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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用多筆字
陸容《菽園雜記》：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阡、陌等字，相傳始於尚書開濟，因錢穀之數用本字，則奸人易竄改故耳。然宋邊實《昆山志》已有之。洪容齋亦謂九之與久，十之與拾，百之與柏亦然。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。且不特此也，古書一之與壹，二之與貳，三之與叁，其義本同。《鳲鳩 序》刺不壹也。而正文則「其儀一兮。」《表記》「節以壹惠」，注云：聲譽雖有眾多，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。《孟子》「市價不貳」，趙岐云：無二價也。本文用大貳字，注用小二字，二與貳通也。《大學》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亦用大壹字。《繫詞》「叁天兩地」，《釋文》云：參音三。《周禮》「設其叁」，注謂鄉三人。則三與參通也。又宋人袁文云：十千為萬，乃萬字也；至萬字，則蠍也。二字義本各別，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，故萬借作萬字耳。然《詩》《書》中如「萬方有罪」、「萬福攸同」之類，《左傳》「萬，盈數也」，凡十千之萬，俱已作萬。《漢書項籍傳》讚引賈誼《過秦論》「起阡陌之中」，《
史記
》作「千百」，則千百與阡陌通也。又按梁天監中，東錢以八十為陌，西錢以七十為陌。沈括云：謂之陌者，本百字，借陌字用之，如什與伍也。合而觀之，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，菽園謂始於開濟者，非也。至廿、卅、卌字，或以為俗書省文。按《說文》云：廿音入，二十之並也。卅先合反，三十之省也。卅先立反，四十之省也。是廿、卅、卌正古文也。《國語》「行玉廿瑴」，正作廿字。《
史記
》載秦始皇碑：「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」。洪容齋謂應作「廿有六年」，其碑文皆四字句，史遷易為二十有六年，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。由此類推，往往有流俗指為俗書，而其實係本字者。如禮字、處字、與字，許叔重釋禮字云：古文；釋處字云：止也，得幾而止，或從處，釋與字云：賜予也，與輿通。然則今所謂俗字，乃正文也。又如棄之與棄，饑之與饑，煙之與煙，棋之與棋，棲之為棲，筍之為筍，個之為個，亦正文也。至有實係俗書，不可用者。宋景文《筆記》云：後魏、北齊俗作偽字最多，如巧言為辨，文子為學之類。隋有柳，則又因巧言而訛為鞏矣。此則真俗書也。時俗數目字，又有故為省筆，以便書寫者。《貢父詩話》謂：今以萬為萬，以千為丿，人人能道之也。然則以千為丿，宋人已如此矣。至貢父以萬為俗字，則失考。
銀
王西莊《十七史商榷》內「金銀布帛」一條，謂專用銀錢為幣，直至明中葉始定。此說殊不然。按銀之為幣，古人原用之。虞、夏、商之幣，金為三品，或黃，或白，或赤。然太公九府圜法：黃金方寸而重一斤，錢圜函方，輕重以銖，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，長四丈為匹。則周時但以黃金及錢帛為幣，而銀不用。《管子國蓄篇》以珠玉為上幣，黃金為中幣，刀布為下幣。又曰：無金則用其絹，絹三十三當金一鎰『無絹則用其布，布百兩當一鎰。《國語》晉夷吾求入國，許賂秦公子縶黃金四十縊。《國策》：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，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爭鬥矣。是春秋、戰國所用唯黃金、刀、布也。秦並天下，幣為二等，黃金為上幣，餘皆用錢。其珠玉、龜貝、銀錫只為器飾，不用為幣。漢初因之，然晁錯言：「珠玉金銀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而在於把握，可以周四海而無饑寒之患。」則是時雖不用銀，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。漢武
元狩四年，始造白金為幣。白金乃銀錫所造，有三品：其一曰「白撰」，重八兩，其文龍，直三千；次曰以重〔應補「差小」二字〕，其文馬，直五百；次曰復小，其文龜，直三百。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，則已有用之者，然歲餘終廢不行。王莽時又制為銀貨，與錢貨並行（朱擔銀八兩為一流，直錢一千五百八十，他銀一流直千）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。魏文帝時並罷錢，令民以穀帛相易。六朝則錢、帛兼用，而帛之用較多。（《北史》魏張普惠疏曰：高祖廢長尺、大斗、重秤，後因軍國需用，故絹上加綿八兩，布上加麻十五斤。是納賦皆以絹布也。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祿，每戶增調絹三匹、穀二石九斗，以為俸祿之用。夏侯道遷歲祿三千餘匹，李衝一門歲祿萬匹，是官俸皆以穀帛也。張讜妻為魏所虜，讜以千匹贖之，是贖罪亦絹帛也。高允死，賜以粟五百石、絹千匹。高澄生子，魏孝靜帝賜錦彩布帛萬匹。是賜予皆穀帛也。西魏賞擒高敖曹者布絹萬端。是購賞亦布絹也。）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。《文獻通考》：蕭梁時，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。後周時，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。此蓋用銀之始。然第行於邊地，而中土尚未行。（按劉宋時，徐豁以采銀戶易困，請準銀課米。梁武陵王紀以黃金一斤為餅，餅百為篋，至有百篋；銀五倍之。則六朝時雖不用銀，而銀已貴重，猶今俗雖不以金為用，而金價自貴也。）唐初租出穀，庸出絹，調出繒布，並未嘗征錢。天寶中，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課皆易布帛充禁藏，玄宗詔百官觀庫，物積如山。是亦尚皆用布帛。憲宗元和三年，詔天下有銀之山即有銅，銅可資於鼓鑄，銀無益於生人，其令現采銀坑並宜禁敕。李巽又奏請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，官吏論罪。則並禁用銀矣。（韓愈奏狀言：五嶺買賣皆以銀。張籍《送南遷客》詩：誨國戰騎象，蠻州市用銀。可見是時唯嶺外用銀。）然《唐書齊映傳》：藩鎮初獻銀瓶高五尺，李兼鎮江西，始獻六尺，至映又獻八尺。《太平廣記》：御史蘇某以洛陽寺中有銀佛，遂取以歸，時人謂之蘇扛佛。則是時雖不用銀，而已競相貴重；既競相貴重，則漸用之於市易，亦勢所必然。顧寧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間但以銀市易，為後世上下用銀之始，而不知亦非也。《五代史》：後唐莊宗將敗。諭軍士曰：「適報魏王平蜀，得金銀五十萬，當悉給爾等。」又李繼韜既反復降，其母楊氏善蓄財，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，厚賂莊宗之宦官、伶人，並賂劉皇后，繼韜由是得釋。慕容彥超好聚斂，為偽銀，以鐵為質而銀包之，人謂之鐵胎銀。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，故彥超至作偽以射利；若不能市易，則何必為此哉？宋真宗澶淵之盟，定以銀、絹各三十萬兩匹。徽宗大觀三年，將改當三錢，宰執預知其事者，恐所積錢折閱，乃盡以買金銀。不兩月命下，時傳以為笑。《李忠定公傳信錄》：忠定為親征御營使，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兩貫匹。南宋時賜秦檜造第銀絹萬匹兩。賈似道母死，賜銀絹四千兩。《金史》張行信疏稱，買馬官市於洮州，以銀百錠，幾得馬千匹，乞捐銀萬兩，可得良馬千匹云。亦可見銀已通用也。按《宋史》仁宗
景祐二年
詔：福建、二廣歲輸緡錢易以銀。此為歲賦征銀之始。紹熙中，臣僚言今之為絹者，一倍折而為錢，再倍折而為銀，銀愈貴，錢愈難得。此又南宋時折絹收銀之始。金章宗
承安五年，以舊例銀每綻重五十兩，其直錢百貫，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，其價亦隨輕重為低昂，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，分五等，凡官俸、軍須皆銀、鈔兼支。此朝廷用銀之始。宣宗興定三年，省臣奏：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，則太重，於是以銀為則，每兩作錢二貫。今受通寶贓（鈔也）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，若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，則當杖，實覺輕重懸殊，遂準犯時銀論罪。此以銀計贓之始。是時又詔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。其後哀宗正大間，民間但以銀易市，並錢鈔亦廢矣。元
憲宗五年，定漢民包銀額征四兩者，以半輸銀，半折絲絹等物。因張晉亨言五方土產各異，必責以輸銀，有破產不能辦者，乃詔民聽輸土物，不復徵銀。又《續通考》：文宗
天曆元年，天下課稅之數，金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兩，銀七萬七千五百一十八兩。則猶是土宜所出，而非以當賦稅也。《
明史
》：洪武初，天下田賦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石，錢鈔三萬九千八百綻，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匹；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，錢鈔五千七百三十綻，絹五十九匹。是所征者猶第米麥錢鈔及絹，而未有銀。
洪武九年
始有折納令，其制屢有增減。（九年銀一兩，鈔十貫，錢千文，皆折米一石。十八年鈔五貫折米一石，絹一匹折米一石二斗，金一兩折米二十石，銀一兩折米二石，棉布一匹折米一石，苧布一匹折米七斗。三十年又改金一兩折米二十石，銀一兩四石，絹一匹石二斗，棉布一匹一石，苧布一匹七斗，棉花一斤二斗。）然是時制令，凡願折者聽，不願者仍納樂中，以鈔法不行，並禁民間金銀交易，本色，並非專主於銀。永犯者以奸惡論；有首捕者，即以交易金銀賞之。則賦稅不收銀可知也。
宣德四年，偶有秋糧折銀赴部之令，遂為征銀之始。
正統元年，令南京糧米願折色者，聽以布帛銀兩折納，則亦尚不全征銀。（永樂中遷都北京，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請領俸帖，七八石僅易銀一兩。周忱撫江南，奏請貧戶納糧，每銀一兩當米四石，解京兌俸，故有是令。）七年，令夏稅絹每匹折銀五錢解京，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處糧米折銀（天順十年，令浙江絹每匹折銀六錢，十一年又令江南等處糧每石折銀八錢五分），自後各省夏稅類多征銀。然王鏊《震澤長語》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折銀稅課折銀入京共二百四十萬。又《明史韋商臣傳》：國初夏、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，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，今麥損九萬，米損二百五十萬。此係嘉靖間事，則正德、嘉靖時所征銀亦尚少。隆慶中，葛守禮言：近乃為一條鞭法，計畝取銀。則夏稅一概征銀，實起於隆慶中。西莊之說亦相合，但係錢糧專征銀，而非民間專用銀耳。
金銀以兩計
漢以來金、銀皆以斤計。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，賜田肯金五百斤，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，陳平、灌嬰金二千斤，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，賜金百斤。以及南北朝時，猶以斤計。如魏孝文帝賜抱睹生葬事黃金八千斤，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為餅之類是也。侯景圍城，羊侃率兵禦之，詔送金五千兩、銀一萬兩賜戰士。則金銀以兩計起於梁時。其後陳將周羅睺彭城之戰，拔出蕭摩訶於重圍，以功賜金、銀各三千兩。梁睿平劍南，隋文帝賜金二千兩；又平王謙，賜金二千兩、銀三千兩。王謙作亂，王述執其使上書，文帝亦賜金五百兩。又文帝嘗賜蕭巋金五百兩、銀千兩。周法尚破李光仕，文帝賜黃金百五十兩、銀百五十斤。則金以兩計，銀猶以斤計。煬帝以來護兒破楊玄感功賜黃金千兩，以王辨擊破山東賊盜功賜黃金二百兩，事俱見《南、北史》，則金銀之以兩計起於梁、隋之世也。《通考》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易，既是民間交易，則零星多寡不齊，自必細及銖兩。又《宋書徐豁傳》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，則國制收銀課亦以兩計。因而上下通行，俱論兩不論斤。且古時金銀價甚賤，故以斤計，後世金銀日貴，故不得不以兩計也。
忽絲毫厘分錢
王西莊謂：分寸丈尺，分本度之名，今人乃以為權之名，不知起於何時？又十忽為絲，十絲為毫，十毫為分，十分為錢，皆未詳所起。按此事見《宋史》：度量皆以十起數，唯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，重十二銖，兩之為兩，十六兩為斤，三十斤為鈞，四鈞為石。後世乃改銖為錢，十錢為兩，自此而上，十兩、百兩、千兩、萬兩，而權之數亦以十起，蓋以便於用。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，非數家正名也。唐開通元寶錢每文重二銖四，累積十錢，恰重一兩，故後人即以錢為兩中之十也。分與厘、毫、絲、忽本亦度之名，《孫子算術》：蠶吐絲為忽，十忽為秒，十秒為毫，十毫為厘，十厘為分，十分為寸。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，崇儀使劉蒙、劉承祐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，於是權衡中有絲、忽、毫、厘、分、錢之數。此近代兩、錢、分、厘、毫、忽、絲之所由起也。今俗權貨物者曰稱，權金銀者曰等子，宋初皆謂之稱。劉承祐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。元豐以後，乃有等子之名。李廌《師友談》記邢和叔謂「秦少遊文章銖兩不差，非秤上秤，乃等子上等來也。」宣和中又有玉等子。
一金
今人行文，以白金一兩為一金，蓋隨世俗用銀以兩計，古人一金則非一兩也。《
漢書
》注：瓚曰：秦以一鎰為一金，漢以一斤為一金。然則古之一金乃一斤耳。
元寶
各省解部正課銀每錠五十兩，名曰元寶。按《輟耕錄》載，至元十三年，元師平宋，回至揚州，伯顏令搜檢將士所得撒花銀子，銷鑄作錠，每錠重五十兩，其字號曰揚州元寶。歸朝獻之，世祖大會諸王公，以之頌賜。後朝廷亦有自鑄者，
至元十四年
者重四十九兩，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，又有遼陽元寶，乃至元二十三、四年征東所得銀鑄成者。又《續通考》：
至元三年，楊湜上言：平準行用白金出入，有偷盜之弊，請以五十兩鑄為錠，文曰元寶。從之。今之元寶，蓋昉於此。按金章宗
承安五年，改鑄銀名承安寶貨，一兩至十兩分五等，每兩折錢二貫，公私同見錢用。以舊例銀每綻五十兩其直百貫，發間或有截鑿之者，故更鑄小錠。凡俸餉皆銀鈔兼支。則金時已有五十兩一錠之元寶矣，然元寶之名，其實不始於銀，而始於錢。唐
武德四年
鑄開通元寶錢，其文乃歐陽詢所書。晉天福三年鑄錢，以天福元寶為文。宋太宗鑄錢常親書，淳化元寶作真、行、草三體。後每改元，更鑄以年號元寶為號。仁宗時改年號曰寶元，錢文當曰寶元元寶，乃改鑄皇宋通寶四字（自後錢文則曰通寶，歷代因之）。可見元寶之名，本屬錢文，因而後代制鈔亦用之，鑄銀亦用之也。（元中統二年，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，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。）又按，錢之有年號，自宋孝武帝
孝建元年
始，其文一邊曰四銖，一邊曰孝建。其後去四銖，專為孝建。此又歷代鑄錢用年號之始也。
短錢
古來用錢未有足陌者。梁天監中，破嶺以東，錢以八十為百，名曰東錢；江郢以上七十為百，名曰西錢；京師以九十為百，名曰長錢。大同末年，至有三十五為百者。唐盛時用足錢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，始令以八十為百。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。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，復減其三。宋初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，而民間或至四十八。
太平興國二年，始詔民間定以七十七為百，然民間所用多寡終不一也。（《五代史》又謂王章為三司，緡錢本以八十為百，章又減其三，是以宋時以七十七為官錢）。《續通考》：金世宗大定中，民間用錢以八十為百，謂之短錢；官用足百，謂之長錢。有大名男子幹魯補上書，謂官司所用錢，皆當以八十為百，遂為定制。高江村《天祿識餘》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，近又減至三十文為百，席上賚人，不以為怪。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，凡貿易議錢一百，實則用五十。《續通考》記嘉靖三年詔：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，低錢一百四十文。是前明已有低錢兩當一之令矣。犒賞之類，或以三十五文為百。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，於古七十為百之數已不甚懸絕也。
石
石本權衡之數也。漢《律曆志》：二十四銖為兩，十六兩為斤，三十斤為鈞，四鈞為石，是石乃權之極數。至十龠為合，十合為升，十升為斗，十斗為斛，則斛乃量之極數。乃俗以五斗為斛，兩斛為石，是以權之極數為量之極數，殊屬岐誤。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，如二千石、六百石之類，未嘗以斛計。葉石林謂以斛為石自漢以來始見之『是也。《管子禁藏篇》：民率三十畝，畝取一石，則人有三十石；果蓏素食當十石，糠秕六畜當十石，則人有五十石。《國策》：燕噲讓國子之，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。又《漢書食貨志》記李悝之論曰：一夫田百畝，每畝歲收一石半，百畝為粟百五十石，除十一之稅十五石，餘百三十五石。則斗斛之以石計，自春秋、戰國時已然。時俗所稱，蓋相沿舊名也。又按：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，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。《漢書成帝紀》注如淳曰：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，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；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，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，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。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實數多寡微有不同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為一石也。蓋古時十斗為斛，一斛即是一石。後世五斗為斛，而兩斛之數十斗，此仍沿一石之舊名耳。按《葦航紀談》：宋韓彥古為戶部尚書，孝宗問曰：「十石米有多少？」對曰：「萬合、千升、百斗、廿斛。」然此五斗為一斛，宋時已然。
斗稱古今不同
《說文》云：一斛粟舂九斗米。張晏則曰七斗。《九章算術》則曰六斗。蓋古者十斗為一斛也。《淮南子》：十石而有塞，則百斗而足矣。北齊因童謠有 「百升飛上天」之語，遂殺斛律光。是齊時猶以百升為斛。董穀《碧里雜存》謂今官制五斗為斛，蓋取其輕而易舉，實則古之半斛云，不知非今之斛大於古，乃今之升斗大於古也。《漢書匈奴傳》：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，則人每日食六升。王充《
論衡
》云：中人之體，日食斗食，啜斗羹乃能飽。則人每日食一斗，若準今之升斗，人豈能勝此乎？則知其時升斗小，故以十斗為斛，後世升斗大，故不得不以五斗為斛。董谷所云，蓋未深考也。然累朝遞變之原委，亦略有可考者。沈存中《筆談》云：秦、漢以前，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，三斤當今十三兩。漢之一斛，當今二斗七升，百二十斤為石，當今三十二斤。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於古。孔穎達《左傳正義》云：魏、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。是魏、齊已倍於古也。又云：周、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。則周、隋又大於魏，齊也。（《隋書律曆志》：隋以古斗三斗為一斗，古稱三斤為一斤。顧寧人謂三代以來斗稱至隋而大變。）杜祐《通典》謂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，稱三兩當今一兩。則唐之斗稱又加於六朝矣。《珊瑚鉤詩話》：劉仲原得銅斛二，其一
始元四年
造，其一
甘露元年
造，皆云容十斗，後刻云重四十斤。以今權量較之，容三斗重十五斤，斗則三而有餘，斤則三而不足。陳無擇曰：二十四銖為一兩，每兩古文六銖錢四個，開元錢三個。至宋以開元錢十個為一兩，今之三兩得古之十兩，是宋之斗稱較唐又大矣。《元史》：世祖取江南，命輸米者仍用宋斗斛，以宋以一石當今七斗故也。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矣。然此猶以官斗、官稱論也，至市斗、市稱，則又有隨地不同者。如今川斛大於湖廣，湖廣斛又大於江南，稱則有行稱、官稱之不同，庫平、市平之各別，又非禁令所能盡一。而市儈牙行自能參校，錙黍不爽，則雖不盡一而仍通行也。
今之斛式，上窄下廣，乃宋賈似道之遺。明人《農田餘話》云：今之言斛，起於賈似道。元至元間，中丞崔彧上言：其式口狹底廣，出入之間，盈虧不甚相遠。遂頒行之（亦見《崔彧傳》）。宋胡琦《耕錄稿擬木斛除度支使誥》有云：茲選爾中通而外直，體圓而用方。又《代木斛謝表》云：乾圜合制，粗守均平。是宋以前之斛乃圓製，如今之圓斗，然《山堂考索》云，斛之為制，方尺而深尺，則古斛亦有方式。
尺丈古今不同
後世權量大約三四倍於古，惟尺度不至如權量之迥殊。《晉書》摯虞論樂，謂今尺長於古尺，幾及半寸。樂府用之，故律呂不合。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。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，宜以古為正。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，亦尚不至三倍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。沈存中《筆談》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。周祈《名義考》謂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。《稗史》謂宋司馬侑刻布尺，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。丘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。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縫尺相近。歷舉此數說以觀，可略見歷代尺度之長短，大概比古尺只贏三寸有餘也。
《新唐書張孝忠傳》、《李晟傳》俱云長六尺四寸，馬燧、楊收《傳》皆云長六尺二寸，《高力士傳》云長六尺五寸。顧寧人云：昔人以六尺為短，今以六尺為長，他書所未見。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，故六尺為長身矣。
量酒用升斗
今人量酒皆以斤兩計，古人則不論斤，但以升斗計也。《考工記》：梓人為飲器，爵一升，觚三升。《韓非子》：宋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。《韓詩內傳》：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是古來量酒皆以升斗。《
史記
》淳于髡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李白詩：蘭陵美酒斗十千。杜甫詩：速來相就飲一斗。東坡賦：我有斗酒。則唐、宋亦尚沿舊制。今酒肆雖論斤，而㪺酒時亦用竹筒出之，仍升斗之遺法也。
火炮火槍
軍中火器，古已有之。《周官》有火射、枉矢之屬，已肇其端。然燧象、火牛、赤壁之燒、秭歸之火，皆以草木葦獲而灌脂，非火藥製器也。至所謂炮者，則皆以機發石。《范蠡兵法》：飛石重十二斤，為機法行三百步。《三國志》：袁紹起土山高櫓，射曹操營，操乃為霹靂車，發石以擊，紹樓皆破。《南史》：黃法
𣰰
攻歷陽，炮加其樓堞，克之。《通鑒》：秦王世民圍王世充於洛陽城中，作大炮飛石，重五十斤，擲二百步。《唐書》：李光弼守太原，作大炮飛巨石，一發斃數十人。《通鑒》：周世宗攻壽春，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，以供炮用。《宋史張雍傳》：蜀中王小波作亂，雍守梓州，賊來攻，輒發機石擊之，乃退。《獨醒志》：靖康被圍，金人發炮破城。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。其人歸自太原，見張孝純設此而炮無所施。《金史》：元兵圍洛陽，金巡警使強伸創遏炮，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。及元兵攻汴，金龍德宮造炮石，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，大小各有斤重，其圓如燈球之狀。元兵用炮則不然，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，皆用攢竹炮，有至十三梢者。《毛佺傳》：何〔阿〕驢、樊喬仕金為司炮，後降元軍，仍司炮，給元人曰：「炮利於短，不利於長。」使截其木數尺、綆十餘握，由是機雖起伏，所擊無力。是歷代炮法猶多用機發石也。然火炮實起於南宋、金、元之間。《宋史》：虞允文采石之戰，發霹靂炮，以紙為之，實以石灰、硫磺，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，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，眯其人馬，遂敗之。又魏勝創炮車，施火石可二百步，其火藥用硝石、硫磺、柳炭為之。此近代用火具之始。《續通鑒》：金人守汴，於城上懸風板之外，以牛皮為障。蒙古以火炮擊之，隨即延爇。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，用鐵罐盛藥，以火點之，炮起火發，其聲如雷，聞百里外，所爇圍半畝以上，鐵甲皆透。蒙古為牛皮洞屋，直至城下，掘城。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，火發，人與牛皮皆迸碎。又有飛火槍，注藥，以火發之，輒前燒十餘步。蒙古惟畏此二種。又《金史》及《續通考》：金哀宗時，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，以紙十六重為筒，實以柳炭、鐵屑、磁末、硫磺、砒硝，以繩繫槍端，以鐵罐藏火，臨陣燒之。火出槍前丈餘，元兵不能支，遂潰。其後阿裏海牙攻樊城時，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炮法（《元史》：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，造大炮豎午門前，試之，徹數十里），命送軍前。乃進攻樊，樊破，移以向襄陽。一炮譙樓，聲如震雷。世所謂襄陽炮也。蓋火炮之制，至是而益精。且來自西域，故世傳為西洋炮。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嶽義方火箭，及曾公亮編《武經》有虎蹲、旋風之炮，蒺藜、霹靂之球，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炮之用耳。明初有火車、火傘、大、二、三將軍等炮，及碗口銅銃、手把銅統、佛郎機等品。建文東昌之戰，燕軍為火器所乘，死者萬餘。征南時，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。也先圍京城，於忠肅欲放大銅銃，掘土坑藏身，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。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。而鳥槍則起於嘉靖中。郎瑛《七修類稿》云：嘉靖間，倭入內地，有被擒者，並得其銃，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，遂傳其法，今且遍天下云。按《續通考》所記前明軍器，但有弓弩、盔甲、槍刀、銅銃之類，而沿彈則嘉靖四十三年始用。唐順之疏云：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，而佛郎機、子母炮、鳥嘴銃皆後出。鳥嘴銃最猛利，以銅鐵為管，木橐承之，中貯鉛彈。其點放之法，兩手握管，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。背施二臬，以目對臬，以臬對所欲擊之人，無不著者（此即今之鳥槍）。火技至此而極。是倭人用以肆其巧於中國，而中國習之者也云云。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，傳自倭人明矣。然《續通考》參將戚繼光云：昔署衛印時，於衛庫見鳥嘴銃，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。則又非起於嘉靖。按丘文莊云：神機火槍，以永樂中平南交，交人所製者為尤巧，命內官如其法監造。王鏊《震澤紀聞》亦云：文皇北征時，初得安南神槍，虜一人直前，二人繼之，皆中槍而斃。又明制：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，在外不許成造。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，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嚴，故承平日久，皆不知用之。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國，又得其傳耳。
按《明史兵志》「火箭」條內，永樂征交趾，得神機槍炮法，特置神機營習之。大者用車，次及小者用架、用樁、用托。所謂用車者，即今之大炮也。用架、用樁者，蓋即今之鳥機炮也。其用托者，蓋即今之鳥槍也。是鳥槍之制，永樂中已有之，然不傳於外。
永樂二十年，雖從張輔請，置炮於大同等關以禦敵，然利器不示人，朝廷每慎惜之。宣德中，又敕宣府總兵譚廣謂：神銃國家所重，以壯軍威，勿輕給。
正統六年，邊將黃真立神銃局於宣府，帝猶以火器外造，恐傳習漏泄，特敕止之。是正統以前，鳥槍未嘗傳習於外，直至嘉靖以後始用之於營伍耳。
紙錢
歐陽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，而焚紙錢，以為紙錢自五代始，其實非起於五代也。《漢書張湯傳》：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。如淳曰：埋錢於園陵，以送死也。《南史》：吳苞將終，謂其弟子曰：「吾今夕當死，壺中大錢一千，以通九泉之路。」是漢及六朝固皆用實錢。然《漢書郊祀志》令祠進五畤牢具皆以木寓馬代駒，及諸名山川用駒者，皆以木寓馬代。則祭祀用牲，已有以木象形者，特未用於錢耳。《事林廣記》及《困學記聞》皆謂漢以來有瘞錢，後里俗稍以紙寓錢，而不言起自何代。唐臨《冥報錄》、曾三異《同話錄》謂，唐以來始有之，名曰寓錢，言其寓形於紙也。《法苑珠林》則謂起於殷長史，洪慶善《杜詩辨證》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，剪紙為錢，以代束帛。二說雖不同，然《封氏聞見記》謂紙錢魏、晉以來已有之，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。封演，唐德宗時人，去六朝未遠，所見必非無據，則紙錢之起於魏、晉無疑也。《舊唐書王璵傳》：
開元二十六年，璵為祠祭使，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。《通鑒》亦謂璵用紙錢，類巫覡，習禮者羞之。此又為朝廷祀典用紙錢之始。蓋自昔但里俗所用，而朝廷祭祠用之則自璵始耳。然曰習禮者羞之，則其時尚有不用者。《唐書》：范傳正言：顏魯公、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。至宋，錢鄧公猶不燒楮鏹。蓋古人祭祀，本用玉幣，漢以來始用錢。後世鬼神事繁，乃易以紙，故一二守禮之士非之，以其起於祈禱以徼福也。其實律以《檀弓》明器之義，則紙錢固未嘗不可。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，伊川怪問之，曰：「脫有益，非孝子順孫之心乎？」朱子云：「國初言禮者錯看，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，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？」戴埴《鼠璞》亦云漢之瘞錢，近於之死而致生之，易以紙錢，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。袁褧《楓窗小犢》記宋思陵神輿就道，諫官以為俗用紙錢，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，恐非聖主所宜。孝宗抵之於地，曰：「邵堯夫何如人，而祭先亦用紙錢，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！」《清異錄》載周世宗發引日，金銀錢寶皆寓以形，楮泉大若盞口，其印文黃曰泉台上寶，白曰冥遊亞寶（亦見都穆《聽雨記談》）。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也。按《北夢瑣言》：王司徒潛與武相元衡善，元衡被刺，潛嘗四時燒紙錢祭之。有許琛者暴卒，見冥官，冥官謂未當死，乃放之還，因令寄聲王司徒，謂「我即武相公也。感司徒嘗資我紙錢，但多穿破。為我語司徒，須加檢校。」楊收為楊元玠所譖死，一日忽謁鄭愚借錢十萬，鄭允其半。收曰：「非銅錢也，燒時幸勿著地。」鄭如數燒之。南嶽道士秦保言偶曰：「真君上仙，何須紙錢？」夜夢真人曰：「此冥吏所藉，我何須之。」由是人皆信用紙錢。《夷堅志》：鄒智明得暴疾，請僧誦《孔雀明王經》，見有孔雀來逐鬼。鬼謂鄒曰：「我輩當去，願多燒冥錢與我。」乃呼僕買楮幣焚之，諸鬼盡去。項明妻胡氏已死，其魂仍來與女同宿，且語項云：「吾父室廬敝，擬建新居，求錢助費。」乃焚紙鏹數百束。又云：「錢多無人輦送。」乃畫兩力士焚之。遂去。又趙天羽小說：明崇禎末，亦師市肆人鬼雜出，有以紙錢市物者，初不及辨，及晚始覺。乃設水盆，令交易者投錢於水，以別真偽。《東軒述異記》：高陽長發堂記：一人夢故友來訪，索銀錢，許之。友復曰：「錠須滿金滿銀，阡張紙帛須完全者。」又沈耀先死，其友人忽見之，與語冥間事，曰：「世間紙錢亦有用乎？」曰：「亦好。」然則紙錢紙鏹冥間真用之矣。豈人世之所意為者，鬼神即從而狥之耳？
紙馬
《天香樓偶得》云：俗於紙上畫神象，塗以彩色，祭賽既畢，則焚化，謂之甲馬。以此紙為神所憑依，似乎馬也。然《蚓奄瑣語》云：世俗祭祀，必焚紙錢、甲馬。有穹窿山施煉師（名亮生），攝召溫帥下降，臨去索馬，連燒數紙不退。師云：「獻馬已多。」帥判云：「馬足有疾，不中乘騎。」因取未化者視之，模板折壞，馬足斷而不連。乃以筆續之，帥遂退。然則昔時畫神像於紙，皆有馬以為乘騎之用，故曰紙馬也。
以錢代蓍
《輟耕錄》云：今人卜卦，以錢代蓍，便於用也。然不詳所始。儲泳《祛疑》亦但謂近世以錢擲爻，取其簡便而已。按賈公彥《儀禮疏》云：古者用木畫地，今則用錢，以三少為重錢，重錢則九也；三多為交錢，交錢則六也；兩多一少為單錢，單錢則七也；兩少一多為拆錢，拆錢則八也。陳繼儒《群碎錄》引此而申明之，謂兩背一面為拆，兩面一背為單，俱面為交，俱背為重。公彥疏如此，則唐人已用之。按《耳目記》：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，擲卦三錢皆舞。此唐時錢卜之證也。今考《朱子語類》並不始於唐，實自漢始。《語類》曰：今人以三錢當堞蓍，乃漢焦贛、京房之學。又云：卜卦之錢，用甲子起卦，始於京房。項平甫亦云：以《京易》考之，世所傳火珠林，即其遺法。火珠林即交、單、重、拆也，則錢卜始於京房無疑矣。唐詩有「君平擲卦錢」之句，益可見君平已用錢卜。儲泳又謂：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，無字者為陽，朱子則以有字者為面，無字者為背。凡物面皆屬陽，背皆屬陰，因反舊法而用之。故建安之學者悉主其說，至今術家皆然也。按古者鑄金為鏡，其陰或紀國號，故有字者宜為陰。然鏡有面，故其背有字；錢無面，則自當以有字者為面。若本朝之錢，一面紀年號，一面紀省局，則以年號為面，更不待言矣。
門帖
門帖本古之桃符。《後漢書禮儀志》「新春用桃符」注引《山海經》：度索山大桃樹，樹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鬱壘，能辟百鬼。故黃帝象之，冬月驅儺畢，既立桃梗於戶上。王充《論衡》亦曰：立桃象人於門戶。然則桃符之制，其來最古。《風俗通》曰：桃梗者，更也，歲終更始，受介祉也。然古時用桃梗，後世則易以紅紙，而書吉祥語於其上，不知始自何時。陳雲瞻《簪雲樓雜話》云：春聯之設，自明太祖始。帝都金陵，除夕前忽傳旨：公卿士庶家門上，須加春聯一幅。帝微行出觀，偶一家獨無，詢知為屠者，尚未倩人寫耳。帝為大書「雙手劈開生死路，一刀割斷是非根」，投筆徑出，校尉一擁而去。已而帝復出，不見懸掛，問之，云：「知是御書，高懸中堂，以為獻歲之祥。」帝大喜。又太祖賜陶安門帖曰「國朝謀略無雙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」。見《列朝詩集》。又賜廖永忠以漆牌，書「功超群將，智邁雄師」八字，懸於門首，見《
明史
》本傳。則門帖起於明太祖，理或然也。然《輟耕錄》云：張之翰由翰林學士除松江知府，自題桃符云： 「雲間太守過三載，天下元貞第二年。」是歲遂卒。元貞者，元成宗年號也。《癸辛雜識》：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，甲午歲題桃符云：「宜入新年怎生嗬，百事大吉那般者。」包宏齋致仕後，作園居，題桃符云：「日短暫居猶旅舍，夜長宜就作祠堂」。廖藥州桃符云：「喜有寬閑為小隱，粗將止足報明時。」「桃花流水之曲，綠陰芳草之間。」又《夷堅志》湘鄉學長王仲淹書孫廟桃符曰：「竟說素王顏有喜，定知黃甲捷先通。」已而王仁伯改名顏，遂發解。次科仲淹又改孔廟桃符曰： 「素王顏色津津喜，黃甲科名鼎鼎來。」己而王南強又登第。則宋、元時已有門帖矣。不特此也。《說苑》：五代時偽蜀每歲除諸宮門，各給桃符，書元亨利貞四字。時孟昶子善書，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云：「天垂餘慶，地接長春。」明年王師平蜀，以呂餘慶知軍府事，即策勳府為治所，而長春乃太祖聖壽節也。亦見黃林復《茅亭客話》。而楊文公《談苑》又以為孟昶學士辛寅遜所題桃符，則門帖又不自宋、元始，五代時早有之矣。
名帖
以紙通名，謂之拜帖。劉馮《事始》云：古昔削木以書姓名，故謂之刺。後世以紙書，謂之名帖。按此說亦有可疑者。既云削木為刺，則應是未有筆墨以前，乃六經及先秦、西漢之書，並無刺字，漢初猶謂之謁。《
史記
》酈生踵門上謁，按劍叱使者，使者懼而失謁，跪拾謁，還走報沛公。《
漢書
》：高祖紿為謁曰： 「賀錢萬。」師古注曰：為謁者，書刺自言爵里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者也。又石奮為中涓，受書謁。《袁盎傳》：上謁。《婁敬傳》：將命者驚而失謁。又雋不疑冠進賢冠，帶櫑具劍，上謁暴勝之。注皆云：謁，如今之投刺也。是漢時皆謂之謁，無所謂刺也。懷刺始見於禰衡，又《後漢書循吏傳》郭林宗齎刺就太學，謁仇覽。又《童恢傳》：楊賜被劾，諸掾屬悉投刺去。其時已在蔡倫造紙之後，若如劉馮所云，則未有紙以前謂之謁，既有紙以反削木為刺，似非事理然。魚豢《典略》：皇甫規家居，有雁門太守亦歸里，以刺來謁，規不禮之、以其刺刮髀。則刺又似削竹木為之者。竊意古有通名，本用削木書字，漢時謂之謁，漢未謂之刺，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。故《事林廣記》云：見長者用名紙，見敵以下用刺，其文書某郡姓名，有爵者並書爵，謂之爵里刺，其實已皆用紙也。六朝時名紙但謂之名。《南史》：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，曉便命駕，朝士無不悉狎。晚還家，所齎名必盡。《通鑒集覽》：唐百官於閤門奏榜子。榜子用紙闊四五寸，書鄉邑姓名於其中。刺則用紙闊二三寸，書姓名於紙之前，反卷如箸，以紅絨要之。凡謁人，必先托門者通進，謂之投刺。曰反卷如箸，蓋猶存削木遺式也。李濟翁《資暇錄》謂李德裕為相時，人每通謁，改具銜起居，謂之門狀。此後世門狀之始。（沈括《筆談》謂今之門狀稱「牒件狀如前，謹牒。」此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，其式先具事因，申取處分，宰相於狀後判引，方許見。後人乃漸施於執政私第。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。近世諂者，無高下一例用之，謂之大狀。《北夢瑣言》又云：大中時薛保遜方作門狀，後又以所懷列於啟事，號為門狀啟，其式云「謹祇候起居」云云。又費兗《梁溪漫志》謂熙、豐間士大夫謁刺，於年月前加一行云「牒件狀如前，謹牒」，政、宣間乃去此一行，其末稱「裁旨」，此可見宋時門狀之式。）皇甫庸《近峰聞略》：劉瑾用事時，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，故京師紅紙價頓長十倍。然則古來名紙門狀尚皆用白紙，今所用紅帖則自劉瑾始也。（王阮亭《香祖筆記》謂，翰林故事，坊局已上乃用紅柬為刺，庶常止用白，不喻其義。此蓋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紙也。翰林之用紅用白，蓋自用紅帖以後稍有區別耳。）郎瑛《七修類稿》亦云：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，間有一二蘇箋，可謂異矣。又《迪吉錄》記海瑞為南塚宰，有幣物為貨者皆不受，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為侈而惡之。又可知是時尚未全用紅紙，而奔競者則益踵事增華。《嘯虹筆記》載，茅潯陽每謁嚴嵩，用赤金縷姓名，疑紅綾作柬，嵩以為尊之也，而閽人利其金，每傳報後輒取金去，以是嵩敗，茅竟免交通律。則並有用紅綾金字者矣。《湧幢小品》記張江陵盛時，謅諂之者名帖用織錦，以大紅絨為字，而繡金上下格為蟒龍蟠曲之狀，江陵見之嘻笑，然不以為非也。江陵不通賄賂，獨好尊大，故人以此媚之。則又有用紅絨織錦者矣。又王弇州《觚不觚錄》云：親王投刺，例不稱名，有書王者，有書別號者，體至尊也，惟魯王則一切通名。自分宜當國，而親王無不稱名矣。至江陵，則無不稱晚生矣。當江陵時，襲封者至稱門生矣。（《觚不觚錄》又云：故事，投制柬面皆書一正字，萬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，為江陵諱也。明人小說又記，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，稱「門下小廝」。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刺，稱「渺渺小學生」。又有自稱「將進僕」、「神交小子」、「未面門生」者。）即此一事之沿革，亦可以觀世風也。翰林名帖例寫大字，蓋起於有明中葉。《湧幢小品》云：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。余在姚畫溪公家，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，稱友生，字僅蠅頭。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，稱年侍生，與槐野字略相等。可見前輩謹樸如此。據此則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。《湧幢小品》又記，御史與主事文移，御史署名頗大。王偉為職方時，口占云：「諸葛大名垂宇宙，今人名大欲如何。」後偉為兵部侍郎，有客賀曰：「大名今屬公矣。」又占曰：「諸葛大名非用墨，清高二字肅千秋。如今一紙糊塗帳，滿面松煙不識羞。」《冬夜箋記》云：昔見前輩往來名刺，親戚則寫眷，世交則寫通家，同年子弟寫年家。自明末尚聲氣，並無半面者亦稱社稱盟，今則改為同學，且無論有科第與否，俱寫年家矣。《分甘餘話》：順治中社事盛行，京師往來投刺，無不謂社盟者。楊雍建疏言之，部議飭禁，遂止不行。二十年來，京師通謁無不用「年家眷」三字，有人戲為詞曰：「也不論醫官道官，也不論兩廣四川，但通名，一概年家眷。」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
古時未有棉布，凡布皆麻為之。《記》曰：「治其麻絲，以為布帛」是也。木棉作布，丘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，而張七澤《潯梧雜佩》引《通鑒》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，據史炤《釋文》木棉以二三月下種，至夏生黃花結實，及熟時其皮四裂，中綻出如綿，土人以鐵鋋碾去其核，取棉以小竹弓彈之，細卷為筒，就車紡之，自然抽緒，織以為布，謂即此物也。按史炤《釋文》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，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。說者謂《
漢書
》注孟康曰：閩人以棉花為吉貝，而《正字通》及《通雅》俱云：吉貝，木棉樹也。《南史林邑傳》亦云：吉貝者，樹名也，其花如鵝毳，抽其緒紡之作布，與紵布不殊。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，係木本而非草本。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，及落時則白如鵝毳，正《南史》所云吉貝樹也。但其花只可絮茵褥，而不可織布。按《南史林邑傳》以吉貝為樹，《舊唐書南蠻傳》則云：吉貝草緝花作布，名曰白氎。《新唐書林邑傳》並不曰吉貝，而曰古貝，謂古貝者草也。然則《南史》所謂吉貝之樹，即《唐書》所謂古貝之草，其初謂之木棉者，蓋以別於蠶繭之綿。而其時棉花未入中土，不知其為木本、草本，以南方有木棉樹，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。迨宋子京修《唐書》時，已知為草本，故不曰木而曰草耳。史炤北宋人（見《文彥博傳》），又在子京之後，並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，故注解益詳。以此推之，則梁武木棉皂帳即是草本之棉所成，而非木棉樹也。更進而推之，《禹貢》「厥篚織貝」，蔡九峰注：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，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棉布，是三代時已有之矣。其見於記傳者，《南史》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，察曰：「吾所衣者，止是麻布，此物吾無所用。」白樂天《布裘》詩云：「桂布白似雪。」又《以布裘贈蕭殷二協律》詩云： 「吳綿細軟桂布白。」曰桂布者，蓋桂管所出也。孫光憲《南越》詩：「曉廚烹淡菜，春杼織穜花。（草棉亦名穜花。）李琮詩：「腥昧魚吞墨，衣裁木上棉。」東坡詩：「東來賈客木棉裘。」以及《五代史》馬希範作地衣，春夏用角簟，秋冬用木棉。《宋史崔與之傳》瓊州以吉貝織為衣衾，工作出自婦人。皆此物也。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，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？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，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。觀姚察門生所送只一端，白樂天以此送人形之歌詠，則其為罕而珍重可知。迨宋末元初，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，利遂衣被天下耳。謝枋得有《謝劉純父惠木棉》詩云：「嘉樹種木棉，天何厚八閩。厥土不宜桑，蠶事殊艱辛。木棉收千株，八口不憂貧。江東易此種，亦可致富殷。奈何來瘴癘，或者畏蒼旻。吾知饒信間，蠶月如岐邠。兒童皆衣帛，豈但奉老親。婦女賤羅綺，賣絲買金銀。角齒不兼與，天道斯平均。所以木棉利，不畀江東人。」據此，則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，而江南無此種也。元人陳高有《穜花》詩，云：「炎方有穜樹，衣被代蠶桑。舍西得閑園，種之漫成行。苗生初夏時，料理晨夕忙。揮鋤向烈日，灑汗成流漿。培根澆灌頻，高者三尺強。鮮鮮綠葉茂，燦燦金英黃。結實吐秋繭，皎潔如雪霜。及時以收斂，采采動盈筐。緝治入機杼，裁剪為衣裳。禦寒類挾纊，老稚免淒涼。」陳高，元末人，而隙地初學種之，則其來未久可知。陶九成《輟耕錄》記松江烏泥涇土田磽瘠，謀食不給，乃覓木棉種於閩廣，初無踏車椎弓之制，率用手法其子，線弦竹弧，按掉而成，其功甚艱。有黃道婆自崖州來，教以紡織，人遂大獲其利。未幾道婆卒，乃立祠祀之。三十年祠毀，鄉人趙愚軒重立云。九成元末人，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，益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，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。《琅牙代醉編》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，今廣東人立祠祀之。合諸說觀之，蓋其種本來自外番，先傳於粵，繼及於閩，元初始至江南，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。《世祖本紀》：
至元二十六年
置浙東、江東、江西、湖廣、福建木棉提舉司，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匹。《程钜夫集》有《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》詩。钜夫仕元初，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，則其初為民利可知。丘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，非無稽也。《明史食貨志》：明太祖立國初，即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，栽桑、麻、木棉各半畝，十畝以上倍之。又稅糧亦準以棉布折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