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rpus Viewer
Root / 中國漢文 / clean / 清朝 / 大清 / 湘軍志 / 湘軍志__juan_16.txt
馮唐有言：趙將李牧之居邊也，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。選車千三百乘，彀騎萬三千，百金之士十萬。古之用兵其費至巨也，然以趙國區區，李牧偏郡，仰給市租，不聞匱乏，未有行軍而乏興，護眾而憂饢者也。明代則不然，平時征賦半以養兵。
四海之富歲入裁二千餘萬，十年之通余，不過一年之入，郡縣府庫例不存儲，大農春秋二撥，或往往告匱。至於軍興，田穀不播獲，關稅無登，而振恤供給，繁費相踵。勸捐輸，議假貸，欲以一二貴戚大臣之私財澹天下之用，計絀情絀，始議加賦。
史威不行，漏卮不塞，俗儒迂生紛咎其上。
聖清鑒其敝，二百餘載堅持不加賦之義，兆民曉然，湛恩汪濊，利原沮閉，咸懷仁義。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災，連年累歲之繇，傾帑不足以供費，則計臣束手矣。洪寇之興，始由部籌餉撥軍者六百餘萬，其後困竭，則以空文指撥，久之空無可指。
諸將帥亦知其無益，乃各自為計。其計有二：捐輸、厘金是也。
二者皆起於戰國、秦漢之時。而捐輸為最拙，又流敝滋大，害於風俗。胡林翼之言曰：「今之言兵者喜團練，言餉者急捐輸，及大錢鈔票，樂其不費而取利也。上苟持一無本取利之心，則政事敗，令甫下，而民窺之矣。」捐輸之所行，必避富貴權勢之家。曾國藩初治湘軍，慨然欲抑豪強、摧併兼，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，以率先鄉人，澍子訴於巡撫，籍其田產文券送藩司，官士大嘩，遂以得免。其後，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當先大戶，是時曾國荃號有百頃田，於法當上戶，榕不能問也，而京朝流言卒以敗榕。故凡捐輸，徒以虐良善、肥不肖，行之愈久愈不效，乃通計天下歲得不出二十萬金。朝廷毅然知其害政，於是遂罷。然自咸豐元年以來，盛衰相參，所輸銀亦以千萬數。捐輸得官者猶少於軍功保薦十分之三，而其材智、吏事或愈於正途牧令太守。故夫以捐輸為害政是也，或以為淆雜吏治亦未必然也。
刑部侍郎雷以諴治軍揚州，用錢江謀，奏榷商稅關稅正則，本千而取三十，榷之廛肆則入千而取十，謂之厘金，言金取一厘也。厘金雖始於揚州，然無所得。曾國藩克武昌，下九江，乃令胡大任、何玉棻、孫謀於漢口行之。奸民訴之總督，下檄名捕大任等。大任者，禮部主事，故國藩亦移咨楊霈爭之。霈不得已，委過藩司。未幾，武昌，漢口復陷，而湖南厘局興矣。
郭嵩燾尤喜言厘金，始倡用士人，使其弟佐總局，而府縣厘局皆舉、貢、生、童，商民便之。院司雖或委員，總成列銜而已。
其後群官稍資以給食，又其後而陸增祥總省局，始委權官員，諸舉、貢、生、童亦皆以保薦得官，彬彬乎衣冠簿書，有上下等威，而厘稅益絀。布政使吳元柄、塗宗瀛盡革浮費，燈油茶葉各令自辦，歲亦省千餘金。然湖南厘稅初年歲百卅萬，至增祥、元炳時歲載Ｃ１３萬。江西貨饒地廣，初倚以供軍，而數當兵沖，不能遠逾。湖南軍實之所由充，始自湖北，開於上海，皆取給於厘稅，所謂軍市之租者耶。湖北厘稅川鹽為大。始承平時，淮引正課不逾三十萬，猶日訴引滯，逋稅歲積。寇據江南，鹽運阻塞，川鹽方舟並下，乃設局沙市，試榷其稅，因資羨餘以充官用，歲益銀至百餘萬。時湖南亦食粵私，院司欲准湖北例籠之，不能效也，然亦歲榷銀三四十萬。
咸豐七年，駱秉章用左宗棠議，首減湘潭浮折漕糧，定軍需公費，先私取十五者，率改為公取一，藩司以下大歡。時湖南阻亂，事專於巡撫，秉章決行之，遂通改漕章，歲增銀二十餘萬，民乃得減賦數百萬。武昌既復，林翼復效行之。及曾國藩在江西，亦效行之。湖北、江西賦倍蓰，湖南故增銀亦多，然民未甚得其惠。其後，秉章督四川，設夫馬局，津貼捐輸乃更為敝治，非獨務本難也。逐末競利猶待人而興，然以此益知軍興不乏財，而將士愈饒樂，爭求從軍，每破寇，所鹵獲金幣、珍貨不可勝計。復甦州時，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，他率以萬萬數，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。湘軍初起時，水師大將從南海新來，當設宴，議用錢二萬，猶咨嗟以為巨費。其時，江南糧台委員自蘇至寧公館八所，帷帳姬妾不徙而具，徒以坐潰。而湘軍起貧苦，同飢餓，轉戰五千里，餉皆自厘金給之。
雖復頻奏征餉四川、廣東，率為其督、撫所持，所望十不償一二。獨劉蓉、蔣益澧本起蜀、桂監司，得總督協濟。及其後，蓉在陝西，蜀餉不復應。益澧入浙頻勝，餉源自旺。至平捻時，京朝官至湘、淮軍中，各以私情饋遺，動醵萬金。孔子曰：「國不患貧寡。」富哉言乎！觀帥能否，於籌餉知之矣。
五口通商，中國歲入銀七百萬，加以貨厘鹽稅，又率千萬，而軍籍官用、度支省減、藩庫扣停者亦千萬，故國富莫若今日。
計者不綜大端，徇胥吏之虛詞，輒曰：財支絀，用浩繁，利孔弗一，漏卮弗塞，無事而屯軍，舍本而逐末，船炮無益之費盡糜所入，未為知籌也。湘軍於餉艱難，其後人人足於財，十萬以上貲殆百數，當領未發之餉輒公輸縣官，計銀動數十萬。念前茲過計拙謀，故述其略為《籌餉篇》，而其所取發奏咨之文皆不論載。
方厘金之興也，雖津邏訶索，固不敢問達官朝使舟，然諸貴宦家人姻戚僕從多被譏留，不能公漏私。言事者輒以病商、害民為詞，交章請罷征。曾國藩初授江督，軍餉無出，黃冕始建議增湖南厘稅十之三，號為東餉，專供曾軍。議初上，駱秉章援蜀去，文格代為巡撫，雅不善曾、胡。國藩恐己力不足令之，手書冕牘後曰：「徒結怨於新撫，事定不行。」而黃冕、裕麟等業建議，即不待報，設局增稅。會文格、翟誥相繼罷免，毛鴻賓為巡撫，惲世臨繼之，皆新進，倚國藩自重，而冕等所用榷稅者，亦堅悍無所顧畏。或奸人聚眾毀局毆主者，輒以炮船及營兵往助復設之，牧令爭佐捕治。商賈納稅恐後，竟以濟師。同治二年，國藩征餉江西九江關道，蔡錦青分稅課以應。
乃報巡撫，沈葆楨大怒，謾詞詆錦青。國藩不能堪，二人騰章相詆，俱自劾求罷。朝廷為發上海稅銀三十萬供曾軍，以和解之。明年，克江寧，首疏奏免湖南東餉，諸厘局亦頻奉詔裁減，然論者不已。於後，左宗棠治西師，有意加稅放東餉，巡撫置不應，其事亦罷。然各省厘稅贍軍，坐甲不用，稅亦日絀，而相承莫肯罷，與初榷時意異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