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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校漢藝文志第十
鄭樵校讐諸論，於《漢志》尤所疎略，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。然班、劉異同，樵亦未嘗深考，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，不分倫類而已。其劉氏遺法，樵固未嘗討論；而班氏得失，樵議亦未得其平允。夫劉《略》、班《志》，乃千古著錄之淵源，而樵著《校讐》之略，不免疎忽如是，蓋創始者難爲功爾。今欲較正諸家著錄，當自劉《略》、班《志》爲權輿也。
右十之一。
鄭樵以蕭何律令，張蒼章程，劉《略》、班《志》不收，以爲劉、班之過；此劉氏之過，非班氏之過也。劉向校書之時，自領《六藝》、《諸子》、《詩賦》三略，蓋出中秘之所藏也；至於《兵法》、《術數》、《方技》，皆分領於專官。則兵、術、技之三略，不盡出於中秘之藏，其書各存專官典守，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。惟是申、韓家言，次於諸子；仲舒治獄，附於《春秋》。不知律令藏於理官，章程存於掌故，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，校定篇次，是《七略》之遺憾也。班氏謹守劉《略》遺法，惟出劉氏之後者，間爲補綴一二。其餘劉氏所不錄者，東京未必盡存，《藝文》佚而不載，何足病哉？
右十之二。
《漢志》最重學術源流，似有得於太史《敘傳》，及莊周《天下篇》、荀卿《非十子》之意。
〈
韓嬰《詩傳》引荀卿《非十子》，並無譏子思、孟子之文。
〉
此敘述著錄，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，而非後世僅計部目之所及也。然立法創始，不免於疎，亦其勢耳。如《封禪羣祀》入禮經，《太史公書》入《春秋》，較之後世別立儀注、正史專門者，爲知本矣。詩賦篇帙繁多，不入《詩經》，而自爲一略，則敘例尚少發明其故，亦一病也。諸子推本古人官守，當矣。六藝各有專官，而不與發明，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？
右十之三。
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善法具舉，
〈徒善徒法，皆一偏也。〉
本末兼該，部次相從，有倫有脊，使求書者可以卽器而明道，會偏而得全，則任宏之校兵書，李柱國之校方技，庶幾近之。其他四略，未能稱是。故劉《略》、班《志》，不免貽人以口實也。夫《兵書略》中孫、吳諸書，與《方技略》中內外諸經，卽《諸子略》中一家之言，所謂形而上之道也。《兵書略》中形勢、陰陽、技巧三條，與《方技略》中經方、房中、神仙三條，皆著法術名數，所謂形而下之器也。任、李二家，部次先後，體用分明，能使不知其學者，觀其部錄，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，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。充類求之，則後世之儀注，當附《禮》經爲部次，《史記》當附《春秋》爲部次。縱使篇帙繁多，別出門類，亦當申明敘例，俾承學之士，得考源流，庶幾無憾。而劉、班承用未精，後世著錄，又未嘗探索其意，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。
右十之四。
或曰：兵書、方技之部次，旣以專官而能精矣。術數亦領於專官，而謂不如彼二略，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、李柱國耶？答曰：此爲劉氏所誤也。《術數》一略，分統七條，則天文、歴譜、陰陽、五行、蓍龜、雜占、形法是也。以道器合一求之，則陰陽、蓍龜、雜占三條，當附《易經》爲部次，歴譜當附《春秋》爲部次，五行當附《尚書》爲部次。縱使書部浩繁，或如詩賦浩繁離《詩經》而別自爲略，亦當申明源委於敘錄之後也。乃劉氏旣校六藝，不復謀之術數諸家，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。至於天文、形法，則後世天文、地理之專門書也。自立門類，別分道法，大綱旣立，細目標分，豈不整齊而有當乎？
右十之五。
天文則宣夜、周髀、渾天諸家，下逮安天之論，談天之說，或正或奇，條而列之，辨明識職，所謂道也。《漢志》所錄泰一、五殘星變之屬，附條別次，所謂器也。地理則形家之言，專門立說，所謂道也。《漢志》所錄《山海經》之屬，附條別次，所謂器也。以此二類，專門部勒，自有經緯，而尹咸槪收術數之篇，則條理不審之咎也。
〈
《山海經》與相人書爲類，《漢志》之授人口實處也。
〉
右十之六。
地理形家之言，若主山川險易，關塞邊防，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。若主陰陽虛旺，宅墓休咎，則與《尚書》五行相出入矣。部次門類，旣不可缺，而著述源流，務要於全，則又重複、互注之條，不可不講者也。任宏《兵書》一略，鄭樵稱其最優。今觀劉《略》重複之書，僅止十家，皆出《兵略》，他部絶無其例。是則互注之法，劉氏且未能深究，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。班氏不知而刪併之，可勝惜哉！
右十之七。
後世法律之書甚多，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。就諸子中掇取申、韓議法家言，部於首條，所謂道也。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，附條別次，所謂器也。後世故事之書甚多，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。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，若《吕氏春秋》，
〈
《漢志》入於雜家，非也。其每月之令文，正是政令典章，後世會典、會要之屬。
〉
賈誼、董仲舒
〈
治安之奏，天人之策，皆論治體，《漢志》入於儒家類矣。
〉
諸家之言，部於首條，所謂道也。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，附條別次，所謂器也。例以義起，斟酌損益，惟用所宜。豈有讀者錄部次，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？
右十之八。
或曰：《漢志》失載律令章程，固無論矣。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，就劉、班之《七略》類例，宜如何歸附歟？答曰：《太史公書》之附《春秋》，《封禪羣祀》之附《禮經》，其遺法也。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後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，《漢志》無其門類；然《高祖傳》十三篇、《孝文傳》十一篇，
〈班固自注︰「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。」〉
皆屬故事之書，而劉、班次於諸子儒家，則章程亦必附於此矣。大抵《漢志》疎略，由於書類不全，勉强依附；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，不使體用相資，則是《漢志》偶疎之處。
〈
《禮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兵書》、《方技》便無此病。
〉
而後世之言著錄者，不復知其微意矣。
右十之九。
鄭樵議章程律令之不載《漢志》，以爲劉、班之疎漏；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，或可委過於劉《略》也。若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，則班氏方據以爲《藝文》之要刪，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？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，當時更無其門類，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之末乎？名家之敘錄曰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」著錄之爲道也，卽於文章典籍之中，得其辨名正物之意，此《七略》之所以長也。又云：「譥者爲之，則苟鉤釽析亂而已。」此又後世著錄紛拏不一之弊也。然則凡以名治之書，固有所以附矣。
〈後世目錄繁多，卽可自爲門類。〉
右十之十。
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
鄭樵譏班固敘列儒家，混入《太
元
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樂》、《箴》三書爲一，總謂揚雄所敘三十八篇，謂其胸無倫類，是樵之論篤矣。至謂《太
元
》當歸《易》類，《法言》當歸諸子，其說良是。然班固自注：「《太元》十九，《法言》十三，《樂》四，《箴》二。」是《樂》與《箴》本二書也，樵誤以爲一書。又謂「《樂》、《箴》當歸雜家」，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，而强爲之歸類矣。以此譏正班固，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。按《樂》四未詳。《箴》則《官箴》是也，在後人宜入職官，而《漢志》無其門類，則附官《禮》之後可矣。
右十一之一。
鄭樵譏《漢志》以《司馬法》入《禮》經，以《太公兵法》入道家，疑謂非任宏、劉歆所收，班固妄竄入也。鄭樵深惡班固，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。凡意有不可者，不爲推尋本末，有意增刪遷就，强坐班氏之過，此獄吏鍛鍊之法。亦如以《漢志》書爲班彪、曹昭所終始，而《古今人表》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。蓋心不平者，不可與論古也。按《司馬法》百五十五篇，今所存者，非故物矣。班固自注：「出之兵權謀中，而入於《禮》。」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。苐班《志》敘錄，稱《軍禮司馬法》，鄭樵刪去「軍禮」二字，謂其入禮之非。不知《司馬法》乃周官職掌，如考工之記，本非官禮，亦以司空職掌，附著《周官》，此等敘錄，最爲知本之學。班氏他處未能如是，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；樵顧深以爲譏，此何說也？苐班氏入於《禮》經，似也。其出於兵家，不復著錄，未盡善也。當用劉向互見之例，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，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，乃兩全之道耳。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篇，亦與今本不同。班氏僅稱《太公》，並無「兵法」二字，而鄭樵又增益之，謂其入於道家之非，不觀班固自注：「尚父本有道者。」又於兵權謀下注云：「省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諸家。」則劉氏《七略》本屬兩載，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，非故出於兵，而强收於道也。
〈
注省者，劉氏本有，而班省去也。注出入者，劉錄於此，而班錄於彼也。如《司馬法》，劉氏不載於《禮》，而班氏入之。則於《禮》經之下注云「入《司馬法》」。今道家不注「入」字，而兵家乃注「省」字，是劉《略》旣載於道，又載於兵之明徵，非班擅改也。
〉
且兵刑權術，皆本於道，先儒論之備矣。劉《略》重複互載，猶司馬遷《老莊申韓列傳》意也，發明學術源流之意。况二百三十七篇之書，今旣不可得見，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，以謂止有兵法，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？
右十一之二。
鄭樵譏《漢志》以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秦大臣奏事》、《漢著記》爲《春秋》類，是鄭樵未嘗知《春秋》之家學也。《漢志》不立史部，以史家之言，皆得《春秋》之一體，故四書從而附入也。且如後世以紀傳一家，列之正史，而編年自爲一類，附諸正史之後。今《太史公書》列於《春秋》，樵固不得而譏之矣。至於國別之書，後世如三國、十六國、九國、十國之類，自當分別部次，以清類例。《漢志》書部無多，附著《春秋》，最爲知所原本。又《國語》亦爲國別之書，同隸《春秋》，樵未嘗譏正《國語》，而但譏《國策》，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《漢著記》，則後世起居注之類，當時未有專部，附而次之，亦其宜也。《秦大臣奏事》，在後史當歸故事，而《漢志》亦無專門，附之《春秋》，稍失其旨。而《世本》則當入於歴譜，《漢志》旣有歴譜專門，不當猶附《春秋》耳；然歴譜之源，本與《春秋》相出入者也。
右十一之三。
以劉歆、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，《戰國策》一書，當與兵書之權謀條、諸子之縱橫家，重複互注，乃得盡其條理。《秦大臣奏事》，當與《漢高祖傳》、《孝文傳》
〈注稱論述冊詔。〉
諸書，同入《尚書》部次；蓋君上詔誥，臣下章奏，皆《尚書》訓誥之遺；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，非也。凡典章故事，皆當視此。
右十一之四。
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
自劉、班而後，藝文著錄，僅知甲乙部次，用備稽檢而已。鄭樵氏興，始爲辨章學術，考竟源流，於是特著《校讐》之略；雖其說不能盡當，要爲略見大意，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。樵志以後，史家積習相沿，舛訛雜出。著錄之書，校樵以前，其失更甚。此則無人繼起，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。明焦竑撰《國史經籍志》，其書之得失，別具論次於後。特其《糾繆》一卷，譏正前代著錄之悞，雖其識力不逮鄭樵，而整齊有法，去汰裁甚，要亦有可節取者焉。其糾《漢志》一十三條，似亦不爲無見。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，不於離合異同之間，深求其故；而觀其所議，乃是僅求甲乙部次，苟無違越而已。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，而不可爲校讐家議著作也。今卽其所舉，各爲推論，以進於古人之法度焉。
右十二之一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周書》入《尚書》爲非，因改入於雜史類。其意雖欲尊經，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。按劉向云：「周時誥誓號令，孔子所論百篇之餘。」則《周書》卽《尚書》也。劉氏《史通》述《尚書》家，則孔衍《漢魏尚書》、王邵《隋書》，皆次《尚書》之部。蓋類有相仍，學有所本。六藝本非虛器，典籍各有源流，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隷走部，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隷飛部耶？
右十二之二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尚書》類中《議奏》四十二篇入《尚書》爲非，因攺入於集部。按議奏之不當入集，已別具論，此不復論矣。考《議奏》之下，班固自注：「謂宣帝時石渠論也。」韋昭謂︰「石渠爲閣名，於此論書。」是則此處之所謂議奏，乃是漢孝宣時，於石渠閣大集諸儒，討論經旨同異，帝爲稱制臨决之篇，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。以其奏御之篇，故名奏議，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。劉、班附之《尚書》，宜矣。焦竑不察，而妄附於後世之文集，何其不思之甚邪？
〈
《秦大臣奏事》附於《春秋》，此爲劉、班之遺法也。
〉
右十二之三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司馬法》入《禮》爲非，因攺入於兵家。此未見班固自注，本𨽾兵家，經班固攺易者也。說已見前，不復置論。
右十二之四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戰國䇿》入《春秋》爲非，因攺入於縱橫家。此論得失參半，說已見前，不復置論。
右十二之五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五經雜議》入《孝經》爲非，因攺入於經解。其說良允。然《漢志》無經解門類，入於諸子儒家，亦其倫也。
右十二之六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爾雅》、《小爾雅》入《孝經》爲非，因改入於小學。其說亦不可易。《漢志》於此一門，本無義理，殆後世流傳錯悞也。蓋《孝經》本與小學部次相連，或繕書者悞合之耳。《五經雜議》與《爾雅》之屬，皆緣經起義，類從互注，則益善矣。
〈經解、小學、儒家三類。〉
右十二之七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弟子職》入《孝經》爲非，因歸還於《管子》。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，其說已見於前，不復置論。惟是弟子之職，必非管子所撰；或古人流傳成法，輯《管子》者，採入其書。前人著作，此類甚多。今以見於《管子》，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；則《小爾雅》亦已見於《孔叢子》，而焦氏不還《孔叢》，改歸小學，又何說耶？然《弟子職篇》，劉、班本意，附於《孝經》與附於小學，不可知矣。要其別出義類，重複互注，則二類皆有可通。至於《六藝略》中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小學三門，不入六藝之本數；則標名六藝，而別種九類，乃是經傳輕重之權衡也。
右十二之八。
裁篇別出之法，《漢志》僅存見於此篇，及《孔子三朝篇》之出《禮記》而已。充類而求，則欲明學術源委，而使會通於大道，舍是莫由焉。且如敘天文之書，當取《周官》保章、《爾雅釋天》、鄒衍言天、《淮南》天象諸篇，裁列天文部首，而後專門天文之書，以次列爲類焉。則求天文者，無遺憾矣。敘時令之書，當取《大戴禮夏小正篇》、《小戴記月令篇》、《周書時訓解》諸篇，裁列時令部首，而後專門時令之書，以次列爲類焉。敘地理之書，當取《禹貢》、《職方》、《管子地圓》、《淮南地形》、諸史地志諸篇，裁列地理部首，而後專門地理之書，以次列爲類焉。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，皆可無遺憾矣。《漢志》存其意，而未能充其量，然賴有此微意焉。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謬，必欲歸之《管子》而後已焉，甚矣校讐之難也！
右十二之九。
或曰：裁篇別出之法行，則一書之內，取裁甚多，紛然割裂，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。答曰：學貴專家，旨存統要。顯著專篇，明標義類者；專門之要，學所必究，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。章而釽之，句而𨤲之，牽率名義，紛然依附，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，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。且如韓非之《五蠹》、《說林》，董子之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，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，今皆會萃於全書之中。則古人著書，或離或合，校讐編次，本無一定之規也。《月令》之於《吕氏春秋》，《三年問》、《樂記》、《經解》之於《荀子》，尤其顯焉者也。然則裁篇別出之法，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？
右十二之十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晏子》入儒家爲非，因攺入於墨家。此用柳宗元之說，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，歸其書於墨家，非以晏子爲墨者也。其說良是。部次羣書，所以貴有知言之學，否則狥於其名，而不考其實矣。《檀弓》名篇，非檀弓所著；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，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？
右十二之十一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二傳入儒家爲非，因攺入於制詔。此說似矣。顧制誥與表章之類，當歸故事而附次於《尚書》。焦氏以之歸入集部，則全非也。
右十二之十二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管子》入道家爲非，因攺入於法家。其說良允。又以《尉繚子》入雜家爲非，因攺入於兵家；則鄭樵先有是說，竑更申之。按《漢志》，《尉繚》本在兵形勢家，書凡三十一篇。其雜家之《尉繚子》，書止二十九篇，班固又不著重複併省，疑本非一書也。
右十二之十三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《山海經》入形法家爲非，因攺入於地理。其言似矣。然《漢志》無地理專門，以故類例無所附耳。竊疑蕭何收秦圖籍，西京未亡，劉歆自可訪之掌故，乃亦缺而不載，得非疎歟？且班固創《地理志》，其自注郡縣之下，或云秦作某地某名，卽秦圖籍文也。西京奕世，及新莽之時，地名累有更易，見於志注，當日必有其書，而史逸之矣。至地理與形法家言，相爲經緯，說已見前，不復置論。
右十二之十四。
焦竑以《漢志》陰陽、五行、蓍龜、雜占、形法凡五出爲非，因總入於五行。不知五行本之《尚書》，而陰陽、蓍龜本之於《周易》也。凡術數之學，各有師承，龜卜蓍筮，長短不同，志並列之，已嫌其未析也。焦氏不達，槪部之以五行，豈有當哉？
右十二之十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