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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說日本政府，因中國未肯承認全案，竟用出最後手段，脅迫袁政府。自陸總長提交最後答復後，日本下動員令，宣言關東戒嚴。駐紮山東、奉天的日兵，預備開戰，渤海口外的日艦，亦預備進行，各埠日商，紛紛回國，似乎即日決裂，各國公使，亦多至外交部署中，探聽消息，勸政府和平解決，幸勿開戰。
強國總幫助強國。
袁總統卻也為難，惟面上猶持一種鎮靜態度。
總教皇帝做得成，餘事固無容過慮。
五月六日，由日使派人到外交部，提出一種警告書，內言非完全承認日本修正案，決提交最後通牒。袁政府不能決答，當於是日夜間，遣曹次長汝霖，用個人名義，訪會日使，商議交涉，又承認了好幾款。日置益不允。俟曹汝霖回署後，即於次日下午，由日置益帶同館員，至外交部迎賓館，晤見陸曹兩人，親遞最後通牒。牒文寫著：
今回帝國政府，與中國政府所以開始交涉之故，一則欲謀因日德戰爭所發生時局之善後辦法，一則欲解決有害中日兩國親交原因之各種問題，冀鞏固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之基礎，以確保東亞永遠之和平起見，於本年一月向中國政府交出提案，開誠佈公，與中國政府會議，至於今日，實有二十五回之多。其間帝國政府，始終以妥協之精神，解釋日本提案之要旨，即中國政府之主張，亦不論巨細，傾聽無遺。何時傾聽，我未之見。其欲力圖解決此提案於圓滿和平之間，自信實無餘蘊。自信已深，何肯退讓？其交涉全部之討論，於第二十四次會議，即上月十七日，已大致告竣。帝國政府統觀交涉之全部，參酌中國政府議論之點，對於最初提出之原案，加以多大讓步之修正，於同月二十六日，更提出修正案於中國政府，求其同意。同時且聲明中國政府對於該案如表同意，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犧牲而得之膠州灣一帶之地，於適當機會附以公正至當之條件，以交還於中國政府。五月一日，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復，實與帝國政府之預期全然相反。且中國政府對於該案，不但毫未加以誠意之研究，且將日本政府交還膠州灣之苦衷與好意，亦未嘗一為顧及。查膠州灣為東亞商業上軍事上之一要地，日本帝國，因取得該地，所費之血與財，自屬不少。
既為日本取得之後，毫無交還中國之義務。然為將來兩國國交親善起見，竟擬以之交還中國。何其客氣？而中國政府不加考察，且不諒帝國政府之苦心，實屬遺憾。中國政府，不但不顧帝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灣之情誼，且對於帝國政府之修正案，於答復時要求將膠州灣無條件交還，並以日德戰爭之際，日本國於膠州灣用兵所生之結果，與不可避之各種損害，要求日本擔任賠償之責，其他關係於膠州灣地方，又提出數項要求，且聲明有權加入日德講和會議。明知如膠州灣無條件之交還，及日本擔負因日德戰爭所生不可避之損害賠償，均為日本所不能容忍之要求，而故為要求。且明言該案為中國政府最後之決答，因日本不能容認此等之要求，則關於其他各項，即使如何妥商協定，終亦不覺有何等之意味，其結果此次中國政府之答復，於全體全為空漠無意義。且查中國政府對於帝國政府修正案中，其他條項之回答，如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，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，皆與帝國有特別關係，為中外所共認。此種關係，因帝國政府經過前後二次之戰爭，更為深切。然中國政府，輕視此種事實，不尊重帝國在該地方之地位，即帝國政府，以互讓精神，照中國政府代表所言明之事，而擬出之條項，中國政府之答復，又任意改竄，使代表者之陳述，成為一篇空言，或此方則許，而彼方則否，致不能認中國當局者之有信義與誠意。此段直是訓令。至關於顧問之件，學校病院用地之件，兵器及兵器廠之件，與南方鐵道之件，帝國政府之修正案，或以關係外國之同意為條件，或只以中國政府代表者之言明，存於記錄，與中國主權與條約，並無何等之抵觸。然中國政府之答復，惟以與主權條約有關係，而不應帝國政府之希望。帝國政府，因鑒於中國政府如此之態度，雖深惋惜，幾再無繼續協商之餘地，然終眷眷於維持極東平和之帝國，務冀圓滿了結此交涉，以避時局之紛糾，於無可忍之中，更酌量鄰邦政府之情意，將帝國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號各項，除關於福建互換公文一事，業經兩國政府代表協定外，其他五項，可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，日後另行協商。因此中國政府，亦應諒帝國政府之誼，將其他各項，即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，及第五號中關於福建省公文互換之件，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記載者，不加以何等之更改，速行應諾帝國政府。茲再重行勸告，對此勸告，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為止，為滿足之答復，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復，則帝國政府，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。合併聲明。
陸曹兩人，共同閱畢，不由的發了一怔，幾乎目定口呆。
怪他不得。
還是曹汝霖口齒較利，便對日置益道：「五號中所說五項，應即脫離，究竟是哪五項呢？」日置益道：「就是聘用顧問，學校病院租用地，以及中國南方諸鐵路，與兵器及兵器廠，暨日本人布教權。這五項允許脫離，容後協商便了。」容後協商四字，又是後來話柄。
陸徵祥道：「敝國與貴國，素敦睦誼，難道竟無協商的餘地麼？」日置益道：「通牒中已經說明，敝政府不能再讓。就使本駐使有意修正，也是愛莫能助了。」樂得客氣。
說畢即行。曹汝霖隨送道：「貴駐使是全國代表，凡事尚求通融一點。」日置益稍稍點頭。到了次日，又至外交部中，遞交說明書，內開七款如下：
（一）除關於福建省交換公文一事之外，所謂五項，即指關於聘用顧問之件，關於學校用地之件，關於中國南方諸鐵路之件，關於兵器及兵器廠之件，及關於布教權之件是也。
（二）關於福建省之件，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之對案，均無不可。此次最後通牒，雖請中國對於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提出之修正案，不加改訂，即行承諾，此係表示原則。至於本項及（四）（五）兩項，皆為例外，應特注意。
（三）以此次最後之通牒要求之各項，中國政府倘能承認時，四月二十六日對於中國政府關於交還膠州灣之聲明，依然有效。
（四）第二號第二條土地租賃或購買，改為暫租或永租，亦無不可。如能明白瞭解，可以長期年限。且無條件而續租之意，即用商租二字亦可。又第二號第四條，警察法令及課稅承認之件，作為密約，亦無不可。
（五）東部內蒙古事項，中國於租稅擔保借款之件，及鐵道借款之件，向日本政府商議一語，因其南滿洲所定之關於同種之事項相同，皆可改為向日本資本家商議。又東部內蒙古事項中商埠一項，地點及章程之事，雖擬規定於條約，亦可仿照山東省所定之辦法，用公文互換。
（六）日本最後修正案第三號中之該公司關係人，刪除關係人三字，亦無不可。
（七）正約及其他一切之附屬文書，以日本文為正，或可以中日兩文皆為正文。
日置益遞交此書，也不再置一詞，匆匆去訖。袁總統即召集要人，連夜會議，未得要領。越日上午，續議一切，亦不能決定。至下午二時，又召集國務卿左右丞各部總長，及參政院長黎元洪，並參政熊希齡、趙爾巽、梁士貽、楊度、李盛鐸等，開特別會議。由陸總長先行報告，然後袁總統出席開議。大眾計無所出，惟陸海軍總長，與參政中的激烈人物，尚主張拒絕，寧可決裂。袁總統只沉著臉，淡淡的答道：「山東、奉天一帶，已遍駐日兵，倘或交涉決裂，他即長驅直入，我將如何對待？實力未充，空談何益？與其戰敗求和，不若目前忍痛，從前甲午的已事，非一殷鑒麼？」試問甲午之釁，誰實啟之？今乃甘心屈辱，想是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爛稻索。
徐世昌亦接著道：「越能忍恥，才得沼吳，現在只可和平了事，得能借此交涉，返求自強，未始不可收效桑榆呢。」語雖近是，無如全國上下，未肯臥薪嚐膽奈何？大眾聞言，不敢主戰，隨即多數贊成，決定承認。當由袁總統飭令備文答復，復經再三討論，方擬定復文，派外交部員施履本，齎交日使察閱。日置益尚要求第五項下，添入「日後協商」四字，且言萬不能省。施履本不能與辯，帶還原書，乃再行改正。其文云：
中國政府，為維持遠東和平起見，允除第五項五款，應俟日後另議外，所有第一、二、三、四項各款，及第五項關於福建交換文書之件，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，及通牒中附加七條件之解釋，即日承諾，俾中日懸案，從此解決，兩國親善，益加鞏固。中政府爰請日使擇日惠臨外交部，整理文字，以便早日簽定。此復。
復文繕就，即於五月九日，由陸總長徵祥，曹次長汝霖，赴日本使館，當面送交。還要親手送去，真正可憐。過了一天，日使日置益，赴外交部答謝。至十五日，日置益復至外交部迎賓館，開條約會議，無非是照日本修正案，加入七條件解釋，及各項來往照會，共同訂定，作為中日合約。到了二十日，兩造文書，統已辦齊，乃商定二十五日，在外交部迎賓館，彼此簽字。約中署名，一面是大日本國大皇帝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勛二等日置益，一面是大中華民國任命中卿一等嘉禾勛章外交總長陸徵祥，互相比較，榮辱何如？共計正文三份，換文十三件，換文即照會。小子前已敘錄約文，看官即可復閱，毋庸一一重述了。應用簡筆。袁總統恐喪失權利，或致眾憤，除密電各省將軍巡按使，勸令維持秩序，靜圖自強外，又下令約束軍民云：
環球交通，凡統治一國者，莫不兢兢於本國之權利。其權利之損益，則視其國勢之強弱以為衡。苟國內政治修明，力量充足，譬如人身血氣壯碩，營衛調和，乃有以禦寒暖燥濕之不時，而無所侵犯。故有國者誠求所以自強之道，一切疲玩之惰氣，與虛驕之客氣，有邱山之損，而無絲毫之益，所宜引為大戒。我中國自甲午、庚子兩啟兵端，皆因不量己力，不審外情，上下囂張，輕於發難，卒至賠償巨款，各數萬萬，喪失國權，尤難枚舉。當時深識之士，咨嗟太息於國之將亡，使其上下一心，痛自刻責，滌瑕蕩垢，發憤為雄，猶足以為善國，乃事過境遷，恬嬉如故，厝火積薪之下，而寢處其上，酣歌恒舞，民怨沸騰，卒至魚爛土崩，不可收拾。予以薄德，起自田間，大懼國勢之已瀕於危，而不忍生民永淪浩劫，寢兵主和，以固吾圉。民國初建，生計凋殘，含垢忍辱，與民休息，而好亂之輩，又各處滋擾，為虎作倀。予以保國衛民，引為責任，安良除暴，百計維持。不幸歐戰發生，波及東亞，而中日交涉，隨之以起。外交部與駐京日本公使，磋商累月，昨經簽約，和平解決。所有經過困難情形，已由外交部詳細宣告，雙方和好，東亞之福，兩禍取輕，當能共喻。雖膠州灣可望規復，主權亦勉得保全，然南滿權利，損失已多，創巨痛深，引為慚憾。己則不競，何尤於人？我之積弱召侮，事非旦夕，亦由予德薄能鮮，有以致之。顧謀國之道，當出萬全，而不當擲孤注，貴蓄實力，而不貴騖虛聲。近接各處函電，語多激烈，其出自公義者，固不乏人，亦有未悉實情，故為高論，置利害輕重於不顧，言雖未當，心尚可原。乃有倡亂之徒，早已甘心賣國，而於此次交涉之後，反借以為辭，糾合匪黨，譸張為幻，或謂失領土，或謂喪主權，種種造謠，冀遂其煽亂之私。此輩平日行為，向以傾覆祖國為目的，而其巧為嘗試，欲乘國民之憤慨，借簧鼓以開釁，極其居心，至為險很。責人不責己，如公道何？若不嚴密防範，恐殃及良善，為患地方，尤恐擾害外人，牽動大局。著各省文武各官，認真查禁，勿得稍涉大意，致擾治安。倘各該地方，遇有亂徒借故暴動，以及散佈傳單，煽惑生事，立即嚴拿懲辦，並隨時曉諭商民，切勿受其愚惑。至於自強之道，求其在我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群策群力，庶有成功。仍望京外各官，痛定思痛，力除積習，奮發進行。我國民務擴新知，各盡義務，對於內則父詔兄勉，對於外則講信修睦，但能懲前毖後，上下交儆，勿再因循，自可轉弱為強，權利日臻鞏固。切不可徒逞血氣，任意浮囂，甲午、庚子，覆轍不遠，凡我國民，其共戒之！此令。
此外又有外交部通電，陳述交涉經過狀況，及頒布條約全文，聲言：「徵祥身任外交，奉職無狀，一片愛國愚忠，未能表白於天下，特懇請大總統立予罷斥，另選賢能，以補前愆」云云。參政院長黎元洪，亦發一長電除自己引咎外，兼責典兵大吏，平日觀望，且願辭去參謀總長一職。還有陸軍總長段祺瑞，復電言「始終主戰，奈各部長及參政院諸公，多半主和，口眾我寡，致蒙此恥，已呈請辭職避賢，免至積垢」等語。其他書函雜沓，不勝枚舉，總之是民國以來第一種國恥，全體吏民，須時時記著，臥薪嚐膽，發憤圖存，我中華民國前途，或尚不至滅亡呢。
大聲疾呼，願國民熱度，勿再效五分鐘！
自國家經此一蹷，總道袁總統懲前毖後，開誠佈公，把一副鬼鬼祟祟的手段，盡行改變，一心一意的整頓起來。就是那當道諸公，也應激發天良，力圖振刷，效那范蠡、文種的故事，生聚教訓，徐圖興復。誰知總統府中，愈覺沈迷，京內外的文武官吏，依舊是攀龍附鳳，頌德歌功，前時要求變政的人物，已盡作反舌鳥，呈請辭職的達官，又仍做寄生蟲，轉眼間桐枝葉落，桂樹花榮，北京裡面，竟倡出一個籌安會來。慨乎言之。這籌安會的宗旨，是主張變更國體，會中的發起人，乃是幾個不新不舊、亦新亦舊的大名角，頓時惹起風潮，鬧得四萬萬人民昏頭磕腦，也不知怎樣才好。小子有詩歎道：
亡羊思補已嫌遲，何事彼昏尚不知？
怪象日增名巧立，「籌安」二字向誰欺。
究竟這班大名角，是何等樣人？待小子下回表明。
五九國恥之由來，孰使之？袁氏使之也。袁氏欲借日本以利己，日本即借袁氏以利國，出爾反爾，咎有攸歸。觀袁氏之約束軍民，有云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吾謂袁氏不必責人，第返而自責可耳。不然，約已成，權已喪，勉圖補苴且不遑，尚欲潛圖帝制為耶？觀籌安會之發生，而袁氏之甘心媚外，其情弊愈不可掩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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