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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互相期待的
數年以來，蔣委員長提倡兩個運動，一個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一個是新生活運動。這兩個運動，是互相期待的，是有同一目標的。在全面抗戰未開始以前，這兩個運動，於國家民族的生存發達，已極重要；在抗戰期間，其重要性，更加顯著了。換句話説，國家民族能否生存，能否發達，繫於這兩個運動之能否成功。
爲什麼説這兩個運動是互相期待的呢？我們知道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是屬於物質的；新生活運動，是屬於精神的。國家民族的生存發達，要在物質精神兩方面，同時爲不斷的充實與不斷的發展。這兩方面，缺一不可。換句話説，缺了一方面，無異是缺了兩方面。這話怎麼講呢？舉個例來説，清潔樸素，是新生活的信條，驟然看了，似專屬於精神方面的。但是物質方面，如有缺乏，清潔樸素，便談不到。如今中國大多數是窮人，這些窮人，所過的生活，談得上清潔麼？只怕連污穢的東西，也得不着。談得上樸素麼，只怕連破爛的東西也得不着。這樣和他們談清潔樸素，正如晉惠帝所説“凶年何不食肉糜”，不但搔不着癢處，而且適見其殘酷了。清潔樸素，已是如此，至於禮義廉恥，則管子説得好，“倉廩實而知禮義，衣食足而知榮辱”，孟子説得好，“此爲救死而且不暇，奚暇治禮義哉”。這是説明新生活運動有期待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進步與成就。只重精神，不重物質，是不對的。
再舉個例來説，增進幸福，是國民經濟建設的企圖，驟然看來，似專屬於物質方面的，但是精神方面，如有缺乏，增進幸福，便談不到，因爲所謂幸福，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，而是全體的幸福，因爲要求增進全體的幸福，所以要根據民生主義來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這不但在物質方面，須注重生産，注重大工業由國家經營，中小工業由私人經營，以期由赤貧進於小康，由小康進於家給人足。而在精神方面，尤須注重公的道德和私的道德。其在公的道德，莫要於愛人如己，時時刻刻存着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”的念頭，其在私的方面，莫要於潔身自愛，能廉潔才能勇敢，能不奢縱，才能不貪污。如果精神方面，沒有這種修養，則一切經濟建設皆可視爲營私舞弊的機會，而提倡國營事業，無異於使官僚政治擴大及於經濟的領域了。這是説明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有期待於新生活運動的進步與成就。只重物質，不重精神是不對的。明白了這兩個運動之互相期待，則對於這兩個運動之必須同時着力，可無俟言。
兩種運動的目標是一個
爲什麼説這兩個運動是有同一目標的呢？數十年來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，已息息有覆亡之懼，九一八以來，日本的侵略，更一步緊似一步了，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是感覺到物質上的缺乏，若不急急加以準備，則民力不能充實，國力不能發展，何以救亡圖存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是感覺到精神上的缺乏，若不急急加以訓練，則對於固有道德，失了自信力，對於世界文化，失了吸引力，何以救亡圖存？所以這兩個運動，自方面來説，固然各有所重，自目標來説，歸宿是一個的。換句話説，便是充實我們物質上精神上的力量，以救國家民族於將亡，使之由生存而發達。因爲這樣，我們認定今日只有國家統一，而無地方割據。因爲這樣，我們認定今日只有民族戰爭，而無階級鬥爭。因爲這樣，我們下了決心，以最大的忍耐，來從事於最低限度的準備，雖因此之故，受盡了“唯武器論”等等嘲笑，而不一置辨。因爲這樣，我們到了最後關頭，便抱定了不成功即成仁的信念，以從事犧牲，雖因此之故，受盡了“民族失敗主義”等等嘲笑，而亦不一置辨。這便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一貫的精神，我們本着這一貫的精神，向着救亡圖存的同一目標而猛向前進。
以上所説，數年以來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，新生活運動，其關係於救亡圖存如何重要已可見了。至於抗戰期間，比起平時，其重要性之增加，更不止千倍萬倍。因爲平時注意只在準備，所看見的，只是人力物力之積累。抗戰期間，不但要把平時所積累的，拿出來使用，並且要繼續不斷的積累，以供繼續不斷的使用。抗戰期間人力物力之使用，好比將煤和鐵投在爐火之內，煤會因燃燒而成灰燼，鐵會因鍛錬而成鋼。我們必須知道，有化爲灰燼的煤，才能有鍛錬出來的鋼。抗戰期間，我們個人是願意和煤一樣化爲灰燼，只要我們的國家民族能和鐵一樣，在這些灰燼之中，鍛錬而成爲鋼。因爲我們個人是有新陳代謝的，只要繼續不斷盡了燃燒的責任，不愁我們的國家民族不會鍛錬而成爲鋼。這是抗戰期間，我們應有的決心，應盡的責任。關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應該怎樣的注意，怎樣的努力，使民力國力能繼續不斷的培養起來生長起來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我如今想先就新生活運動，説幾句話。
不偷生不苟活
我以爲抗戰期間的新生活運動，其最要緊而又最簡單的標語，是不偷生，不苟活。怎樣叫做不偷生不苟活呢？抗戰期間，我們人人要爲國家民族的生存發達而努力於工作。這工作的繁簡難易，雖然各有不同，而其所負的責任，則無不同。我們能盡了所負責任，我們的生活，方才有意義，到了最後，或者因不盡而死，或者因殉職而死，或者死得較早，或者死得較遲，這死的先後及其死法，雖然各有不同，而其爲盡了最後的責任，則無不同。我們能盡了最後的責任，不但我們的生活，有價值，我們的死，也有價值。必要這樣，才能叫做不偷生不苟活，如果平時悠悠忽忽，和沒事人一般，及至臨難，則又惟知以苟全性命爲事，則便是偷生苟活了，一個人偷生苟活，國家民族便失了這一個人之用，個個人如此，國家民族便只有覆亡了。人類的道德，莫大於犧牲小己，以爲大群，國民的責任，莫大於犧牲個人，以爲國家民族。抗戰以來，戰區中的難民，顛沛流離，死的死了，生的無以爲生，這都是爲國家民族而忍受痛苦。戰壕中的將士，死傷枕藉，飢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病不得藥，死不得埋，這都是爲國家民族而忍受痛苦。這種痛苦，不只身受者感覺着，全國人民亦必同樣的感覺着。我們何以解除這種痛苦？我們惟有以不偷生不苟活的精神從事於工作，我們有生之年是工作，我們有死之日是工作，我們知道，惟有工作可以解除自己的內心之痛苦，我們知道，惟有工作可以解除一般同胞的身受之痛苦，我們由感覺痛苦而決心犧牲，由決心犧牲而發出一切物質上精神上的偉大力量，這種偉大力量，是日日增長的，是永無休息的，國家民族生存發達之基礎，實在於此。
這種痛苦的感覺，與犧牲的決心，是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來源，不僅新生活運動爲然，不僅抗戰期間的新生活運動爲然，我因爲覺得在抗戰期間，尤有表而出之的必要，所以簡單的作爲對於新運四週紀念的一點貢獻。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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