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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不可以虛作，況守官治民，其尊顯者，大節必有徵於朝野；其卑散者，遺愛必有被於閭閻，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為偽矣。然取諸舊史者，得其實為易，而取諸郡州縣志者，得其實為難。蓋非名實顯見，末由登於國史，而史作於異代，其心平，故其事信。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為耳。其識之明，未必能辨是非之正，而恩怨勢利請托，又雜出於其間，則虛構疑似之迹，增飾無徵之言，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。
高邑趙忠毅公，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。同時宦於畿輔，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，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。觀其所不載，則載者可盡信乎？欲削其所疑，則非小善必錄之義，且無以辨其非真；欲別求其可信，則不與公同時，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，又絕無可考。以是推之，欲賢者之不遺，而無實者不得冒濫，豈易言哉！
雖然，愚而不可欺者，民也。宦必有跡，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，吏之仁暴汙潔智愚，士大夫皆能口道焉。又其近者，山農野老能指名焉。中人之冒濫，或久而莫辨，若顯悖於所聞，眾必嘩然而摘其實，此《傳》所稱「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」。故余志名宦，自元以前，一以舊史為斷；自明以後，姑仍郡州縣志，而見於忠毅之集者，轉不以著於是編。蓋一人之文，一郡一時之事，特千百之十一耳，載之則所漏實多。故具列其所以然，俾他日有司之為志者，知怵然為戒，詳酌於民言，而達於史官。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，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，毋專據有司之方志，而仕宦者之子孫，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