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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者顧亭林之論學也，謂吾人不當徒言允執其中，而置四海困窮於不言。旨哉言乎！今之中國以貧爲患矣，集無數之人民而成國，人民富足，則國力充實；人民窮蹙，則國力虛耗。吾今且不爲政府言理財之道，而爲社會言治生之方。
《大學》有言曰：「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恒足矣。」此生計學之精義也。一國之生計有然，一家之生計亦何莫不然。
欲生之者衆、食之者寡，則必使一家之人，咸勤厥職。於此有數義焉。第一，則不可使子弟起倚賴父兄之心也。方子弟幼少之時，必與以相當之敎育，隨其性之所近，各畀一業，使專習之，期於長成之後，能自謀生，而無藉於父兄之助。吾觀英人遺傳財產之制，與中國頗不相同。凡田宅之類，概歸長子承襲，而衆子不得與焉。吾國之俗，則父遺財產，衆子均分。以兩制相較，似吾國之制較爲公平，然英人之爲衆子者，以不得父遺財產之故，不欲受其兄之豢養，競出海外，自圖立身之道。英人殖民事業之成功，實由於此。天助自助者，乃英國敎育家之格言。人人有獨立之精神，斯可鑄成獨立之國勢。還觀吾國，一家之中，往往僅有一人經營職業，歲有收入，以維持一家之生活，而安坐而食者，輒數十人、數人，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。欲財之足，豈可得哉？漢鄧禹有子十三人，讀書之外，皆令各習一藝，彼已富貴矣，然猶爲其子孫深謀遠慮如此。君子愛人以德，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，不督子弟以各圖自立，而使生仰給於人之心，是乃與於不慈之甚者也。仰給其父兄已爲不義，若至不能仰給於父兄而不得不仰給於他人，則更爲無恥，非仁人之所忍也。
秦商鞅之立法也，家富子壯則出分，家貧子壯則出贅，此使人民各自謀生、人自爲戰之道也。儒家重親親之義，則詆之爲雜霸。漢人之語曰：「子孝廉，父別居。」以父別居爲子罪，此自儒家之論。吾觀西人壯而有室，則與父別居，其家族制度，迥與吾國不同。此事當另作一篇論之。余獨取其人各自立，實爲使國力充實之一道。此一義也。
第二，則爲父兄者，亦不可有倚賴子弟之心也。諺云：「養兒待老，積穀防飢。」此家人婦子之私情，似亦人情之所宜有。夫衰老之父母，不克自養，不得不有待於子婦之承歡，斯固然矣。余之爲此言也，非欲爲爲子弟者免去其養親之責，不過欲爲爲親者籌其自養之方而已。待養於子，子而賢也，固可無憂；子而不肖也，不免有失所之歎。吾人於少壯有爲之時，當勤儉貯蓄爲衰老時自養之預備，縱使老而無子，或有子而不肖，亦可以其辛勤儲積之資，送老來之日月。吾人之自爲計，固當如此。且人人如此存心，則於國家亦大有益。蓋老者以其平日之所積，足以自活，使少者無後顧之憂，得專心幷力以成其所企之業，其於開展國力，實非小補。故對於子而責其養我，以父子之關係而論，似可無慚；然子因養我之故，而阻其能力之發展，因以阻國力一小部分之發展，以小己與大羣之關係而論，不免有愧。日本人老而傳家政於其子，謂之隱居，有未老而隱居者。福澤諭吉氏曾痛言其弊，謂「人生在世一日，對於社會卽有一日當盡之義務，未老而隱居，是自棄其天職」，正與余之所見相同。吾國人從前國家觀念不甚發達，往往視其子爲私有之財產，遂至有上文所舉養兒待老之諺。如此，則生子純以自利，不得爲高尙之思想。須知子固爲我之子，同時又爲國之民。敎育吾子，非徒自利，卽所以造就國民。此吾人對於國家之義務也。此一義也。
第三，則兄弟不可互相倚賴也。由以上所言，父子之不可互相倚賴，其義甚明。兄弟之不可互相倚賴，亦同此理。予前言英人之爲少子者，不得父遺之財產，亦羞受其兄之豢養，此固丈夫之志事也。吾國人重親親之誼，兄弟之不能自養者，多由其兄弟之能有餘力者資助之；同居共財，往往而有。論其一人之私德，豈不可欽，然自國民生計之全體言之，則實有無窮之弊害。蓋一人生之，數人坐而食之，實大悖生計學之原則。兄弟之良善者，以不忍之故，而願養其同氣，其所以自盡者，固爲得矣。彼兄弟之坐享其成者，怠惰因循，不求自立，以兄弟之資助爲當然，而不知因人而食之爲大可恥。受之者旣大損其獨立自助之精神，施之者亦不免養成倚賴根性之失。偏於厚亦君子之過也。此又一義也。
第四，則女子亦不可怠於治生之天職也。一家之中，男女分業，男子出外以營職，因有收入，女子則管理而運用之。男子雖歲入多額之金錢，若女子不善經理，則家計亦難恒足。西洋各國女子終身不嫁者有之，社會中女子可執之職業亦復不少。吾國近日女子職業學校已有萌芽，女子多有以織襪爲生者，裁縫一科遂漸普及，女子多能自製衣服，不須僱人，此皆社會進步之徵候也。然普通之人家，多有收入較豐，無需女子服此種工作者，惟操持家政之道，不可不亟爲講明。現今之女子，多有閑坐嬉遊漫不以家政爲意者，甚可歎也。此又一義也。
由以上所述而引伸之，更有數義，爲改良社會者所不可忽者。欲求生之者衆、食之者寡，則不可不戒早婚。泰西之人，早婚者極少。男子必有贍養室家之確實收入，女子必有操持家政之能力，始行結婚。結婚之後，與親別居，自立門面。此種家族制度，雖似奇異，固亦有其生計學上之理由。吾國之人，以奉祀祖先爲重，有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之說，故恒急於爲子授室，以早日抱孫爲莫大之幸福。夫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但須以子婦永久之幸福爲斷。今不問其子有贍養妻子之能力與否，而汲汲爲之成家。成家之後，其子不能自謀，乃不得不仰賴其親代負贍養之義務，此家累之重，常人所同歎也。其實卽不早婚，亦未必遂有無後之歎，而徒自重其負擔，使其子婦生仰給坐食之心，此胡爲者？余嘗見人少而娶妻，學未成，業未就，而兒女成行，旣無贍養之資，復昧敎育之道，徒多此不健全之子女，累及親族而貽患社會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據生計學家言，世界之人口，以幾何級數增加，而供人食用之物品，則以算術級數增加，故世界之中常有人滿之患。人浮於事，無業者衆，生存競爭日益劇烈，水旱兵戈之慘劇，乃爲芟除過多人類之一法，此眞人類共同之憂患也。欲減殺此人類之苦痛，在積極的方面，宜講增殖物品之方；在消極的方面，宜講制限生育之道。昔希臘之斯巴達，持絕對的國家主義，人民生子者，必經官長之檢査，體格不强者，則棄而不育。此殘忍無人理，固不可行，人爲淘汰，可行於他種生物，而不可行之於人類之間。然吾人雖不能行人爲淘汰於旣生之後，未嘗不可行人類淘汰於未生之前，則所謂戒早婚者，亦不使社會多產生不健全分子之一法也。此一義也。
欲求生之者衆、食之者寡，又不可不戒娶妾。信耶敎者實行一夫一妻之制，回敎徒則實行一夫多妻之制。吾國之人，有妻有妾，乃一種變形之一夫多妻制也。納妾之可否，係倫理學上之問題，茲不具論，但自生計學上言之，納妾亦增加消費之道，是不可不察也。
自余一人言之，實深信一夫一婦之義者。但欲禁止納妾，此又爲立法上之事，造端宏大，未易見諸施行。夫吾國人之主張保存納妾制者，莫不以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爲其極强之理由。乃有人兒女旣已成行而納妾者，或其妻雖未生子尙有生子之希望而納妾者，此又何說乎？吾發此論，必爲多數人之所駭怪，然余實見夫幷世之人，多有因未能制慾，多納偏房，旣釀家庭之不和，復來生計之困難者，以爲誠有思慮之人，斷斷不宜出此。此與戒早婚之義相同，與社會生計有至大之關係，不可不加深察也。此又一義也。
又有一事，雖不如前二事之重大，然亦有關於生衆食寡之義，則不多用僕婢是也。家中多用一人，卽多一人之費用。於此有節，則家庭清簡，淡中之趣味，有使人穆然意遠者。多用僕婢，不外一種驕惰之習。驕使人浮，惰使人窳，非興家之氣象也。余觀日本、西洋中上流之社會，其使用僕婢，皆不如吾國人之多。如英國之大學敎授與勅任視學官，家中僅用一女僕，司炊爨掃除之事，其餘事件，皆主人躬自爲之。俄國文豪托爾斯泰，主張「事必躬親」之義，不惟不用僕婢，並不欲令子弟服勞。奴僕亦國民之一，私人多養一奴僕，卽國家少一獨立之國民，覘人國者，視其奴僕之多少，卽可以知其國力之盈虛。曾國藩以侍郎假歸，在其湘鄉故宅，不帶僕人，一仍其前日寒素書生之舊。豪傑之風度，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。總之，家中以不多住閑人爲第一要義。僕婢之外，如親族中之游民，亦不可顧恤情面，聽其常久寄食，旣非所以惜物力，亦非所以重人格，而此等寄食之人，又與惡影響於家庭之敎育，其害有不可勝計者。此又一義也。
以上所言，多發明「食之者寡」之義，至「生之者衆」，則尤有可言者。吾人欲謀生財，不可不愼選職業，要以能有益於社會者爲斷。往往有一種職業，自私家言之則爲生利，而自社會言之則爲分利者，此吾人之所當避也。姑舉一例言之，如從前之販賣鴉片者，歲有收入以肥其家，自其家言之，不能不謂爲生利之人；而自社會言之，則此乃分利之尤者。凡不利於社會者，縱令暫時有益於個人，終不能長保其利益。從前販賣鴉片之人，至今日盡失其生業，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據此大原則，以觀察今日中國之社會，又有數義爲吾人所不可不知者，請次第說明之。
第一，吾人不可不知仕非爲貧之義。官吏者，非謀生之職業也。吾人苟對於國事，確有一種政見，欲得有事權以伸其行道濟時之志，則可投身於政界。服官者，義務也，非權利也。能行其道，則服官爲宣力於國家；不能行其道，而尸位素餐，則服官不過爲私人謀生之具。夫謀生之道多端，何必服官哉？此義孟子嘗言之矣。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爲貧者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，抱關擊柝。今日之中國，承科舉時代之積弊，才力稍强、欲望稍多者，羣趨於官吏之一途。求過於供則物價上騰，供過於求則物價下落，此生計學上之公例也。今官吏止有此數，而求官者多至不可紀極，是供過於求也。供過於求，則物品必有滯銷之時，求官者百而得官者一，私人之損失固甚大矣，而國家之損失尤大。向使以此多數人求官之心思日力，而用之於開發地力，擴充實業，則其所生之利，必有百倍千倍於今日者。吾觀今之人徒知謀生之爲急，而不知所以謀生之方，乃誤認作官爲一種職業，運滯銷之貨而僥倖萬一之利，其智不亦甚矣！今者國體雖號稱共和，而人民參政之權，則猶在若有若無之間，其所以致此之根原，要在於國民之無能力。舉多數之人民，羣致力於實業，不恃逢迎結納爲生活，始可以銷滅倚賴政府之奴隸根性，始成爲確能自立之國民，始能發生眞正之輿論，始能舉監督政府之天職。徵諸歷史，歐洲民權之發達，原於都市之勃興，可以知其故矣。
類於官吏者，又有二種人焉，其一則爲當兵者，而其他則爲奉職於局所之人。今日鮮有以當兵爲職業者，因其可以發明上條之義蘊，故不避繁瑣，就之一言。夫當兵亦如服官，乃國民之義務，非可視爲私人之權利者也。如德意志、日本各國，採徵兵制度者，國民於一定年限，有服兵役之義務，此義務完畢之後，乃退而各自謀生。此亦如吾國古者寓兵於農之義。特在今日徵兵各國，則不特農人應服兵役，無論何種之人，皆有爲兵之義務而已。中國近世擇僱兵之制，當兵者久留行伍之間，視爲一種職業，遣散歸農之後，則成爲無業之遊民。吾湘之人，於近數十年間投身於軍營者甚衆，近者一一遣散，民間
及
猝添無數失業之人，此亦社會之隱患也。蓋從前當兵之人，旣不足任對外之戰爭，則於國家爲無用，因此可證職業而不能有益於社會者，終必失其效力。以廣東之人與湖南之人比較，廣東人則從事於海外貿易，湖南人則多從事於政治、軍事。今廣東人之海外貿易方駸駸發達，而吾湘人軍事上之勢力掃地盡矣。此亦生利與分利之辨，吾湘人所宜深長思者也。又以湖南之人較江西之人，亦得有同一之結論。湘人之諺曰：「無江西人不成口岸，無湖南人不成衙門。」若以此自矜者，其實窟穴於衙門固非最上之業，且非長久之計也。前清限制旗人不得營農工商之業，惟得爲官與兵。經二百餘年，滿人乃盡失其生活之能力，幾幾乎無以自存。吾湘之人，雖從前多當兵者，然尙有多數之人營各種之生業，其受害較滿人爲淺，然已不勝其弊矣。今吾湘人暫無當兵之機會，正吾人當通盤籌畫，早圖變計之時。合全省之人專精幷力以圖實業之發達，其收效之遠大，有不可以數計者。此又指導社會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昔咸、同軍興之際，湘人當事者以軍費無所出，法劉晏用士人之策，任用書生，辦理釐金、督銷兩局之事，自是而後，衣食於此兩局者甚多，此亦一種職業也。然任其事者，人皆能之，不必爲特別之技能，不必經長久之學習，是以謀幹者多難得而易失。其得之也全憑親友之薦引，往往奔走營求，經一二年之停辛佇苦，僅乃得之，接事未久，或主者易人，又不免於撤換。此誠依人作計不得已之下策也。余恒勸親友宜勤求一門專精之學問藝業，不可恃兩局爲生涯。我有學問藝業足以自立，但有人求我之事，而不必有我求人之事，豈不甚快。此亦選擇職業者所不可不知之義也。近日人心浮動，有舍本逐末之趣勢，鄉人多棄其本業而爭趨城市，余甚憫之。居鄉務本業者，雖勤勞而寡獲，然安而可久。入城市謀事者，雖間能多獲，然飄泊無常，且易染惡習，或至喪其人格而不可恢復。余每見親族欲棄鄉里本業而遠適謀事者，必勸阻之。余亦絕不肯爲鄉人薦引，以徒利目前或貽終身之損害也。此又選擇職業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因論釐金、督銷兩局之事，又觸發余之感慨。夫任此兩局之事，乃人人之所能，故爭之者多，難於長保其地位，斯固然矣。然兩局之中，眞能辦事者亦頗難得，若久於其任，熟習公事，能保信用，則亦爲當道者之所倚仗，而非新進者之所能與爭。蓋官場用人，亦未嘗不重資格、重信用，眞能辦事之人，斷不至於有失業之憂也。考兩局肇設之時，原仿劉晏用士人之意，以士人能自愛，多廉潔也。行之旣久，初意浸失，銀錢經手，易有侵漁，因而失其信用者比比矣。信用旣失，不可回復，此後乃永絕其謀事之機會。吾國之人思慮淺而眼光短，良爲可哀。夫所侵漁者不過少數，而失其終身謀生之機會，所得小而所喪大。營目前之利而貽永久之害，可悲可痛，孰甚於此。且此非徒個人之失策，亦國家之大憂也。余在英國時，某英人問余：「中國商人，皆重信用，何以中國官吏，從上至下，皆不免侵漁之陋習？」余實顏汗，無以爲辭。生於中國社會之中者，漸染積習，視爲固然，流俗滔滔，恬不爲怪。若夫東西各國，政法修明，乃罕聞此事。自非然者，何由富强？人民之廉貪與國家之興衰有絕大之關係。若謂此風遂不可挽，則是中國竟無可爲。曾滌生家書有曰：「近來帶兵者，皆不免稍肥私槖，余不能禁人之苟取，但求自己不苟取。」苦哉此心，令人肅然起敬。所望有志之士，貞介自持，不染汚俗，以廉恥相尙，以清儉爲高。造端甚微，收效必巨。此則區區之愚所馨香而禱祝者也。此一義也。
夫失其信用，固治生之大戒，而忘分冒進，亦非永保職業之道也。近數年來，以社會經極大改革之故，人民大長其囂競，得業失業，易如反掌；拔幟立幟，曾不轉瞬。安常守故，則嫌其枯寂。攀高競進、則唯患不速。一有蹉跌，乃頓失其所據矣。旣失業而悔之，欲求故地，不可復得。此等事乃余之所常見，往往旁觀歎息而莫能相喻者也。余觀英、德之社會，莫不尙老成而貴資格。少壯有爲之人，初入社會任事之時，多居輔助之地位，聽高年之指導；及其更事旣多，乃隨流平進，終至高位。人無僥倖之心，而社會之組織，異常鞏固。英倫銀行，世界金融之中心也，其勢力之偉大，甚爲可驚。及詢其主持行務之人，以何法而取得其資格，乃皆由歷試而來。現在主持行務之人，恒以儲蓄後進、愼選替人爲其重大之責任。以如此偉大之事業，乃歸於自治團體之所經營，英人自治能力之强，於此可見，而其立法之精神，亦實有可師者。治生者固當力保其現有之職業，不可希高慕遠，求進太速，反失其固有之地位也。此又一義也。
以上所言，均發明生衆食寡之義，今將於「爲之者疾」之義有所敷陳。以程功之敏速而言，吾國較之西洋各國，迥不相及。鐵路尙未開通，則交通遲滯；機器尙未廣用，則製造緩漫；此皆大悖於爲之者疾之義者也，然此猶屬社會生計之範圍。今請就吾國現在之情狀，個人能力之所及者，箴其闕失，而謀其變通，當亦讀者諸君之所樂聞也。
欲求「爲之者疾」，則首重惜時。荷蘭人之諺曰：「時者金也。」人之生利，必需勞力，未有安坐而能獲者。以勞力施於事物，又必需一定之時間，始能收其所期之效。故計功者不可無勞力與時間之二要素。勞力大而時間短與勞力小而時間久者，其效相等，此力學之所明示也。吾人治事，恒患力微，全賴積多數之時間以完成遠大之事業。大禹惜寸陰，陶侃惜分陰，此歷史上之美談，以之處今日之時勢，尤爲對證之藥。美國大富豪摩爾根氏，最惜時間，會客交談，人不過五分鐘，雖接見大統領，亦不違此定例。卽日本人諸戶清六氏之佚事，亦大有足稱者。諸戶氏白手成家，致富鉅萬，生平愛惜光陰。有來言事者，立門中與之談，事畢卽退，幷不延之入坐。食時常備飯二碗，更迭食之，以省添飯之時間。家中常備人力車，以便有事時卽刻外出。蓋商業利在乘機，一有違誤，則損失不可勝計，故東西各國成功之人，莫不以急起直追，一日千里，爲趨事赴功之秘訣。吾國之人全不知時間之可貴，因循玩愒，萬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，甚非開國進取之氣象也。凡事有可於今日爲之者，卽宜今日爲之，斷不可留待明日，有因一日之遲而誤事機者矣。且明日又有明日當爲之事，今以今日當爲之事留待明日，是先奪去明日一分之日力，而明日當爲之事必有不能卽辦者矣。如此逐日積壓，事愈多而心愈紛，如欠債然，將終身無有肅清之一日。常人動歎事忙，而不知由其平日之不勤有以致之。若案無留牘，判決如流，則雖處軍務倥偬之中，仍能好整以暇。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其急於禮見賢士也，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，此眞精勤孟晉，一向無前，三千年之下猶使人聞風興起，宜其多才多藝，而能制定有周一代之禮樂也。嗟我兄弟，邦人諸友，毋再因循，因循則事愈不可爲矣。此一義也。
惜時則不可不省無謂之應酬。夫人類者，樂羣之動物也，歲時過從，禮俗相交，正人生之樂事，所謂社會之親和力也，此安可無之？獨不可太濫耳，太濫則廢時失事，旣非所以成己，亦非所以成物。周末文勝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變周之文，從殷之質。吾觀泰西之俗，頗有尙質之意，交際率眞，不尙僞善。中國近今之習俗，則頗有文勝之弊。形式雖具，眞意淪亡，如拜謁回候，請酒復席，多有出於勉强，幷非事勢之所必須。人之精力，大率銷磨於此中，而事之廢棄者多矣。昔譚復生在長沙，曾創延年會，欲聯合多人，將無謂之應酬，一概省去，彼此相諒，無復猜疑。其所以名爲延年會者，謂人生年壽之長短，與其作事之多寡爲正比例。作事多者，雖夭亦壽；作事寡者，雖壽亦夭。省去無謂之應酬，則人人可多辦事，人人可以延年矣。遭遇厄會，志不獲施，然此義實可懸之日月而不刊。民國成立以後，文法稍寬，人民益厭薄僞善，然社會中之交際仍有當省而不省者，蓋緣辦事之心未誠，故覺朋從之情難恝。若眞做事人，則職務在身，責無旁貸，自不暇八面周全，雖應酬稍疏，人亦必能相諒矣。今姑舉一事以爲例。文酒宴遊，此士夫之勝事，各國風俗，亦大抵相同。愚遊英國之時，亦曾與其中流人家之宴會，每食四簋，較常餐不過稍豐。卽結婚之筵席，亦與常同，初無過爲盛設之事，其盛設者亦不過六簋、八簋止矣。款客而不傷於費，達情而不侈於欲，此可久之道也。中國酒席，則肴饌太多，往往略嘗，卽便撤去，食品過多而不爲用，寧非暴殄？余妄倡一論，謂今後酒席，當以八簋爲限，又宜同時而進，不可過事遷延，務減短會食之時間，庶無廢事失時之患。此亦窮變通久之一道也。比較西洋人與吾國人之會食，抑猶有可論者。中國人會食之時間太長，往往宴畢卽散。酒闌人散，興味索然，似專以飲食爲事者。西洋人會食之後，必留連時許，遊戲歌唱，以相娛樂，賓主盡歡，始從容散去。此無關治生之旨，不過以示吾國宴會，尙多可以改良之餘地而已。余近赴友人之席，主客閑談，對於此事皆頗有改良之希望，然相顧不發，敝俗何自而更新？此則區區私懷，所望於率先社會之勇者也。吾鄉有李生者，求學日本，專心課業，同國人相訪，讀書如故，旣不對話，亦不送迎，勤苦卓立，良可嘉尙。吾國遊民太衆，進見無時，非稍從簡略，不復可以讀書治事。呂新吾有言：「余嘗自喜行三種方便：不面謁人，省其疲於應接；不輕寄書，省其困於裁答；不乞求人看顧，省其難於區處。」吾願閑居無事之人，無輕於造訪，使他人有勤修正業之餘日，蓋亦一種之方便也。此一義也。
中國人之習俗，大悖乎「爲之者疾」之義者，又在於不守時間。時間之可貴，前旣言之矣，然我惜時而人不守時，則亦常受人之牽掣，而不能無浪擲光陰之患。西人最重守時，如與人約某時往晤，必如期前往，不差分秒。有違誤者，則主人他出，不復坐候，將虛此一往返，而不能達其面晤之目的。且如此行爲，甚爲西人之所賤視，視之與不守約束、發虛僞之語者同科。又如赴人酒席，亦必如時，不可遲亦不可早，早則主家尙未準備，頗不相宜，遲則主家逕自開席，不復相待。社會中人皆視守時爲天經地義，有犯之者，衆不之齒，監督嚴重，良不可及。中國之人全無守時之觀念，凡有約會，任意遲延，每次必使如期而至者，坐候一二小時，實爲苦事。事之坐廢者，不知凡幾。此眞吾國最大之積弊，不可不急行改良者也。此事在常居國內者，往往視爲固然，不求改變；其曾游海外者，習於西俗之秩序整然，歸國之後，深覺此事之苦痛，而無可如何。余每遇有約會，必如期而往，寧往而久待，不肯隨俗苟且，尤而效之。區區之愚，或爲旁觀者所憫笑，不知流俗滔滔，驟不可挽。必有痛言其弊之人，始有變革之機；又必有實行改革之人，始有觀摩之效。所願同志君子，勇猛開先，一變至道，其有益於風俗人心，非淺鮮也。此一義也。
至於「用之者舒」，則可言者尤不止一事。今請先言儲蓄之義。人生在世，壽長者七八十年，然二十歲以前，爲受敎育之時期，不惟不能有所收入，而且多需支出。二十以後，始爲任職就業之時，人之能生利也。其尤有望者，僅此數十年間耳。迨其衰老，則精力不繼，不復可以任勞，不得不舍棄生業，坐耗居諸。故人當少壯有爲之時，不可不儲蓄餘資，以爲老年之豫備。且敎育子女之費，嫁娶喪葬之需，皆不可不豫儲之於平日。不獨此也，人之治生，全賴心力與體力，若偶有病患，卽收入頓微，又況失業閑居，乃社會中恒見之事，若其毫無貯蓄，豈不窘迫萬端？此西洋學校敎授修身，所爲汲汲於養成勤儉貯蓄之思想也。大凡立身居家之道，先在知理財之方，使貯蓄有素，資用常餘，則置身社會之中，常有超然獨立進退裕如之象。若漫無思慮，浪擲資財，及至手中拮据，或至喪其廉恥，可羞可痛，孰甚於斯。吾觀西人保險之業，異常發達，如人壽保險，尤足徵人民思慮之深，平時歲入數鎊，取之不難，迨至壽命已終，寡妻弱子，坐享巨資，無慮失所。此犧牲現在之利益以爲將來，智慮淺短之人民，不知出此。此余所以對照彼我慨然興歎者也。考英人優待敎員，亦有養老年金之設，其法使任敎員者年納若干，儲爲公積，老而退職，乃有所憑。近歲英國國會制定國家保險之法，凡爲僕役者歲貯工貲若干，由主人扣存，主人、國家各益少許，集成巨款，用作基金，俾僕役衰老之年，得所贍養，法良意美，此乃國家社會主義之先驅也。英之立法家爲人民謀貯蓄如此，吾國知此義者尙少，立爲政策，以圖進行，不知當俟諸何日？吾願國人善自爲謀，競講貯蓄，將來家給人足，百廢具興，强國利羣，何施不可。吾觀幷世之人，全不知儲蓄之義，每歲所入，揮霍無餘，或且過之，毫不省記，一有疾病，或遇閑居，則借貸無門，困苦萬狀。余嘗旁觀太息，謂以若所爲，困苦之來，無可倖脫，乃曾不知畏避，甘以身受其牽纒，慮淺智昏，良可嗟歎。近日生活程度，逐日加高，然以今日之收入，較之昔時，有增加十倍者。假如往年收入僅有百金，今則可獲千金，若使維持舊狀，無使生活程度驟然增高，縱使物價上騰，仍當有餘可蓄。何以收入愈多，餘存無幾，豈非但顧今日，不慮明朝。此誠弱國之病源，窳羣之敗兆也。語云：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」須知收入雖多，不可長恃，奢侈成習，補救維艱。總之，無論所獲多少，決不可一舉而空之，所存雖屬細微，積久可成大數，保家之道，莫切如此。此一義也。
舉債者治生之大戒，非萬不得已，斷不可輕於一試。舉債必須認息，年年還息，積久乃倍其本額，其爲損耗不可勝言。夫舉債以經營生業，償息之外，尙有所贏，是固可爲之事；若舉債以供消費，則毫無生產，徒耗息錢，剜肉醫瘡，莫此爲甚。至不能每年還息，則息又成本，展轉增益，虧累愈深，破產之禍，將不可救。昔袁君載有言：「凡人之敢於舉債者，必謂他日寬餘，可以償矣，不知今日無寬餘，他日何爲而有寬餘？譬如百里之路，分爲兩日行，則兩日皆辦。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，雖勞苦而不可至。」至理名言，吾輩所當深玩也。英人斯邁爾斯氏所著《自助論》，乃有益身心之書，余特鈔其論借貸之害者一節，以證余說。其言曰：「人一負債，則其品行必不眞實。蓋借債之人，無以爲償，往往爲延期限而揑造言辭，僞託事故，故借債進一步，欺僞亦進一步。借債欺僞，互相追隨，豈不悲哉。」畫家海曇向人借金，歸金之日，歎曰：「古諺云，借債是借憂也，今日吾親嘗之矣。」可知借債不僅有關於生計，幷有關於品行。日本福澤諭吉氏，亦寧賣田產，決不借債。能者所見，大抵略同。人能以借債爲戒，自不至於浪費。又人來借債，亦不可濫與，使彼負債而不能償。是壞其品行也，非以愛之，實以害之，誠知借債之害者之所不忍出也。此一義也。
中國之惡俗，大足以增加消費者，其唯賭博乎？賭博者，一種之遊戲也。遊戲之衝動，乃人人之所有，獨其以財物爲孤注，乃大有害於治生。近日鬭牌之習，流衍全國，不染此習之人，寥寥可數，所謂鉅人長德、曠世人豪者多不免此。雖已懸爲禁令，然恥尙失所，禁絕爲難，甚非興國之氣象也。上流之人，因博而負，則臨財之際，不免苟且；下流之人，因博而負，則飢寒迫身，流爲盜賊。余嘗謂吾國之宜戒鬭牌，一如吾國之宜禁鴉片。此事自一人言之，不過消遣時日，本非絕對之罪惡，然合社會全體計之，則妨時廢事，使人喪其生業，乃社會之大憂也。上流之人，一舉一動，悉關風敎。人謂明哲尙有此舉，吾輩何不可爲？卽如吸食鴉片，若在富人，不須謀生，有資可購，與人無忤，與世無爭，自其一人言之，似可無需禁戒，然事關全國，未便參差。鬭牌之習，理亦同此。若謂於我無傷，不妨任意，揆之公德，豈曰無虧？此則區區之愚，敢爲海內人士正告者也。此一義也。
以上所述，皆箴砭時俗之言，所懷區區，未盡百一。近人之言曰，現在英、德競爭，其最後之勝負，決於國民之生產力，而實決於國民之道德力。道德頹敗，生產力多因之衰微。國際競爭，何以存立，前途茫茫，不禁擲筆而三歎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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