國事實，蓋未深究。今彼見泰西各國與中土立約，彼亦經與泰西各國立約，援例而來，似系情理所有之事。倘拒之太甚，必因泰西介紹固請，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。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，每稱欲與中國結好，同心協力，立言亦頗得體。既允議約在前，斷難拒絕於後」云云。欽差大臣、大學士、兩江總督曾國藩亦奏稱：「臣竊思道光二十一、二年間，與西人立約議撫，皆因戰守無功，隱忍息事。厥後屢次換約，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。左執干戈，右陳檠敦，一語不合，動慮決裂，故所締條約，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。日本二百年來與我中土並無纖芥之嫌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，援例而來請，叩關而陳辭，其理甚順，其意無他。若我拒之太甚，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固請，勢難中卻；即使外國前後參觀，疑我中國交際之道，逆而脅之則易於行成，順而求之則難於修好，亦殊非聖朝懷柔遠方之本意。自同治元年，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，恁荷蘭國報關進口中國，隨宜拒卻亦已久矣。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商，豈可復加拒絕。論者杜絕之請，蓋未能合眾國而統籌，計前後而酌核也。日本素稱鄰邦，非朝鮮、琉球、越南臣屬之比，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，欲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，自在意中。其海關稅則之輕重，亦必與泰西從同。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，同文之國，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，彼將謂厚滕薄薛，積疑生隙，臣愚以為悉仿泰西之例，亦無不可。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通例辦理，尤不可載恩施利益一體均沾等語。逐條而備載，每國而詳書，有何不可。何必為此簡括含混之詞，堅彼之黨而紊我之章。總之，聖朝馭遠，一秉大公。萬國皆將諒其誠，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。」朝旨韙之。宗城訂約之後，旋進京謁總理衙大臣，齎呈國皇所獻大皇帝儀物，朝廷亦加酬報，命宗城齎歸。初，前光之來，先呈約草，以兩國利益為辭。及隨宗城再至，則專欲仿照泰西諸約，議約大臣以中東兩國有來有往，每事須作彼此兩國之詞，方昭公允，斷斷持議，久叨後疋。前光致應寶時、陳欽書曰：「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，各國公使送行，謂『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結衡』。我大臣應之曰『但看他日約成，當知其實』。今觀來稿，大約與西人同，不同者亦不少，交際之道，萬國只可劃一，不可輕重。欲重之也，西人妒而分之；欲輕之也，西人侮而詆之。今兩國均有西客，旁觀出入，頗生枝節，倘有參差，非特不能通行，且謂使者不力，何面目歸國復命乎？當今之計，我兩國惟有內求自強，外禦其侮，誠能心照意援，條規章程，不若姑從西人痕跡，無事更張，不露聲色之為愈也。」應寶時、陳欽亦覆以書曰：「貴國特派大臣前來，原為通兩國之好，若以跡類連橫，慮招西人之忌，則伊達大臣不來，更無痕跡。自主之國，應有自主之權，何必瞻徇他人，鰓鰓過慮況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。兩國有來有往，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，斷不能盡同泰西。且西人所得之利，未嘗獨靳於日本。今送去條規，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明，藉開茅塞。去歲送來約草，均以兩國立論。此次章程，全改作一面之詞。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，竟爾自相矛盾，翻欲將前稿作為廢紙，則是未訂交，先失信，將何以善其後乎？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？」中有不能盡同西約者。惟內地通商一事，先是泰西諸約既經指定口岸通商，而約中混入許其遊歷內地通商一語。本系牽連附及，出於疏誤，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入內地買賣貨物。各國援一體均沾之詞，紛紛效尤。於是華商亦多假借西商，希免稅厘，抗法度流弊孔多。及是，章程中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，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，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為辭。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，並無限制，今日本系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，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，日本人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？此系兩國從同，確乎公允，何得引西約為例？前光始語塞而退。宗城既歸，日本意尚觖望，宗城旋以事免官。五年二月，以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即四等公使。使於我，議改約，不得要領而還。前光齎有外務卿副島種臣，大輔寺島宗則致我北洋大臣李鴻章文書。大略謂：「承訂《條規》經奏聞允行，惟去歲我國特派大臣使於歐西，欲仿萬國通例，議商改約。將來改定後，條規中所載以己國法訊斷已民等事，必須更正，故先商明。又條規第二條遇事彼此相助、從中調處之語，兩國既結和誼，雖無此語，亦有權可行，應請裁撤。第十一條帶刀之禁，佩刀乃我國禮制，若以入國問禁，第交我國理事官檢束可耳，不便明禁，亦宜削去。今特派前光等面陳，冀與貴大臣時備文書往來擬議，以為他日批准互換之地」云云。前光又陳《通商章程》所載進出口稅各條，須議由日本海關按照成規抽收，不必指明稅則。前光謁鴻章，鴻章曰：「日本與泰西改約，成否未可知。事果有成，可以換約，後再商海關收稅，亦可俟屆時商辦。帶刀之禁原慮細民滋事，預為防範，由理事官佈告禁令亦無不可，俟約滿時刪除。至從中調處一語，信如外務卿所謂各國均有此權，但議約時不載則可，既載復裁，轉貽恥笑。兩國交際於定約之後，未換之先，遽爾遣員議改，旋允旋悔，不幾於全權立約之命相枘鑿乎？《條規》所載信守弗渝之謂何？萬國公法，最忌失信，爾國何可蹈此不韙，貽笑外人」前光囁嚅縮伏，第言惶愧，惟求賜覆。鴻章亦覆以書。案萬國公例，各國流寓之民，均歸地方官管轄，海關收稅輕重多寡，悉由自主，他人不得干預。日本於是時既悉外交利弊，特遣岩倉具視等使歐美各國，欲仿泰西通例，將舊約中」領事官以己國法審斷己民」之條，及」海關收稅，彼此會商」之語，一概刪改，權歸自主，故種臣等有此商請。惟西人既得之利，難以遽奪。自岩倉歸後，今已越十年，尚無歸宿。帶刀一事，凡世族悉佩雙刀，庶民亦或帶單刀，實為日本禮制。然其後從森有禮之議，卒自行革禁。至彼此調處之言，聞宗城等齎約歸，頗受西人揶揄，故欲刪去雲。十月，有秘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士在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名為傭，載赴其國。既而遇颶風，泊橫濱，傭人苦舟師虐使，投水遇救。英國兵艦長挨仁雕救之，引告神奈川縣。走訴神奈川縣廳。時副島種臣為外務卿，命阻留商船，解放諸傭，告於我國。我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，攜之還，深謝其鄰誼。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，秘魯旋遣使責日本越俎多事，要以償款，彼此駁論久未決，乃會請俄皇公判。至明治八年六月，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於公法，秘魯不得要償，議乃結。月，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，使于我換《條規》。先以書致北洋大臣李鴻章曰：「前派使員請暫緩換約，並商改章。今我改約大使東徂西轉，已越一年，若俟其似太遲緩，今已疏請先行換約，奉命以種臣為大臣，即日來華。」種臣謁鴻章，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為云。六年四月至天津，我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換約大臣，遂互換《條規》。種臣旋人京。時穆宗毅皇親政，禮成。泰西公使咸籲請覲見伸慶賀。六月，穆宗毅皇帝召見于紫光閣，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，在俄、美、英、法諸使之先，捧國皇書人覲。書曰：「大日本國大皇帝敬問大清國大皇帝：曩者兩國俱與泰西各國交通往來。而獨兩國未修親睦，故于去歲簡派親臣大藏卿伊達宗城經與貴國議定條規，已予批准，允宜派使互換。適聞大皇帝已成婚，且親政，朕深歡喜。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於貴國交換條約，並伸慶賀。朕固知種臣堪為喉舌，專司外務，無不代朕肩承言歸於好。冀大皇帝思交誼，篤鄰好，待該使臣優加仁厚，彼此兩國蒙慶永久弗渝，特茲敬白。並祈大皇帝多福眉壽。」種臣覲禮成，鞠躬肅退。皇帝命覆以國書，書曰：「大清國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。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齎到來書，披閱之餘實深忻悅。朕祗承天命，寅紹丕基，中外一家，罔有歧視。矧關鄰誼，尤重推誠。上年所立《條規》，現已宣諭刊佈。嘉儀孔多，足征厚意。用答微物，藉使寄將，願我兩國永敦和好，同荷天庥，朕有厚望焉。」仍使種臣齎歸。自中國與外國締交三十餘載，今以特恩召見種臣，居首班，世誇為至榮。種臣換約之後，以井田讓為總理事，管十五口商務；品川忠道為理事，駐上海，兼管寧波、鎮江、九江、漢口四處。林道三郎為副理事，管廣東、瓊州、潮州三處，而駐於香港，各令赴任視事。種臣既歸，留前光為公使。明年，乃有臺灣生蕃之事。
先是，辛未十一月，有琉球船遇颶風飄至臺灣，為生蕃劫殺五十四人。癸酉三月，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遭害。喜事者因謂生蕃豺狼，不可不膺懲，特以生蕃、熟番有異，欲先質經界於我。會種臣在北京，乃寄諭種臣，命詢臺地事。種臣難於啟口，因遣副使柳原前光問我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、董恂，昶熙等答曰：「蕃民之殺琉民，既聞其事，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。夫二島俱我屬土，屬土之人相殺，裁決固在於我，我恤琉人，自有措置，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。」前光因大爭琉球為日本版圖，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，且曰：「貴國已知恤琉人，而不懲台蕃者何？」曰：「殺人者皆屬生蕃，故且置之化外，未便窮治。日本之蝦夷，美國之紅蕃，皆不服王化，此亦萬國之所時有。」前光曰：「生蕃害人，貴國舍而不治，然一民莫非赤子？赤子遇害而不問，安在為之父母？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，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。」反覆論詰者累日，卒不能畢議。及前光歸，白狀，於是征臺之議遂決。甲戌三月，以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為都督，陸軍少將谷幹城、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，率兵赴臺灣。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為廈門領事，兼管蕃事，別延美國人李仙得參謀議，李仙得者，曾充駐劄廈門之美國領事，以美船事曾至臺灣生蕃諸社，後為外務省所聘，副島種臣使中國，亦嘗隨行。傭英、美船為運輸，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為綜理。四月，從道等率海陸軍發品川，旋抵長崎。以薩邸為蕃地事務局，重信等隨至。時美國公使某執局外中立之例，建言曰：「大邦無端率軍艦兵卒而入華境，彼必以為寇邊，我船舶人民苟為大邦所傭役，彼又必以我為應援。我與華人亦為同盟，豈敢獨有私於大邦而結怨鄰好？凡屬美國所有，願一切收還。」遂佈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，並令廈門美領事捕李仙得等。英國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，按之公法實無此舉。於是內閣大生紛議，急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傳內旨於長崎，令重信止軍行，且歸京。重信走告從道，從道不奉命，曰：「近日朝政朝令夕改，令人危疑。況招集精銳，駕馭一誤，潰敗四出，禍且不測，豈止佐賀之比？佐賀，謂是年前參議江藤新平叛亂之事，見《國統志》中。必欲強留某則奉還敕書，躬自搗醜虜巢窟，斃而後已。萬一清國生異議，朝廷目臣等為亡命流賊則於答之乎何有？」先是，日本欲於蕃地為屯田計，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，其兄隆盛為募驍健子弟八百餘。會停師令下，忽有流言，謂熊本大阪兵將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，故從道以是要脅。從道又曰：「即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，亦不能從。」辭色俱憤。重信乃曰：「內旨非必停師。特以外國公使有違言，將俟後圖。」懇諭端，從道卒不肯，即夜下令發師。翌日，領事九成等遂率兵二百人乘有功艦先發。重信電報狀，朝議大憂，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於長崎，從道卒不聽，乃戒以姑行，勿妄交兵，以待後命。利通等遂攜李仙得還東京。五月二日，諸艦相率發，日進、孟春、三國，共三艦。尋達社寮港，既上岸，移陣龜山，社寮曠，無可扼守，時日進艦放小舟測海，生蕃出沒岸上，發小銃狙擊，乃移營龜山。扼內山沖路，旋遣輕兵入山，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，猝起邀擊，殪伍長某。越日，以熟蕃為導，生蕃亦出鬥，日本兵發銃於叢莽，斃其一，餘皆奔遁，熟蕃告以佯走，有伏，日本兵不敢追躡。進攻竹社、風口，石門諸蕃，石門拒龜山二十餘里，岩天險，生蕃疊石為壁，據險力拒，日兵不能進。有別道軍繞出其背，乃駭奔，日本兵追殺三十餘人。從道亦乘高砂艦繼至，初，以美、英公使有違言，所賃船舶悉解約還之。於是運糧調兵皆失便，眾皆憤鬱，乃謀購買，而外舶驟倍其價，以銀六萬圓購一美艦，．容兵五，名曰社寮。又以十萬圓購一英艦，可容兵千，載物千噸，高砂艦是也。社寮亦繼至。至則分道進攻，不利，乃退守龜山，修橋樑、辟荒蕪為屯田持久計。六月一日，仍分竹社、風口、石門三道攻牡丹社，向四重溪，是地距龜山僅八九里，途有一河，眾水奔注，勢如激箭，諸軍提挈亂流而渡，兵或漂溺，既而深入山谷，澗水橫流，泥淖沒踝，土蕃伐木塞路，日本兵捫葛藤、攀岩壁、蝸旋魚貫而行，屢為土蕃所阻。力進奮擊，焚盧舍數所，蕃人徒跣陟險而走，其捷如飛，日本兵追之不及。從道等乃謂：土蕃出沒不常，我兵追擊則鳥遁獸逸，倏失所在，功不償勞；計不如杜巢穴、絕餉道、以術制之，以待其窘。乃鎮守於雙溪、石門、風港諸道，收軍還龜山，造都督府，設病院，修橋繕道，為開墾久守之計。初，師發長崎，復遣柳原前光於北京，領事九成至廈門，亦書告閩浙總督李鶴年。書曰：「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，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。若貴國聲教所暨，則秋毫不敢侵犯。疆場密邇，願毋致騷擾。」鶴年覆書曰：「臺灣全島，我所管領，土蕃犯禁，我自有處置，何借日本兵力為。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，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，何可以怨報德？請速收兵退我地，勿啟二國釁。」鶴年以聞，時總理衙門、北洋大臣既先馳奏，我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視臺灣，調兵警備。前光至京謁總理衙門，詞旨抵牾，於是二國勢將構兵。日本即徵兵諸國，商購鐵甲艦於英。我則築炮臺於澎湖諸島，設海底電線於臺灣、廈門間，購新法洋槍三萬枝於德國，調淮兵來台，議購鐵甲艦於丹國。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強弱，日付之新聞紙，乘機鼓煽，船艦兵仗之價頓增三倍。日本兵久屯龜山，以酷暑多病疫，棺楷相望，進退維谷。國皇特遣侍醫及外國醫員往療之，命御庫制冰運往，別募新兵，罷歸病者。而是時赤松則良在上海偵探馳報，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，日本大恐，八月，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辦理全權大臣，委以和戰之權。陸軍大佐福原和勝、三等議官高崎風、租稅助吉原重俊、權少內史金井之恭等從之，別以佛人披薩拿參機密。六日，發東京，十九達上海，李仙得亦隨行。初，李仙得已罷役，更任特例辦備使．赴廈門。美國領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，李仙得不服，曰：「日本得聘用美人，載於條約，日本聘我在台事未起之前，今擅禁其用我，是使美國失信於日本也。」領事卒釋之。李仙得遂往會利通於天津，偕至京。九月十四日，利通謁我總理衙門王大臣，先辯論蕃地所隸之經界，互相齟齬，經二旬未決，利通乃宣言歸國再舉，利通貽總理衙門書曰：「諸公所言，輒引《條約》，以背盟罪我。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。我已束裝，歸國在近，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。」而陰托英國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。初，利通要償軍需金三百萬圓，總理衙門以日本為無理橫肆，堅執不許。時我軍機大臣文祥執議不給一錢，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亦奏稱：「倭備雖增，倭情漸怯，彼非不知難思退，而謠言四布，冀我受其恫喝，遷就求和。倘入彼彀中，必得一步又進一步。但使我厚集兵力，無隙可乘，自必帖耳而去。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，已足見朝廷逾格之恩。倘妄肆要求，願堅持定見，力為拒卻。」葆楨又貽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曰：「大久保之來，其中情窘急可想。然必故示整暇，不肯遽就我範圍，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。我既以逸待勞，以主待客，自不必急於行成。」鴻章以告總理衙門，廷議大韙之。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，無以恬其欲，恐有妨亞細亞洲後來和局。乃終許撫恤籌補銀，限期撤兵，兩國遂和好如初。《條款》曰：「照得各國自行設法保全，如在何國有事，應由何國查辦。茲以臺灣生蕃，曾將日本國政府屬民妄為加害，日本國本意為該蕃是問，遂遣兵往彼，向該生蕃詰責。今與清國議退兵，並善後辦法，開列三條於後：一，日本國此次所辦，原為保民義舉，清國不指以為不是。二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，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，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，清國願留自用，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。三，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，彼此撤回註銷，作為罷論。至該處生蕃，清國自行設法妥為約束。」是日，我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，軍機大臣管理工部事務文祥，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鏊，吏部尚書毛昶熙，戶部尚書董恂，工部尚書崇綸，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，兵部右侍郎成林，兵部左侍郎崇厚，通政司副使夏家鎬，日本特命辦理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，駐劄公使柳原前光，成會於總理衙門，議定各簽押鈐印。利通於定約之夕即走謝威妥瑪。明日遂發北京。至天津謁李鴻章，傾懷款晤，盡歡而別。初，前光因臺事謁鴻章，前光氣餒，恐其議論抵牾，顧而言他，不復及時事。利通之來，亦未修謁。及是乃過訪焉。歸抵橫濱，商民各張燈彩迎之，以慶和成。國皇亦禦正殿賜謁，詔賞其勳勞。李仙得先歸，國皇亦引見慰勞之。尋召見英國公使巴夏禮，溫諭獎謝，蓋以威妥瑪等調停盡力也。旋特遣敕使於臺灣，詔班師。十二月，從道等振旅歸。國皇亦召見慰其勞。是役也，日本縻費六百余萬圓，兵士疫死者甚眾。
八年十月，以外務少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，遣如北京。明年丙子，以朝鮮炮擊雲揚艦事，命森有禮請總理衙門以書告朝鮮勸修好。有禮又往保定謁北洋大臣李鴻章，鴻章飲之酒，而縱談曰：「平秀吉想是千古偉人，然朝鮮之役，前後七年，明以朝鮮為我國藩籬，在所必爭，致喪師縻餉，兩受其害。」有禮曰：「朝鮮果為中國藩屬否？」鴻章曰：「此天下萬國所共知，且《條規》中既載之。」有禮曰：「《條規》中何嘗及此？」鴻章日：「兩國所屢邦土，非指朝鮮諸國而何俟他日修約補為注明可也。」有禮因日：「朝鮮屢拒我國書，今又無端擊我兵艦，我國是以有征韓之議。」鴻章曰：「朝鮮誤於不知耳，且亞細亞洲宜合縱連衡，外禦其侮，何可以兄弟之國日尋干戈。苟或興師，中國亦豈能袖手旁視。以大字小，願貴國熟圖之。」鴻章又取筆書」徒傷和氣，毫無利益」八字示之。有禮惟惟，臨別起告曰：「今夕所論戰事，乃森有禮一人之言，非日本使者之言也。」初，《條規》已換，華民流寓日本者，日本以未設領事官，遂頒告居留華民規則令之遵守，並課金作經費。先是，華商僅居長崎一口，其後新開各港，皆陸續麇集。橫濱有千餘人，神戶有數百人，長崎有千餘人，筑地、箱館各有百數十人，大約閩、粵、浙籍為多。日本令各舉董事經理，每人每歲課銀二圓以充經費。
至歲丙子，
光緒二年
為明治九年。我朝乃特簡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大臣，候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，並分設理事，先是議約之始，曾國藩奏稱：「日本物產豐饒，貨價賤，去中國不過數日程，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將絡繹東來，中國賈帆亦必聯翩東渡。不如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，華人往者已多，中國似須派員駐劄日本，約束內地商民，訊辦華洋爭訟案件。」李鴻章亦奏稱：「中外已定和約，均宜各派官員任駐其國，庶消息易通，勢力均敵。近年奉詔迭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，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。日本近在肘腋，自變更西法，造兵船，開鐵路，又派人往西學習技藝，其志固欲自強以禦侮。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，聯絡之則為兄弟，拒絕之或反為仇讎。誠宜筒員往駐，隨時偵其動靜，與之推誠，相與設法牢籠，亦可管束我國商民」云。其後福建巡撫王凱泰、丁日昌、湖南巡撫王文韶均以為言。九年十二月抵東京，謁今皇，遞國書。書曰：「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。朕誕膺天命，寅紹丕基，眷念友邦，言歸於好。茲特簡二品頂戴升用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為欽差出使大臣，三品頂戴即選知府張斯桂為副使，往駐貴國都城，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。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達，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，惟冀推誠相信，得以永臻友睦，共用升平，朕有厚望焉。」如璋率同副使張斯桂、參贊黃遵憲入謁，行三鞠躬進退禮。國皇喜受書。日本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，千有餘載，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國書，待以鄰交之禮。書之史冊，實為至榮。旋購使館於東京之霞關，又於橫濱設理事官一員，兼管筑地；神戶設理事官一員，兼管大阪；長崎設理事官一員，中國商民咸歸管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