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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五
請鑄大錢
近日銀貴錢賤，官民交困，群思補救之方計，惟有請鑄大錢，尚是通變宜民之一法。余前在廣西撫任，即經切實上陳，為戶部議格不行。復緣江蘇撫任引疾得請，附謝恩摺內上陳，則留中未發。近聞京中台諫亦有請鑄大錢之摺，上曾向樞廷索取余原摺呈覽，又聞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撫悉心妥議，而迄未見有切實敷陳者。昨安徽王曉林中丞植，向吳紅生太守索余兩次疏稿，余以第二疏即係申明前疏未盡之意，且係留中之件，未便宣布，而第一疏已經部議，各省周知，因即錄副與之，而索閱者愈多，遂鈔付手民如左以應之。其詞云：竊謂今日銀價之貴，固由銀少，亦由錢多，錢非能真多也，由於私鑄之錢充斥，遂至銀、錢兩不得其平。臣竊以為今日變通之計，莫如籌錢之有餘，以補銀之不足，銀之產有限，銅之產無窮，考《禹貢》「惟金三品」，銅實與金、銀並重，當王者貴，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，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，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？古者泉刀之設，皆取資於銅，周時圜法，輕重銖兩雖不可考，然觀其遺制，有徑尺者，有數寸者，可知當千當百，自有等差，而歷代值錢法之窮，因之有大錢之制，所謂窮則變，變則通也。現在江、浙、閩、廣東南數省，習用洋錢，即外國之大錢也，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。今若鑄為大錢，其利用即與洋錢無異，與其用外國之大錢，何如用中國之大錢！惟利之所在，私鑄在所必防，然防大錢之私鑄，較之防小錢為易，但須輪廓分明，刻畫工致，磨洗淳淨，多用清、漢文以經緯其間，品愈貴者，其制愈精，則偽造者不難立辨，即如今日洋錢有洋鑄、土鑄之分，民間一目了然，則大錢之官鑄、私鑄，又何難了如指掌？且錢質精好，工本不輕，私鑄者無從獲利，即可不禁而自止。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，隨地設局收買，以備改鑄大錢之用。其大錢之等差，或酌用當十、當五十，及當百、當五百、當千，分為五品，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。查現在一錢之重，不過一錢二分，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，當百大錢不必用百錢之銅，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，銅亦日見有餘。此法一行，將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，皆當自廢。查新疆錢法，舊以五十普兒為一騰格，今定以百普兒為一騰格，每騰格直銀一兩，即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，當日定制，似即因銀少之故，迄今行之，並無格礙難通，則內地又何妨仿照辦理。臣愚昧之見，所論似駭聽聞，然於古有據，於今為宜，誠使大錢之法一行，則天下之銅皆將與銀同貴，可使旬日一月之間財源驟裕，何慮而不出此？或謂大錢之行，後必有弊，此則全視乎行法之人，即如捐例之開，亦孰敢保其無弊？應請飭下親信重臣，會同部臣，博考舊章，從長計議。凡立法不能無弊，而理財全在用人，得其人則弊自輕而利自重，否，則如廣東之六百萬銀，徒以資寇而毫不見功，豈不重可惜哉！
請行鈔法
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，並申金器首飾之禁者，尚未知部議如何，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，若並此而括索之，藏富於民之謂何？且今日之漏卮，病在通銀於夷，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，若變為通金於夷，則簡便莫過於此，其勢將有莫之能御者矣。於是又有以開礦為生財之源者，又有以行貝為助銀之用者，而非常之原，黎民懼焉，無已，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為便。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，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，而集事之易，鈔法較勝於大錢。憶余官京師時，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鐫秩，嘗惜其不知本朝故事。伏查皇朝《三通》中，備載
順治八年
曾造鈔十二萬有奇，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，學士不知考此，而但泛引明制，於議實疏然。即前明十便之說，未始不「犁然有當於人心」：一曰造之之本省，二曰行之之途廣，三曰齎之也輕，四曰藏之也簡，五曰無成色之好醜，六曰無稱兌之輕重，七曰無工匠之奸偷，八曰無盜賊之窺伺，九曰不用錢，用鈔，則銅悉可以鑄軍器，十曰鈔法行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，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。真乃十全善法，何不可行？語云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。」或變為大錢，或變為鈔法，實為今日之亟務，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強，若長守而不變，則不但不能通，且恐不知所屆矣。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《錢幣芻言》，至詳且確，謝默卿郡丞又穩括為《鈔貫說》，至簡而明，皆可坐而言、起而行者。成書具在，毋庸贅述，惟近許辛木農部又著《鈔幣論》以辟之，則不過鬥妍騁巧於文字間，不得謂後起者勝矣。
開礦議
礦利之興古矣，《周禮》有卝人之職，卝即礦也，「掌金、玉、錫、石之地，而為之厲禁以守。若以時取之，則物其地圖而授之，巡其禁令。」此即後代廠稅之始。《漢書地理志》言朱提山、益州山皆出銀，後魏延昌中，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，又恒州白登山有銀礦，唐貞觀初，侍御權萬紀奏宣、饒二州銀大發，採之歲可得數百萬，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，五台山僧繼容募民鑿山，取礦烹銀以輸，劉氏賴以足用。宋太宗至道末，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，真宗天禧末，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，神宗元豐初元，冶銀二十一萬餘兩，金世宗大定間，許民採銀，二十分取一為稅。明洪武間，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，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，浙江溫、處等屬有銀場，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，貴州有葛溪銀場，雲南（此下疑脫一「有」字）大理銀冶，萬曆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。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，大都鑒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，不知委用宦官，則凡事皆有害，何獨開礦？我朝
康熙五十二年，大學士、九卿議禁開礦，上諭曰：「天地自然之利，當與民共之，不當以無用棄之，要在地方處置得宜，毋致生事。」又
乾隆四年
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煉出銀，該縣洪磜礦出銀過多，請封閉，上諭曰： 「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，可以便民，何必封禁？」煌煌聖諭，仁義並行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，亦未嘗閉地而塞利。嘉慶年間，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：「中國銀有日減，無日增，安得不短絀？則莫如取諸礦廠，或官為經理，或任富商經理，即使官吏難保侵漁，富商或飽囊橐，總係取棄置之物，以濟生民之用。且可養贍窮民，雖聚集多人，而多人即藉以謀生，未始無益。」皆通達政體之言，非迂儒所能識，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。
行貝議
行貝之議，尤駭聽聞，特齊民狃於目前習而不察耳。今民間貴重之物，皆曰貨寶，貿易之事，皆曰買賣，其字無不從貝，可見古時通行之物，至今尚不能沒其名。考職貝之貢，自夏時已然，《儀禮》之「江貝」，鄭氏注云：「貝，古以為貨。」桓寬《鹽鐵論》云：「夏時以元貝。」謂夏以貝為幣也。《漢書食貨志》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，壯貝三寸六分以上，幺貝二寸四分以上，小貝寸二分以上，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為朋。又分貝貨為五品。大貝以二枚為一朋，直二百一十六；壯貝以二枚為一朋，直五十；幺貝以二枚為一朋，直三十；小貝以二枚為一朋，直十；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，率枚直錢三，是謂貨貝五品。至秦始廢貝用錢，漢時猶錢、貝並用，晉以後遂不行至今。竊謂物之貴賤，視乎人之所尚，若果行貝，則上以是令，下以是聽，即與銀同。近人有用貝五美之說，其一曰遵聖，讚曰：貝之為物，載於聖經，今日用之，先民是程；二曰復古，讚曰：貝之為物，中古所寶，今日用之，行古之道；三曰有文，讚曰：銀曰紋銀，貝曰文貝，美在其中，采發於外；四曰無偽，讚曰：鈔之難行，人為易偽，貝出於水，實生於地；五曰便民，讚曰：錢重銀輕，可以致遠，貝亦如銀，便於流轉，數語盡之矣。
𠸄夷
𠸄夷初至中國，未嘗不馴謹，自
道光二十年
以後，始逐漸驕肆，名為恭順，實全無恭順之心，嘗與雲台師談及往事，師深為扼腕，曰：「尚記得嘉慶二十二年，我為兩廣總督時，首以嚴馭夷商、洋商為務，蓋洋商受𠸄夷之利益，𠸄夷即仗洋商之庇護，因此愈加傲黠不馴，我每遇事裁抑之。時𠸄船在黃浦與民人爭水，用鳥槍擊死民人，我嚴飭洋商，必得凶犯方登船，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。又咈㘓哂國夷人打死民婦，我立獲凶犯，照例絞決抵罪。道光初，𠸄夷有護貨之兵船，在伶仃山用槍擊死小民二人，我飭洋商向𠸄國大班勒取凶手，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，兵船有兵頭，職分較大，我令不能行於彼。我旋飭傳諭兵頭，兵頭復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，欲以相抵，我察其詭詐，傳諭大班，如不獻出凶手，即封艙停止貿易。大班又稱實不能獻出凶手，無可如何，情願停貿易。時兵船已詭避在外洋，將匝月，我持之益堅，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黃浦大船，稟稱無可如何，只好全幫回國，不做買賣。我發印諭，言爾願回即回，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。於是𠸄國大貨船二十餘號，收拾篷桅，作為出口之勢，仍上稟云：大人既許回國，何以炮台上又設兵炮？我又加印諭，言虎門炮台本是終年常設，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，且天朝示人以大公，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。於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，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，停泊多時，而其兵船遂真遠遁矣。未幾，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遠遁，我等實愧無能，大人如準入口貿易，固是恩典，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，而洋商亦代為稟求，並令大班寄稟回國，告知國王，下次貨船來粵，定將凶犯縛來，方準入口，否則不準。大班亦同此稟求，我始應允。直至三年春，始照舊開艙通貨。此事冬末春初，凡夷商人等皆惶惶，言關稅必由此大缺，且恐別滋事端，城中各官亦有為緩頰者，我一人力持，以謂國體為重，貨稅為輕，索凶理長，斷不可受其欺脅。並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，非是護貨，適以害貨等印諭。及四、五年貨船來粵，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，委不知向何處逃散，無從尋獲，而四、五、六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，我對眾曰：此所謂『可欺以其方』也。自我去粵後，兵船復來，門人盧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，時有褒嘉之旨云：『玩則懲之，服則舍之，尚合機宜，不失國體也。』聞此後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，而情事頓殊，為之慨然而已！」鴉片
近日𠸄夷就撫而雅片之禁漸弛，漏卮之弊愈不可稽，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，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，使中原之鴉片益蕃，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，且罌粟漿之成鴉片，其毒究不如烏土、白皮之甚，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，可以逐漸挽救，其用心可謂苦矣，其設想亦可謂周矣，然究非政體之所宜，即陳奏亦恐難邀俞允。愚謂為今之計，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，甚可行也。按
道光十六年
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，奉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，不知彼時如何覆奏，未見施行。今節錄其原摺如左，以備採擇。云：為鴉片例禁愈嚴，流弊愈大，應請變通辦理事。竊照鴉片煙本屬藥材，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，見於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。本名阿芙蓉，惟吸食必應其時，謂之上引，則廢時失業，莫此為甚。甚者氣弱中乾，而灰齒黑，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，誠不可不嚴加厲禁，以杜惡習也。查鴉片煙之品有三，一曰烏土，一日白皮，一曰紅皮，皆𠸄咭唎屬國所出，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，每百斤稅銀三兩。其後遂入例禁，嘉慶初年食鴉片者，罪以枷杖，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，而食者愈多，幾遍天下。乾隆以前鴉片入關，稅後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；今以功令森嚴，不敢公然易貨，皆用銀私售，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，近竟多至二萬餘箱，烏土為上，每箱約洋銀八百元，白皮次之，約洋銀六百元，紅皮又次之，約洋銀四百元，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。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，歲耗數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，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。夫以中國易盡之藏，填海外無窮之壑，日增月益，貽害將不可言。或欲絕夷人之互市，為拔本塞源之計，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，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，販鴉片者惟𠸄咭唎耳，乃因𠸄咭唎而概絕諸國之互市，則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，將何以處之？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廛，內洋商船皆得轉致，又從何而絕之？比歲夷船周歷閩、浙、江南、山東、天津、奉天各海口，其意即在銷售鴉片，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，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，是但絕粵海之互市，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。且法令者，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，法愈峻，則胥役之賄賂愈豐，棍徒之計謀愈巧。
道光元年
兩廣督臣阮元，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恒澍夷商一案，繼任督臣盧坤，亦曾拿獲梁昌榮一案，起出煙泥一萬四千餘個，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，並將窯口匪徒姚九、區寬等籍產入官，查辦非不認真，而此害終不能戢。蓋匪徒之畏法，不如其騖利，揆其鬼蜮技倆，法令亦有時而窮。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，以搜查鴉片為名，乘機搶奪，良民受累不堪。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。究之食鴉片者，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，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，不盡促人壽命，海內生齒日繁，斷無減耗戶口之虞，而歲竭中國之脂膏，則不可不早為之計。閉關不可，徒法不行，計惟仍用舊例，準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，入關後，只準以貨易貨，不得用銀購買，夷人納稅之費，輕於行賄，諒彼亦必樂從。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，有犯被獲者，鴉片銷毀，銀兩充公。至文武員弁、士子兵丁，或效職趨公，或儲材待用，豈可聽其沾染惡習，至蹈廢時失業之愆！惟用法過嚴，轉恐互相容隱，如有官員、士子、兵丁私食者，應請立即斥革，免其罪名，寬之正所以嚴之也。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，仍分別查議。其民間販賣吸食者，一概勿論。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，不知觴酒、衽席，皆可戕生，附子、烏頭，豈無毒性，從未聞有禁之者，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，若官員、士子、兵丁，仍不在此數，似無傷於政體。而以貨易貨，每年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，孰得孰失，其事了然。倘復瞻顧遲回，徒循虛事，誠恐鴉片終難禁絕，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，則已悔不可追。謹以上聞，伏乞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，確查以上各情節，如果屬實，速議變通辦理章程，以杜漏卮而裕國計。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水雷
粵東近傳咪唎𠼤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，遣善泅水者潛至敵人船底，借水激火，迅發如雷，雖極堅厚之船，罔不破碎。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，凡九閱月而成，曾經將水雷器具二十副齎京，恭呈御覽，於
道光二十三年
八月奉旨交直隸總督、天津總兵會同演試，旋據覆奏：於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，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紥成木筏，安於海面，墜定錨纜，將吃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，繫定引繩，拔塞後待時四分許，轟然一聲，激起半空，將木筏擊散，碎木隨煙飛起，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，洵為火攻利器云云。並纂成《火雷圖說》進呈刊布。竊謂此器甚好，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創造，非洋商之厚力，亦莫能仿成，惟是大海茫茫，波濤洶湧，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之底，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，坐待轟擊，則皆非瞀儒淺識之所敢知矣。
炮考
《歸田瑣記》中有《說炮》一條，頗中今日情弊，而炮之緣起，未之詳也，或以為問，余乃摭拾所見各書告之曰：炮字俗作砲，潘安仁《閑居賦》「炮石雷駭」，其最先見者矣，李注：「炮石，今之拋石也。」然《說文》無「炮」字，「旝」字注云：「建大木置石其上，發機以磓敵。」是許氏以「旝」為「炮」。《唐書李密傳》：「以機發石為攻城械，號將軍炮。」自後人有火炮之制，俗遂從火作「炮」字，非也。火炮之用，始見於宋楊萬里《海蝤船賦》，序云：「宋紹興三十一年，金兵欲濟江，虞允文伏舟七寶山，舟中發一霹靂墜炮，墜水中，硫磺得水，火自跳出，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霞，眯其人馬之目，金兵大敗。」然此乃紙炮，用石灰以眯目，非以炮子為攻擊之具也。炮之用鐵，始於金，名曰震天雷。以火炮攻城，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炮，以攻破襄陽，名曰襄陽炮。明永樂間平交址，始得神機槍炮法，至
嘉靖二年，佛郎機寇廣州，指揮柯榮禦之，賊敗遁，官軍獲其二舟，得其炮，即名為佛郎機，詳見《明史紀》。又《兵志》云：「佛郎機炮式，以銅為之，長五六尺，大者重千餘斤，小者數百斤。」炮之用銅，始見於此。至我朝天聰五年，始造紅衣大炮，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，
崇德八年，又造神威大將軍炮，
康熙十五年，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炮，
康熙二十八年，又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炮，詳見《皇朝禮器圖式》。造火藥法，《洴澼百金方》中所載頗詳，蓋硝、磺、炭三者，皆須研得極細，必搗至萬杵以外，愈多愈好，炭用柳條，以細如筆管者為妙，必去皮去節，帶皮則煙多，有節則易炸也。製好後，必須放手心燃之，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，方為合式。余提兵上海時，蘇州局員來繳新製火藥，余嫌其未淨，令以手心試之，委員皆縮手不前，曰：「前繳藥時，皆不如是。」余曰：「此試火藥定法也，然則前此收藥之皆不如法可知矣。」因駁回，令其再搗，再繳時，以白紙鋪棹上試之，藥去而紙絕不燒，於是眾始歎服云。
天主教
湖北黃崗吳德芝有《天主教書事》一篇云：「西洋國天主教，前未之有也。明季，其國人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先後來中國，人多信之。其術長於推步象緯，使之治歷，頗有奇驗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煉金銀法，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。浸假延蔓，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，曰天主堂，宏麗深邃，人不敢窺，而各以一西人主之。細民願歸之者，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，而後主者受之，名曰吃教人，按一名與白銀四兩，榜其門以赤紙，上畫一長圈，中列十字架、刀、錐、鉤、槊等器。或曰：其所奉神以磔死，故門畫磔器也。每月朔望，男女齊集堂中，閤門誦經，及暮始散。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，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炙，婦女亦倮體受治。死時主者遣人來殮，盡驅死者血屬，無一人在前，方扃門行殮，殮畢，以膏藥二紙掩屍目，後裹以紅布囊，曰衣胞，紉其項以入棺。或曰：借殮事以刳死人睛，作煉銀藥，生前與銀四兩，正為此也，故死時不使聞知。若不聽其殮法者，謂之叛教，即令多人至其家，淩辱百計，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。窮民惑於此，每墮其術中，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，皆幸其煉術可得，相與尊信之，稱之曰西儒，而其主如所在地方，必與其長吏相結，厚饋遺，有事則官長徇庇之，以故其教益張。所刻《口鐸》一書，其言謂萬物主於天，而天又主於天主，一概圜壇方澤、光嶽祀典、宗廟祖考，皆極其唾罵，而惟一心致敬天主。又言自無始以來，倘非有天主操持焉，則天久傾頹、地久翻覆矣。又言天主之神，則生於漢哀帝十四年，其說之狂悖如此。工繪畫，雖刻本亦奇絕，一幀中煙雲人物，備諸變態，而尋其理，皆世俗橫陳圖也。又能製物為倮婦人，肌膚、骸骨、耳目、齒舌、陰竅無一不具，初折疊如衣物，以氣吹之，則柔軟溫暖如美人，可擁以交接如人道，其巧而喪心如此。康熙中，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，議毀其廟，逐其人，胥吏有從其教者，懲以重典，不旬日而上官下檄，反責以多事，蓋錢可通神也。雍正二年，浙江制府滿公上言其惡，朝廷納之，禮部議覆：奉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，其散處直隸各省者，應通行各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，查明果係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，起送至京效用，餘俱遣至澳門安插。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，盡行查送內務府銷毀。其所造天主堂，令皆改為公所。凡誤入其教者，嚴為禁諭，令其改行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，從重治罪。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，或容隱不報，如之。三月，奉通檄盡逐其人，以其堂為義學、公所。百年汙穢，一旦洗濯，因喜書其事」云云。按：此事在雍正初，至今剛逾百年，而其焰復張，甚為可恨，因錄舊事，以正告夫當事主持者。
均賦
余藩牧吳中時，目擊田賦之重，曾有均田之議，旋以引疾歸里，未及上陳，附見其說於《退庵隨筆》中。蓋亦國初人有此議，曾見其書，而忘其姓氏，既而再四思之，此說究有難行，我朝一視同仁，究未便為此挹彼注茲之請，而同輩中，亦有竊笑其迂者。近讀梁紹壬《秋雨庵隨筆》，所載一條，較為平允，臚陳原委，亦更詳明，因亟錄之，以資決擇。其略曰：「江南之蘇、松，浙江之嘉、湖，江西之南昌、袁、瑞等府，賦重於他處，人皆曰，此明太祖惡張士誠、陳友諒，因而仇視其民也，而實不盡然。蓋其害實起於宋之官田，迨有明中葉，復攤絜官田重賦並於民田，遂貽禍至今。考官田、民田之分，二者本不相同，官田輸租，民田納賦，輸租故額重，納賦故徵輕。宣和元年，浙西、平江諸州，積水新退，田多曠業，當時在廷計利諸臣，獻議募民耕種，官自收租，謂之官田，厥後加以籍沒。蔡京、王黼、韓侘胄等，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，而官田於是乎浸廣矣。沿及元世，相沿不革，元末張氏竊據有吳，又並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。明祖滅張氏，其部下官屬田產，遍於蘇、松，明祖既怨張氏，又籍其田，並後所籍富民田，悉照租額定賦稅。正統時，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，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，部議格不行。嘉靖中，嘉興知府趙瀛，請以官田重賦，攤絜於民田而均之，趙固以官田、民田，有同一丘而稅額懸殊，故創並則之議，不知官田自當減賦，民田不可增賦，同時蘇、松亦仿其議，奏請允行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，而民田概加以重賦。我朝平定江南，以萬曆時額賦為準，時已無復有官、民之分，但官田雖減，猶未為輕，民田既增，彌益其重，然則江右南昌、袁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，由官田名額未除，蘇、松、嘉、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，以官田名額既去，均於民田之賦，竟指定為正供，不復推求往時攤絜之故。韓世琦、慕天顏先後披陳，卒格不行。雍正二年，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，松汀十五萬兩；乾隆二年，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，民力固可稍舒，然舊額太重，雖屢減仍無益也。如有為民請命者，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，知宋不括官田，則無此重賦，明不攤絜民田，則亦無此重賦，為今之計，莫若均賦一法；請即以蘇、松鄰壤，東接嘉、湖，西連常、鎮，相去不出三四百里，其間年歲豐歉，雨暘早溢，地方物產，人工勤惰，皆相等也，以之較常、鎮賦額，則每畝浮加幾倍，宜查常、鎮之額，按其最重者，定為蘇、松、嘉、湖之賦，則用以指陳入告，以普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，則百世蒙其福矣。斛制今之官斛規制，口狹底闊，起於宋賈似道，元至元間，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狹底闊，出入之間，盈虧不甚相遠，遂行於世，至今沿之不改。蓋斛口小，則斛麵或淺或滿，盈虧固自有限，所以杜作奸者，其法至善，賈雖奸相，而此一物規制，固百世不可易也。赦令謝梅莊曰：自匡衡、吳漢，不願為赦，其後孔明惜赦，孟光責赦，而文中子乃甚其詞曰：「無赦之國，其刑必平。」夫赦者，先王仁政之一，蓋愚民當創懲之後，未必無悔悟之心，而人主除已往之愆，亦與民更始之義，但當以數為戒，不必以無為美也。秦皇兩世，不聞有赦，唐德宗之季，十年不赦，而陸宣公、陽道州皆死於貶所，此三主者，刑何嘗平哉！
科目
近日捐輸之例，層見疊出，無識者流，乃竊竊憂之，以為此風不止，必有礙於科目，且恐將來廢科目之說，或由此而開，則斷斷不然。捐輸自捐輸，科目自科目，不能舉一廢一，且恐轉瞬即有停捐輸之事，而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。客不聞乾隆初有廢科目之疏乎？乾隆九年，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：「科舉而取，案格而官，已非良法，況積弊已深，僥幸日眾，古人詢事考言，其所言者，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，今之時文，徒空言而不適於用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；墨卷房行，輾轉抄襲，贗辭詭說，蔓衍支離，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；士子各占一經，每經擬題，多者不過百餘，少者僅止數十，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，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；表、判可以預擬而得，答策就題敷衍，無所發明，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；且人材之盛衰，必於心術之邪正，今之僥幸求售者，弊端百出，探本清源，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，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」云云。奉旨飭議，時鄂文端公為首相，力持議駁云：「謹按，取上之法，三代以上出於學，漢以後出於郡縣吏，魏、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，隋、唐至今出於科舉。科舉之法，每代不同，而自明至今，則皆出於時文。三代尚矣，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占，自漢以後，累代變法不一，而及其既也，莫不有弊。九品中正之弊，毀譽出於一人之口，至於賢愚不辨，閥閱相高，劉毅所云『下品無高門，上品無寒士』者是也。科舉之弊，詩賦則祗尚浮華而全無實用，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，唐趙匡舉所謂『習非所用，用非所習，當官少稱職吏』者是也。時文之弊，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。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，在乎因時而補救之。蘇軾有言，觀人之道在於知人，知人之道在於責實。蓋能責賓，則雖由今之道，而振作鼓舞，人才自可奮興；若專務循名，則雖高言復古，而法立弊生，於造士終無所益。今舒赫德所謂時文、經義，以及表、判、策、論，皆為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，此正不責實之過耳。夫凡宣之於口、筆之於書者，皆空言也，何獨今之時文為然？且夫時文取士，自明至今殆四百年，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，非不欲變，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，且就此而責其實，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，而未可一概訾毀也。蓋時文所論，皆孔、孟之緒餘，精微之奧旨，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，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，以為無用，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、唐順之、瞿景淳、薛應旂等，以及國初諸名人，皆寢食經書，冥搜幽討，殫智畢精，殆於聖賢之義理，心領神會，融洽貫通，然後參之經史子集，以發其光華，範之規矩準繩，以密其法律，而後乃稱為文，雖曰小校，而文武幹濟、英偉特達之才，未嘗不出於其中。至於奸邪之人，迂懦之士，本於性成，雖不工文，亦不能免，未可以為時藝咎。若今之抄襲腐爛，乃是積久生弊，不思力挽末流之失，而轉咎作法之涼，不已過乎！即經義、表、判、策、論等，苟求其實，亦豈易副？經文雖與《四書》並重，而積習相沿，慢忽既久，士子不肯專心肄習，誠有如舒赫德所云，數月為之而有餘者。今若著為令甲，非工不錄，則服習講求，為益匪淺。表、判、策、論，皆加核實，則必淹洽乎詞章，而後可以為表；通曉乎律令，而後可以為判；必有論古之識，斷古之才，而後可以為論；必通達古今，明習時務，而後可以為策。凡此諸科，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，外可以驗其經濟之，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？何一不可見之於施為乎？必變今之法，行古之制，則將治宮室，養遊士，百里之內，置官立師，獄訟聽於是，軍旅謀於是。又將簡不率教者，屏之遠方，終身不齒，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！又況人心不古，上以實求，下以名應。興孝，則必有割股、廬墓以邀名者矣；興廉，則必有惡衣菲食、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。相率為偽，其弊尤繁，甚至借此虛名，以干進取，及乎蒞官之後，盡反所為，至庸人之不若，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，又何益乎！若乃無大更改，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，則論、策今所見行，表者賦頌之流，即詩賦亦未嘗盡廢，至於口問經義，背誦疏文，如古所為帖括者，則又僅可以資誦習，而於文義多致面牆。其餘若《三傳》科、史科、明（原誤為名）法、書學、算、崇文、宏文生等，或駁雜蕪（原作無）紛，或偏長曲技，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。則莫若懲循名之失，求責實之效，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。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，所降諭旨，纖悉畢照，司文衡、職課士者，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，杜絕僥幸，將見數年之後，士皆束身《詩》、《禮》之中，潛心體用之學，文風日盛，真才日出矣。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，至於人之賢愚能否，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，故立法取士，不過如是，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，無俟更張定制為也。舒赫德所奏，應毋庸議。」奏上，奉旨依議，科目之不廢者，鄂文端公之力也。
冗員
道光十二三年中，各直省皆奉敕裁汰冗員。直隸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餘員。廣東省裁廉州府同知，肇慶府通判，高、廉兩府司獄，南海、番禺兩縣河泊所大使，長寧、始興兩縣訓導。江南省裁江蘇華亭縣主簿一缺，所司水利，改歸縣丞兼管；鎮江府照磨一缺，所司稽查渡江、救生船事，改歸鎮江府知府兼管；金壇縣湖溪巡檢無巡防之實，江寧府照磨無專管事宜，揚州府檢校無專司之事，均裁去；所有稽查邗溝閘座、督夫啟閉事宜，改歸揚州府經歷兼管。陝甘省裁丞倅等官五員。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，九江府督糧通判一缺，又撫州、袁州、九江三府府磨，又武寧縣高坪司巡檢、新淦縣檈山司巡檢、德興縣白河司巡檢三缺。又雲貴省奏錦屏縣幅員偏小，所有知縣、典史、訓導，俱著裁汰，地丁錢糧，就近改歸開泰縣管理，惟錦屏地方民、苗雜處，未便乏員，著改設錦屏縣丞一員，仍歸開泰縣管轄，又裁磐石司巡檢一缺。又南河裁丹徒縣丞、儀徵縣閘官、如皋縣縣丞、興化縣縣丞。又雲南裁曲靖府同知，劍州所屬彌沙井鹽大使，並曲靖、永昌、大理三照司獄，順寧府知事。又浙江裁紹興府北塘通判，衢州府糧捕通判，杭州府屬之城北務，錢塘縣屬之西溪務，湖州、紹興二府司獄，寧波府屬象山、趙嶴巡檢，嚴州府屬建德縣縣丞。又長蘆裁蘆東、滄州運判一缺，歸並天津運同；膠、萊運判一缺，歸並濱、樂運同；興國場大使一缺，歸豐財場兼管；又登寧場大使一缺，信陽場大使一缺，並著鄰境壽樂場兼管。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，永順、常德兩府通判二缺，郴州、道州州判二缺，巡檢七缺，訓導六缺。又福建裁縣丞二缺，司獄六缺，巡檢九缺，皆雜見邸報中。所裁已不為少，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