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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體文惟記難撰結，論、辨、書、疏有所言之事，誌、傳、表、狀則行誼顯然，惟記無質幹可立，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，殿觀樓台之位置，雷同鋪序，使覽者厭倦，甚無謂也。故昌黎作記，多緣情事為波瀾。永叔、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。柳子厚惟記山水，刻雕眾形，能移人之情。至《監察使》、《四門助教》、《武功縣丞廳壁》諸記，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，援古證今，指事措語，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，不假思索。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、李，而不及柳氏也。凡為學佛者傳記，用佛氏語則不雅，子厚、子瞻皆以茲自瑕，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嗀矣。豈惟佛說，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，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。
寄來二作皆不苟，所芟數語，乃時人所謂大好者，他日當面析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