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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三
乾隆三十一年稅銀
乾隆三十一年，戶部奏各省地丁、鹽課、關稅三項，共歲入銀四千四百萬七千零（各省恤免，不在此數）。歲出銀二千七百四十二萬五千零（戶部支出，不在此數）。實餘銀一千六百五十八萬一千零（工部、內府等庫，不在此數）。
鑄錢重量
順治元年
鑄錢，每文重一錢，二年改一錢二分。以後屢有改定。至十四年，定為一錢二分。
康熙二十三年，改為一錢。至四十一年，改為一錢四分。
雍正十二年，改為一錢二分。永為例。
戶工部歲鑄錢數
戶部寶泉局每年鑄錢七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串，工部寶源局每年鑄錢三十八萬六百四十串。
鑄錢工本
雍正十二年，錢重一錢二分，每串計用工本銀一兩七分。
乾隆四年
核銷，每串用工本銀九錢八分三厘。
三朝田土總數
《大清會典》載：本朝
順治十八年
總計田土合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，
康熙二十四年
總計田土六百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，
雍正二年
總計田土六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一十四頃有奇。濱江近海之區，定例十年一丈。凡民地勘丈，概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。後屢有條議。
蠲賑銀
雍正十三年，江南一省蠲賑銀一百四十餘萬兩之多。自
乾隆丙辰
至今癸酉，十八年中，江南共蠲賑二千四百九十餘萬。蕩蕩之恩，古今未有。御製詩云：或云民習驕，或云官示惠。胥非我所知，所知恫Ａ１意。損上斯益下，卦爻義昭示。蓋廷臣中有以施博難繼為言者。
均田限田之害
井田之法，原因土曠人希，且在中原數千里之內，故以為良法。先儒謂井田均田之制，行於大亂之後，是為求治；行於既治之後，是為召亂。其說確不可易。自阡陌既開，貧富本不一致，地之山陵川澤，肥澆水旱，南北之灌溉播植，種種不齊。屬在承平，人安其業，日用而不知。一旦為均田限田之法，紛紜予奪，參差錯迕，百出而不窮，此必亂之勢也。說者謂當兵燹之餘，汙菜遍野，版籍蕩然，人民死亡，赤地千里。因而徹田為糧，計口授產，一經制而示維新，庶乎其可。然此亦不過一時之計。三五十年後，戶口日繁，人民遷徙，如有不能均之勢。明初解大紳均田之策，何嚐不因明承大亂之後起見。不知雖經大亂，而人民不盡死亡，戶籍不皆灰燼，畎畝尚有主名，非比戶仳離，盡失恒產者比。且立國已將二紀，民間井田納賦，大局粗定。一旦更張，徒啟爭端，非召亂而何。至崇禎間，李振聲復請限田，一品官田十頃、屋百間，二品官田九頃、屋九十間。以是為差，逾限者房屋入官，變價充餉，田地入官。益淺陋無識矣。
賈似道限田之禍
董仲舒初議限田，後李翱、元稹、林勳祖其說，而皆不能行。惟王莽、王安石、賈似道三人力任以為必可行，而皆以擾害生民，至於大亂。似道首捐己田萬畝為倡，其法益峻，其禍益烈。噫，其效可睹矣。顧用方尚書，君子也，巡撫山東時，令營兵於河工隙地小試之，亦無成效。
十九年增戶口三千萬
自
乾隆六年
辛酉，敕部歲登天下民數。至今己卯，凡十九年，已增戶口至三千萬有奇。太平日久，生齒繁盛，伊古所未有也。
俸祿之豐儉
司倉者不能辟穀，管庫者不能點金，減貓餐而不竊食，勢不能也。漢宣帝益小吏俸，宋仁宗益致仕官俸，元世祖增百官俸，歷代詔祿之典，或豐或儉，未若我朝之普而均也。京官給雙俸，外官俸外有養廉。州縣以千計，督撫以萬計，當此時而不惜錢，非廉吏也；當此時而猶愛錢，真貪夫矣。
唐官俸之濫
唐代宗時，回紇以馬萬匹來市。有司患其多，請市千匹。郭子儀恐違其意，自請輸一歲俸，為國市之。當時馬一匹直四十縑，萬匹當用四十萬縑，其時將相之富可知矣。史載子儀月入俸二萬緡，緡為一千，一歲俸即今二十四萬兩矣。子儀自河中入朝，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，一會之費至十萬緡。準今銀數，即十萬兩，亦太甚矣。如是而欲國用無匱，難矣。唐製，正一品，月俸米七百石，錢九千八百。二品，米五百石，錢八千。乃初製也，其後日增。大曆中，權臣月俸至九千貫，刺史無大小州皆千貫。若汾陽以異姓王兼將相，俸入尤不貲。世祿之家，怙侈滅義，非所以愛之也。
四海之窮
張楊園謂四海之窮，皆由於遊民之眾。且未論其他，即如生員、軍伍、吏胥三種人，俱不可少者，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。
窮根
陳幾亭曰：天下有窮根。凡耗物生費人力，而無秋毫之用者皆是。在物曰骨董玩器，曰雕鏤纂組，曰白土，曰楮錢。在人曰優倡，曰清客，曰僧尼，曰衙役幫身，曰不井不戰之遊民冗兵。白土俗名光粉，餘杭產最多，置米中，助白色，不過市井作偽，而耗米中之精華，久而膏枯，食之無味。楊漪亭因言，幾亭之言特舉其末焉者，大而貪官傲弁，小而劣師庸醫輩，處處有之，非徒無用，又害之矣。
靳輔生財疏
靳紫垣河督上生財疏稱：地方一里，有田五頃四十畝。地方十里，方一里者百，有田五百四十頃。地方千里，為方百里者百，有田五百四十萬頃。依王製所載，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，三分去一計之，凡方千里之地，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。其間有棉花蔬果菱荷藥草，不係五穀，再除四分之一，計去地九十萬頃外，仍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。什一取民，古之常制。每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，瘠土可收糧一石，什一科之，每畝徵糧一斗，每頃徵糧十石，二百七十萬頃徵糧二千七百萬石。內以一分徵本色，歲可徵糧二百七十萬石。以九分徵折色，每石折銀四錢，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。今直隸十四省之地，不下方五六千里，今姑作三千里科算，為方千里九，每歲額賦亦可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，有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。此臣準古證今，乃不易之理，必得之數。今直省額賦，不及三分之一，何也？蓋有三大弊，而世莫之察。一曰，水利不修也。二曰，賦輕民惰也。三曰，生者寡而食者眾也。紫垣此疏，事屬難行，然其胸次，亦可謂通知古今，而目有天下全局者，後之人未能及矣。但直省形勢不同，山嶽江湖幾去一省之半，不毛之地沮洳斥鹵勣確之區，曠衍無人之所，至西北一帶，十分幾空其六七，安得計里以定賦乎？即以順天一府而論，其中不耕之地多於已墾者，天時晴雨之難料，地勢旱淖之不齊，人力工拙之非一，所以近在咫尺，而不能盡墾，況四海九州之大且遠乎！至什分取一之說，我聖朝初未及百之一也，蓋善政邁千古矣。紫垣殆未之細思，不過據陳潢之臆說徒聳聽耳。
歲漕五等
歲漕五等，曰正兌，米入京倉，待八旗三營兵食之用。以
乾隆十八年
奏銷冊計之，山東十有五萬七千九百九十四石，河南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八石，江蘇百有七萬六千三百九十三石，安徽三十萬七千十有六石，江西三十五萬千五百有三石，浙江五十五萬百四十七石，湖北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四石，湖南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一石，各有奇。曰改兌，米入通州倉，待王公百官俸廩之用。山東六萬九千四百七十三石，河南三萬九千九百十有一石，江蘇九萬二千四十四石，安徽十有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五石，江西十有五萬一千八百五十石，浙江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五石，各有奇。曰白糧，分入京通倉，供內府光祿寺，以待王公百官各國貢使廩餼之用。江蘇六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石，浙江三萬五百五十三石，各有奇。曰麰麥，入京倉，供內府之用。河南正兌五千八十六石，改兌三千三十三石，各有奇。曰黑豆，入京倉，待八旗官軍及賓客館牧馬之用。山東正兌四萬五百有四石，改兌萬六千五百石，河南正兌三萬二千六百七十四石，改兌萬五千五百八十八石，各有奇。凡漕糧改折，曰永折米，征銀解部。山東、河南歲折征各七萬石，江蘇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，安徽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一石，湖北三萬二千五百二十石，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（每石連耗折銀五錢至八錢）。曰改折灰石米，徵銀解部，待工部灰石之用。江蘇歲折徵二萬一千一百十有六石，浙江萬三千三百二十三石，各有奇（每石連耗折銀一兩六錢八分）。
漕運經費
凡漕糧經費，曰正耗。各省正兌米，每石二五（二斗五升，後仿此）加耗。改兌米，一七加耗。以備通州五閘運耗。貯倉折耗，及運軍回船食米之費，曰輕齎：正兌米，山東、河南每石一六加耗；江蘇、安徽二六，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三六。改兌米，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每石二升加耗（山東、河南改兌米，不征輕齎。湖南、北無改兌米），均折銀，徵解倉場通濟庫。漕船至通，計運道遠近，每船奏羨餘銀。又按到通米數，每石給夫銀，各有差（唯山東、河南道近，不給皞夫銀）。曰船耗，除山東、河南及江蘇徐州府屬之銅、豐、沛、蕭、碭漕船不給耗，餘船正兌米每石一五及五升加耗，改兌米二三及八升加耗，各有差，以給運軍沿途耗折。曰席木，各省正兌、改兌米，每二石徵葦席一，以十分之一七，隨船解通，為倉庾苫蓋之用。江西、湖北、湖南每正兌米二千石，徵楞木一、松板九，以十分之五解通，為倉庾鋪墊之用，餘均折銀。徵解通濟庫。浙江及江蘇常、鎮、安、寧、池、太等府太倉州，徵版木如之，皆折徵解庫。曰行糧、月糧，各省運弁運軍，凡出運之年，各支行糧二石四斗，至三石有差。運軍月糧八石九鬥，至十有二石有差，或折銀徵給，或銀米各半，各因其地之宜。山東、蘇松、江安糧道所屬半於領運時發給，半徵解水次六倉。山東則臨清、德州，江蘇、安徽則江寧、鳳陽、淮安、徐州，沿途發給。曰贈貼，明代漕糧係軍民交兌，民受需索之苦。國初為官收官兌，因酌定贈貼，官為支給。隨其方俗，各省異名。山東、河南漕船每運米百石，給潤耗銀五兩、米五石。江安糧道所屬給漕贈如之，蘇松糧道所屬米同銀倍。浙江給漕截銀三十四兩有奇，江西給貼運銀三兩、米三石、副耗米十有三石，湖北、湖南給貼運米二十石，皆隨漕科徵。
白糧經費
凡白糧經費，江蘇每石正耗三斗，浙江四斗五升，以備入倉耗折及運軍沿途折耗之費。江蘇每船給束包人夫工食銀十有四兩，每運米百石，給漕截銀三十四兩，食米七石各有奇，又盤耗米二十石。浙江給漕截銀如江蘇，食米三十四石有奇。運弁行糧，運軍行糧、月糧，與漕糧同，皆隨糧科徵。
漕船
漕船六千九百六十有九，每歲出運。直隸三十七，均協運河南。山東九百七十五，運軍自備者三百十有一，協運河南二百六十八。蘇鬆糧道所屬五百八十九，江安糧道所屬三千八十四，協運河南百二十五，協運蘇松千九百九十七。內運白糧者百三十六，於通省漕船內簡調。三年踐更，江西七百有八，浙江千二百十有四，專運白糧者六十三，湖北百八十，湖南百八十二。成造漕船，以長九丈，載米四百石為度。江西、湖北、湖南加長一丈。
京師十三倉
京師十有三倉，祿米倉五十七廒，南新倉七十六廒，舊太倉八十九廒，富新倉六十四廒，興平倉八十一廒。均在朝陽門內。海運倉百廒，北新倉八十五廒，在東直門內。太平倉八十六廒，在朝陽門外。均國初建。本裕倉三十廒，在德勝門外清河，
康熙四十五年
建。萬安倉九十三廒，在朝陽門外，
雍正元年
建。儲濟倉百有八廒，裕豐倉六十三廒，在東便門外，
雍正六年
建。豐益倉三十廒，在德勝門外安河橋，
雍正七年
建。
號房
大通橋號房四十八間，朝陽門號房五十八間。舊設大通橋號房六十四間，朝陽門號房二十八間。
雍正五年，朝陽門增建十四間，又移大通橋河東十六間於朝陽門。
通州二倉
通州二倉，西倉二百廒，在新城。中倉百十有九廒，在舊城南門內。均國初建。舊有南倉八十一廒，
乾隆十八年
奏裁。
裁減軍耗銀米之議
康熙年間，部議裁減運軍耗贈銀米一事，靳紫垣疏稱：帶管漕務，灼然於斷不可裁之故，仍請照給。部議謂此項銀米從前原無，皆順治六、九等年所添等語，不知彼時添給此項，原非得已。因軍旗運用不敷，往往勒索小民，兼之盜賣漕糧，拖欠日多，公私交困，是以議加銀米。里民求免勒索，是以樂於輸將，原非動公帑以給軍也。從此軍民兩安，國儲不欠，已歷多年。一旦議裁，勢必覆蹈故轍，勒索里民，盜賣漕米矣。況錢糧原有定額，其地方官民因時制宜，另為調濟之項，原在正額之外，恐涉私派，不得不為題明，要之非司農之項也。在司農總會計之權，止稽額徵，不宜收及額外。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免勒索之項，而又裁歸司農，則里民既出己資，仍遭勒索，恐亦司農之所不忍聞也。又稱：實支實用，不宜苛駁，啟派部費之弊。近來銷算，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，然偶值一事，或執一己之偏見，或聽胥吏之唆使，任意吹求，苛駁無已。錢糧繁瑣，頭項牽雜，非精於核算，不得要領。司官專司其事，除貓鼠同眠者不必言外，其實心奉公之員，或稍欠精詳，便受朦蔽。至堂上不過總其大概，止據說堂數語，安能備知底裏。加以從慎重錢糧起見，自然悉照司議。由是而部胥之權重，不得不行賄以求之。此項部費，官無神輸之術，仍索之於里民，而民益困矣。國家滋厚斂之名，部胥得婪賄之實，有司多一分之費，里民出數倍之資，其害可勝言哉。此疏洞悉部書之弊，惟精明強幹之官堂司，一心整飭防閑，又何弊之不可除哉。
宋之漕運
《
文獻通考
》：宋初以來，四河所運粟，未有定制。至
太平興國六年，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，菽一百萬石。黃河粟五十萬石，菽三十萬石。惠民河粟四十萬石，菽二十萬石。廣濟河粟十三萬石。凡五百五十二萬石，非水旱大蠲民租，未嘗不及其數。至道初，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，自是汴京積粟盈溢。大中祥符初，至七百萬石。天禧末，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，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。宋時，水運自淮南、江南、荊湖南北路所運粟，於揚、真、楚、泗四處置倉，以受其輸。既而分調舟船，溯流而入汴京，發運使領之。荊湖、江淮、兩浙以及嶺表，金銀香藥犀象百貨偕集，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。陝西諸州菽粟，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，亦置發運使領之。陳、潁、許、蔡、光、壽等六州之粟帛，由石塘惠民河而至。京東十七州之粟帛，由廣濟河而至。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。凡三水皆通漕運，而歲計所賴，惟汴流也。河北衛川東北有禦河，達乾寧軍，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。川、陝諸州金帛，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。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，由水運送江陵，自江陵遣綱吏運送汴京。咸平中，定歲運六十六萬匹，分為十綱。天禧末，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匹，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十餘斤。諸州歲造運船。至道末，三千三百三十七艘。天禧末，減四百二十一。景德中，漕東南粟，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，後增至六百萬。天聖中，發運使請所部六路，計民稅一石，量糴粟二斗五升，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。仁宗曰：常賦外增糴，是重擾民。不許。時江南穀貴民貧，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，詔歲減五十萬。後是三司奏覆，增至六百萬。然東南災歉，輒減歲漕，或百萬，或數十萬，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。慶曆中，詔減廣濟河漕一十萬石。後黃河歲漕益減耗，才運菽三十萬石。而歲創漕舡，市材木，役牙前，勞費甚廣。
嘉祐四年，詔罷所運菽，減漕船三百艘，自是歲漕三河而已。
方苞禁酒煙之議
方望溪
奏請嚴禁燒酒一疏，尹博陵歎為一代名言，孫合河相國力駁其議，並陳燒酒之益，斷不可禁。愚謂事有理所不可行，而情不能已，法所必當禁，而勢不能除者，此類是也。酒之為物，有益有損，自古已然。燒酒則興於近代。其始因邊疆士卒藉以禦寒，北五省燒造尤甚，糜費五穀，歷奉明禁，本重穀裕食之美意。望溪欲悉行嚴禁，民間不得復燒涓滴，重本犯之罪名，嚴州縣之處分，竊恐小民無知，好飲者比戶皆然。售買極易，逐末之徒，趨利忘害，甘犯禁網，將愈啟富民之私造，而滋吏胥之為奸，騷擾糾紛，而終不能絕也。即使嚴刑峻法，連坐鄉鄰，勢在必行，而小民之日飲者，不能因此俱行戒止，勢必群飲黃酒，其為數必十數倍於燒酒。日費十文者，將費百文不止，於百姓日用生計，大有所損。且用黃酒者日增，價值亦騰，製造益眾，耗費穀米，亦十數倍於高粱、柿、棗，其耗五穀也更甚於燒酒。然則欲禁燒酒，必先禁民飲乃可行，能乎否乎？語云，興一利必有一害，予謂除一害必增數害。積重難返之勢，惟有因任自然，去其太甚而已。他如私鹽私參，禁之何嚐不嚴，而究不能止，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！望溪同時又有禁煙一疏，稍為近情，然同一不能行。噫，治國治民之道，固難與一二書生言也。昔韋處厚議鹽法云：強人之所不能，事必不立；禁人之所必犯，法必不行。望溪殆未之曉耶？
劉彤論鹽鐵
開元九年，左拾遺劉彤論鹽鐵曰：漢武為政，廄馬三十萬，後宮數萬人，外討戎夷，內興宮室，財無不足者，何也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？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，取貧人則私利薄而去其業。先王之法，山澤有官，虞衡有職，輕重有術，禁發有時。一則專農，二則富饒，濟人盛事也。夫煮海為鹽，采山鑄錢，伐木為室，豐餘之輩也。寒無衣，饑無食，傭賃自資者，窮苦之流也。若能山海厚利，奪豐餘之人；薄斂輕徭，免窮苦之子。所謂損有餘益不足也。此雖言之鑿鑿，而未免雜霸之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